周恩來傳（簡體書）

1 多次收養
在淮安，坐落著一棟雅致的上流社會的住宅。對一個註定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領袖的人來說，這裡似乎不可能是一個起步的地方。然而，沒
落的周氏家族的紳士們，儘管在中國東部海岸那繁榮的城鎮裡掙扎著來維持自己的官吏階級利益，當他們聽到1898 年3 月5 日出生的那個孩子成了中國最著名的總理的消息時，卻根本不感
到驚奇。他們覺得這是絲毫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事。
今天，如果你到江蘇省淮安去的話，人們會帶著你穿過一條兩壁潔白的通道，進入那老式的卻又具有新的傳奇色彩的房子裡去。房子上面寫著：“周恩來故居”。這棟房子並不算大，
僅僅一層，但那磚砌的牆壁卻厚厚實實，那支撐著房檐的木柱雕刻得精緻華麗，那傳統的灰色中國瓦片昂首翹望著天空。
在這棟房子裡，你可以看到周降臨人世的房間，他祖父的居室以及他父母的臥室。屋外的院子裡，有一小塊菜地和一口古井。整個故居顯得古老陳舊，在一個國家目前正忙於現代化的進程中，它卻儼然像座靜靜的小島。按照當地的水平來講，這棟房子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
淮安縣城坐落在大運河畔。這條大運河是過去皇帝們修建的一項了不起的人造工程，它連接了中國的兩大河流—長江與黃河，通過許多沼澤地、湖泊及水路，使江蘇中部變得猶如中國的荷蘭。這就是周恩來的家鄉所處的位置。長江流域大量的稻田，使這裡變成了一塊非常富饒的土地。
在填寫大學入校表格中出生日期一欄時，周恩來寫道：那是在“民國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 ——一個令勤勞的中國人民渴望已久的共和國，周為了鞏固這個共和國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周恩來出生時，一個舊的世紀正在走向死亡，因此，他的童年經歷了犯有時代錯誤的清朝皇帝統治下的最後幾年，而這個清朝皇帝則是一系列統治中國的皇帝中的最後一位。
周的家庭長輩們是一些有修養的、遭受了艱難時世磨煉的紳士。他的國家竭力讓人們知道，在無能政府的統治下和來自海外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一個自豪的文明的國家走向了衰落
是多麼令人感到屈辱。歐洲列強正在欺淩中國，侵吞它的領土，強迫它接受帶有掠奪條件的貿易，可軟弱無能的王朝統治者們卻對此一無所措。
周的父親——貽能（1874~1942），有著玩世不恭的特點。他一生沒有什麼成就，卻是個開朗的人。不過，他對長期在中國實行的崩潰中的官吏制度感到不滿。他從來沒有得到過縣官
職位，而這是他受的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他那著名的兒子出生時，他才不過24 歲。孩子取名為恩來，意為“恩惠到來”，是用以對孩子的來到表示感恩和期望。但是，貽能徒勞地期待著，得到的只是外省的一個很不重要的小職位。當周恩來幾十年後成為總理時，他常常十分嚴肅地這樣回憶他的父親“一個
地方小吏，月收入不足30 元”。那時也稱30 美元。
這位父親溫文爾雅，與世無爭。在幾個更富有成就的兄弟面前，他便顯得相形見絀了。他置生活的壓力於不顧，對那微薄薪俸甘之如飴，以喝米酒和吟頌一本詩集來打發自己的日子。在淮安的故居裡，牆上有一張已經發黃了的相片。從這張相片中可以看出，他身著老式大袖衫，神態玩世不恭，容貌粗糙，卻流露出安寧的圓滑老練。
如果周的父親當初“成功”了的話，周或許獲得的會是一種完全的上流社會階層的觀點。正如事實所示，周生活在像他後來所描繪的那樣一個“破產的官吏家庭”裡；或用他的中文傳記之一的話說，生活在“沒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逐步懂得了財產意味著什麼，並且也更進一步感到了什麼是不公平。在中國的屬相中，周生於狗年，因此，一個算命先生認為他是個具有潛力的正義的鬥士—謹慎、具有超凡的魅力，卻固執，是個愛挑剔錯誤的人。
周恩來的母親萬冬兒（1877~1907），是個有才幹的女人，出身于一個傑出的地方官宦家庭，嫺熟于中國傳統的交往。家中房間裡的照片顯示出她的熱情和漂亮的容貌及幾乎容易感覺出的聰明，而這種聰明並不是通過受教育發展而來的。
不幸的是，她的父親在她生下周恩來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而她的悲傷或許使她失去了對孩子的興趣。這樣一來，周氏家族特別是他的兩個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擔起照料這個孩子的責任。富有傳奇色彩的周攀龍—周的祖父，有著傑出的宦途經曆，這曾使他於19世紀70 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過淮安。在故鄉紹興，攀龍與當地一個魯氏女子結下了婚姻並養育了4 個兒子。遷到淮安後，魯氏曾經回到老家紹興，過作客的生活。
紹興處於浙江省，距淮安南邊有300 英里，它因生產米酒、充滿書卷氣和擁有許多圖書館而聞名於中國。周恩來曾隨魯氏回過紹興，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萬氏家庭一塊生活。按照中國過去的常規，人們往往以父親的原籍作為自己的祖籍。周恩來常說，儘管他出生于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紹興”。後來，他曾經在1939 年回到祖父攀龍的祖先家紹興，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們的敬意並參觀百歲堂。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經一塊生活過的地方。
如果周恩來的確如此關心紹興的那些墓碑的話，那麼這可能反映了他從小就對他的3 個叔伯父所懷有的感恩圖報之情。這個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 個堂兄弟—祖父攀龍的哥弟所生的7 個孩子—與他們合攏在一起。這樣，總共有10個叔伯父，他們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 個中了舉人—中國科舉制度中的第二等級，一個成了地方高級官吏和地主，另一個成了商人，有一個曾經擔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在當時國內分裂的情況下，主張南北議和。周的童年並不具有典型的上層社會的中國孩子所過的平靜的田園詩般的生活。當還是個幾個月的孩子的時候，他便被過繼給了叔父貽淦，因為貽淦病得很厲害，唯恐無嗣。這種收養並不意味著要搬遷遠去，他的許多叔伯都與周的父母同在一個院落內一起生活。周的生父的願望常常可以用來解釋周氏大家庭這種集體精神的非凡表現，即保證他那日益衰弱的弟弟在家族牌位中的位置能通過男性後代繼續傳下去。這一點在中國的傳統中是非常重要的。周的生父的另一個動機是為了治好恩來叔父的疾病，而這一說法是最近才對去淮安參觀的人們透露出來的。如果真是出於這一動機的話，那麼此舉是未奏效的。
一位中國作者評論了這一情節是如何表明“中國的傳統具有一種解除無能為力的父母所肩負的重擔的辦法”。人們不禁要懷疑這位生父的不負責任。此外，生母因自己父親的去世而產生的悲痛，使她變得不能與自己的丈夫一起共同對孩子加以照料。這些表明，周從小就離開了親生父母，其生身父母後來又生了兩個兒子並把他們留養在家中。
根據一種說法，童年的周屢遭不幸。他被收養後不久，其繼父便死了。他當時還只有1 歲，由守寡的養母帶大。養母是淮安陳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婦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會良知。周深受這位婦女的影響，以至於在其後來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當成了自己的“母親”，正如他曾用此來稱呼他的生母。他承認自己有兩個母親，而這使一些傳記作者感到迷惑不解。
養母陳氏沒有受過教育，據說這主要是因為她的暴烈脾氣，使她不可能讓人來教她。她沒有讀過書，因此她的一些才藝僅局限于普通女性的料理家務，諸如做飯和刺繡等。但是，她卻強有力地行使著自己的權威，通常以嚴格的家教來對孩子們進行約束。當她站起來時，沒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周膽敢坐著不動；當她發脾氣時，沒有誰敢插嘴多言，除非周有可能面帶微笑提些謹慎的建議或盡力使她消氣。她肯定對恩來有著偏愛，她思維敏捷，據說她能在與當地佛教法師的辯論中堅持自己的觀點。
她喜歡講故事，尤其是講那些抗暴起義的古代傳說。在她的身邊，聽著這些故事，周受到了這方面的影響，而這可能使他反抗家長專制的夢幻得以正式形成。他的同事們在後來的生活中都對他瞭解這些故事的程度及這些故事仍能夠使他激動不已而感到驚奇。“我感激我母親的指導，”他這樣說，“沒有她的關心照顧，那我就不能夠在事業追求方面培養任何興趣。”然而，在周的性格發展過程中，起過促使其形成作用的另一位婦女，則是那個家庭的奶媽。她非常喜愛他，常常告訴他有關周家大門外農民們過著的艱苦生活。她詳細給他講述50年前太平軍起義、懲處貪官污吏、劫富濟貧的故事。當周6 歲的時候，他的生母時來運轉，她和她的弟弟合中了1 張彩票，得了1 萬元的獎。他們有了這筆錢，就住到了他的外祖母的家中。這裡離大運河約有10 英里路遠。在這個地方，她廝守著一個古怪的家庭。這個家庭包括她的丈夫貽能（周的生父）、周恩來、周的兩個弟弟恩溥、恩壽，以及周的養母。儘管周的那些親屬關係不斷地從一個社會關係中的小家庭轉變到另一個小家庭裡，但他始終是生活在同一個家庭裡。在淮陰，周進入了他外祖父留下來的大藏書室。在這3年間，他培養了對唐詩的興趣（他對古詩的深刻記憶，後來使他的朋友們均感到驚訝）。
這是他這段生活中較為輕鬆愉快的一面。然而不幸的是，其生母中獎的錢不久就花光了。她的身體狀況也隨著命運而不斷下降。當時，中國的這一部分土地正遭受饑荒和經濟蕭條的嚴重破壞。周此時才9 歲，卻不得不經常往當鋪裡跑，並到親朋家借債，然後從藥店裡買些藥回來給他那痛苦的母親治病。但是，她的病已經到了無法醫治的地步，於1907 年離開了人世。
正像周恩來僅僅不到1 歲時就“ 失去” 了養父一樣，當他現在才10 歲時又失去了兩個母親，因為他的養母在他的生母去世後不久也離開了人間。他分別從兩個母親那裡繼承了很多“東西”。他從生母那兒繼承的是身體方面的東西，而從養母那裡繼承的則是文化修養方面的東西。但是，他卻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兩個母親中的位置。“我嬸子，”他後來解釋道，“當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便成了我真正的母親。在10 歲之前，我一直跟著她，甚至一天也未離開過她，直到她和我的生母兩人都去世為止。”在周仍未跨出童年之前，無疑這是他生活中最艱難的時刻。他和他的那些逐步衰落的親屬傷感地回到了他們原來在淮安的家中，生活變得更為貧窮了。只有誠實厚道的老奶奶繼續留下來照料周和弟弟們。他再度開始往當鋪裡跑，被迫負責在院子裡種點菜以養活家人。
但是，中國家庭制度的好的一面是，它能為有抱負的年輕人開闢一些途徑。此刻，周的其他幾個叔伯開始對周產生了興趣。據說其中有一個在回淮安探親期間同周進行了一次談話，並讓他到北方去。根據另一種說法，是周主動給他的兩個叔伯寫信的，而這種說法聽起來更像其他人後來回憶的那樣，即周說過“以後便出走了並一直走自己的路”。
12 歲那年，即1910 年春天，周離開了他那綠色遍佈的家鄉，來到了遙遠而乾燥的北方。這裡是中國的一部分—滿洲，日本對它長期投以貪婪的目光。這兩個當時在滿洲工作的伯父都在現在的遼寧省。周首先住在鐵嶺，恰好這時他父親也在鐵嶺，他同父親住在一起。貽謙在一個稅務所工作，他樂於給侄子講清楚國家究竟是如何四分五裂的、需要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以恢復國家的權威和效率。周開始閱讀有關歷史上革新者的書籍和小冊子，如梁啟超—他的革新思想曾遭到宮廷的鎮壓。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曾紮過辮子。我滿腦子舊思想、舊東西，甚至連資本主義都不接受（後來接受了一些）。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我才發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幾個月後，周進入了附近的一所第一流的小學讀書。他的伯父貽賡沒有孩子，所以不久便把他領走，讓他在奉天（今瀋陽）進了一所更好一點的東關模範學校。這所學校靠近瀋陽老城的東門，作為傳教士贊助創辦的學校，與其他學校相比，要顯得更加進步些。在此校3 年間，周在書法和國文兩門功課中均屬全班第一。他的一篇作文被指定為全區的範文，還有一篇被選入一本集子中而發表並參加了評展。他採用一些辦法來對付學校中那些恃強淩弱的學生，而他在後來的政治生涯中反復使用了這一戰術，與那些受欺負的人結成朋友，把他們組織起來形成一條聯合戰線，以反對那些橫行霸道的傢伙。然而，同樣的一個朋友卻把他描繪成“害羞”，特別是當他被點名站起來朗讀課文的時候。
跟別的男孩子不一樣的是，他似乎確定知道自己想學點什麼以及為什麼而學。他在家堅持廣泛閱讀歷史和政治學方面的書籍。一次，校長問學生們為什麼要學習，得到的都是些很平常的回答：“為光耀門楣而讀書”或“為了找份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說：“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十幾歲的青少年周，現在已離開了女人的世界，開始與其終生的世界觀相接觸。他的身邊現在都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男性長輩。在家接觸的是他過去遠離的伯父，在學校則是他的新老師。歷史老師高給他介紹了一份激進的刊物，其中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政治見解和令人興奮的民族主義語句。周開始瞭解到達爾文、米勒、盧梭及憲法保障下的人權概念。通過閱讀有關康有為的文章，他腦子裡產生了烏托邦式的自由世界的夢幻，追尋共產和理想的共產主義。在他的同代中國人中，人們可以發現許多這方面的熱心者，包括湖南省的另一位頗有頭腦的十幾歲的年輕人—毛澤東。
這些年輕的革新者—包括周，他們的靶子是當時的政府對大眾願望的置若罔聞、中國施政者的專斷蠻橫、當政者對歐洲幾個世紀來都已公認的甚至是基本的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冷淡漠視、婦女的低下地位、痛苦落後的女人裹足陋習，以及對智力活動與教育的極為嚴格的束縛。
周的老師通過向他介紹著名的《新民叢報》，給他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這個雜誌中，梁啟超以激昂的情緒抨擊了當時的那些非正義、不平等的現象。這兩個老師為周恩來指明了前進的道路。他們一起談論早期革命者的殉難事蹟，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周和他的同學們潸然淚下。
周在東關模範學校就讀的第一年，一個偶然到來的機會使周的一些理想得以付諸實踐。1911年，革命黨人最終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當革命的浪潮衝擊到瀋陽的大門時，歷史老師高毅然剪去了他自己的辮子，或者叫“豬尾巴”，蔑視那古老可笑的人人都得紮辮子的滿族制度。周也剪去了他的小辮子，加入那些從異己的清王朝習慣中解放了自己的中國人的行列中。然而，不久他便感到迷惑不解，因為革命党人分裂成了一些集團和派別，各自追逐著他們自己的利益。
唯一的一個有前途的政治團體（其中包括孫逸仙）是1912 年創建的國民黨，其政綱是使共和國實行議會制。周後來在這一陣營內度過了幾年正式的政治生涯。由於周來自魚米之鄉，那裡風景秀麗，四季如春，因此，他發現中國北方顯得蕭瑟奇異。學校的其他同學都比他個子高，體格也比他壯，所以他們稱他為“小南方佬”，也含有“小蠻子”的意思。他們以高粱、小米為食，而見不到他曾常吃過的大米。“我1910 年來到瀋陽，”他後來回憶說，“在那裡生活了3 年。當我剛到時，我紮著一條小辮。我的身體之所以現在還這麼好，應該感謝瀋陽的高粱米和從黃土地上刮起的勁風。”
“在滿洲的生活是有好處的，”周回憶說，“當我還在上小學的時候，無論是冬夏，我們都要做室外體育鍛煉，把文弱的身體鍛煉強健了。再一個好處是吃高粱米，這改變了我的生活習慣。我的骨骼長得更大了，也鍛煉了我的腸胃，這就使我的身體能夠適應以後的戰爭年代和繁忙的工作。”一個敬仰周的人格的人把此歸因於一種“中國的南方人獨特的靈活性與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或許，他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從中國的這兩個“世界”中得到了最大的受益，從而更能夠理解並敢於領導這個幅員遼闊並且變化萬千的國家。
1911 年，有個朋友帶他去參觀僅在6 年前發生的日俄戰爭的一個戰場遺址。他這個朋友的祖父氣憤地講述了這場發生在中國國土上的兩個外國之間的戰爭，還講到了那些被屠殺的及遭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國人。據說，周當場悄悄地發誓，要報仇雪恥。在13 歲那年，他已經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了。周於1913 年即他15 歲那年，畢業于在瀋陽念書的那所學校，沉浸在一片鮮花的告別之中。周給一個朋友題寫了如下激動人心的話：“無論走到哪裡都要記住：當中華在全世界飛騰之日，希望我們能再度相會。”這個特別的男同學很幸運地生活了以後的40 年，他拿著已經破爛的字條到北京去找周總理，以證明周總理敏銳的判斷力。作為一個中年的掌權人，周重新讀了他青少年時所寫的似乎具有崇高境界的字條。他可能對他在1913 年寫的帶有沙文主義急躁情緒的這種紀念物並不完全感到舒服，因此，據說他很快把這個字條藏到一個沒人能夠發現的地方。
20 世紀60 年代，在一個很少公開的有關他的家庭的參考資料中，周恩來總理解釋了他為什麼有半個世紀沒有回去訪問過他的家鄉，儘管周已經“把我家的房子捐給了政府”。他的嬸母曾不太合適地指出了“我出生時的地方，事實上她並非真正知道”。江蘇省委堅持要保留一間房子作為紀念……“介紹這種封建的思想會有什麼好處呢？這難道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嗎？再說這還牽涉一些祖墳，盡是些沒必要的東西，請採用深葬法了之。”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想不引人注目地從淮安這一景象中消失，但是人們理所當然對這位當地英雄持有紀念的興趣。
他的童年始終在不尋常地變換著—身軀從中國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當他還是個嬰兒時便從他的生身父母那裡送給了他的養父母。接著，作為一個10 歲的孩子，他便開始痛苦地料理兩個母親的喪事。但是，這一切過去以後，他又愉快地投入了500 英里之外的伯父家中。每當他談到家庭的早年破產與應酬門面及自己在中年時對老父親在經濟上的保守行為時，總會流露出一種控制不住的痛苦感。由於生父沒有盡責任來照料他，養父在他還沒有來得及認識之前就去世了，而幾個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對他起了作用，所以周從未有過一個令人滿意的父輩形象，也沒有一個成年男子的行為舉止可以作為榜樣來效仿。
周把這些經歷作為從事革命事業的基本磨煉。他的父輩們終生悔恨那已消失的過去，但對日益逼近的未來卻永遠是那麼的困惑。他們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對他們再也不能認識到的易於變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準備呢？周抑制著從小以來就懷藏的怒氣，心中燃燒著已經成熟了的改造社會的激情，並認為如果必要的話還可通過暴力來改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