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往事：法事學者周大偉隨筆集（簡體書）

《北京往事：法事學者周大偉隨筆集》用深入淺出、詼諧幽默的文字來敘述艱澀枯燥的法律問題，主張客觀溫和、活泛並人性充沛的寫作風格。書中用不同的視角揭示了往事中不為人知的一面，以及作者與眾不同的思考。講的不光是北京，也不全是往事，更不僅僅是法律，行文幽默風趣、構想縝密而有力度。

周大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研究學者。現在中美兩地從事法學教研和企業投資顧問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北京理工大學兼職教授，紀錄片獨立製片人、投資公司法律顧問、《中國新聞週刊》、《法制日報-法治週末》專欄作家）。

《北京往事:法事學者周大偉隨筆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周君大偉，一個挺普通的名字；也許是因為旅居海外多年的緣故，有人喜歡按照諧音稱呼他為David（大衛），這個來自圣經里的英文名字其實也挺普通的。不過，兩個普通的名字能夠自然地合為一體，這偶然中也就體現出幾許特別。或許，這種特別就應該使他的名字顛倒——從“大偉”變成“偉大”？我想，現在還難下定論。不過，他在這本隨筆集中確實談及了一些堪稱“偉大”的人物，而該書的書名也著實勾起我心底的一些“北京往事”。
大偉君是我讀研究生時的同窗。那時的中國人民大學還沒有法學院，只有法律系，研究生教育也遠遠不如現在的規模。我們那一屆碩士研究生只有二十二人，而且幾乎90%都是男生。在這班同學中，大偉君似乎從很多角度來看都屬于“中間分子”。
首先，他的年齡居中。我們班里有些學生已過而立之年且已為人父母，一入學就被同窗尊為“老”；有些學生則二十出頭，剛開始涉足戀愛生活，自然被同窗稱為“小”；大偉君既不適于稱“老”也不適于稱“小”，只能稱“大”，因此倒保留了自身的名號。其次，他的身材居中。在我們班的同學中，他算不上人高馬大，但也算不得身材矮小，屬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一類。再次，他的口才居中。我們班里有幾位口才極佳語速極快的“侃爺”，也有幾位不善言辭十分內秀的書生。大偉君平時的言語不是很多，語速也不是很快，但是決非沉默寡言之人，而且言談中往往會流露出幾分狡黠的幽默。他看上去有些文質彬彬，但骨子里并不是特別有書生氣的人。最后，他的運動習性居中。由于研究生各有自己的專業領域，所以體育活動便成為聯系大家生活的重要紐帶。我們班很有幾位熱愛體育運動的人——包括本人，足球籃球排球樣樣“精通”，但是也有篤信“君子動口不動手”之原則而從不參與體育運動的人。大偉君既不屬于前者也不屬于后者，偶爾也會在排球場或足球場上看到他的身影。總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一個極端或偏激的人，而是一個可上可下能左能右的人。至于學業方面，雖然我們的研究領域不同，但是我感覺他很有才華很有思想，而且知識豐富見多識廣，日后定能成為大有造詣的學者。
當時，我們班的男生都住在人大校園東南角的“東風樓”二層的東頭。那是一個屬于我們班的相對獨立的空間，因此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記憶。在每天的大多數時間里，這條走廊都是非常安靜的。除上課與運動之外，多數同學會到圖書館或閱覽室去看書，少數同學習慣在宿舍里自習。但是每到晚上11點鐘的時候，走廊里便逐漸活躍起來。外出學習的人相繼歸來，留守自習的人也紛紛出屋。大家或舉著一杯清茶，或端著一盆冒著熱氣的方便面，站在走廊里談論著各種嚴肅或不嚴肅、專業或不專業的話題。有人給這項活動起了個十分雅致的名稱——“午夜走廊沙龍”，盡管大家的穿著都很不雅——多數人只穿背心褲衩，有人甚至光著脊梁。“沙龍”結束之后，有的人便上床睡覺了，有的人還會利用夜深人靜之機再苦讀一段時間。
逢年過節的時候，或者遇到特別事件的時候，我們就會在這節走廊的西端掛上窗簾，再把各自房間里的書桌搬出來擺成一條長案，形成一個狹長的“餐廳”。然后用大家湊起來的“閑錢”買些菜食和裝在暖水瓶中的散裝啤酒，聚會共餐。當然，那三位稀罕的女生也是坐上嘉賓。席間，我們會找出各種名目進行飲酒對抗賽或擂臺賽，如“南北大戰”（以走廊為界）、“三刑戰兩法”（刑法刑訴刑偵對抗法理和憲法）、“人大還是法大”（人大畢業的學生挑戰法大畢業的學生）等，經常會戰得人仰馬翻天昏地暗。記得有一次過年，時任法律系主任的高銘暄教授還親臨我們的“酒宴”，坐在走廊里接受大家的敬酒并送給我們一些誠摯的教誨。順便說一句，大偉君的酒量在我們班也屬于中等水平。
畢業那年，因為法律系需要教師，所以我們班的絕大多數都留校任教了。雖然這些年“走失”了將近一半，但是留守至今的仍然不少，如法理的朱力宇和張曙光、憲法的胡錦光、刑法的黃京平、經濟法的王欣新、訴訟法的陳衛東和劉剛，當然還有我。大偉君當時也留校了，但是沒有留在法律系，而是留在法學所，主要從事研究工作。后來，我們相繼去了美國。不過，我在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之后，就回國繼續教書，而大偉君則留在了美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我一直沒有見到他，只聽說他在美國經商，而且已經相當“發達”。我的心中不免有些遺憾，因為我覺得像他這樣有才華的人不應該離開法律人的隊伍，不應該放棄法學專業。再后來，他又回到了北京，準確地說是把主要的工作時間和空間定位在北京，于是我們又有了見面的機會，大多是在老同學聚會的餐桌旁。
大約是在2004年的冬天，由于我在為山東人民出版社主編《法學家茶座》，就約他在閑暇時寫一些法學的雜文或隨筆。我本以為他會忙于商務而無此閑情逸致，但是沒過多久，我就收到了他給《法學家茶座》寫的第一篇文章——“從海濱公園里私家別墅想到的法律問題”，發表在2005年7月出版的第8輯《法學家茶座》上。從那以后，我便不斷地收到他寫的文章，并相繼發表在《法學家茶座》上。我漸漸發現，大偉君在步入商界這么多年之后，仍然在心底保留了關于法律的思考，而且有心地積累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寫作素材。我覺得，他還是一個法律人——至少是半個！
為此，我誠摯地向讀者推薦大偉君的這本既有情趣也有思想的隨筆集。在這里，我也套用他的戰友王朔的一句名言——在這本書里，一半是商界的海水，一半是法學的火焰!那么，最后究竟是海水熄滅了火焰還是火焰燒干了海水？請讀者自己到書中去尋找答案。
何家弘
2007年初冬寫于北京世紀城癡醒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