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與文藝形態：《文藝報》研究(1949-1966)（簡體書）

《媒介與文藝形態：研究（1949-1966）》在當代文學中，1949一1966年的文學現場具著獨特的研究價值。作為“組織形態”中極重要的一員，《文藝報》既是“轉折”的產物，又是其催生者和見證者，不但目睹了文學形態中鮮明的政治社會化特徵，更深入參與了這一進程。《文藝報》的現場感直接與當代文學中最為核心的進程相聯繫，與最為實質性的語境相聯繫，與最為激烈的整合過程相聯繫。視角由此而生。

《媒介與文藝形態:<文藝報>研究(1949-1966)》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緒論《文藝報》與中國當代文學（1949—1966）
上篇 媒介的當代特徵
第一章 《文藝報》與當代文藝思想
一、接受的策略：此消彼長
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本土化
三、“雙百方針”的轉向
四、“兩結合”與以後
第二章 《文藝報》與文學制度的重建
一、體制的歷史
二、專欄特徵
三、社論的價值
四、體制內格局

中篇 《文藝報》的編輯格局
第三章 《文藝報》主體特徵
一、高規格佈局
二、理念與方法
三、個體與身份
第四章 被批判的《文藝報》
一、批判的分類
二、先行的批評
三、針對性：1954年
四、批判鏈：1957年
第五章 《文藝報》的批判
一、“有節制”的批判
二、被動中的主動
三、從“常規”到“非常規”

下篇 《文藝報》與當代寫作傳統
第六章 《文藝報》的“作者”
一、“第一作者”
二、“執行作者”
三、“毒草”作者
四、群眾作者
第七章 《文藝報》的“失去”
一、“失去”的作者
二、“失去”的傳統
結語後續研究的可能
附錄《文藝報》（1949—1966）年表
參考文獻

作者直接表達出的與中國相似的體制只是蘇聯作家協會的組織結構。事實上，蘇聯作協的許多其他形式與內容被新中國廣泛借鑒。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斯大林執政中期所形成的文藝政策，幾乎全面影響到了新中國的文藝政策，而這種政策所建立起來的體制，也基本決定了新中國的文學體制，從而影響著整個文學的面目。
《文藝報》本身就是這體制的產物之一。正如蘇聯《文學報》等媒介從屬于蘇聯蘇維埃作家聯盟一樣。蕭三在這篇文章中，就簡單介紹了蘇聯蘇維埃作家聯盟的體制內容之一：
蘇聯蘇維埃作家聯盟有自己的機關報紙——《文學報》，有自己的機關刊物，現在有四種全蘇聯性質的定期刊——雜志，即：《新世界》（主編西蒙諾夫）、《十月》（主編潘菲諾夫）、《旗幟》（主編瓦地姆·考及夫尼可夫）、《星》（主編普洛科菲也夫）。前三種在莫斯科出版、后一種在列寧格勒出版。相對比，《文藝報》顯然也具有相似的身份：
到了1959年，全國文藝刊物（不包括報紙副刊）達到89種。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的那些“機關刊物”，尤其是《文藝報》和《人民文學》。后來陸續創刊的中國作協主辦的刊物，還有《新觀察》、《文藝學習》、《詩刊》、《民族文學》等。
這只是作為文學體制內的出版物這一部分，即使在出版方面，蘇維埃作家聯盟還控制著自己的出版機關——“蘇維埃作家”出版社。
該出版社1949年以前就已出版過幾百萬冊文學書，在中國與此相類似的出版社有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除了這些出版物之外，蘇聯蘇維埃作家聯盟還有完整的作家福利機制、作家分組機制（作家俱樂部）、青年作家培養機制（青年作家大會與文學研究院）、作家稿酬機制等。這些機制構成了比較完整的作家聯盟機制，成為文學機制的重要基座。
這是作家被組織化的表現之一，更是文學機制的功能體現之一。基于對蘇聯機制的信任與借鑒，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分別于1949年7月成立，并于1953年正式改稱現用名。作協的地位在藝術家組織中是最高的，也是最為重要的。這一重要性很大一方面體現在其權威性上：“固然一方面來自于它的領導層擁有當時中國最著名的作家、文學理論家，另一方面則是政治權力所賦予。”這也許才是與蘇聯一致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