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語境下的發展經濟學：晚清重商思想研究（簡體書）

《近代語境下的發展經濟學：晚清重商思想研究》由線文編著。晚清重商思想是中國經濟思想由傳統向近現代轉換的重要環節，它首先是對傳統“抑商”、“輕商”觀念的否定，繼而試圖以“商”為“綱領”開闢出一條不同于傳統的經濟發展道路。“發展經濟學”形成於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但考辨其源流，會發現中、西方數十年乃至數百年前的經濟思想已屬￿發展經濟學的範疇。晚清重商論者在近代“重商”語境下闡析了中國如何獨立發展近代經濟，擺脫貧困，實現趕超的時代課題，其中所包含的改善貿易條件、進（出）口替代、產業協調發展、工業化、政府與市場之關係、開放與保護之關係、後發優勢、制度與文化變革等思想預示了後世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重商思想關注人的發展，嘗試古今、中西結合以及動態協同發展觀道出了發展經濟學的真諦與中國發展經濟學的特色。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重商思想孕育的豐富發展觀被後人不斷提煉和發展，刻畫出中國人開創的發展經濟學歷經數代人產生、發展與演進的艱難探索歷程。

線文，男（滿族），北京人，陝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經濟思想史、經濟史、非主流經濟學。

《近代語境下的發展經濟學:晚清重商思想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緒論第一章“輕商”與“重商第一節傳統社會的“抑商”與“輕商第二節晚清“商”之歷史轉向第三節晚清重商思想的引入與展開：“商”之歷史嬗變的內在邏輯第二章晚清重商思想的傳統資源與近代動力第一節經世實學與重商思想第二節晚清重商思想的近代動力第三節晚清重商思想的多源匯流第三章“官督商辦”：重商思想的早期形態與官商合作的初始嘗試第一節官商合作的醞釀：商人的先行與政府的遲滯第二節輪船招商局之創設與洋務官僚的重商思想第三節金融風潮與制度困局第四節回退的選擇與重商之挫折第四章從“商戰”思潮到“棉鐵主義”：重商思想的深化與嬗替第一節“商戰”觀念的發軔與流布第二節“商”之系統性擴展：商戰之義界與要旨第三節“實業”與“實業振興”：由商而工的轉換第四節“棉鐵主義”：晚清重商思想的揚棄與超越第五節商戰思潮與中國經濟思想的近代轉換第五章“利權”與“權利”：觀念轉變與行動、制度之落實第一節晚清重商思想與主權意識之萌生第二節利權運動：從思想到行動第三節商部與商律：重商思想的制度化推進第四節商人的群體自覺與商人的組織化第六章比較與借鑒：從西歐到東瀛第一節歐洲重商主義、法國重農學派與晚清重商思想第二節自由放任與干預保護：重商政策的分歧第三節鄭觀應與李斯特經濟思想之比較第四節中、日重商思想的不同路向第七章落後變先進的追求：晚清重商思想之定位與評估第一節晚清重商思想的歷史演進第二節近代語境下的“發展經濟學”結語主要參考文獻後記

當時口岸之地的商業環境、商業風氣密不可分，他們亦難以完全褪去傳統商人經營之弊。唐廷樞、徐潤作為招商局的創業者，并未將企業的長遠利益與自身利益緊密地聯系起來。“唐道終年在外，徐道終年買地”的事實表明，他們作為企業的創業者與招商局之間還存在著某種隔膜，并沒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招商局經營發展之中，這就更與企業家精神格格不入了。在商承體制下，雖然唐廷樞、徐潤制定了商局的“局規”和“章程”，但二人卻徇私舞弊而未能遵守。如“局規”中有規定“毋論商總董司人等，均不得借口營私，任意侵挪，即薪水工食，各按定章，毋得逾越分文，亦不得絲毫掛宕；如有違規，一經查出，立即撤退，并向原保追償。”文字寫得再明確不過，但唐廷樞、徐潤皆有挪用商局公款的行為。另外，唐廷樞等私人擁有的輪船不但附于招商局經營，而且在輪航業嚴重過剩之際，他們又將私人擁有的輪船折價售于招商局，從而將私人損失轉嫁于招商局。③總之，唐廷樞、徐潤的事例說明，在清政府面臨財政窘境和列強經濟侵滲的困局中，即使是在商品經濟發達的上海，新式商人和他們握有的資本并不足以支撐起新式企業的發展，并借其挽回利權。而作為資本市場的主體，受到商業環境影響而畸形發展的錢莊和股票市場還有可能毀掉處于襁褓之中的新式企業。
上海金融風潮不僅考驗了招商局商為承辦的能力，更檢驗了“官督商辦，，體制的可行性。雖說“官督商辦”的大原則不差，但在這一原則下卻沒有具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約束。這就使招商局的“官督商辦”體制顯得相當的脆弱。如果當時有健全的信貸制度，金融風潮似不可能發生，唐廷樞、徐潤二人也就可能繼續維持輪船招商局的經營。但事實上，這種假設不可能存在，因為金融制度是內生于整個經濟體系的，若后者存在種種問題和弊端，就難以孕育出一個良好的金融生態。這說明了兩個重要的問題：其一，從“商”的角度來看，主觀上一味排斥和抵制“官”的監督和干預并非是明智的選擇。事實說明，商人僅憑自身之力根本不能承擔起新式企業發展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