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國土地法研究（簡體書）

《清代中國土地法研究》從立法、司法及民俗等角度，對清代土地所有權問題以及圍繞其所發生的糾紛解決進行了詳盡考察和深入探討。其主體部分分系由兩篇長篇論文組成。第一篇是作者在1980年代出版的《清代土地所有權發研究》一書基礎上，借鑒了其他學者的書評意見修改而成。作者試圖通過探討清代中國民地所有權的存在方式與民間的法生活的實態，來闡明民地支配的構造之全面面相。第二篇以墳塚之問題為視角，來探討期間的罪與罰問題。

森田成滿，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學部，現為星藥科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清代法制史。

《中國法律?歷史與現實:清代中國土地法研究》是清代民事準則的結構、民眾對準則的期待、官方制度與民間秩序的聯結點以及判決的正當性根據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見解，視角新穎，資料翔實，更注意到國家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結合互動，是研究清代乃至傳統法制土地問題的佳作。它不僅對我們理解清代的土地法秩序多有幫助，而且也為我們延伸思考中國近代以來的土地法問題提供了歷史角度。

必須注意的是，為維護現狀而起訴對方侵占的人所提出的一些支持主張的證據，有時會得到認可，成為抗辯的依據。首先就是根據族譜和碑文的記載宣示自己權利存在。（原書第174頁）因同族人之間發生糾紛而宗族里的權威人物進行權利的再確認時，這些族譜和碑文就處于重要的地位。從敘述族譜不能作為與族外人爭執的憑據的語句中，可以反方向推測出同族間的糾紛可以使用族譜：“兩造所呈族譜，只可為私家敬宗收族之用，不能與外人為控爭祖墳之憑。”（2）
與族外之人發生爭執時，就產生了問題。族譜、碑文的制作目的是將同族內的重要事項傳與后代，（3）與局外人對所有權變動和存在進行確認的制度沒有直接關系。其宣示的事實可以說是自己過去的“事跡”，與占有的性質相同。雖與取得原因的性質不同，在聽訟時卻能發揮一定作用。對于為維護現狀而欲駁斥對方侵占的人而言，提交族譜的記載作為支持其主張的依據能夠得到承認；相反，想要改變現狀的人，如果援用碑譜來作為依據則不被認可。前引條例規定，（4）只以碑譜為依據是不能取回土地的。為維護現狀而駁斥對方侵占的人是否能夠以碑譜為依據的問題，沒有指明，可是，還是能夠看出其中包含著認可的意思。沈衍慶任江西省安義縣知縣時處理的一個案件，為維護現狀而以碑譜記載為依據駁斥對方侵占的主張得到支持。（1）這是楊姓起訴龔姓侵占的土地糾紛，屬于異族間的爭執，案件的處理參考了族譜。該案中，兩姓都無契據，楊姓根據族譜，主張擁有所有權，與此相對，龔姓則以分家文書“分關”為依據。審理的結果是認定族譜正確，而分關則
因多處記載不明了而受到駁斥。（原書第175頁）于是判決龔姓侵占，令其將土地返還給楊姓。龔姓所提出的族譜不能作為與異姓爭訟之憑據，駁斥其主張的理由是，只有自己提出比族譜更強的證據時，才可以否認族譜的證明力。一般禁止援用碑譜，這是對前引條例的形式性解釋，可是，有時也應采納碑譜記載的內容，以碑譜為憑據審理案件。史料中記載有以碑譜記載作為起訴對方侵占的依據而被采納的案例。沈衍慶任江西省鄱陽縣知縣時處理的一案，是兀姓與從鄒姓購入山地的鄒慶輝等人之間發生的地界糾紛。（2）慶輝等人以購買土地時所立契約中記載的四至為根據，兀姓以山圖、族譜等為根據。審理結果是認定慶輝等人的契據記載有誤，而依照兀姓的族譜進行裁決：“雖墳山例以契為斷，碑譜不得為憑，然亦譜據之確與不確、契據之符與不符，自可準情度理，以定中正之衡。”想要改變現狀者以碑譜作為所持主張依據則被禁止，例如前引沈衍慶處理的案子。（3）但該案的批詞對洪姓為改變現狀將土地變成自己的而以族譜記載為根據的主張進行了批駁，且對條例作出了形式性解釋：“至家譜私刻，例更不得為憑。”禁止改變現狀者以家譜為據，也許可以理解為條例本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