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藝人（簡體書）

本書為知名作家、央視編導田川的圖像文字集。作者尋訪了黃河以北的一些民間地方戲劇團，記錄下這些草莽藝人的生活狀態，涉及瞽書、晉曲、皮影、線偶、梆子、二人轉等。這些藝人于草莽間以唱戲為主要職業，他們的身影幾乎不可能出現在重要電視頻道的時段裡，也不太有機會進入大都市的劇院舞臺上。沒有戲評家對他們的藝術活動吹捧幫襯，甚至他們自己也對自己職業的前景感到困惑。但是，他們卻給很多人帶來了快樂，他們也是真心地愛著自己的工作，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東西”。

《草莽藝人(精)》由田川著，主要內容：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中國皇帝的名字，我們今天還記得幾個？但我們記得李白、杜甫、王羲之、陶淵明；為何中國經歷了無數次“外力”統治，文明得以延續？實際上，我們有著另一個“國”，你可以不愛“王朝中國”，但你無法拒絕“文化中國”，因為它就是你，在你的言談話語中、思維意識里、舉手投足間。
我最近一直在想，為“文化中國”做一部紀錄片。而這本《草莽藝人》正是這想法的起點。

這本書和我的另一本書《東京記》在十年前是一起出版的，它們好像是一個鋼鏰的兩面，一個寫異域，一個寫本土；一個是對剛結束的留學生活的點滴記憶，一個是剛歸來的母國的鮮烈印象。其實都是我對自己成長的記錄。
對于我來說，出國是脫了一層皮，回國更是；那種無處安身的孤苦之感，至今仍刻骨銘心。我曾在《草莽藝人》的后記里說，“自己并不明白為什么要寫這本書”；其實這個問題，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在想。剛回國時，生活無著落，沒有工作；渾身是勁卻無處散發，寫寫書，跑跑路，至少有些事做，這也許是這本書誕生的直接理由。
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的《契訶夫的一生》中有一段寫到19世紀末舊俄劇場的情景：“在19世紀的舊報紙上，我們發現一篇對康米薩爾熱芙斯卡婭演出的報道。她謝幕達15次之久，人們哭了，向她拋撒鮮花，不愿她離開。她已經更衣完畢，戴著帽子，穿著大衣，再度返回臺上告別。狂熱的呼聲仍然響徹大廳：‘別離開我們！留下來！留在我們這里！’而她，激動得顫抖，喃喃道：‘我是你們的。’她看上去就要昏厥了。她哽咽著。大廳里許多婦女都暈倒了。”
我不知道這段描寫有多少夸張的成分，但戲劇的力量，我是絲毫不懷疑的。我最難得的一次觀戲經驗是在河北平山縣。那時，這本書已經出版，我正在跟著一個劇團拍攝我的第一部紀錄片。
平山縣位于河北與山西的太行山區，經濟很不發達，村莊連戲臺都沒有。劇團只好借助兩山之間的一座橋，以橋洞當戲臺。橋下的河水那時已經干枯了，觀眾們便是拿著馬扎坐在河床上看戲。
有一夜演出，突降暴雨，橋下的觀眾竟不怕河床充水，頂著草帽、雨傘，幾個人借助一塊塑料布繼續看戲。那天的戲也很好，是(《吊寇》；劇團里的當家演員有一手“抖帽翅”的絕活：頭不動，讓官帽兩側的帽翅做出各種動作，甚有趣味。雨越下越大，臺下的入也坐不住了，有些好事者竟爬到橋上來，等于是坐在舞臺上看戲，于是大家紛紛效仿。戲還在照舊演，演員們竟調轉過頭沖著臺上的觀眾演。橋外是大雨滂沱，電閃雷鳴，橋內是如醉如癡；沒人想散戲后如何下橋渡河回家，沒人想貴重的行頭、道具被水泡了如何向組織交代，那出戲一直唱不完，好像要演到地老天荒。
我的朋友劉剛常說，在他心里有兩個“中國”存在，一個是“王朝中國”，一個是“文化中國”。“王朝中國”存在于我們的正史之中，是“官方”的、“主流”的、“意識形態”的，它是“講政治”的，如果你喜歡，也可以叫它“權謀中國”；而另一個“中國”，你似乎看不見、摸不著，它就在你身邊，它在舉手投足間，看似流水般無力，卻是延綿不絕……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中國皇帝的名字，我們今天還記得幾個？但我們記得李白、杜甫、王羲之、陶淵明；為何中國經歷了無數次“外力”統治，文明得以延續？實際上，我們有著另一個“國”，你可以不愛“王朝中國”，但你無法拒絕“文化中國”，因為它就是你，在你的言談話語中、思維意識里、舉手投足間。
我最近一直在想，為“文化中國”做一部紀錄片。而這本《草莽藝人》正是這想法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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