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續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簡體書）

土地之戀——創“三農”理論時刻到田野去測量“三農”之溫度《三農”續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是作者關於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最新研究專著。分為四章：一、“農村改革：回顧與展望”；二、“新農村建設”；三、“農民工問題”；四、“城鄉統籌與社會建設”。作為我國“三農”理論的提出者和實踐者，作者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和精確的現實坐標，以科學實證的態度，極其用心地長期研究“三農”理論與實踐問題，作者以探索最佳出路為目的進行較為全面的調研和提出政策建議，並被高層吸納，推進了我國“三農”問題的改革與進步，諮政價值、學術品位與生動性高度融合。《三農”續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的創新性和重要性在於：1．作為親歷者，他對農村第一步改革進行了回顧和總結；2．他在2008年明確提出：農村已進入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三個發展的黃金期，但“三農”形勢仍很嚴峻，其本質是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需要進行第二步改革，戶籍、土地和財政制度是改革的關鍵內容；3．明確指出，新農村建設是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其任務前景、實現路徑進行了預測和判斷；4．指出“農民工”是世界工業化歷史上的一個新概念，是中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從體制和機制入手解決農民工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5．對於城鄉統籌和社會建設，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社會結構分析和實現路徑。

陸學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2000年至今兼任北京工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我國社會學和“三農”問題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目前主持在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研究”等課題。他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持續暢銷，影響很大。主要著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主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主編）、《聯產承包責任制研究》（著）、《當代中國農村與當代中國農民》（著）、《改革中的農村與農民》（主編）、《三農論》（著）、《“三農”新論》（著）等。

《"三農"續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編輯推薦：土地之戀——創“三農”理論時刻到田野去測量“三農”之溫度；赤子之心——探究摒棄權宜之計而徹底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之途徑。
當初，他以社會學家的冷靜主編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結構》。
今天，他推出《“三農”續論》這部關系重大的實踐學說。咨政價值、學術品位與生動性高度融合。

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
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這是我們開展農村工作的指導方針。最近，有位外國朋友拿著十八大文件，指著這兩句話問我：“第一句話，我明白，第二句話，我不懂。為什么說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我向他作了解釋。中國的“三農”問題長期解決不好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障礙。“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實質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目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好“三農”問題。
一、城鄉二元結構的由來
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們國家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那時，我們學習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和經驗，逐步建立并形成了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為計劃經濟體制服務的。
所謂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指：在全國實行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把全部居民分成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一經登記入冊，一般就不能變更。非農業戶口的人從事二、三產業，基本上都居住在城鎮，稱為城市居民，農業戶口的人，從事農業，絕大多數都居住在農村，稱為農民。20世紀60年代初以后，嚴格限制農業戶口、農村人口轉為非農業戶口、城市人口。政府對城市、對市民實行一種政策，對農村、對農民實行另一種政策。例如，在城市實行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大集體所有制，在農村則實行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再如醫療衛生，在城市對公務員、干部實行公費醫療，對工人實行勞保醫療，在農村對農民則實行合作醫療，農民自費。還有像就業、教育、社會保障、住房、基礎設施等民生事業方面的政策也都是不一樣的，學者對此概稱為“城鄉分治，一國兩策”。
二、城鄉二元結構的本質特征
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本質特征，把全國的公民分成兩類，對城市居民和農民實行不平等的政策。這個思想來源于蘇聯。蘇聯在城市實行全民所有制，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體。在農村、在集體農莊實行集體所有制，集體農莊未來也要過渡、轉變為全民所有制。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農民是應該向社會主義納貢的。”所以蘇聯政府制定的國家糧食和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一貫偏低，實質是通過這種工農業剪刀差向農民征收高額的稅。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批評蘇聯“把農民控得太苦”，所以農業搞不好。而這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決定的。我們明知對農民控得太苦不好，但因為也實行了這種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所以我們在以后的實踐中，雖然反復強調要保護農民利益，要讓農民富裕起來，結果還是對市民實行一種政策，對農民實行另一種政策。例如在1985年以前實行棉布定量供應的政策，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發18尺布票，而農民只發15尺布票；又如車禍中軋死了兩個孩子，一個市民的孩子要賠20萬，而農民的孩子只賠6萬多（這種同命不同價的政策，一直到兩年前才廢止）。
長期實行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結果，嚴重壓抑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致使農業生產長期徘徊不前，農民生活困苦，連溫飽都不能解決，農村落后，城鄉差距越來越大。197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33.6元，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4元，城鄉差距為1:2.57。當年農村的恩格爾系數為67.7%，處于極端貧困狀況。
三、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幾次實踐
1978年改革開放，農村率先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獲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的自主經營權，恢復了農業生產的家庭經營形式，農民得到了實惠，不久又解散了人民公社，重建鄉鎮村的體制，這是對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一次沖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連年豐收，農民收入大幅增加。但農村改革進入到流通領域、城鄉關系等重要方面時，就遭到了強烈的抵制，曾有幾次農民要求改革戶籍制度，都遭到了否決。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體制被保持了下來。
生產力總是要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本意是要把農民固定在農業上，把農民限制在農村里。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出現了兩個結果：一是農產品大量增產，二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涌現。這應該是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的大好時機。但這時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還剛剛啟動，城市的待業勞動力還很多，特別是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動，城門還對農民緊閉著。于是就有了三項中國特有的新生事物產生：一是鄉鎮企業，二是農民工，三是小城鎮。這是在戶籍制度改不動、城鄉二元體制不變革的背景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鄉鎮企業的崛起使農村經濟發展很快，農村剩余勞動力有了出路，農民收入也有很大增長，一大批小城鎮空前繁榮。鄉鎮企業被譽為“農民的第二個偉大創造”。不少學者（包括我本人）對小城鎮也推崇備至。
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自從我們開展大規模經濟社會建設以來，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局，至今正好60年，一個甲子。歷屆黨和政府，一貫重視農業，關注農村、農民問題的解決，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取得了很大成就，保證了糧食和主要農產品對十多億人口的生活和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供給，才有了今天中國的繁榮和興旺，這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條基本經驗。但是，直到現在，我國的“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 。2012年，全國仍有34%的勞動力在從事農業，生產的糧食和主要農產品已不敷供給，當年只創造10.1%的國內生產總值，占總人口近50%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1.9%，農村和城市的差距仍然很大。這一切同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同經濟結構已處于工業社會中期階段的水平，同我國整個經濟仍在持續快速發展的要求，是很不相稱的。
我們如此重視解決“三農”問題，為什么總是解決不好，解決不了呢？歷史的經驗表明，凡是一個問題不是一地一縣存在，而是普遍存在，不是一時存在，而是長期存在，而且是久而不決的問題，那就不是一般的工作問題，而一定是體制性問題、結構性問題。這類問題靠改進工作、加強領導是解決不了的，必須通過改革體制，調整結構才能解決。“三農”問題就是這樣一類的問題。
“三農”問題之所以難解決，是我國農村從土改以后就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把農民組織到高級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體系里，逐步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體制的結果。這種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為計劃經濟服務的，限制、束縛了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30多年的努力，在城市、在二三產業方面已經破除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已經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因為各種原因，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和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等重要體制還沒有改革，所以在農村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還繼續在進行著，這就是我國三農問題久解不決的根本原因。
五、根除城鄉二元結構的三項重要舉措
總體來說，經過多年探索，“三農”問題的病根是城鄉二元結構，解決好“三農”問題根本途徑是必須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這幾點，在實踐第一線的同志們，在學界、政界，上下之間，已經逐步取得共識，應該說這是一大成就。至于如何破除這個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我們現在還在探索，還存在不同的意見和做法。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城鄉二元結構已經滲透到中國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還同城鄉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系糾結在一起，真可謂是根深蒂固、盤根錯節。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可以說是計劃經濟體制在農村的最后一個堡壘，改革的難度很大、阻力很大。但又非改不可，不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三農”問題就解決不好，解決不了。必須從根本上徹底地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才能使農村也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軌道上來，實行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里可以用一句古話來形容。古語云：“魯難未已，國無寧日。”用來形容當今中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狀況，是很恰當的。
經過這么多年的實踐探索、研討、比較，我們已經積累了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認識和經驗，要從根本上破除這個體制，應該而且必須從改革戶籍制度、土地集體所有制和財政金融體制這3項制度入手。
六、關于本書的編輯過程
從改革開放以后，我一直做農村調查，寫農村調查報告，也寫一些對農村形勢、農村發展的評論。文章積累多了，結集出一本論文集。第一本是《農業發展的黃金時代》，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1983年10月，我帶一個調查組到山東省陵縣，開展縣級體制綜合改革的調研，兼任縣委副書記，工作繁忙，文章寫得少了。1986年底回到北京，1987年初，就調到社會學研究所任副所長，翌年任所長。從此，轉到社會學領域，但我還是關注農村發展，有機會還是到各地農村調研，寫了不少“三農”問題的文章和調研報告。1991年在老朋友謝壽光同志的提議和支持下，由知識出版社出版編成第二本論文集《當代中國農村與當代中國農民》。2002年，編成第三本論文集《“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5年，編成第四本論文集：《“三農”新論——當前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
2005年到現在，我還是經常到農村去，參加農村工作、農村問題的研討會，還寫農村方面的文章。8年過去了，遲遲沒有出版新的文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夫人吳孟怡同志得重病了。她是我的賢內助，近50年來，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生活困難的年代，我們相濡以沫，她艱苦承擔家務、撫養教育兩個孩子，使我能專心學習和研究。改革開放以后，我經常去農村，出差開會，有時一個月、兩個月不回家，家里全靠她支撐。她原是我在北京工業學院時的同班同學，后來留校當教員，1986年轉到中國土地報社（現在的國土資源報社）當編輯，副編審。進入20世紀90年代，兩個孩子上了大學，她也常到各地出差，兼做記者，工作很忙。回到家里，又當我的文稿編輯。在她病前，寫的幾乎所有文稿，都是經她整理過的。早先沒有電腦打印設備，是她親手抄寫謄清后發出去的。我在各報刊發表的文章，由她收集分類保管。隔幾年，由她和出版社同志一起編輯成書，上述4本文集和其他論著都是這樣出版的。1998年，她退休，又返聘了5年，2003年才不再上班。2005年她染病了，從此，我就沒有再出過農村文集。
2006年，重慶出版社為配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決定出版《新時代新農村建設書系》，該社葉麟偉同志連打了好幾個電話并登門拜訪，邀我擔任這一書系的總主編，我婉辭了幾次，但重慶出版社堅持。盛情難卻，我答應出任，同時也承諾協助出版社在北京組織農業、農村方面的書稿。2007年至今，該書系已出版近60種圖書。2008年10月，社方派楊耘同志來京組稿，同我商討了幾次，后來初定，在2005年以后發表的文章和文稿中選出一部分，結集出版。隨后，我的助手高鴿，學生顏燁、周艷等同志，下了很大功夫，從各種文檔中匯集了這多年的文章和文稿，由北京工業大學李阿琳同志做了初步的分類加工，編印成冊。楊耘同志非常認真、非常專業，很有見地地重新做了分類、編排、加工，校對了事實和各種數據。她多次打電話，有時來京，還多次同我核實、商討，這種積極負責的態度，使我深受感動。現在這本文集行將出版了。在此，向重慶出版社，向葉麟偉同志，楊耘同志，向為本書做出了貢獻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陸學藝
2013年3月28日

前言農村改革：回顧與展望農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顧與思考農村發展的三個“黃金時代”和糧食安全問題把東北平原建成中國未來的大糧倉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堅實一步給農民更多優惠發展變化中的中國農業、農村與農民解決好“三農”問題亟需農村第二步改革新農村建設當前農村形勢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從新舊臨界點開始建設新農村讓農民當家做主是建設新農村的重點新農村建設要處理好幾個重要關係關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幾個問題新農村建設要給農民自主權為新農村建設提供精神食糧和智力支持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新農村建設需要改革現行土地制度把保護耕地的權力交給農民土地與地產：當前城鄉社會的兩個主要問題切實維護農民的土地權益--修改《土地管理法》的意見農業社會學，貴在突出實踐價值農民工問題從體制和機制入手解決農民工問題一論農民工二論農民工三論農民工四論農民工“農二代”難題：發達地區要做出一些犧牲個案剖析：一個善良的農民工為什麼成了殺人犯城鄉統籌與社會建設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城鄉關係城鄉一體化的社會結構分析與實現路徑成都正在探索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難題城中村是城鄉一體化的一個階段城郊農村實現城市化的好模式--寧波江東區調查縣域現代化的中國意義之一--晉江模式發展30年改革調研縣域現代化的中國意義之二--解讀晉江太倉實踐者：縣官是縣域經濟的領頭人昆山改革發展經驗剖析對安順經濟社會發展的幾點建議加強社會建設 實現社會現代化在2012年年社會藍皮書發佈會上的演講提高城鎮化質量：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的當務之急後記：我做“三農”研究，是從蘆城開始的

農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顧與思考
1978年10月初，新華社內刊發表了我在8月寫就的一篇文章，名為“關于加速農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問題”，得到了有關方面的重視，經中國社科院領導特準，我從哲學研究所出來，專門從事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1987年，組織上調我到社會學研究所工作以后，社會學所的行政和科研成了我的主業，但一有機會，我還是常常到各地農村去調研。30年來，到過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作調研，同農業系統的多個部門打交道，探討“三農”問題的學問。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突破的。一開始，就搞得轟轟烈烈、成效卓著，但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因為農村第二步改革沒有跟上，農村形勢時晴時陰，變化不定。30年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風風雨雨，我都親身經歷了，深有感受。現就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一個回顧。
一、從包產到戶到包干到戶
斯大林1929年在蘇聯搞農業集體化，形成了集體農莊體制，從此，蘇聯的農業就陷入了泥坑。俄羅斯原來是歐洲的糧倉，集體農莊把蘇聯弄得糧食和農產品長期短缺，只好靠進口美國糧食來填飽人民的肚子。實踐證明，集體農莊這套體制不符合經濟人的原理，不適合農業生產的特點，注定要失敗的。但蘇聯的宣傳機器很強，把集體農莊吹得神乎其神，蒙騙了很多人。
新中國成立以后，實行土地改革，調動了5億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連年豐收，農民收入逐年增長，迎來了農村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形勢本來是很好的。1953年我國開始搞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不久就產生了城鄉和工業農業矛盾。農業生產不能滿足大規模工業建設和城市發展的需要，糧食供應緊張，棉花等工業原料緊張。于是就實行糧棉油的統購統銷，接著實行生豬等的派購制度，遭到了廣大農民的強烈抵制。實踐發現，國家要從上億個農戶那里統派購糧油和棉花等工業原料，成本太高。于是就加快了農業合作化的步伐。
包產到戶是在堅持集體所有制的條件下，生產隊實行統一計劃、統一分配、定產到田、責任到戶，對農戶實行包產量、包工分、包費用；雙方簽訂合同，超產者獎、欠產者罰。一年簽一次合同，秋后社員按定產合同向生產隊交糧食等農產品，統一核算后，再按合同向社員分糧分錢。這種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早在1956年就有了，幾起幾落，肥西縣山南區的包產到戶，只是又重新恢復，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推廣和發展。
包干到戶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改革大潮中的新創造。它的直接來源是鳳陽在1979年實行的大包干到組。小崗村因為歷史原因，連幾家一起干也合不攏、搞不好，就把組的責任田和任務分到戶，所以開始這里叫小包干（到戶）。但這實際就是一種制度創新。表面上是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簡化，省去了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的繁瑣手續，實質上則是免去了生產隊這一級的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的組織。后來的實踐證明，生產隊這個原來的基本核算單位，在全部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即包干到戶）以后，絕大部分的生產隊就名存實亡，這一層級的集體經濟組織就不再存在了。社員自主經營承包的責任田，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我家自己的。這樣責任更明確、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簡便，所以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普遍歡迎。據我在1980年代的調查，那時有關部門的統計，1980年12月全國搞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9.4%，搞包干到戶的占5%，到全國雙包責任制推廣以后，到1981年10月，包產到戶占7.1%，包干到戶占38%，到1982年6月，搞包產到戶的占4.9%，包干到戶的占67%。可見，自1981年以后，許多生產隊就直接搞包干到戶，搞了包產到戶的也轉為搞包干到戶。到1983年全國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絕大部分都是搞的包干（乾）到戶。所以我們后來說小崗村是農村改革的發源地，把大包干紀念館建在鳳陽小崗村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