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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宜之出身于鄉紳人家,家學淵源,其姨父丁惟汾,既是訓詁學家,亦是辛亥時期革命家,國民黨元老之一。牟宜之自幼師從丁惟汾,素負報國大志,16歲即投身革命。抗戰爆發後,又舍家紓難,以民國縣長身份,迎接八路軍115師挺進縱隊進駐,順利開闢抗日根據地,居功至偉。從軍後,自115師至東北野戰軍,長期從事敵工和統戰工作,屢建奇功。其膽識與才幹,深得國共兩黨高層人士的嘉許器重。1949年後,牟宜之擔任業務部門負責人,勤勉從公,不求聞達。在“反右”運動中因言獲罪,因拒絕俯首就範,遂被褫奪職務,投閒置散八年之久。後遭逢“文革”,又被發配至黑龍江邊荒絕域“勞動改造”八年,飽受屈辱。1974年,複出後的鄧小平念及他當年功勞,批示可調回山東省退休安置,孰料遭當時山東省負責人抵制,困厄於濟南,憂憤而歿。牟宜之學養深厚,擅舊體詩,生平賦詩甚多,在“文革”中詠史言志,直刺奸佞,其鋒芒、膽識為彼時所絕無僅有。牟宜之的一生,急公好義,任俠爽直,即處逆境之中,亦不墜濟世拯民之志,乃中華優秀傳統所化育之精魂、高風亮節之國士。
作者簡介
清秋子,獨立寫作者,生於重慶,成長于長春,早年曾下鄉插隊八年。一生布衣,無由聞達,自承是“70年代的贖罪者”、“80年代的倖存者”、“90年代以來的零餘者”。現居海南,專事寫作。一手創作“底層文學”,一手書寫歷史長卷,代表作:《我是老三屆》、《我是北京地老鼠》、《六蓮的愛情》、《明朝出了個張居正》、《中國人能做到——民國實業家盧作孚》、《尋找牟敦康》、《貨幣歷史》等。
名人/編輯推薦
《國士》編輯推薦:這位當年發出過“歷史的先聲”的老人,不是尚存的民國名流,不是知名的學者教授,亦不是如今多如牛毛的意見領袖和憤青,而是一位戴枷負罪的“古典共產黨人”。其為人,繼承了自古“國士”傳統道德文化的英魂;其詩作,道出了“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的社會真情,發出了“天道無邪不容欺,評說還須待后年”的歷史宣判。
李銳、鐘沛璋 傾情作序,何方、邵燕祥、錢理群、章立凡、秦暉、吳思、胡發云隆重推薦!
李銳、鐘沛璋 傾情作序,何方、邵燕祥、錢理群、章立凡、秦暉、吳思、胡發云隆重推薦!
序
戴枷負罪的“古典共產黨人”
李銳
五年前我寫過《讀牟宜之詩——一座鮮為人知的人文富礦》文,聽說詩集很快售完。文中關于作者,未能作詳細介紹。現在長于歷史傳記的作家清秋子為牟宜之作了傳記,傳名《國士》。牟宜之的兒子牟廣豐讓我作序,雖然傳記只是匆匆一讀,但由于傳記主人同自己有許多相似的經歷,仍樂意為之。
何謂“國士”?用太史公司馬遷的話說:“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牟宜之長我8歲,1925年讀中學時就加入共青團。在上世紀前半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人群中,他有一種特殊的代表性,這同他的姨夫丁惟汾有很大關系。
丁惟汾與我的父親同時代,同于1905年到日本留學時即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辛亥革命后,又同時當選國會眾議員。父親在日本時,同黃興、宋教仁、秋瑾是好朋友;辛亥革命回到湖南,就同譚延闿一起努力推行憲政;當年與平江同鄉共產黨的前輩方維夏、李六如也是好朋友;張勛復辟解散國會后,父親還到廣東參加孫中山的“非常國會”;不幸的是,1922年他不到四十歲就去世了。
在民初革命史上,丁惟汾很受孫中山器重,曾多次委以重任,同盟會創建之初,便被推為山東省主盟人;民國初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任山東省黨部支部長;袁世凱稱帝時,在山東起兵反袁;共謀北伐時,與廖仲愷并稱為孫中山的“左右之臂”;1924年,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一大上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他忠實執行孫中山發起的國共合作,與李大釗等密切往來;李大釗等不幸遇難時,丁因外出辦事幸免于難;國民黨執政時期,丁歷任要職,但始終同中共保持友好關系。
牟宜之很幸運,有丁惟汾這樣的一個好姨夫,才使他很年輕時即沐浴大革命的雨露,轉而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1924年,為工作方便計,丁惟汾舉家遷徙濟南,牟宜之也就跟隨到濟南讀書,與他同住一室的是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曾任中共山東省委負責人。君羊早年喪父,被丁惟汾收養,視如己出,從小就受辛亥革命影響,思想激進,喜讀進步書籍,進而信仰共產主義。牟宜之就是在這位表兄的影響下,思想產生了巨大的飛躍,從而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并且和黨內的上層人士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蔣介石叛變革命,鎮壓共產黨后,山東的黨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牟宜之由此失去組織關系。1932年,為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中共日照中心縣委組織日照暴動。為了搞到槍支彈藥,牟宜之賣掉妻子陪嫁的30畝地,購得槍彈。暴動失敗后,牟宜之被通緝,只身逃到上海,躲進姨夫家中,轉而留學日本。1935年回國后,經丁惟汾和邵力子的推薦,在南京的中央政治會議任外事組專門委員。據他生前自述:“西安事變后我到南京游說各要人,力倡不要進攻西安,要和平解決,聯共抗日。當蒙一班國民黨元老所稱許,對西安事變解決或有幫助。”不論作用大小,由于丁惟汾的關系,他在國民黨中也有了不少人脈因緣,為他日后做敵工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抗日戰爭爆發后,牟宜之利用在南京的關系,籌款籌槍,在山東組織抗日武裝。期間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找過董必武,要求解決入黨問題,被告知留在黨外工作更有利。山東的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被槍斃后,牟宜之利用姨夫的關系獲得樂陵縣縣長一職。在這個土匪武裝林立的“三不管”縣,他大顯身手,一方面想方設法為中共的抗日部隊提供幫助,另一方面積極爭取雖然反共卻打著抗日旗幟的土匪武裝共同抗日;同時組建了縣公安大隊維持治安,并同中共聯手剿滅為禍百姓的土匪武裝,其艱難復雜的程度可想而知,至今被樂陵老一輩人稱之為“樂陵版的《三國演義》”、“樂陵版的《七俠五義》”。1938年,牟宜之終被吸收為中共黨員。不久,調任八路軍挺進縱隊司令部秘書長,負責日常統戰工作。后部隊改編,出任泰山支隊司令。他還化裝成商人,不遠萬里,輾轉敵后,到當時陪都重慶,協助周恩來做統戰工作,還去延安會見毛澤東,作過長談。然后再經西安、太行回冀魯豫,曾同朱德、鄧小平、彭德懷會談過,并用自己的幾萬元積蓄,解決了八路軍的衣物困難。回到山東后,擔任過濱海區副參議長、沂蒙專區專員、115師參事室主任、山東軍區新編獨立旅政治部主任、山東軍區敵工部副部長等職,曾策反多股敵偽軍起義。抗戰勝利后,在軍調部執行處參與國共談判。解放戰爭時期,調遼東軍區,先后任秘書長、聯絡部長、敵工部長等職,曾策動國民黨軍184師起義,創建功勛。
1949年共產黨執政之后,牟宜之先后在林業部、建設部任職,“職務越來越低”,逐漸被邊緣化。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雙跨”,同國民黨有著復雜的社會關系。丁惟汾已輾轉去了臺灣,被劃入國民黨右派陣營;胞弟牟乃纮是蔣經國的下屬,在臺灣任國防部少將專員。盡管如此,牟宜之還是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如在城市建設方面的超前性規劃,揭露政治騙子李萬銘等。揭露李萬銘在當年是頗具影響的事件。
到了1957年反右派運動,牟宜之再也躲不過去了。以他的身世,他的秉性,不讓他秉直勸諫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被“陽謀”圈住,應聲倒地,從此打入另冊。“文革”開始后,又被發配到黑龍江勞動改造,飽嘗種種苦難,直到去世不得還鄉。但“國家不幸詩家幸”,牟宜之后期的詩歌創作達到一個高峰,尤其是“文革”以后,進入化境,直逼李杜。我在為《牟宜之詩》一書所作的序言中已加論述。牟宜之是東林后人,幼年由祖父教導,從《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開蒙,入私塾后,始讀《四書》,讀過的書,他均可背誦。據說,他識字之多,更是罕有人比,只要是《康熙字典》上有的字,全能認識,被人稱為“活字典”。丁惟汾是著名的訓詁學家,對這位內侄的才學很是欣賞,曾有心讓其承繼自己的衣缽,專心國學。由于自幼的修養,牟宜之的才學特別顯現在他的詩人氣質中,我寫過這樣的評語:“其藝術性、人民性、正義性品位極高”,很欣賞他詩中所表現出的浩然正氣、壯志豪情、樂觀豁達,特別是極具前瞻性的預言式宣判。這本傳記的作者對牟詩的品評,主要是就其“同步批判”的勇氣和預見性加以論述,我很是贊同。可以舉幾個例證:
青少年時期的感時憤世:“蒼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問天。”戰亂年代對軍閥的控訴:“兵連禍結災不單,去年潼關又大戰。”抗戰時對侵略的譴責和對未來的向往:“野戍荒郊聞鬼哭,陽光大道少人行。何年滌蕩平胡虜,載戢干戈不用兵。”“學書學劍為報國,哪堪神州遭踏踐”,這是他早年的立志。淪為“賤民”后,他意念堅定,不改初衷:“九秋楓葉經霜艷,臘月松枝帶雪寒”,“身世情懷誰能解,先憂后樂思范公”。“文革”期間,發配到邊陲絕域,身心備受摧殘的同時,在堅強意志的支撐下,精神更得升華,思想更加深刻,人不堪其消瘦,詩陡增其壯美,其“同步批判”的力度日益增大,彰顯出超凡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如他在《冬日》中所言:
索居白日且晦暯,瀚海闌干百丈冰。
窗外時聞山魈語,林間常有木魅行。
靜觀絕域幽奇趣,厭作離歌哀怨聲。
步上平沙一極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得知彭老總二次受辱,他感同身受,寫下《聞彭大將軍被辱有感》:
一生憂國復憂民,白發斑斑老諫臣。
安邦無畏平胡虜,濟世有策犯龍鱗。
夙慕忠貞常自勵,只緣同病更相親。
蒼狗白云任變幻,不愧東西南北人。
他對“文革”亂局的是非顛倒,豺狼當道,人心不古,世風險惡,抨擊無已,詩句極多,如“新貴多顯赫,貪佞塞廟堂。傍行狐與兔,共事豺與狼。常懷臨淵意,小心辟禍殃。”“雪中送炭世罕有,井下投石所見頻”。1971年林彪事發,特寫下詠史詩三首,被學者贊為當年評議此事舊詩詞中的“翹楚”。不僅道出“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的社會真情,還作出“天道無邪不容欺,評說還須待后年”的歷史宣判。本書作者為此評價傳主的詩篇:“當年發出這種‘歷史的先聲’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國名流,不是學者教授,不是作家藝術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負罪的‘古典共產黨人’”。
牟宜之是自古“國士”傳統道德文化的英魂。他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他的傳記亦是值得傳播的。
2013年2月23日
李銳
五年前我寫過《讀牟宜之詩——一座鮮為人知的人文富礦》文,聽說詩集很快售完。文中關于作者,未能作詳細介紹。現在長于歷史傳記的作家清秋子為牟宜之作了傳記,傳名《國士》。牟宜之的兒子牟廣豐讓我作序,雖然傳記只是匆匆一讀,但由于傳記主人同自己有許多相似的經歷,仍樂意為之。
何謂“國士”?用太史公司馬遷的話說:“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牟宜之長我8歲,1925年讀中學時就加入共青團。在上世紀前半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人群中,他有一種特殊的代表性,這同他的姨夫丁惟汾有很大關系。
丁惟汾與我的父親同時代,同于1905年到日本留學時即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辛亥革命后,又同時當選國會眾議員。父親在日本時,同黃興、宋教仁、秋瑾是好朋友;辛亥革命回到湖南,就同譚延闿一起努力推行憲政;當年與平江同鄉共產黨的前輩方維夏、李六如也是好朋友;張勛復辟解散國會后,父親還到廣東參加孫中山的“非常國會”;不幸的是,1922年他不到四十歲就去世了。
在民初革命史上,丁惟汾很受孫中山器重,曾多次委以重任,同盟會創建之初,便被推為山東省主盟人;民國初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任山東省黨部支部長;袁世凱稱帝時,在山東起兵反袁;共謀北伐時,與廖仲愷并稱為孫中山的“左右之臂”;1924年,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一大上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他忠實執行孫中山發起的國共合作,與李大釗等密切往來;李大釗等不幸遇難時,丁因外出辦事幸免于難;國民黨執政時期,丁歷任要職,但始終同中共保持友好關系。
牟宜之很幸運,有丁惟汾這樣的一個好姨夫,才使他很年輕時即沐浴大革命的雨露,轉而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1924年,為工作方便計,丁惟汾舉家遷徙濟南,牟宜之也就跟隨到濟南讀書,與他同住一室的是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曾任中共山東省委負責人。君羊早年喪父,被丁惟汾收養,視如己出,從小就受辛亥革命影響,思想激進,喜讀進步書籍,進而信仰共產主義。牟宜之就是在這位表兄的影響下,思想產生了巨大的飛躍,從而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并且和黨內的上層人士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蔣介石叛變革命,鎮壓共產黨后,山東的黨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牟宜之由此失去組織關系。1932年,為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中共日照中心縣委組織日照暴動。為了搞到槍支彈藥,牟宜之賣掉妻子陪嫁的30畝地,購得槍彈。暴動失敗后,牟宜之被通緝,只身逃到上海,躲進姨夫家中,轉而留學日本。1935年回國后,經丁惟汾和邵力子的推薦,在南京的中央政治會議任外事組專門委員。據他生前自述:“西安事變后我到南京游說各要人,力倡不要進攻西安,要和平解決,聯共抗日。當蒙一班國民黨元老所稱許,對西安事變解決或有幫助。”不論作用大小,由于丁惟汾的關系,他在國民黨中也有了不少人脈因緣,為他日后做敵工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抗日戰爭爆發后,牟宜之利用在南京的關系,籌款籌槍,在山東組織抗日武裝。期間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找過董必武,要求解決入黨問題,被告知留在黨外工作更有利。山東的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被槍斃后,牟宜之利用姨夫的關系獲得樂陵縣縣長一職。在這個土匪武裝林立的“三不管”縣,他大顯身手,一方面想方設法為中共的抗日部隊提供幫助,另一方面積極爭取雖然反共卻打著抗日旗幟的土匪武裝共同抗日;同時組建了縣公安大隊維持治安,并同中共聯手剿滅為禍百姓的土匪武裝,其艱難復雜的程度可想而知,至今被樂陵老一輩人稱之為“樂陵版的《三國演義》”、“樂陵版的《七俠五義》”。1938年,牟宜之終被吸收為中共黨員。不久,調任八路軍挺進縱隊司令部秘書長,負責日常統戰工作。后部隊改編,出任泰山支隊司令。他還化裝成商人,不遠萬里,輾轉敵后,到當時陪都重慶,協助周恩來做統戰工作,還去延安會見毛澤東,作過長談。然后再經西安、太行回冀魯豫,曾同朱德、鄧小平、彭德懷會談過,并用自己的幾萬元積蓄,解決了八路軍的衣物困難。回到山東后,擔任過濱海區副參議長、沂蒙專區專員、115師參事室主任、山東軍區新編獨立旅政治部主任、山東軍區敵工部副部長等職,曾策反多股敵偽軍起義。抗戰勝利后,在軍調部執行處參與國共談判。解放戰爭時期,調遼東軍區,先后任秘書長、聯絡部長、敵工部長等職,曾策動國民黨軍184師起義,創建功勛。
1949年共產黨執政之后,牟宜之先后在林業部、建設部任職,“職務越來越低”,逐漸被邊緣化。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雙跨”,同國民黨有著復雜的社會關系。丁惟汾已輾轉去了臺灣,被劃入國民黨右派陣營;胞弟牟乃纮是蔣經國的下屬,在臺灣任國防部少將專員。盡管如此,牟宜之還是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如在城市建設方面的超前性規劃,揭露政治騙子李萬銘等。揭露李萬銘在當年是頗具影響的事件。
到了1957年反右派運動,牟宜之再也躲不過去了。以他的身世,他的秉性,不讓他秉直勸諫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被“陽謀”圈住,應聲倒地,從此打入另冊。“文革”開始后,又被發配到黑龍江勞動改造,飽嘗種種苦難,直到去世不得還鄉。但“國家不幸詩家幸”,牟宜之后期的詩歌創作達到一個高峰,尤其是“文革”以后,進入化境,直逼李杜。我在為《牟宜之詩》一書所作的序言中已加論述。牟宜之是東林后人,幼年由祖父教導,從《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開蒙,入私塾后,始讀《四書》,讀過的書,他均可背誦。據說,他識字之多,更是罕有人比,只要是《康熙字典》上有的字,全能認識,被人稱為“活字典”。丁惟汾是著名的訓詁學家,對這位內侄的才學很是欣賞,曾有心讓其承繼自己的衣缽,專心國學。由于自幼的修養,牟宜之的才學特別顯現在他的詩人氣質中,我寫過這樣的評語:“其藝術性、人民性、正義性品位極高”,很欣賞他詩中所表現出的浩然正氣、壯志豪情、樂觀豁達,特別是極具前瞻性的預言式宣判。這本傳記的作者對牟詩的品評,主要是就其“同步批判”的勇氣和預見性加以論述,我很是贊同。可以舉幾個例證:
青少年時期的感時憤世:“蒼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問天。”戰亂年代對軍閥的控訴:“兵連禍結災不單,去年潼關又大戰。”抗戰時對侵略的譴責和對未來的向往:“野戍荒郊聞鬼哭,陽光大道少人行。何年滌蕩平胡虜,載戢干戈不用兵。”“學書學劍為報國,哪堪神州遭踏踐”,這是他早年的立志。淪為“賤民”后,他意念堅定,不改初衷:“九秋楓葉經霜艷,臘月松枝帶雪寒”,“身世情懷誰能解,先憂后樂思范公”。“文革”期間,發配到邊陲絕域,身心備受摧殘的同時,在堅強意志的支撐下,精神更得升華,思想更加深刻,人不堪其消瘦,詩陡增其壯美,其“同步批判”的力度日益增大,彰顯出超凡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如他在《冬日》中所言:
索居白日且晦暯,瀚海闌干百丈冰。
窗外時聞山魈語,林間常有木魅行。
靜觀絕域幽奇趣,厭作離歌哀怨聲。
步上平沙一極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得知彭老總二次受辱,他感同身受,寫下《聞彭大將軍被辱有感》:
一生憂國復憂民,白發斑斑老諫臣。
安邦無畏平胡虜,濟世有策犯龍鱗。
夙慕忠貞常自勵,只緣同病更相親。
蒼狗白云任變幻,不愧東西南北人。
他對“文革”亂局的是非顛倒,豺狼當道,人心不古,世風險惡,抨擊無已,詩句極多,如“新貴多顯赫,貪佞塞廟堂。傍行狐與兔,共事豺與狼。常懷臨淵意,小心辟禍殃。”“雪中送炭世罕有,井下投石所見頻”。1971年林彪事發,特寫下詠史詩三首,被學者贊為當年評議此事舊詩詞中的“翹楚”。不僅道出“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的社會真情,還作出“天道無邪不容欺,評說還須待后年”的歷史宣判。本書作者為此評價傳主的詩篇:“當年發出這種‘歷史的先聲’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國名流,不是學者教授,不是作家藝術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負罪的‘古典共產黨人’”。
牟宜之是自古“國士”傳統道德文化的英魂。他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他的傳記亦是值得傳播的。
2013年2月23日
目次
序一:戴枷負罪的“古典共產黨人 ”/ 李銳序二:為國紓難 為士招魂 / 鐘沛璋 引言:潛聽驚雷出筆端1 勿忘在莒伏蒿萊2 東林家風金石聲3 青衿學子有所思4 少年談笑赴鋒鏑5 欲從草莽起刀兵6 熱血怎堪書齋冷7 流星即逝亦炫目8 永憶屐痕入櫻花9 忍將年華付蹉跎10 萬里當歸重操戈11 單騎更向虎山行12 翩然一身入荊叢13 亂世脫手斬豪雄14 英雄相惜若手足15 萬民阻路為縣令16 即從虎穴下渝州17 霧都啖飲亦豪俠18 遂向關陝遇舊識19 夜驚馬蹄過太行20 討逆初識野戰圖21 轅門綸巾四奇俠22 沂蒙征戰幾生死23 白玉何忍青蠅玷24 情定沙場系靈犀25 舌辯可抵萬人敵26 血濺白山聞戰聲27 初走麥城終不悔28 為官須有織婦心29 中年最痛愛子喪30 依舊任俠作京官31 獨有慧眼識鬼蜮32 風波乍湧等閒看33 英雄翻作檻中囚34 豈有盛世憂饑腸35 更作流民向邊荒36 野老無計驅頑童37 萬古窮荒有芝蘭38 彈鋏只為黎民怨39 萬樹蟬吟有恨聲40 鳳鳴九皋天亦悲尾聲:今人何以慰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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