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台關係史料選編(1895-1945)（簡體書）

《廈台關係史料選編（1895-1945）》選編了從1895年至1945年之間廈門與臺灣關係史料，即臺灣歷史上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廈門歷史上的清末和民國時期廈台關係的重要史料選編。其主要內容包括：日本學者鶴見佑輔所著《後藤新平》廈台關係史料．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1900年廈門事件史料．廈門臺灣公會史料．《申報》廈台關係史料．《江聲報》廈台關係史料．臺灣民眾在廈抗日鬥爭史料。

陳小沖，男，1962年8月生於福建松溪，1982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歷史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專職研究人員，現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臺灣研究集刊》常務副主編、教授。出版專著：《臺灣民間信仰》（1993年）、《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五十年史》（2005年），發表學術論文《貿易、戰爭與談判——1622-1624年澎湖危機述論》、《論臺灣抗日運動與臺灣人意識》、《試論日據時期的台籍日本兵》、《臺灣1937：皇民化運動與林獻堂》、《日據時期臺灣移民問題初探》等數十篇，主持或參加多項國家、省部級重大科研課題。主要研究方向：殖民地時期臺灣歷史、臺灣與大陸關係史。

《臺灣史料系列:廈臺關系史料選編(1895-1945)》編輯推薦：廈門與臺灣，歷史關系源遠流長，尤其是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1895年臺灣被強占直至1945年臺灣光復），兩者關系頗為曲折復雜。該書匯集了這期間的歷史檔案和當時國內及廈門本地主要媒體對廈臺關系的相關報道，全方位地展現了廈臺關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含有往往為國內學術界所忽略的日本方面史料記載，為人們展示了日人眼中廈臺關系的歷史場景，其與中國史料相印證，將大大拓展廈臺關系史的研究視野。

廈門，背倚漳州、泉州，隔著臺灣海峽，與臺灣、澎湖相望。廈門與臺灣，歷史關系源遠流長。
明朝初期，倭寇侵擾我國東南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泉州設永寧衛，分設左、右、中、前、后五所，中、左二所即在今天的廈門島內，此外還有福全、崇武、金門等三個千戶所，廈門與金門同為永寧衛下屬的所，唇齒相依，均為抵御倭寇侵襲的第一前線。明朝末年，清軍入關，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鄭成功堅決抗清，帶領一支軍隊，前往金門，以廈門、金門為基地，發展抗清力量。荷蘭殖民者侵占臺灣后，建立殖民統治，進行壓迫和掠奪。為了收復臺灣，鄭成功發兵東征，于公元1662年完全驅逐了荷蘭殖民者，收復了我國領土臺灣。公元1683年，清朝水師提督施瑯攻占臺灣，實現了全國的統一。次年，清政府在臺灣設立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臺灣和廈門都屬于臺廈兵備道管轄，兩地各設一名海防同知。公元1721年，改設分巡臺廈道，直到1727年才單獨設立分巡臺灣道，說明廈門與臺灣在清初的四十多年時間內都隸屬同一個行政單位。
清朝時期的臺灣，其廣袤的土地仍亟待開發，這時期大陸民眾赴臺須領取合法證照，經臺廈道查明方可，廈門是大陸民眾赴臺移民的重要出發地。此外，福建沿海的商人，也往來于臺灣廈門之間，他們經營的帆船貿易，實現了兩岸間的物資互補。廈門也是清政府對臺灣溝通的重要橋梁，所有的公文都從這里交船戶帶到澎湖、臺灣，臺灣的消息也是通過廈門上報。可見，清朝前期，臺灣政治、經濟、軍事都對廈門有著不同程度的依賴，兩地的關系極為密切。
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戰爭戰敗，被迫割讓臺灣。眾多臺灣同胞“義不臣倭”，紛紛內渡，返回大陸，很多則定居在廈門，如板橋林家的林維源、著名詩人施士潔等，至今廈門鼓浪嶼仍留有他們的舊宅和遺跡。另外，廈門是當時臺胞抗日活動的重要基地，臺灣的抗日力量可以從廈門獲得大陸同胞支援的武器、資金等，臺灣陷落之初，日本殖民總督府就派間諜在廈門偵查抗日臺胞的活動行跡。在日本殖民當局武力鎮壓臺灣的抵抗運動后，其試圖割斷兩岸之間聯系的圖謀并沒有成功。日據時期，基于廈門地處閩南中心地帶，與臺灣在語緣、地緣、血緣等方面有著深厚的淵源，自然吸引了眾多的臺胞在此工作、生活。他們從事各種職業，為促進廈門地區的發展，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尤其有不少青年愛國臺胞來廈門求知、求學，成立抗日組織，進行抗日活動。盡管在日本殖民當局的操控下，一些臺灣浪人勾結當地流氓地痞，在廈門開設妓院、賭場、煙館，利用日本籍的身份，為非作歹，逃避廈門執法當局的法律制裁，嚴重擾亂了地方治安，帶來了不良的社會影響，但這畢竟是少數，不是在廈臺胞的主流，且臺籍浪人的惡劣行徑，也遭到廣大臺灣同胞的反對和譴責。
綜上所述，廈門與臺灣的關系極為緊密，尤其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即從1895年臺灣被日本強占直至1945年臺灣光復），廈門作為重要的對外通商口岸，受到日本殖民當局的覬覦，是日本帝國主義南進政策中重要的侵略目標，廈門與臺灣關系歷史上，從此添加了濃厚的日本因素。在這個歷史階段，廈門與臺灣的關系既豐富多彩，又曲折復雜，廈門地區涉臺歷史資料十分豐富。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與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合作選編的這部廈臺關系史料集，搜集了諸多相關歷史資料，尤其是以往為國內學術界所忽略的日本方面史料記載，為人們展示了日人眼中廈臺關系的歷史場景，其與中國史料相印證，將大大拓展廈臺關系史的研究視野——譬如臺灣抗日志士在廈門組織的抗日團體及其英勇斗爭；又如臺灣銀行廈門支店的設立、臺灣世家林本源家族與鼓浪嶼的密切聯系、在廈門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廈門事件的內情及其本末，日本帝國主義對廈門的侵略擴張計劃等等，均一一展現在我們面前。同時史料選編還匯集了歷史檔案和當時國內及廈門本地主要媒體對廈臺關系的相關報道，全方位地展現了廈臺關系的方方面面，如《廈門市政府公報》、《廈門市公安局警務月刊》披露的當時廈門市警察局所破獲的臺籍浪人所犯的偷竊、販毒、搶劫、綁架、殺人、勒索、偽造錢幣、人身傷害等一系列案件；《申報》、《江聲報》詳細記載和報道的臺灣人在廈門從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活動的各種情況，以及廈門市爆發的與臺灣人相關的轟動一時的臺吳事件、臺探事件。又如臺灣公會的歷史淵源、發展過程及其與廈門市各界的交涉情況，等等。所有這些均體現了廈門與臺灣關系的密切。本史料選編將為廈門市民了解廈臺關系的歷史源流提供詳實的資料參考，相信其亦將成為學術界研究廈門與臺灣歷史關系的重要基礎。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現今，兩岸關系邁入新的發展階段，海西建設如火如荼，廈門在綜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試項目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對臺交流合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在新形勢下，發掘不同歷史階段廈門與臺灣關系的史料，有利于推動相關的學術研究，總結歷史教訓，使廈門在對臺交流合作等方面，開拓新的思路，延伸新的發展，為兩岸的攜手共進以及和平統一，作出應有的貢獻。

序言編輯說明壹 後藤新平文書廈台關係資料一、桂之南進論二、兒玉之對岸經營備忘錄三、臺灣銀行廈門支店設置論四、差旅對岸五、訪問福建省六、與林維源之交情七、利用北清事變八、動亂即將波及福建九、順流而下十、箭將離弦十一、最後的大頓挫十二、英美介入十三、聖旨降于兒玉十四、兒玉的後策十五、三五公司十六、福建省之樟腦事業十七、潮汕鐵道貳 《日本外交文書》1900年廈門事件資料三 廈門臺灣公會資料選一、臺灣公會沿革及相關條例二、臺灣公會與臺胞及廈門市當局往來交涉函件三、廈門市臺灣籍民相關資料肆 《申報》廈台關係資料選一、1923年二、1924年三、1925年四、1926年伍 《江聲報》廈台關係資料選一、1931年二、1933年三、1934年四、1935年五、1936年陸 臺灣民眾在廈抗日運動資料一、廈門尚志社二、廈門中國臺灣同志會三、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四、閩南學生聯合會五、廈門反帝同盟臺灣分盟六、關係者的檢舉後 記

壹 后藤新平文書廈臺關系資料
一、桂之南進論
日本初次占領臺灣之時，當時指導者們腦中閃過之偉大事實乃為：對岸橫亙著支那大陸。
尤其福建省，與臺灣僅相夾澎湖列島，可謂距臺灣不過一跨之地，不必乘巨大黑船，僅由靠帆、棹行駛之無數戎克船，便可連通臺灣與廈門兩地，從未間斷。
地圖之上被涂成藍色的海洋易予人以臺灣乃是同外界隔絕的一座孤島的印象。但事實上，大海與其說是隔離風土人民，毋寧說更多應是起到連接之作用。相比被山岳劃分的陸地，隔海相望之對岸，經濟、社會上乃至文化上（與臺灣）存在密切關聯卻成為常態。
且由民族視之，臺灣與福建省皆為同一人種組成之社會。大部分臺灣島民乃是對岸遷來之移民。彼等從未間斷與故鄉對岸親戚故交間之交通往來。即便于歷史上視之，臺灣島亦長時間作為福建省之附屬地而被編入其行政范圍。
即便臺灣為日本占領之后，此等地理、社會、經濟、文化、歷史、民族之兩岸關系事實依舊牢固存在。無視此等儼然事實而意圖統治新領土顯然不可能。
直截了當地說，統治臺灣的重要一面即是對岸經營。
加之立于大日本主義潮頭之當時之領導者們并未將臺灣島視為日本殖民發展之終點。臺灣僅是帝國國力不斷向南挺進之跳板。在此跳板之上凝神眺望：西方為南清廣闊沃野，南方漂浮于云波上的是南洋諸島。于臺灣島短暫停留休整鯤鵬之翼，終有一天翱翔于此片大陸和汪洋頂上之日必將到來。
作為其著手之第一步，對岸經營重要性不言而喻。
北起樺太南至臺灣之島鏈以半月形環抱亞細亞大陸。因而，如前文所述，“諸列島乃是掌握東洋和平之關鍵”，此自明治維新以來便成為日本國策之根本要義。現今依據日清戰爭結果及在朝鮮半島所扶植之我帝國勢力，日本海安全已然確保。下一步，于南支那海確立帝國霸權則須從對岸福建省培養潛藏勢力開始著手。若得以于福建沿岸確立適當立足之地，航行在狹窄的臺灣海峽船舶之上，將幾無任何事物可逃過日本的視野。由此點亦可看出，對岸經營同新領土經營密不可分，二者擁有重大關聯。
最為露骨披露出當時日本領導者們懷報之經綸者為第二代臺灣總督桂太郎所撰意見書。其首先起筆寫道：
太郎日前得繼臺灣總督重任，抵達任地后，乃先行巡視臺灣、澎湖及南清沿岸，意欲就其職責中關于將來設施一事細述所見之梗概。
依我方勝利之結果，臺灣已盡歸我帝國版圖，其設施經營雖多，但總而言之，不外對內殖產興業開發富源，對外據臺、澎之地勢伸張國勢。仔細想來，臺灣之設施經營非限于臺灣境域之內，更應策劃對外進取才是。
然其“對外進取之策劃”究竟為何物？桂總督之意見乃以為應是經營對岸地方并使之成為我南進政策之根據地，同時須防備列強分割支那之形勢。其又繼續記述道：
且說臺灣夾澎湖列島與南清沿岸相望，且與要港——廈門相互交通，以與南清一帶保有密切關系。往南連接南洋諸島，遠制南海，其形勢宛如于日本海九州隔對馬島與朝鮮半島相峙，且同釜山港密切交通從而控制該半島之形勢。既往雖得以維持日本海安全而不致國威失墮，但將來若不南進壓制支那海，密接南清沿岸，同南洋列島交通往來且據臺、澎地勢大大伸張國勢，恐將遺為百年憾事。
清國老朽積弊，已無法長久維持其版圖，列強環視、蓄謀已久。尤以二三強國作為歸還遼東之報酬，意欲占其財政權力且緊盯其政策不曾懈怠。一旦清國事發，強國將爭相割據清國領土，以達多年欲望。
當此時，我帝國究竟應出何策？若欲無所事事而袖手旁觀則罷；但若欲乘風云圖謀伸張國勢則須事前有所準備。而所謂“準備”者無他……（中略）即著手同廈門密接交通，于福建一帶積蓄我帝國潛藏勢力。
然而對于此種積極政策，有小日本主義之消極主義者表示反對，且恐歐病患者亦有所謂萎縮論。對此桂總督論述如下：
或有人言：于大陸保有我領土，難免釀成外交紛擾，為國之計恐不應采此策，遼東半島之殷鑒不遠；又有人言：境壤接于大國，將招致本國內治紛亂，寧可不近之為妙。此說雖非一無道理，然徒為畏縮偏執之論，不足為我帝國施政之主旨。遼東之轍已有前人識之，豈是后人需顧慮之處？更何況當時乃是戰后國勢所限而不得已為之。蓋欲考量國力，不能不分清時勢之異同及實力之差異。縱使與強國接壤，其所謂強國亦僅是版圖之擴張，殖民地之造成。其本國實力遠列于歐洲之后，且歐洲列國又相互嫉視反目，覬覦其隙，其本國已呈尚不能保一日茍安之態勢，故而其不能充實力至隔絕異域已是一目了然之事。既得如此，則縱使同強國僅以余力而勉強保護維持之殖民地相鄰接，又豈會釀成我帝國內治之紛擾？伴隨此對外進取之策之我帝國作戰計劃，他日再行陳述。
而后，桂總督乃筆鋒一轉，說到臺灣同南清間地理、經濟、風土教化之關系，在闡明對岸經營必要性的同時，論及其最得時宜之理由如下：
據臺灣之地利而于南清扶植養成我帝國勢力不僅非為難事，且其地勢即是如此，宛如我九州同上海交通頗繁一般。南清各港，尤以廈門，近處隔澎湖列島而與臺灣相望，即便非巨船大舶猶能數小時內渡海抵臺，故而素來便為彼此交通要沖。觀其現狀，臺灣之貨物以廈門為集散地然后外輸四方。故廈門日后作為我國風土教化及貨物流入之新門戶，為我政治、貿易上最為重要之樞要區域。據此應于福建一帶扶植養成我帝國潛在勢力以備他日有事之機，誠非至難之業。臺灣同廈門關系如斯，故多見有人思慮臺灣之土匪暴徒蜂起應為該地人等教唆鼓舞所起。不過此類事實應無根據，不僅常有在該地偵查者的報告，本官亦未親聞當地我外交部門就此有何確據。唯有跡象表明該地清國政府官吏或是二三同政府關系密切之商賈遙相聲援。但此地既往數百年來，素有外交貿易之風習，一般市民只管從事商業貿易，且該地富有商賈已然覺知西洋文明為何物，且有表示與我國人同情同感，甚而察知將來于臺灣之事業若不同我國人協同一致將致不利。據此考之亦可察，（廈門）不論人心傾向、地勢樞要正是扶植培養我帝國勢力之要地。
而后，桂總督又將南清地方與臺灣之關系同朝鮮半島與九州關系相對比，主張“應使南清一帶成為宛如朝鮮半島之地”，其論述如下：
倘若說到我勢力之于朝鮮半島幾何，其間雖偶有消長變化，但潛入其國內之勢力實屬異常眾多，縱使半島土崩瓦解，為二三強國所吞并，（列強）亦將顧慮我帝國潛藏勢力之厚而不得輕易舞其爪牙，此為現時之態勢。不言而喻，得以培植如斯勢力乃是多年施政之結果，而非一朝一夕之業。朝鮮半島之證跡即如斯。現今著手準備立足臺灣由廈門港注入我帝國勢力至南清，他日令南清一帶成為若朝鮮半島般之地應是今日急切之事。
總之，桂總督之意見乃是不應將臺灣作為帝國殖民政策之終點，而應是帝國南進政策之起點。其在結論之時作了如下陳述：
臺灣之地勢非但對南清，縱對南方群島，亦是伸展羽翼最為適宜之地。現今，由廈門至南洋外出務工者已達十萬之多，而南洋貿易之中又數米谷、雜貨極多。將來以臺灣為根據地，伸張政商勢力于南洋亦非難事。是否得以確實實行之還須看航海之力強弱幾何。廟堂之中已有擴張航海之議，而就臺灣、南清沿岸及南洋之航海擴張，本官另有愚見。總之，我帝國先前得保日本海之安全、控制朝鮮半島、扼浦監斯德港之咽喉，但觀今日戰后形勢突變，則可執行所謂北守南進之策，由日本海區域進發至支那海，對其沿岸各地制定進取計劃。
以上即是明治二十九年七月臺灣總督子爵桂太郎無所忌憚之意見。而此亦是當時日本之指導者們于胸中描繪之大致國策。
二、兒玉之對岸經營備忘錄
桂太郎之后，乃木希典就任第三代臺灣總督，而在乃木辭職之后，就任第四代總督之人為兒玉源太郎。
兒玉與桂同為長州系軍部出身之政治家，私交不淺，特別于政治上亦有所關聯，關于此點前文已經陳述。故而，二人于南進政策上見解合拍絲毫不足為怪。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兒玉總督所寫“臺灣統治歷史與將來之備忘錄”正是對前述桂之意見予以詳細說明且具體化之產物。其大意如下：
一、為達成南進政策，對內須勵精圖治，對外須友好睦鄰，避生國際事端，在對岸清國及南洋通商上占據優勢。
一、為收統治本島島民之全效，不應僅將重心置于鎮壓島內、收攬民心。亦應采取注意對岸福建省尤其廈門之民心，察其歸向，反過來謀圖島民安心，以達統治目的之方針。
以上兩項僅是闡明帝國南進政策之根本要義。相較桂意見書之不同之處在于其從臺灣統治方面充分陳述對岸經營之必要性。而桂僅從徹底實行大日本主義國策之中尋求論據之作法雖不能說是虛構，但毫無疑問，兒玉主張之論據更加實際，亦更為有力。這正是多年統治臺灣之實際體驗教給日本指導者們之嚴肅教訓。
……
兒玉總督于第五項中論及修筑港口問題，甚而提出將廈門港“附屬于臺灣島，使之成為東洋屈指可數之良港”，足見其氣宇已吞噬對岸地方。且將廈門港視作臺灣島事實上的附屬地，正是不誤統治臺灣大方針之遠見卓識。兒玉所作論述如下：
一、雖僅略微進行筑港事業之調查，已知本島素缺天然良港，而此為談論治臺策者齊為慨嘆之處，此畢竟是將經營之眼界識局限于本島之內。稍將視野擴大，且依據帝國占領本島之宗旨而講究經營之道，乃得知有東洋屈指可數良港附屬于本島，數百年來為島民所利用。現講求利用之方法，正所謂不負上天的恩惠，此亦符合帝國占領本島之意。而所謂東洋屈指可數良港者，廈門港是也。下官就任以來苦心經營此點，早晚可遇良機而達此目的。
第六項備忘錄則論及廈門住民對我帝國統治臺灣之意向變化情況。
一、廈門住民之意向近來大變，大為仰慕臺灣統治，非但乞求歸化者日益增多，諸多企業亦有求于總督府之幫助，總督府可乘此機，加快步伐，勤收民心。
廈門民心之變化伴隨帝國統治臺灣之實績攀升而愈加顯著。正如前文所述，廈門同臺灣不論由哪點視之，皆是密不可分之姐妹之地。統治臺灣不能拋開對岸福建省，廈門的生存亦不能置臺灣島于不顧。在統治臺灣之實績與廈門民心變化的關系上，以相互因果循環的方式，奠定了我對岸經營之基礎。
然而，此類民心變化并非僅僅止于空泛的“意向”變化，應順應該民心變化，采行經濟措施，且將之具體化。作為第一步，兒玉總督首先提出設置臺灣銀行廈門支行之提議。
一、于廈門設置臺灣銀行支店一事乃是總督府由來已久之計劃，其真意亦是達成前述諸事之重要手段之一。設置廈門支店后即可開始臺廈間之匯兌，爾后掌握廈門同其他各地方間之匯兌權，且蓄積清人存款于此銀行之時，清人必將自然增加與帝國共有利害之念，如此一來帝國威信先是加于廈門，而后反射波及至臺灣，治臺之效倍增將成必然結果。此為素來論臺統治者未曾謀劃之處，且收其功績所需歲月毋庸置疑將快于人們之想象。
一、臺灣銀行支店于廈門盡收各地匯兌權同時，往返于福州、漳州、泉州之百噸左右的汽船將均應為日本籍或揭插日章旗。此等沿岸小汽船升起日章旗之日，便是我帝國專有福建省內重要道路交通權即鐵道架設權之伏線，故而不戰即收占領廈門之實并非難事。
一、于廈門占據上述優勢之時，我帝國便可如英國于蘇伊士運河的勢力一般，獨霸東洋，此絕非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