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諾談波諾（簡體書）

《漢譯精品．文化生活：波諾談波諾》是當今最受歡迎的搖滾樂隊U2的主唱波諾與著名搖滾文化記者、作家米奇卡．阿塞亞斯歷時兩年的對談之作。在書中，波諾談到了他的童年。談到了U2樂隊，談到了他獻給非洲的歌，談到了政治。以及對於自身的一些看法。波諾說：“總的來說，我實際上是一個不喜歡回顧過去工作的人，然而，這一次或許就是那個時刻，我要講述那些歌曲之外的故事。”米奇卡．阿薩亞斯（MichkaAssayas）是一個音樂記者兼小說家。在巴黎生活和工作。他於1980年在倫敦遇見波諾，是在愛爾蘭和英國之外第一個支持U2的記者。他和波諾在兩年時間裡在都柏林、巴黎、博洛尼亞和法國的海濱度假勝地共同完成了《漢譯精品．文化生活：波諾談波諾》。

波諾（Bono），U2樂隊的主唱兼旋律吉他手，當今搖滾樂壇的旗幟。米奇卡．阿薩亞斯（MichkaAssayas），音樂記者兼小說家，在巴黎生活和工作。阿薩亞斯在倫敦遇見波諾，是在愛爾蘭和英國之外第一個支持U2的記者。

最具實力和影響的搖滾樂隊之一U2樂隊的靈魂人物、社會活動家波諾與著名搖滾文化記者、作家米奇卡·阿薩亞斯歷時兩年的對談之作。對于U2或者波諾的粉絲的人來說，本書不容錯過。
《波諾談波諾》是著名搖滾樂隊U2的旗手波諾與著名搖滾文化記者、作家米奇卡·阿塞亞斯歷時兩年的對談之作。在書中，波諾談到了他的童年，談到了U2樂隊，談到了他的獻給非洲的歌，談到了政治，以及對于自身的一些看法。本書在英國推出后，獲得了媒界與搖滾樂迷的廣泛贊譽，在銷售市場上也成績斐然。

前言第一章無關歌曲的故事第二章永遠不要相信藝人第三章每個人都活靈活現第四章誰是這裡的埃爾維斯？第五章本書最短的一章第六章刺文身的人第七章在玻璃杯底第八章有時不在的那條腿第九章你不應該去美國第十章我作為一個災難迷的生活第十一章賦予永恆第十二章長鬍子的女孩第十三章我不會搬到小房子裡去第十四章我永遠都不會適合圖坦卡蒙的棺材第十五章從阿姆哈拉的帳篷到勃列日涅夫的床第十六章信念和運氣第十七章整理我的房間

究竟是什么讓波諾乖乖地坐到沙發上？如他所承認的：“我從來不和任何邊說邊寫或錄音記錄的人做長時間的對話。他們通常都喝得醉醺醺的。”我很難準確地說清為什么我會成為波諾聊天、喝酒、寫作的伙伴，但我會盡力解釋當初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
我第一次和波諾以及U2樂隊面對面是在1980年5月，那是我生命中完全不同的一段時光。我那時留著蘑菇式的發型，戴著灰色粗塑料架的眼鏡。我整個一副“新浪潮”的學生裝扮——紅黃相間的寬條子馬球衫，滿是口袋的黑色褲子，在腳踝處扎得緊緊的。我為一本總部在巴黎的法國雜志《音樂潮流》(Le Monde de la musique)工作，那是我剛成為他們的音樂記者的第一個星期。我不是個騙子，但我感覺像是。我的意思是說，那時我21歲，有一個法國文學的學位并大概掌握英語。《音樂潮流》是一本非常嚴肅，看上去又挺感傷的雜志——它黑自印刷，主要報道歌劇、著名指揮家和爵士樂大師。他們視搖滾樂為一種文化運動(mouvement culturel)，他們就是這樣看待那些來自倫敦的最新音樂潮流的。他們給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派我到現場去看看，找出一些時代精神來。那時《新音樂特快》(The New Musical Expr哪)是我的圣經。每個星期，這本雜志的作者保羅·莫雷(Paul Morley)和伊安·佩曼(Ian Penman)都會推崇一些來自曼徹斯特的無名樂隊，他們的第一首單曲(發型以及唱片封套)都一定會引發一場美學的以及存在主義哲學的大地震。我會寫下他們的名字，并安排和他們碰面——“年輕的大理石巨人”(Young Marble Giants)，特別是那個在消失前只出過一張出眾的唱片的《絕妙的青春》(Colossal Youth)。他們有一些真的不錯，比如“迷幻皮毛”(Psychedelic Furs)、“單色套件”(Monochrome Set)，而另一些則……這么說吧，挺有趣的。至于U2，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我出發去采訪他們之前還沒有聽過他們的一個音符。
U2的四位成員共用一間簡樸的兩房公寓，位于柯靈漢花園，靠近南肯星頓。他們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難以置信的熱情好客。我立刻就被這個來自都柏林，有著寬厚笑容和有趣名字的小個子所吸引，他滔滔不絕，我記得自己一邊聽他講話，一邊擔心也許他們的音樂不如他們的談話這么精彩。我采訪過的大多數音樂人都對我提出的那些抽象的問題感到迷惑，也許他們在想這個夸夸其談的法國佬到底在說些什么玩意兒。但波諾不是，他看上去和我一樣過度興奮和缺少安全感，他很樂意去鉆研我認為的深刻的話題——比如倫敦年輕時尚的重要性，U2是如何拒絕融入這股潮流的，現代音樂是如何悲劇性地忽略靈魂的表達等等。為了講清自己的觀點，他會拋出很多不同的想法，并在討論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熱烈。當他最終談到正確的點上時，整張臉都會亮起來。他們住的地方很小，他邊說邊走時都會撞到墻上(現在我記起來，U2所有的成員都用睡袋，睡在同一間房里)。我不斷地把我腦子里想到的幾乎所有想法都發展出一套即時的新理論。即便我有時還不能完全清楚地表達自己，波諾也總能領會到。(借用鮑勃·迪倫[Bob Dylan]在《編年史》里的話就是：“當我和波諾對某個人不是很肯定時，我們就編一個人出來。”所以這下我有伴了。)我還記得那天發生的另外一些情形：刀鋒(The Edge)的牛仔褲，布滿了朋克涂鴉，還有他善意的微笑和謹慎的談話；亞當(Adam)的笑容，雖然那是一種頑皮的微笑；還有萊瑞(Larry)，看上去只有15歲，整個采訪過程都低著頭。采訪結束時，他們給了我他們的第一張單曲唱片，由小島唱片公司出版，“11點鐘的滴答聲”(11 O'Clock Tick Tock)。海軍藍的唱片封套上面有黑色的“新浪潮”的條紋。這張唱片并不能馬上派上用場，我在倫敦沒有唱機。所以我只能去看他們的現場演出來判斷他們的音樂是否和談話一樣出色。
那晚，U2在一家叫“希望和錨”的酒吧演出，或者是“月光俱樂部”？我不肯定。那里并沒很多人，我估計大約70個人。我當時感到很興奮，同時又有一點尷尬。當一個酒吧只有半滿的時候，那就好像所有相關的人——樂隊、觀眾、酒吧主人——都可能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現在回想起那一晚，我記得觀眾里有個高個子長頭發的家伙正對著低矮的舞臺，完全在亂來，在歌曲間隙大聲而含糊地吼著。我看著他，想他會不會攻擊臺上或臺下的人。但樂隊好像根本不在意這個。一個朋克歌手會攻擊那個制造麻煩的人，或者鼓動觀眾這樣做，這至少能刺激現場的緊張氣氛。波諾不是這樣，U2也不是這樣。他們好像沒看見或聽見那個討厭的家伙。波諾大概是爬到了功放的架子上，或者做了件類似效果的事。事后想起來，我覺得他和U2對那里的人有點視而不見。對U2來說，我們這群人并不是倫敦某個特別酒吧里的特別觀眾，只是他們理想觀眾群的臨時替代品，而對我們來說，U2也不是那支來自都柏林的特別樂隊，也只是理想樂隊的臨時替代品。盡管他們意識到只有70位觀眾，他們還是忙于關注一些看不見的但更重要的東西，我猜我當時也在忙著關注這些東西。那晚樂隊和觀眾都感受到一種還未誕生的美的存在。我們之間形成了一種聯系，從那以后我們之間一直有一種很強的聯系。
80年代的上半期，我始終都推崇U2，并在《搖滾和民謠》(Rock and Folk)(一本月刊雜志)和《解放》(Liberation)(日報)上持續評論他們的唱片和演唱會。波諾和刀鋒第一次來巴黎的時候，我帶他們去了巴黎圣母院，那是他們的主意，不是我的。我仍然記得波諾突破擁擠的人群，像卡西莫多一樣一瘸一拐地前進的樣子，那樣子就像搞笑電影《蠢蛋》(jackass)里的主角，而史蒂夫·歐(Steve-O)那時應該還在幼兒園里吧。我不能百分百斷定，但幾乎可以肯定，是我陪波諾在巴黎的餐館里用的第一餐。我經常去U2的后臺。在那漫長的被遺忘的歲月里，音樂組合還沒有配備軍事保安。渾身沾滿汗水的波諾就像一個搖搖晃晃的拳擊手。我喜歡U2的地方就在于他們的音樂里有一種富有靈感的笨拙。他們以一種不現實的方式表現出勇氣——那是他們音樂烏托邦的一面——但同時他們又很清楚自己在現實層面的局限，所以下定決心通過制造出最響、最粗糙的噪音來呈現出他們音樂的最好一面——那是他們音樂中朋克和現代的一面。他們對那些趕時髦的人來說顯得不夠時尚，而對那些不趕時髦的人來說又顯得太富挑戰性。他們進入了一片寬闊空曠的大陸，那里人煙稀少——就像“元旦”(New Year's Day)這首歌的錄像里那片長長的冰凍的白色大草原。很多人后來會跟著他們聚集在這片開闊地帶，但在最初的時候，那片地方只讓人感到孤獨和荒涼。你真的會懷疑會不會被擱淺在這種地方，被人遺忘，和這群一無所知的愛爾蘭人在一起，覺得自己是個傻子。
1987年，《約書亞之樹》(Joshua Tree)發行并登上幾乎所有排行榜的冠軍位置。一些人把U2當成新的滾石(Rolling Stones)。這其實有點諷刺，因為他們每做一張唱片都以為那將是商業上的一次自殺行為。而每一次成功的到來都帶著復仇的味道，好像成功被他們的輕蔑態度給激怒了。所以10年后，當他們推出一張“流行”的唱片(《流行》[Pop])，卻需要面對商業上的失敗(相對的)。跟多數樂評人一樣，我很享受到達那樣的境界，成為他們的一部分，但面對他們對音樂世界的大肆殖民擴張，我情愿按下“快進”鍵。盡管我認為他們的一些歌很棒，我的心跳卻已經不在同一個節奏了，所以我和他們失去聯絡。這其中也有羞怯的成分，這些家伙現在成了超級巨星，這在我們之間多少造成了點尷尬。問題的關鍵在于，U2不再需要像我這樣的人了。所以很自然地，我得往后坐了。當然，我覺得《注意，寶貝》(Achtung Baby)很棒，但沒人需要從我這里聽到這樣的評論了。
幾年之后，我從這種羞怯中走出來。我對巨大成功的無限懷疑開始出現動搖。于是我像前男友一樣采取主動。1997年，我打電話給法國周刊《搖不動的人》(Les Inrockuptibles)的編輯，讓他派我去采訪正在宣傳《流行》專輯的波諾和刀鋒。我猜我是想知道我們的內心深處是否仍然保有那段過去。因為我游離于U2的命運之外有如此長的一段時間，我感覺U2游離于我的生活之外已經太久了。潛意識里，我不愿接受這樣的想法，并想把它糾正過來。所以我13年來第一次回到都柏林。當波諾走進漢諾威港錄音室的大廳，看見我等在那里時，他好像驚呆了，那感覺就像我死而復生了。接著他走過來給了我一個長時間的沉默的擁抱。他不停地說道：“我想不到是你……我想不到……”就這一眨眼的功夫，13年的時間縮成了一粒微塵。我們走進一家酒吧，很快我就忘卻了那頂切·格瓦拉帽子和小雪茄煙。我記得我向他直說對《動物園》音樂錄影的懷疑，我們還就此爭論了一會。我們好像重新開始了在柯靈漢花園的談話。我意識到，那次交談從來就沒有中斷過。
我在回巴黎的路上開始為今后和波諾見更多的面尋找理由。就是在這時，我想到了和他合作寫本書。我向他提議跟隨U2的“流行市場”(PopMart)巡回演出，記一本類似日記的東西。但比爾·弗萊納根(Bill Flanagan)已經寫過U2了：《世界盡頭》(U2：At the End of the World)，而且還做得很出色。波諾和我通過電話聯系，他說樂隊會同意這個想法，除了萊瑞，他曾經很明確地說過：“我再也不想出現在書里。”幾個月后“流行市場”巡演來到巴黎，我也在那兒。第二天的早上，我回到家，電話答錄機里有一條留言。一個有點氣喘吁吁的聲音蹦出來：“我是你的愛爾蘭老朋友……演出的時候我叫了你的名字，你聽見嗎？……昨晚喝多酒了，我現在很不舒服……你回電給我吧，我住在皇家莫索酒店(Royal Monceau)，登記的名字是佩尼(Penny)。”這一次我沒能回電給他。我們不得不又等了4年。以我們的標準來看，這并不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2001年7月，U2在巴黎的貝西體育館(Palais Omnisports de Bercy)做了一次極為出色的演出。我來到后臺祝賀波諾。他用他特有的專注的眼神看著我，完全擺脫了猶豫，說道：“我們應該一起寫本書。”真的？演出期間，在唱《我會跟隨》(I Will Follow)的間歇，他背誦了一長串U2在巴黎演出過的地方，那時他(再一次)在臺上喊出了我的名字。所以，這就夠了。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搖滾樂隊的歌手在兩萬人面前叫出你的名字。不管怎樣，你都得回應這種呼喚。
那晚過后，我寫了封信給波諾，這樣寫道：
我們走到2001年了。你完成了你生命中最出色的一次演出，而一切對我都變得非常自然了，和你談話，把過去和現在聯系起來等等。所以我有個主意。你知道，有一種書的寫法不是作者一個人來寫某個名人，而是作者同那些著名的畫家，作家或者電影人一起寫成的：采訪者會設計一系列的對話集中體現被采訪者生活和工作的某個特定方面(比如說：童年和事業的開始，他們同某個特別藝術家的關系，他們的成功與失敗等等)，然后這種書以對話錄或談話集的形式出版。我覺得這樣的書很有趣，因為它們正和那些傳統的“搖滾書籍”相反。當然，有人也可以反對說出這種書你還太年輕。但你比我更清楚在你的領域里，23年的經驗已經意味著老年和智慧了。如果這是應該做的，我們就開始做吧。如果不是……那么，你知道等我們60歲的時候還是會做的。
所以，這就是這本書的由來。2001年8月，“提升”(Elevation)巡演結束時，波諾失去了父親。幾個月后，他同意開始這些采訪。我們在談話的時候，我經常感覺波諾和我是療養院里的兩個老人，我們擁有全世界的時間。當然，這并不是真的，因為波諾經常會用他的那旬“我得跑了”打斷談話——他也確實每次都這樣。談話中斷后我總是覺得像是從一個夢里醒來，但那些是很深的夢，也是很緊迫的夢。波諾曾這樣總結我的談話方式：“我直取致命之處。”對每一次談話我都傾盡所有。我不停地想：這也許是最后一次了，也許我再也沒機會和他談話了……但同時，波諾的話語卻從他很寧靜很深刻的某處傳來。波諾說起話來有一種吸引人的寧靜和神秘的專注。這些談話都是緊迫和安寧這兩種情緒的結合。其實這并不怎么矛盾，這種狀態就仿佛是懸于暴風風眼之處。我想一些最偉大的音樂就來自那里。我很樂意相信一本書也可以來自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