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學者視野中的中國城市化問題（簡體書）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學”在國外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一門引人注目的“顯學”。為了加強對國外中國學的研究，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院級非實體研究機構“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由汝信副院長、黃長著學部委員掛帥。此事引起國內外學術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因為國外中國學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立後，雖然一直受學術界的關注，但國外中國學研究室後來被取消，成為學術界的憾事，而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則被學術界看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啟這一領域研究的標誌性事件，就連國外學者也因他們的研究開始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視而深受鼓舞，許多學者借來華的機會到研究中心訪問，作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

《海外學者視野中的中國城市化問題》編著者唐磊、魯哲。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學”在國外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一門引人注目的“顯學”。為了加強對國外中國學的研究，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院級非實體研究機構“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由汝信副院長、黃長著學部委員掛帥。此事引起國內外學術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因為國外中國學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立后，雖然一直受學術界的關注，但國外中國學研究室后來被取消，成為學術界的憾事，而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則被學術界看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啟這一領域研究。

總序第一輯 城市化：發展策略與路徑選擇中國城市轉型的趨勢、影響與政策指向中國的城市化：面臨的政策問題和選擇改革時代中國城市的發展秘訣都市圈：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新挑戰經濟學視角下中國城市化的趨勢、問題與政策第二輯 城市社會．階層、結構與認同中國的城鄉不平等定居意願和分居家庭——關於北京城中村移民調查的研究發現中國城市與俄羅斯階層結構和階層不平等：制度變革還是經濟成就的影響？中國南方的象徵性城市／地區及其性別身份的形成中國城市社會結構變動與中國模式第三輯 城市治理．制度設計及其挑戰產權改革與中國城鄉結合部基層治理的變化：以北京昌平區為例中國的城市化與社會深層的戶籍問題研究移民與住房：中國與美國的比較研究老齡化城市社會：言論與政策城市中國的治理：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求平衡第四輯 城市發展．全球化與可持續全球化與中國的新都市中國能源挑戰的實質與應對之策水和城市化全球化、可持續發展與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作者小傳編後記

基于來源地——地方主義——上的分化，在工作空間中呈現首要位置，每個人都把對方按照是否是同鄉進行分類，并且相互之間使用方言交流。工人以地域關系為基礎形成社會團體，并在跨地域實踐中充當中介，諸如將親戚朋友介紹進廠（Ngai，1999）。在這種情況下，跨地域性在很多大程度上并非是維持地方權力結構的范圍超越，就如韓啟瀾（Emily Honig，1992）在地區差異等級基礎上定義劃分民族那樣。區域變量指省間移民，他們一般被稱為“外省人”，然后又被以她們的來源省或地相稱，如“廣西妹”或“北妹”等。另外，移民管理體制正越來越注意新型的跨地區家庭：廣東與福建嫁入臺灣和香港的女性比例是大陸最高的（Ye和Wen，1996）。而且，為數不清的臺灣和香港投資者均在這些地區擁有所謂的“二奶”（Tam，1996）。從這種以男性視角對“二房”現象的解釋中可以看出如何借古喻今地來配合當下過度男性化的商品文化。
賣淫女的出現及對職業賣淫的焦慮而引發的擔憂也反映了跨區域情況。改革開放進程中，性工作實質上得到了擴張（Hershatter，1997），而且總是以“內／外”的象征性描述把賣淫作為一種地理上的“外來”問題（Ho，1998）。在改革初期，中國官方出版物總是譴責香港和澳門作為賣淫的起源。而20世紀90年代初期，官方以逮捕記錄為依據的統計數據指出廣東、福建、海南三省來自其他省份的妓女數量最多，而其中90％以上在深圳、廣州、廈門及海南的妓女是來自“外部”省份的（Dong，1996）。對來自中國大陸邊遠省份女性的“外來化”使人想起路易莎·謝恩（Louisa Schein，1996）所觀察到的在同一民族——國家內不同地區在維持身份差異意愿中的“內部劃界”。外省妓女對賣淫應承擔的責任大體與香港和臺灣對大陸女性移民憂慮對等。在香港，人們已經為大陸女性與香港男性所生的成千上萬個孩子而感到恐懼（Tam，1996）。在臺灣，媒體早就在大陸單身女性或“大陸妹”一主要是非正式移民——的描述中將其當做妓女的象征。這些女性不擇手段，尤其是通過性關系尋求經濟利益。她們有目的地危害“男人”和臺灣。圍繞外來流動女性建構出來的這些象征性品質反映著男性支配的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