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領袖：民國報人出版人小傳（簡體書）

《民國人物系列．輿論領袖：民國報人出版人小傳》介紹了民國時期10位有信仰的報人出版人，他們相信書籍的力量可以改變中國，所以才有張元濟投身商務印書館，才有陸費逵成立中華書局。他們相信言論可以推動中國，所以才有張季鸞辦出蔣介石、毛澤東都要看的《大公報》；才有鄒韜奮接連創辦刊物，雖身染惡疾而不顧。他們用書籍、用報紙將自己和公眾、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他們是民國當之無愧的輿論領袖。他們首先是一個立體的、有血有肉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懷抱著改造社會理想的、充滿人格魅力的人。在他們跌宕起伏、悲欣交集的人生閱歷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所經受的磨難和蘊含的希望。

鮑丹禾，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博士，藝術學博士後。多年媒體從業經歷。著有長篇小說《狼狽生活》、《三十而立》。

《民國人物系列?輿論領袖:民國報人出版人小傳》由鮑丹禾著。1986年，臺灣舉行了張季鸞百年誕辰紀念，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應邀赴臺參會。暮年的張學良與張士基會面，他沒有多談西安事變，而是在張士基面前流暢地背誦了半個世紀前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一字不差。別人警告成舍我和行政院長（汪精衛）過不去定會頭破血流。成舍我很硬氣地回了一句：“我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先生絕不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

在歷史的夜空中，總有一些閃亮的星光。每一顆明亮的星星所對應的是一個具有民族情懷、獨立思想和高尚品德的人。這些人不應該被忘記，也不會被忘記。
本書所講述的十個人物是民國最杰出的報人、出版人。從書籍出版的維度看，張元濟所領導的商務印書館和陸費逵所創辦的中華書局，是當年最具影響力的出版社，這兩家出版社所輸送的精神食糧，可以說幾乎每一個知識界人士都品嘗過；從報業出版的維度看，胡政之、成舍我這樣集采編和經營于一身的報界全才，真可謂現代報業史上的豐碑。
翻開他們創辦書局、報館、雜志社的歷史，讓人唏噓不已。
他們取得的輝煌成就令人高山仰止。鄒韜奮終身在探尋什么樣的刊物讀者最愛，并且不知疲倦地筆耕不止，短暫的生命里留下800萬字的文化遺產；張季鸞所主持的《大公報》于1941年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所頒發的“最佳新聞服務獎”，這在中國的報業發展史上是僅有的一次；陳銘德、鄧季惺夫婦一手撐起來的《新民報》網羅了張恨水、張友鸞、趙超構等一大批優秀人才，成就了這家民營報紙當年五社八版的大報格局。
他們遭受的坎坷辛苦同樣令人扼腕嘆息。邵飄萍因言獲罪，直接倒在了軍閥的槍口之下；王蕓生年輕時血氣方剛、揮斥方道，到晚年卻落得戰戰兢兢，無比凄涼。
考察這些文化名人的人生抉擇，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張元濟、王蕓生還有陳銘德夫婦都選擇留在大陸，可是隨著極“左”路線的展開，他們人生悲劇的大幕也就此拉開。原本屬于民營企業的出版社和報館或被公私合營、或直接被撤銷，他們作為報人、出版人的奮斗也便戛然而止，可以想見，在風雨飄搖的日子里，他們的內心該是怎樣的孤寂、怎樣的悲涼？陳銘德和鄧季惺雙雙被打成右派，在政治隊伍里被看成另類，不得不靠邊站；王蕓生雖然躲過反右這一劫，卻并沒有獲得內心的平靜，他被迫寫文章抹黑《大公報》，抹黑張季鸞，以至于臨終前口中仍然喃喃自責。
即使是跨越海峽的成舍我也同樣不如意。這個一生嗜報如命的人，到了臺灣卻發現辦報已經不大可能了，所幸，當局還允許他辦新聞學校，年屆六旬的成舍我從無到有、篳路藍縷，硬是在臺北的郊區辦成一所學校，幾經發展，這所學校成了今日在臺灣很有名氣的世新大學。
當年這些杰出人物所攀登的高度已非今人所能企及。二十歲出頭就當報館主筆、書局經理，并且做得有聲有色，人生得意處卻可能迅速滑落到直面死神的谷底。當年的社會環境也難以復制。不管是書局還是報刊的創辦，只要幾個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一家書局或一種報刊就從此誕生了。當然，很多書局、報刊都拉來政治勢力做靠山，只求一時轟動，不求長久發展，而那些真正能夠留下來的正是有著長遠目標和堅定信念的書局和報刊，比如商務印書館，比如《大公報》。
作為一個時代的輿論領袖和精神導師，這十個人的身上都具備一種普世情懷，具備理想主義者的氣質和準則。書刊出版也好，報紙出版也罷，面對的讀者數以萬計甚至百萬計。所以說報人、出版人是影響大眾思想和推動社會前進的關鍵人物，一點也不夸張。
在充當輿論領袖這個神圣而帶有光芒的角色時，注定他們承受更多的磨難、經歷更多的艱辛、付出更多的代價。但是，不要忘記，在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候，他們是純粹的、獨立的報人、出版人，是名副其實的社會公知。他們的行動只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他們的信念只為與心中的理想合拍。
在每一位輿論領袖有限的文字敘述中，我力圖為大家展現一個立體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自由撰稿人余世存說：“近代史和民國史，始終是民族記憶的難點，因為它被大量的政治謊語所包圍。”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不管過往的社會評價是怎樣，我希望通過一些細節的描摹，讓一個曾經生動的個體在您的面前浮現。
今天，隨著電子科技的發展，作為紙質媒體的書籍和報刊的生存空間正在逐步讓渡，也許，中國的歷史上再也不會出現杰出的紙質出版人和報人，但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作為知識界人士的那種獨立思考、自由追求的精神不可丟棄，只要精神長存，我們的心靈家園就會安寧、純凈。
鮑丹禾
2012年12月

第一章張元濟：昌明教育生平願宦海浮沉有盡時初入商務印書館印古籍傳承文化“五四”前後求變革為古籍退而不休十字路口的抉擇第二章王雲五：此生壯游政商間愛書青年顯才華結緣商務印書館續緣商務印書館轉身走從政道路第三章陸費逵：投身出版興中華創辦中華書局遭遇“民六危機與商務印書館競爭激烈既強調內容也強調形式對人才倍加呵護與商務印書館的兩任掌門人第四章邵飄萍：一葉飄零風雨中初涉新聞《申報》生涯《京報》影響新聞導師秘密黨員不幸蒙難瀟灑人生第五章張季鸞：恬淡文人寫精彩求學少年兩度入獄莫逆之交恢復《大公報》上海辦報西安事變與蔣介石的交情……第六章胡政之：報界全才風骨存第七章成舍我：新聞園裡不老松第八章鄒韜奮：竭盡所能為讀者第九章陳銘德、鄧季惺：一生相伴寫傳奇第十章王芸生：深懷文章報國志參考文獻

遺憾的是，國寶還是被日本人買走了。當藏書運抵日本時，日本的漢學家喜出望外，稱此為日本的一大勝利。張元濟則是終身以此為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今悔之無及，每每追思，為之心痛。”“五四”前后求變革
1916年到1920年間，張元濟忙于圖書的出版經營和管理工作，可謂心無旁騖。然而，他所服務的圖書作者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他們的思想正處于一個活躍期，商務印書館在這個大背景下，求變還是墨守成規?
這個問題讓張元濟陷入思考。雖然張元濟不能算革命派或激進派，但也并不守舊。從他之前對社會活動的參與就可以知道，他仍然希望通過維新的手段促進國家的發展。只是，他更傾向于以一種溫和的、改良的方式推動國家進步，而不是進行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但在民國初年，這樣的想法不合時宜，人們對于革命更向往。
1918年6月，為了京館購地、津館營業等事情，張元濟從上海來到北京。這次在京，張元濟除了中途短暫回了一次上海，足足停留了兩個月。他會見了諸多的新老朋友，包括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沈鈞儒、沈尹默、王寵惠、孫寶琦、章士釗、嚴復等，這其中既有新派人物，也有多位在北洋政府當過大官的守舊派。
在北京大學，張元濟聽取了陳獨秀、胡適等人關于商務教科書改定的意見，同時表示愿意出版通俗教育類的書籍。不久后，商務就推出了《北京大學叢書》。張元濟還接受沈尹默關于教科書改白話文的建議，從l919年起出版《新體國語教科書》，這是國內第一本白話文教科書。可見張元濟并不屬于故步自封的保守派。
當然，因為是舊文人，張元濟對古籍的興趣從來沒有減弱。他在北京和老派學者辜鴻銘還有接觸，雖然知道辜是個爭議性人物，但因為其學問，張元濟仍然打算出版他的文集。可以說在張元濟這里，海納百川、兼容并包，新派老派都可以接受，只要對社會有利。
五四運動的爆發，給整個中國帶來極大震動。張元濟在這場運動中的反應很快，他和館內的老朋友高夢旦商量后，決定對商務印書館的多個刊物進行改組，起用新主編。商務當時頗有名氣的刊物有《小說月報》、《東方雜志》、《婦女雜志》等，這幾個雜志全部讓有新潮思想的人來主持。其中《小說月報》的影響最廣最大，張元濟、高夢旦與鄭振鐸商量后，選定沈雁冰（茅盾）改組《小說月報》。茅盾日后回憶說：“后來我才知道，張菊生（張元濟）和高夢旦十一月初旬到過北京，就和鄭振鐸他們見過面，鄭要求商務出版一個文學雜志，而由他們主編（如《學藝雜志》），張、高不愿出版新雜志，但表示可以改組《小說月報》，于是鄭等就轉而主張先成立一個文學會，然后再辦刊物。張、高回上海后即選定我改組《小說月報》。”這本雜志改版后，很受讀者歡迎，銷量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