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蒼穹下（簡體書）

漫遊在柏林街頭，遇見穿梭在柏林酒館、出版社、沙龍與咖啡館，圍牆、車站、大街
與廣場的文學人：德布林、本雅明、海涅、奧登、君特．格拉斯、戈達爾……展現了文學與歷史
如何在柏林的容顏上留下清楚無比與可以觸摸到的痕跡。

作者:(德)霍爾格·泰格邁爾 譯者:劉興華
霍爾格·泰格邁爾(Holger Tegtmeyer)，在漢堡與哥廷根研讀日耳曼文學與歷史，擔任過電視臺記者、廣告文案與侍者，現居柏林，為自由作家。劉興華，德國波昂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游學德國多年，熱愛旅行。性嗜書，現從事出版工作。著有《閱讀歐洲版畫》，譯有《海德堡歲月》、《柏林人文漫步》等多部作品。

霍爾格·泰格邁爾所著的《柏林蒼穹下(漢譯精品文化生活)》——沒有事無巨細地列數重要人物與場景、沙龍與咖啡館，而是鋪陳地點與人物問的特殊沖突，展現文學與歷史如何在柏林的容顏上留下清楚無比與可以觸摸到的痕跡：從拉爾·方哈根到托馬斯·布拉成；從馮塔納、黑澤到布萊希特、德布林，從海涅、奧登到君特·格拉斯、本雅明、茨威格……

在圍墻倒塌這歡欣鼓舞的事件后第十五年，柏林仍注定不只是反映出整個國家的狀沉，甚至像觀察家可能所樂見的那樣，要以放大鏡來更加清楚地檢視。我們不得不指出，柏林長久以來處于尖銳對立的背景下，否則便無法理解接下來會扼要提到的文學。柏林的文學，一直是一座不安的城市的生活標記，直到最近的過去為止。不論時代精神在轉變、突破還是瓦解，卻在咬嚙人精神的大城市的迷人氣氛下，產生了一種其他地方所沒有或只是例外的音域。至少那些吹毛求疵的矯作人士，那些慢條斯理的當地人士，從馮塔納(Theodor Fontane)起，在這座節奏快速無情的城市中便無容身之地，那些嬌嫩的貪玩者或冷淡的好人也一樣。柏林所期待的強者不會安于舒適。特別是在已成過去的20世紀歷史中，并未讓他們有安逸與自我享受的時刻，就算腦滿腸肥的西柏林曾經讓人有完全任其小睡一番的印象，那東柏林人的傲慢要求與首都人的自大，就更別提了。
在1989年柏林上演的短暫狂熱后，柏林成了持續低迷的擴散地，然而城市文學至今不知如何歌詠。時間的問題吧……“忘了柏林！”《法蘭克福廣訊報周日版))2002年12月1日的副刊標題這樣表示，但很快又會再被遺忘，因為對藝術家而言，只要能夠清楚認識其他地方所隱藏、排擠或被壓制到可以忍受程度的地方，都是好的：在所謂問題區域的貧困與無法忽視的社會慘況；由德國與歐洲歷史在其瘋狂與失敗的混合所導致的人類的希望與絕望；新開端的動力與迎向未知目標時的停頓與遲疑的尖銳對比；隨著新的參與者與新規則加入后，政治施展場地的擴大；還有個別在下一回合會徹底失敗淘汰的人的恐懼。而這一切都在350萬人的城市這個壓力鍋中，高密度，幾乎伸手可及。這里演奏著音樂，聽到不同的傳言(或趨勢)：一種雜音，要受過訓練的聽覺才能慢慢理解。正因如此，柏林是座藝術之城——無論如何，是小小的德國文學的首都。
在柏林的文學中，一直可以注意到與環境的搏斗及那種好戰精神。這時的風平浪靜或許讓人訝異。那種味道，那種奇特，總是讓人錯亂的柏林氛圍，依附在所有可以見到的事物上，但前提在于要能嗅到。然而，在某些地方，這個城市沒有味道，在其他地方，卻帶著死亡與腐爛的味道。對此默不做聲的人，無法談論柏林。

2 弗里德里希大街之二
混雜的感覺
我們位于德國浪漫派以前的住宅區中。直到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有八條街切過弗里德里希大街，莫爾大街(Mauel·strasse)位于該街頂端。1809至1911年間，亞欽·馮·阿寧(Achim yon Arnim)與克列蒙斯·布列塔諾(Clemens Brentano)一起生活在這兒。同一時間，亨利希·馮·克菜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和愛好歌曲的朋友，住在莫爾大街53號。那應該是他最后的住處：萬湖(Wannsee)旁一塊紀念碑紀念著這位德國文豪中最現代且最具爭議性的一位。今天這棟列為古跡、所謂的克萊斯特之屋，是德國經濟與工作部的一部分，一百年之后才蓋起來。只有名字而不是建筑本身讓人想到這位詩人。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搬進該屋隔壁兩棟(莫爾大街51號)時，才二十五歲左右，是位法律系學生。三年后，他拿到博士學位，改變了信仰，好踏入上流社會。然而，因為政治因素，還是無法取得想要的大學教職：海涅成了記者與詩人，刻意危及自己的存在：“母親當時深恐我成為一位詩人；她老說，那是我所遇見最不堪的事。當時人們所聯想到的詩人頭銜，并不怎么高尚，有一位詩人是個襤褸窮困的家伙，為了幾塊錢便即興作詩，最后死在醫院。”海涅的下場眾所皆知。在他死前幾個鐘頭，一個熟人沖進病房，逼問他有關上帝的問題。海涅答道：“您別緊張，上帝會原諒我的，那可是他的本行！”
拉爾·方哈根·馮·恩瑟(Rahel Varnhagen von Ense)一直住在莫爾大街36號，直到去世。海涅經常出入她在法國大街(Franzosische Straβe)的第二個文藝沙龍。我們再回來，在這個地方稍微轉個彎，談談一位哲學博士，要是他能好好實現他的文學大志的話，就會漸漸被人遺忘，歐洲的歷史也會好過一點。但虛擬的歷史不過是個可笑的玩意，根本無從更改任何東西，更不可能事后再把那位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從瘋狂的旋轉木馬中拉出來。柏林出版社莫斯與烏爾斯坦拒絕出版他的小說《米歇爾》(Michael)，《柏林日報》(Betline Tageblatt)則回絕他投來的稿件。他被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演說家所迷，1926年被他派往紅色柏林。身為剛被任命的納粹省份部主任，他應該為納粹征服德國這個罪惡的淵藪。這名矮小的萊茵地區人士，靠著巧妙的宣傳，很快引起眾人注意。他知道柏林需要他來大干特干一番。他的黨如果想成功的話，必須受人矚目。他讓手下張貼海報，第一張上面寫著“攻擊？”，幾天后，第二張上面寫著“七月四日開始攻擊”，直到第三張才解釋柏林會有哪種攻擊：一份全新的納粹周刊。后來納粹人民教育宣傳部部長的辦公地點，就在莫爾大街克萊斯特之屋旁。這個所謂的聯邦機構也占去了那里一整排建筑。
我們可以離開弗里德里希區(Friedrichstadt)和比鄰的多羅廷區(Dorotheenstadt)的街道，尋找浪漫派的人物，他們是在大學成立之際被召來柏林的，不過我對這些人物并不特別有把握。在譽為歐洲最美廣場之一的憲兵廣場(Gendarmenmarkt)大街上，我經常覺得回到了那個有著市集且勃蘭登堡地區的農夫在那兒叫賣農地水果的時代，回到了那個弗里德里希區，三分之二居民來自法國，上他們自己的法國教堂，感謝上帝讓他們擺脫追捕，在普魯士安居樂業的時代。他們教堂塔樓中的胡格諾派博物館(Hugenotten-Museum)是個顯著的標志。此外，還有普魯士史的專家與愛好者，他們對上幾個世紀了如指掌，仿佛自己親身經歷過一般，輕而易舉地克服了時間這個重大障礙，帶領驚訝的聽眾或讀者來到一個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時代，和那些大人物們親密作伴。我們這些后現代的孩子們，一直以來相信可以重新體會歷史，但卻根本無法和他們相比。我們畢恭畢敬，不介入他們的領域：例如君特·德·布魯因(Gunter de Bruyn)，他花了許多功夫為后人照顧著勃蘭登堡地區的詩人花園。他可以為我們講述霍夫曼(E．T．A．Htoffmann)的那個社交圈子，把朋友及同事叫到自己在衛士市場大街上的住處，或和他們在對面的路特和維格納(Lutter & Wegner)酒館痛飲。
東德努力重建的尼古拉區廣場附近，近幾年來餐館林立。90年代初，許多簡單無趣的觀光客餐館令人失望，花了好多年的時間，才懂得親切的服務，而不只是供應食物而已。一些私人電臺出于排場的考慮，在這著名的廣場附近租下他們在首都的工作場所，不久后這些職業的包打聽人士很快就有自己常去的餐館。法國大街上極富傳統的波夏特(Borchardt)，幾年來在柏林中心區成了傳奇，和城西康德大街(Kantstraβe)的巴黎酒吧一樣。
在我看來，這個廣場本身少了活力。在辛克爾(Schinkel)設計的劇院階梯上，甚少坐著情侶，更別提自助旅行的人——他們都到哪兒去了：這些歐洲街上的流浪漢靠著訝異與好奇來彌補自己的缺錢？——沒有什么繆斯小姐會爬上皮膚光滑的席勒(Schiller)，在他臉頰上獻上一吻。相反地，見到的多是旅行團、文化市民、老年人及少數的年輕人。
P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