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全二冊)（簡體書）

《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宋論（套裝上下冊）》及《讀通鑒論》，是《遺書》所收兩種史論著作，最為著名。《宋論》定稿於1691年，這是王夫之思想最為成熟時期的著作，故書中的史論可以說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後成果，值得後人重視和研究。另一方面，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盪時期，他的治學一直與社會現實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所以他的學術成果中深含他對中國現實和命運的深切關心，這與清代乾嘉學派只重考據而不太關心社會現實的態度有很大不同。而且他研究學問，不是僅限一隅，而是飽讀儒家經典，博涉經史子集，既精又博，這使他的學術視野更為寬廣遼闊，因此他的學術思想也比一般學者更力深刻獨到，故而他能夠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下成為一個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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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很多學者文人都喜歡評論歷史。近幾年，隨著讀史熱的不斷升溫，史評類圖書也出得很多，也比較受歡迎。其實，古代已有大量的此類圖書，很多現在人的觀點多從古人而來。
《宋論(上下)(精)》(譯者劉韶軍)沿用“中華經典”系列的出書思路，分輯出版，第一輯6種（《乾隆御批通鑒》、《宋論》、《唐鑒》、《帝王略論》、《史綱評要》、《廿二史札記》），其中既有史評名著，又有名人之作。全書由單篇史論小短文構成，每個標題下一篇文章，各篇之間彼此獨立，便于讀者閱讀。

《宋論》，清代學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 1692)，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齋，晚年居住在衡陽石船山，故又稱“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滅亡之后隱居治學，著書多達一百余種。清晚期的重臣曾國藩極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遺書》，使王夫之的眾多著作得以匯聚流傳。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張子正蒙》《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讀通鑒論》《宋論》《黃書》《噩夢》《楚辭通釋》《詩廣傳》等，《船山遺書》所收共七十種三百余卷。
《宋論》及《讀通鑒論》，是《遺書》所收兩種史論著作，最為著名。《宋論》定稿于1691年，這是王夫之思想最為成熟時期的著作，故書中的史論可以說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值得后人重視和研究。另一方面，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蕩時期，他的治學一直與社會現實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所以他的學術成果中深含他對中國現實和命運的深切關心，這與清代乾嘉學派只重考據而不太關心社會現實的態度有很大不同。而且他研究學問，不是僅限一隅，而是飽讀儒家經典，博涉經史子集，既精又博，這使他的學術視野更為寬廣遼闊，因此他的學術思想也比一般學者更為深刻獨到，故而他能夠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下成為一個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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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翻譯時，對舒士彥點校時所加的標點符號也有所改動。如太祖第七條：“而竇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蕭銑”下不應用逗號，而應該用頓號。太祖第八條：“趙普受吳、越之金”，標點本“吳”字下加頓號，則吳與越似為二國，實際上此處的“吳越”指錢謬所建吳越國，吳越二字之間不當加頓號。太祖第八條：“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是并列的事情，所以“南”“川”下的逗號都可改作頓號。凡是標點符號的改動，因為并不影響文義的理解，所以都不特別加以說明。
中華書局本對《宋論》全書做了分段，這次注釋翻譯沿用這種分段。每段先出原文，再出注釋，最后出譯文。注釋的重點是人名、地名、相關制度、史實以及個別生僻字的讀音和釋義，還有書中引用古代典籍語句的出處及其內容的解釋。
書中的文字，均按原本來寫，如孟昶的“昶”，一般因為昶字不常見而改作“詠”，中華書局本仍作“昶”。這一類的字都嚴格遵照中華書局本而不改動。還有一些屬于異體字，如“柰”，可以直接改為“奈”。也有些字屬于通假字，則不能改，如“繇”通“由”，不能改為“由”。
在翻譯中，盡量按照原文的字句進行直譯，但古人行文中總有不少省略，這與現代漢語的表達方式有很大不同，所以完全采用直譯的方法，有時不便于理解文意，所以在翻譯時有時要把原文省略的內容適當加以補充，才能使讀者易于理解。
王夫之的學問廣博精深，文筆深奧，文脈與思路的跳躍性較強，他在《宋論》中所發的議論，有時難以理解。注釋翻譯過程中，盡量根據前后文揣摩文意，以求忠實表達王夫之所要表達的思想。但限于注譯者的水平，有些地方可能會有差誤，敬請讀者在閱讀發現問題后，有以教我。
注譯者
2012年4月

上冊前言卷一 太祖卷二 太宗卷三 真宗卷四 仁宗卷五 英宗卷六 神宗下冊卷七 哲宗卷八 徽宗卷九 欽宗卷十 高宗卷十一 孝宗卷十二 光宗卷十三 甯宗卷十四 理宗卷十五 度宗恭宗、端宗、祥興帝

【題解】
宋哲宗趙煦(1076—1100)，宋神宗第六子，北宋第七任皇帝，1086年至1100年在位。即位時僅九歲，由高太后聽政，用司馬光為宰相，把熙寧新法全部廢止。高太后死后，哲宗親政，起用章悖、曾布等人，恢復某些新法。因此在哲宗時期，圍繞變法出現反復，而使不少大臣受到牽連。
王夫之認為，變法的根本道理在于勢、理、天三者的關系。勢是客觀的形勢及其演變，能不能變法，要仔細分析當時的形勢及演變趨勢，不能只看眼前的情況，這就需要具有歷史的眼光和發展變化的眼光。勢的變化有必然之理，理的自然性就是天。勢的發展變化，不過是天與理的表現而已。所以變法的依據是基于對天、理的認識，從而分析勢的變化，由此真正奠定變法的基礎，不致于盲目采取行動。治國的人不知天、理、勢而盲目行動，必然會造成大的錯誤。
在歷史上，帝王想有所作為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導致了繁苛之政，這對于治國來說，有害而無益。最好的治國，應該是順應天理，也就是順乎客觀的自然之勢，而不要憑著主觀意愿盲動，這樣才會如《周易》所說的“自天祜之，吉無不利”。
哲宗初期，在位的大臣匆忙間采取措施，將新法一概廢除，似乎是大快人心事，卻反映7他們不能清醒認識勢的發展變化，所以后來激起了變法黨入的反撲。這是令王夫之最為痛心之處。
就當時的代表人物司馬光來說，他是廢除新法最得力的大臣，但王夫之認為他有三個毛病：一是不過問具體的財政問題；二是為了防止君主實行弊政，不讓君主了解國家的具體情況；三是君臣在治國上都沒有適當方法，最終不能治理好國家。王夫之對哲宗元祜時期的反變法黨人非常失望，認為后來新黨再次上臺而使這些大臣備受打擊，有其必然性。
王夫之并不是對某個人治國不成而感到失望，而是對宋王朝由此走向更加混亂、最終導致危亡而痛心。他說“哲宗在御之世，貿貿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為”，這樣的君臣，確實讓王夫之感到無可奈何！
極重之勢，其末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于極重之勢而漸以向輕。君子審乎重以向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為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為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于生民涂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眾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
【譯文】 極重的勢，到它的末期必定會變得很輕，輕就容易扭轉過采，這是勢的必然情況。順著必然的勢，這就是理；理的自然，就是天。君子順應理而善于順應天，人本來不能與天相爭，這是很久以來的道理。天還沒有使事情成為那個樣子就與它相爭，其危害容易看到；天要使事情成為那個樣子還要與它相爭，其危害就難以知道。與天相爭以求盈多，雖是理所許可的，而必定會越過天的界限。越過了天理的界限，則又會處于極重之勢而逐漸向輕轉化。君子看清楚形勢由重向輕的轉化，知道它是必然逐漸消失的，為天下而樂意遵循勢的這種轉化，以不用發言而得到分辨，不用行動而得到成功，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屹立永遠穩定而不能再次出現亂子。天將要使事情變成那個樣子了，還要鼓起氣用憤慨來相爭，似乎旦夕之間都不能等待，這是為什么呢？古代的人是懂得這個道理的，所以對于生民涂炭受苦的極端情況審視得非常清楚，觀察天數將要消失，居于女正來等待，徐徐而起以順從眾人的志愿以求成功。湯對夏的革命，武王、周公戰勝殷商，都是遵行這個道理。何況那種不是從事革命和改制的時候呢？
漢武帝銳意有為，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群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于其量者中必餒，馳于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于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濤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于是而武帝之虔劉天下者，日消月沉，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唯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右。承天之韋占者，自無不利也。
【譯文】
漢武帝銳意有所作為，而產生了繁苛的政事，開拓邊疆牟取利益，多用刑罰崇尚奢侈，進用成群的小人來讓他的民眾受苦，勢頭非常盛而不可撲滅。然而超出了限度中間就必會虛空，在不可行的地方馳奔的話，力量必會困乏，怨恨遍布于四海，心里必定怵懼而不安。所以漢武帝在末年停止用兵，停息賦役，松弛刑罰，放緩征召，不等待人們言論的頻繁到來，而他的心就已經改變了，他的謀劃就已經改變了。他未能完全革除敝政而恢復到文、景之治，就由霍光輔助孝昭帝繼位而加以繼承，順著那種逐漸變衰的勢頭，等它自己不可施行就宣告廢止。于是武帝危害天下的那些弊政，就日漸消失沉寂，沒看到它們的消失就自行停止了。沒有別的原因，只有在心里加以掌握，順應天理，完全順應民意，而天下看不到有什么恩德，大臣不居功，順著天就得到保佑了。順著天而得到的保佑，自然就沒有什么不利的。P49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