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簡體書）

《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以臺灣與大陸關係史中日據時期的此一斷層進行研究，填補了該研究領域的若干空白點，方便人們對於這段歷史的整體瞭解。針對前期研究偏向於臺灣義勇隊、臺灣籍民的狀況，增加譬如兩岸人員往來、經貿聯繫、文化交流等等的探討，從總體上把握該階段海峽兩岸關係的各個領域的特點；在書中作者還搜集藏於各地的稀見史料，包括原始檔案、報章雜誌等，提出了對日據時期海峽兩岸關係發展史的看法：儘管日本殖民當局的隔離政策使得海峽兩岸的往來受到種種限制，但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臺灣與大陸的關係仍然在夾縫求得了生存和發展。

陳小沖，男，1962年8月生於福建松溪，1982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歷史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專職研究人員，現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臺灣研究集刊》常務副主編、教授。出版專著：《臺灣民間信仰》（1993年）、《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五十年史》（2005年），發表學術論文《貿易、戰爭與談判——1622-1624年澎湖危機述論》、《論臺灣抗日運動與臺灣人意識》、《試論日據時期的台籍日本兵》、《臺灣1937：皇民化運動與林獻堂》、《日據時期臺灣移民問題初探》等數十篇，主持或參加多項國家、省部級重大科研課題。主要研究方向：殖民地時期臺灣歷史、臺灣與大陸關係史。

陳小沖編著的《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系史研究（1895-1945）》嘗試對海峽兩岸關系史中日據時期的此一斷層進行鏈接，以圖填補該研究領域的若干空白點，以方便人們對于這段歷史的整體了解；針對前期研究偏向于臺灣義勇隊、臺灣籍民的狀況，增加譬如兩岸人員往來、經貿聯系、文化交流等等的探討，力圖從總體上把握該階段海峽兩岸關系的各個領域的特點；在書中我們還搜集藏于各地的稀見史料，包括原始檔案、報章雜志等，在資料上有了較大的突破；在占有大量一手資料和審慎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對日據時期海峽兩岸關系發展史的看法。

前言
歷史上臺灣與祖國大陸的關系源遠流長，且不說遠古時代海峽陸橋連接下兩岸一度為通途，即便是從有確切文字記載的三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不少的大陸居民陸續前往這個美麗的寶島捕魚、交易，若干臺灣居民也由于種種原因來到大陸，直到宋元時期臺澎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荷蘭殖民者占領臺灣之后，一面將臺灣作為東西方貿易的中介地，另一面開拓島內糖、鹿皮、鹿脯等資源以供外銷，而大陸移民第一次大規模遷徙到了臺灣，形成多處漢人聚集區。明鄭時期鄭成功三代將中華文明移植到臺灣，逐漸形成中華文教社會體系，臺灣社會與祖國走向融合發展的軌道。清代大批閩粵移民進入臺灣，篳路藍縷，墾拓經營，與少數民族一起開發了全島南北。政制上臺灣成為福建的一個府，近代之后更建行省。隨著海峽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全方位密切連接，臺灣逐漸與大陸趨同，其作為中華文明浸淫之地，伴隨大陸移民從移民到定居及與原住居民的交相融合，其所形成的臺灣人其實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近年來，臺灣海峽兩岸關系史研究正成為史學界的熱門課題，出現不少成果。在專著方面，如林仁川、黃福才教授的《閩臺文化交融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周文順教授的《臺陸關系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張春英教授主編的《海峽兩岸關系史》（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曉望教授的《早期臺灣海峽史研究》（海風出版社2006年版）、唐次妹博士的《廈門與臺灣》（鷺江出版社1999年版）等。在論文方面，如楊國楨教授對清代閩臺土地制度淵源的剖析；陳支平、鄭振滿教授對閩臺兩地宗族關系、土地經營的探索，陳孔立、鄧孔昭、李祖基教授對閩粵移民渡臺開發的研討，楊彥杰教授對于客家移民臺灣問題的分析，黃新憲教授對歷史上閩臺教育交流的研究，徐曉望教授對早期海峽史及媽祖信仰的關注及林國平教授對兩岸民間信仰源流的探討，等等。不過我們發現，以往的臺灣與大陸關系史研究存在一個重要的薄弱環節，這就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與大陸關系史的研究。
在臺灣與祖國大陸關系發展史上，日據時代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時期：首先，臺灣與大陸關系發生了巨變。隨著腐敗的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被迫將臺灣及澎湖列島割讓給了日本，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臺灣與大陸從原先中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轉變成為中國與日本殖民地之間的“特殊”的關系，即從國內關系變為“國際關系”。其次，兩岸同胞的身份也發生了改變，《馬關條約》規定，在兩年的期限之后仍留在臺灣的住民，被編入日本籍，身為日本籍的臺灣人來到大陸，成了臺灣籍民；大陸同胞前往臺灣，因為后者成了日本“領地”，于是變成所謂的外國人或僑居者，被稱作華僑，出現“臺灣華僑”這一特殊群體，同為中華民族的兩岸同胞被人為地割裂開來。第三，日本殖民者為了鞏固其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在島內實施同化政策，加緊從思想、文化、教育乃至宗教等等方面強制植入日本文化，限制、消除中華傳統文化，試圖將臺灣人改造成為畸形的日本人。在兩岸關系上，實施“拿臺灣拉開中國而與日本相結合”的政策，限制兩岸人民的往來，臺灣被越來越隔離于祖國。日本帝國主義還利用臺灣人中的不良分子——所謂“臺籍浪人”為其侵華活動服務，在大陸地區制造同胞間的裂痕。
對于日據時期這一海峽兩岸關系史上的特殊五十年，海內外史學界的研究顯得相對薄弱：在日本，主要研究者為天理大學已故的中村孝志教授，他利用日本外交史料對于臺灣總督府對福建的擴張政策、臺灣籍民在廈門、福州的活動及對閩文化侵略等等，進行了細致的研究，除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外，并編輯出版了《日本的南方參與與臺灣》（天理教道友社1988年版）一書，堪稱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系史研究的開拓者。筆者以往與中村教授曾有諸多學術交流，先生曾對筆者發現、整理、運用清廷檔案史料研究臺灣籍民問題來信給予鼓勵和支持，并慨贈其研究著作，本書也是作為對中村教授的致敬之作。在臺灣，成功大學梁華璜教授的《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稻鄉出版社2001年版）一書，對日據時期殖民當局限制兩岸往來的“渡華旅券”制度、臺灣籍民問題、廈門事件等等進行了探討；臺師大吳文星教授的專著《日據時期在臺華僑之研究》（學生書局1991年版），就所謂“臺灣華僑”問題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卞鳳奎博士《日據時期臺灣籍民在大陸及東南亞活動之研究》（黃山書社2006年版）一書則詳盡描述了臺灣籍民的地域分布和生存狀態；此外還有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對臺灣中華會館、在“滿洲”的臺灣人的研究及口述史料整理（《臺灣中華總會館成立前的臺灣華僑——1895—1927》，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0年；《他鄉的經驗——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口述訪談》，《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來自海峽兩岸的探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鐘淑敏研究員對三五公司、海南島臺灣人的研究（《明治末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以三五公司為中心》，《臺灣史研究》（日本）第14號，1997年；《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島事業之研究》，臺灣《臺灣史研究》第12卷第1期，2005年）等。在大陸，相關研究相對較少，主要有臺盟中央汪毅夫教授的閩臺社會、文化關系及兩岸文化研究（《閩臺緣與閩南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福建省檔案館林真教授的閩臺關系檔案研究（《福建省各級檔案館藏閩臺關系檔案評介》，《臺灣史研究》1995年12月）、浙江大學婁子芳教授的臺灣義勇隊研究，廈門大學陳在正教授的李友邦研究（《李友邦領導的臺灣“三青團”與臺灣光復》，《臺灣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禇靜濤副研究員的臺灣人在大陸抗日活動研究（《臺灣革命同盟會與臺灣光復》，收入《臺灣建省與抗日戰爭研究》，廈門：鷺江出版社2008年版），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黃俊凌博士對崇安臺灣籍民的研究（《抗戰時期福建崇安縣的臺灣籍民——心態史視域下的考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本書嘗試對海峽兩岸關系史中日據時期的此一斷層進行鏈接，以圖填補該研究領域的若干空白點，以方便人們對于這段歷史的整體了解；針對前期研究偏向于臺灣義勇隊、臺灣籍民的狀況，增加譬如兩岸人員往來、經貿聯系、文化交流等等的探討，力圖從總體上把握該階段海峽兩岸關系的各個領域的特點；在書中我們還搜集藏于各地的稀見史料，包括原始檔案、報章雜志等，在資料上有了較大的突破；在占有大量一手資料和審慎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對日據時期海峽兩岸關系發展史的看法，我們的基本觀點是，盡管日本殖民當局的隔離政策使得海峽兩岸的往來受到種種限制，但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臺灣與大陸的關系仍然在夾縫中求得了生存和發展，如人員往來上，大批大陸勞工依舊源源不斷地赴臺工作；文化交流上，來自祖國的書籍、報刊依然突破藩籬，在臺灣島內廣泛流行；島內同胞不畏專制高壓堅持以各種手段傳播祖國文化，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也正因為海峽兩岸同胞以深厚民族情感、不顧重重阻力往來交流，日本殖民者離間、分化兩岸關系的圖謀才沒有得逞，經歷異族半個世紀統治的臺灣同胞的民族性得以堅持不墜。
本書資料搜集得到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文獻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單位的大力協助，臺灣研究院及歷史研究所的同仁在工作中給予諸多關心和支持，在此謹表謝忱。
陳小沖

前言第一章 割台後臺灣與大陸關係的新變化第一節 日本據台與閩粵移民之中挫第二節 《對岸事情》所載之日據初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料第三節 割台後臺灣與大陸貿易關係的新變化——以金順益案為中心第二章 臺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第一節 臺灣抗日運動與總督府的“對岸經營”第二節 對福建路礦權益的滲透與擴張第三節 福建官腦局案與日本南進政策第四節 日僧在閩布教及其與臺灣總督府的關係第三章 臺灣籍民問題第一節 檔案史料所見之清末日籍台民問題第二節 檔案史料所見之清末“歸化”臺灣籍民第三節 日籍台民與治外法權第四節 日本殖民者“對岸擴張”中的臺灣籍民第五節 抗戰時期的臺灣籍民問題第四章 兩岸經貿、人員及文化往來第一節 日據時期的台海兩岸交通第二節 日據時期的大陸赴台勞工第三節 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的文化聯繫第五章 臺灣人的抗日活動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一個臺灣的視角第二節 “七七事變”與臺灣人第三節 抗戰時期的臺灣少年團第四節 臺胞在大陸抗日活動及其對臺灣前途命運的思考第五節 臺灣革命同盟會參考文獻後記

如所周知，隨著甲午戰爭清政府失敗，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臺灣被迫割讓給了日本，臺灣人民在條約規定的兩年選擇期后名分上已屬“日本國民”。但是，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臺灣人民始終不懈地開展著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斗爭，從初期的武裝斗爭到后期的非暴力政治抵抗運動，貫穿其間的一條主線就是圖謀以直接（如初期武裝斗爭時期）或間接（如后期民族運動時期）的方式，保持與祖國血脈相連的緊密關系乃至要求歸返祖國。故而日本殖民者說：“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們是漢民族的系統。”“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擺脫，這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殖民者意識到這是與臺灣人的祖國發生的戰爭，因此對臺灣民眾的態度相當關注。那么，臺灣民眾對九一八事變的心態究竟怎樣?他們都作出了什么反應呢?由于殖民者的新聞管制，日據時代留下的相關資料并不多，但《臺灣新民報》記事卻為我們披露了不少這方面的信息，彌足珍貴。臺灣民眾對“九一八事變”的態度毋須說是以和平解決為最高期待。《臺灣新民報》第一次發表的相關評論文章即說：“日華兩國軍隊在滿沖突，兩國輿論沸騰，勢將陷入國交斷絕，時局能夠擴大與否，尚暫不容逆料，以后的推移如何，殊堪注目。然而日華本屬鄰邦，對于維持東洋的和平，互相有責，所以一旦兩國齟齬，不但有礙兩國的邦交，甚至東洋和平的基礎為此破壞。俗語有云：打架兩成敗，所以當此時候，雙方均要以冷靜的態度，顧慮大局的前途，促進其從速移入和平的解決才是。”但很明顯的，臺灣民眾在事變中還是站到了自己的祖國中國的一邊，譬如在抨擊國聯調停軟弱無力時就寫道：“自日華紛爭問題的發生，在識者早就對其能力懷疑了”，“對于紛爭國的調停方法，給強國能得滿足承諾，然后欲說服感著不利的弱國屈伏，這也可稱為和事老的老練外交家之辛辣的手腕了。”給予弱者祖國中國很大的同情心。并對國內掀起的反日浪潮拍手叫好，《臺灣新民報》稱：“各國有各自特有的國魂，現時全中國之濃厚反×的空氣，是不是中國魂的反映?”另一方面，他們對日本殖民者封鎖消息的做法表示不滿，“中日間的關系，日趨紛糾，但我們臺灣，僅可從內臺各報紙探得消息而已，故所知的范圍可謂狹隘極了。因為臺灣當局，對于從國外寄來的報紙，多數沒收，所以難得確知消息，很多表示遺憾云。”為此，他們一面揭露日本在臺御用報紙的歪曲報導，同時嘗試以各種辦法讓臺灣人民了解事實真相。如1931年11月14日的《臺灣新民報》便提醒臺灣民眾：“對于日華糾紛問題，在內地的新聞比較的是用冷靜的態度去批判，但在臺灣的日刊紙則用感情的煽動的，謾罵的筆法來對付這回的問題，尤其臺南新聞的筆法最為露骨，請諸位注意于每夕刊的羊頭語便知。”更有人自己翻譯九一八事變的相關新聞告知民眾，如臺北文化公司的林俊卿將有關新聞譯成漢文貼于店前，卻遭日本警察拘捕，控其“故意宣傳日本不利，要將他稍加以警戒”《臺灣新民報》。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臺灣的人心向背。
除此之外，臺灣民眾還以各種方式抵制日本殖民當局發起的所謂“慰勞滿洲日軍”的活動，如臺北帝國大學學生以經濟蕭條為借口反對高額募集所謂“慰問金”，這當中還包含日本學生在內。臺北日人發起的募集“軍人慰問袋”活動，更是鬧出不少笑話，比如就有人把婦女的“腰卷”和“足袋”放在慰問袋里，引起日本人“大為憤慨”，“以為是沒有誠意”。《臺灣新民報》嘲諷道：“人家既然肯置物品于慰問袋，自然是出自誠意，聽說腰卷的意思是傳說可以防御子彈。”“九一八事變”也激發了《臺灣新民報》社全體同仁的強烈愛國心，據楊肇嘉的回憶：“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挑釁，開始侵略我國東北。本人親眼看到新民報編輯同人，為日本侵略祖國痛心憤慨，將所有電文凡是支那都改為中國，為不侮蔑祖國，輕視自己，常常與日本警察發生爭執。”正是由于《臺灣新民報》鮮明的傾向性，引發日本殖民者的嚴厲打壓，如龍潭警察分室巡查部長佐佐木榮龜即在保甲會議上公然要求轄區內民眾不要購閱《臺灣新民報》，被該報斥為“真是無理的干涉”。最值得引起關注的是《臺灣新民報》的一段記事，它反映了臺灣民眾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祖國所表現出的義憤難抑的心態，特摘錄如下：
最近每在親朋聚會談天的當兒，話柄都由滿洲事件與經濟苦的二大時事發生出來。論到公理無從發揚之處，熱血青年所謂純真的人們，都要興奮至于極點，甚至有氣得眼眶全紅，熱淚往下直流的。語云哀莫大于心死，在青年體中能夠有這種熱血，聊堪自慰！
限期撤兵，直接交涉，經濟封鎖，國交絕絕，宣戰，開火……許多國家大事，在彈丸之地而且孤懸在海中的臺灣，由不出息的臺灣人任是如何呼喊，也不過是一種的還愿，于大局自是沒有反應。但青年的意氣即所謂憨氣是不可被客觀的認識抑制下去，變為虛偽的腐化青年，于臺灣的前途才能有點向上的曙光。
概而言之，“九一八事變”后臺灣民眾在這場戰爭中顯然是站在了自衛的、反侵略的、正義的祖國人民一邊，并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斗爭，這些都充分體現了臺灣民眾對祖國的向心力。
四、《臺灣新民報》與1931年的臺灣
日本占據臺灣后，面對臺灣人民的反殖民統治斗爭，一方面動用國家機器及警察進行鎮壓，另一方面持續開展同化運動，以“內（日）臺如一”，“一視同仁”為幌子，企圖將原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臺灣人同化為畸型的日本人，從而改變臺灣人的民族性。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得日本殖民者更體認到同化臺灣人民以消弭其“漢民族”意識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日益膨脹的法西斯勢力影響也波及了臺灣，隨著日本本土右翼活動的猖獗，臺灣島內右翼團體紛紛成立，如“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維新會”，“東亞共榮會”等等。臺灣民眾的反日民族運動則受到鎮壓，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被誣為“含有民族獨立主義的要素”而備受打擊，最后被迫停止。臺灣總督府更在“九一八事變”前后又掀起所謂治安維持法行動風潮，搜捕左翼及進步人士，日人自稱：“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滿洲事變發生以降”，日本“內外情勢”發生“大變遷”，臺灣島內亦對社會運動進行了“全般檢舉鎮壓”。于是，臺灣社會陷入動輒觸禁的緊張氣氛之中。
《臺灣新民報》的前身是《臺灣民報》，它是臺灣民族運動的喉舌，經常刊載抨擊日本在臺殖民統治，號召開展民族運動的文章，或引進大陸白話文，刊登大陸作家的作品，介紹祖國的情況，或展開臺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等的論爭，或向民眾傳播新知識新文化動態，深受臺灣民眾的歡迎，被稱為“臺胞忠實的喇叭手”。然而，《臺灣新民報》乃誕生于1930年，這一時期的臺灣民族運動已經發生很大的變遷，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為新舊文協兩派。左翼的新文協被鎮壓后不久，1931年2月臺灣民眾黨遭日人以“絕對反對總督府政治和民族自決主義”的罪名而禁止。楊肇嘉回憶道：“九月十八日夜，日軍突襲我東北，占據沈陽，惹起歷史上的九一八事件。因此，他們（按指日本殖民者）里外緊張，再由于日本國內法西斯思想的抬頭，臺胞的漢民族及以民族思想為中心的各種活動，從此面臨重大的阻力。”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臺灣人的心境則有如當時民族運動的干將之一葉榮鐘所說：“國人對于日人，壁壘分明，同仇敵愾，精神上并無苦悶。但臺胞則身心相剋，情理矛盾。包羞忍辱，草間偷活的心情，和裝聾作癡，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歷其境的人，不容易體會得到。”因此，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臺灣新民報》的記事便不能不相當謹慎從事。譬如，我們上面的引文中就看到“反日”不得不寫作“反×”，針對日本殖民者限制言論自由的橫暴行徑，在報紙上也只得以委婉的語氣發表聲討文章，以下文字就很能反映當時《臺灣新民報》的處境和無奈的行文風格：
現在因日華關系，愈形緊張的緣故，警察當局竟在銳意取締流言蜚語的傳播。當此重要時機民眾要慎其言是當然的事，然而新聞的報道，總也不可過于不確，對此警察當局亦要注意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