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的長子們：揭開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真相

中國經濟之所以快速成長、傲視全球，
靠的是獨特制度與政經結合的不公平競爭。
117家龐大如巨獸的國有企業，
更是被當成「共和國長子」般，享盡資源與優勢，
卻也是埋下中國經濟不穩定、不可持續的隱憂。

要與強盛的中國競爭、共處，
就得先了解中國扶植大陸企業的硬道理，
以及「國有企業優先」的潛規則。

曾經奏效的中國模式，未來行不通了。
過去三十年，中國從瀕臨瓦解邊緣崛起成為全球經濟強權，顛覆全球的經貿政策與商業傳統。如今的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出口國，使五億人脫離貧窮，創造了上百萬個「百萬美元富豪」。為何，中國的領導人說中國的經濟模式：「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呢？

本書作者麥健陸曾任《亞洲華爾街日報》台灣分社社長、《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在大中華地區居住超過25年，擔任多年中國美國商會的董事與會長，深諳中國政商環境與國際企業在中國面對的挑戰。他以大量最新研究，拉開遮掩中國經濟真相的簾幕。

倍受吹捧的「中國模式」，其實是一種獨特的威權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國有企業享有國家最大的補助與市場保護，最終的目的在滋養龐大的國有企業站上世界舞台。如何在與全球商業治理不相容，處處不公平的環境中營運、競爭？

唐詩〈登幽州台歌〉中的感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本書揭開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真相，讓你看清、讀懂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你卻不能不了解中國的經濟營運方式！

麥健陸 James McGregor

曾任《亞洲華爾街日報》台灣分社社長、《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在大中華地區居住超過25年，擔任多年中國美國商會的董事與會長，深諳中國政商環境與國際企業在中國面對的挑戰。

1994年，麥健陸在受命為《華爾街日報》的母公司道瓊社開展中國業務，花了7年在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成立辦事處。2000年離開道瓊社，出任美國技孵全球投資公司（GIV Venture Partners）合夥人兼中國地區總經理，專門在中國和印度進行科技領域的投資。他在2005年出版《與龍共舞》（天下雜誌出版），迄今已有七種語言版本。

譯者簡介 
李芳齡

專事譯作，譯著包括《啟動革命》、《哈佛商業評論精選：企業策略》、《第五項修練III：變革之舞》、《創新者的解答》、《創新者的修練》、《當債務吞噬國家》、《成長的賭局》、《創新3力》、《境外共和國》、《伊新的軌跡》、《開放式經營》、《企業觸媒策略》、《新帝國遊戲》、《超極資本主義》、《創新者的成長指南》、《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近百部。

推薦人
政論家、社會觀察家　南方朔
前世界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華而誠
早安財經發行人　沈雲驄

中國國企如清末官企！ 南方朔

政府以它擁有的國家公權力來興辦企業，這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是德國社民黨創辦人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於一八九六年所首創。「國家資本主義」最初只是個學術及政治概念，但一九一七年十月德國共產革命成功，於是「國家資本主義」遂成為事實。近代西方評論家普遍都把俄國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視為源起。

但西方學者卻漏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源頭，那就是清朝末年同光中興年代。大約是一八七○年代的中國自強運動這種更早的模式。當時，清廷為了富國強兵，遂以李鴻章為首，利用國家資產開辦了諸多「官督民辦」的企業。重要的有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製造局、漢陽鋼鐵廠、上海招商局、中國工商銀行、漢冶萍煤鐵公司、上海電報局……等。即是一種國家出錢、官僚經商的模式。在歷史上，它被視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變體，叫做「官僚資本主義」。

清末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真的是清末的一頁痛史。中國產生了一批豪門重臣的巨富官僚，他們公私不分，個個都成了家財億萬的富豪。他們賭起錢來，都是金條整條的押注，豪宅的地契整疊用來當賭本。上海的畸形繁榮有一大半和這些官僚資本家有關。他們真的懂經濟和商業嗎？卻也未必。他們在對內壟斷的商業上，因為是關起門來當皇帝，還可有模有樣。一涉及對外競爭，特別是國防軍工業，就原形畢露。清末自強運動的海軍建軍，花了二十年、三十年，所建的北洋海軍都是低技術的船艦火炮。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甲午海戰，一開打就立刻潰不成軍。可見清末中國式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嚴重程度。台灣的國家資本主義所承續的，就是清末中國式國家資本主義的傳統。它以官僚裙帶關係為主，以內部的壟斷為手段，很自然地就成了特權貪腐的溫床。過去一年來，台電、中油、中鋼等國營企業紕漏不斷，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缺點的明證。

而當今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則是俄國模式和清代模式的混合版。俄國模式指的是它意圖透過國家企業建構出足以與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對抗的系統，特別是在軍事工業、尖端資訊科技、太空科技等方面。俄國自一九一七年革命後，這些部門都能快速發展，而且並未落後美國太多。可見國家整合私人軍工產業和國家直營軍工尖端產業，這兩種模式真是難分軒輊。

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由於它的基本民生工業不發達，可以說只建構了一半；尤其是戰後美俄全面對抗，資源相互排擠，民生及一般工業完全廢弛，民間部門形同消失，這也是蘇聯最後瓦解的原因。有了俄國的前車之鑑，所以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對它的一般民生消費經濟也極重視。它的國營公司介入一般進出口商業，介入國內的消費服務業。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幾乎已囊括了全部經濟的範圍，也使得中國的經濟官僚成了一個龐大的階級。它已成了中共統治的核心。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規模一直是個謎。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二○一○年中國有九千一百零五家國有企業、一萬一千四百零五家國有控股企業。但同一年，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前主任李樂融表示，中國有十一萬四千五百家國有企業。除了名目上的國有企業家數都搞不清楚外，中國還有龐大的鄉鎮企業。這種「紅帽子企業」雖非國有，但都是公有。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複雜程度超過了人們的想像。

而不管人們喜歡或不喜歡，當今的中國崛起乃是事實。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密不可分。中國的國有企業利用了中國龐大的市場力，強化了它的科技力和外交力。它在最尖端的航太科技上及深潛技術上已在直逼美俄；它在電子科技上也透過合資與併購快速進；它挾著市場力、外交力和資本力，利用國營企業在全球從事資源的開發。這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由於中國國企的帶頭，中國的經濟已開始在改寫世界經濟的版圖。澳洲總理陸克文甚至表示，自從十八世紀英王喬治三世起，世界的經濟力全在世界手中。這種情況在二十一世紀已可能改變。也正因此，近年來中美經濟摩擦日增，而中美摩擦又都聚焦在國企上。美國的中國經濟專家麥健陸在這本新著作裡，就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做了極為嚴厲的抨擊。

坦白說，我對書中許多美國本位主義的論點並不是很同意。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對美國的經濟支配有極強的抵抗性，中國也有自己的經濟秩序觀，這都有違美國的利益。因此，本書對中國國家主義的有些抨擊所反映的只不過是利益的立場之爭。例如，就在美國指責中國竊取產業機密時，斯諾登的爆料卻顯示美國偷竊中國機密的情況更為嚴重。另外，據聞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已開過多次談判會，美國的腹案之一，就是要限制中國國企參加國際競標的資格。這已顯示了中國的國企已成了當今中美經濟競爭的主要鬥場。

麥健陸在本書中對中國國企的許多觀點未必正確，但他對中國國企本身結構問題的分析確相當準確。國企實質上已造成中國嚴重的資源錯置、浪費和不均衡。中國國企在這個部分，其實和清末的官僚資本主義相差無幾。他們以國家為名，追逐著個人利益。只有持續地擴張才可以掩蓋住它的問題。因此，中國的國企成長可以說在飲鴆止渴。因此，我們看著中國國企欣欣向榮時，不要疏忽了它的生產力沒有提升、反而是貪腐浪費愈趨嚴重的另一面！
（作者為政論家、社會觀察家）

推薦序
中國國企如清末官企！ 南方朔
提高民企投資，合理國企投資 華而誠

作者序 剖析中國模式

前 言 未來的制高點
在貪腐現象普遍存在的中國，威權資本主義的限制愈趨明顯，國有企業正在耗用改革的果實，經濟引擎的燃料也愈趨耗竭。

第一章 回到原點
國有企業是威權資本主義的先鋒，在歷史裡兜了一圈後重返顯要地位，被神聖化成國家的冠軍企業。不僅為中國進軍國際的雄心開路，也是共產黨至高威權的捍衛者。

第二章 政策與騙局
中國冀望透過支持與補貼國有企業，大躍進至全球科技領導地位，卻也導致民主世界對中國的不信任感提高，企業充斥欺瞞行為、掠奪國內科學界研究成果等弊端屢見不鮮。

第三章 威權資本主義的難題
層層撥開中國的經濟洋蔥後，顯露出監管薄弱及無節制的弄權等問題。整個體系的核心便是中國共產黨，它是中國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建築師與受益者。

第四章 全球舞台上的地方戲曲
中國的威權資本主義模式，加上各項保護國內市場、壯大國家冠軍國有企業的措施，已在中國和全球貿易體系間形成一個不協調的介面。中國，正是現有結構的最大受益者。

第五章 改造中國模式
中共高階領導人們咸主張，中國需要徹底且深廣的改革才能持續成長。然而，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和現行體制助長的強大既得利益，太過根深柢固，阻礙了前進之路。

前言　未來的制高點

中國共產黨有兩個堅定不移的目標：使中國變得富有強大，以及保障共產黨的政治壟斷力。這兩個目標的核心要角便是如巨獸般的國有企業，稱霸所有產業的同時，也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重要助力。
隨著中國的觸角延伸全球，這種獨一無二的制度對治理全球貿易的規則與組織，以及各個跨國企業的事業計畫與策略構成挑戰。另一方面，在貪腐現象普遍存在的中國，威權資本主義的限制愈趨明顯，國有企業正在耗用改革的果實，經濟引擎的燃料也愈趨耗竭。部分高階領導人開始推動更廣泛的改革，以圖謀擴張私人部門、賦權於企業家，但他們的計畫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堅決反對，鬥爭的結果極難預料。

一九五○年代的蘇聯駐華大使館，也是一場經濟地震的震央。總數近萬人的蘇聯顧問以這間位於北京、佔地四十英畝的大宅院為總部，和四萬名受俄國訓練的中國人攜手，圖謀透過中央規劃的國有企業推動中國的工業化。目標是在十年內超越英國，在十五年內迎頭趕上美國。
這場春秋大夢最終沒能實現，但確實使得中國走向工業化，經濟也逐漸成形。共產黨牢牢抓住天然資源、原物料、製造業、最終產品、零售通路、運輸、工作機會、住宅、食品生產、保健、通訊、進出口，以及所有金融機構與交易。
一九六○年，毛澤東趕走蘇聯人，試圖在充滿蘇維埃思維的制度中注入中國自己的特色。毛澤東花了二十年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毒計，大肆蹂躪中國的經濟，最終留下「計畫經濟」（command economy）的死屍給鄧小平。直到一九七八年展開市場改革行動，死屍才又復活。

亟需改造的中國模式

繼任的領導人結合馬克斯主義與市場經濟，創造出現今被全球稱之為「中國模式」的獨特混合物。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中國形容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人傾向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不過，檢視全球經濟制度後，中國模式的最適當名稱應該是「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中共選派黨員去領導全國最大、最重要的事業，這些國有企業徹底壟斷或稱霸中國經濟體系內所有重要部門與產業，掌控整個財金體系。中共領導人布署國有企業，以建設和支持經濟、強化黨的政治掌控力；私人部門則提供經濟成長潤滑劑，為人民提供在支持共產黨前提下的致富機會。

目前，中共的困境是避免淪為「成功的受害者」。想要繼續掌權，就必須持續滿足意識型態薄弱、卻不斷要求改善生活型態的人民。自鄧小平推動改革以來，中國平均年成長率一○%，人均所得已經從一百八十美元上升至四千二百六十美元，超過五億人脫離貧窮線。二○○九年，中國超日趕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第二大製造品出口國。如今，中國有超過一百萬名百萬富翁（以美元計），其中約有兩百七十位身價達十億美元以上。
中共領導人承認，這種獨一無二的混合型經濟制度迫切需要改造、補充燃料。前總理溫家寶時常抱怨，中國現行的經濟制度不穩、不均、不協調、無法持久。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於二○一一年推出第十二個「五年計畫」，二○一二年二月又出版與世界銀行合作編寫、長達四百五十頁的《二○三○的中國》，基本上都呼籲這種混合型中國經濟必須大幅改造。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鶴認為，若不解決下列的四個基本課題，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將無法繼續成功：
第一、政府必須把重心轉移至提供公共服務，不再過度追求工業產出與GDP成長；
第二、擴大內需市場，降低對出口的依賴程度；
第三、 降低國有企業與銀行的力量，讓民營企業與金融機制擴張，以創造新一波的消費者；
第四、穩健有序地推進改革，避免出現不必要的混亂。

簡言之，中國模式必須更消費者導向、自由企業與機會經濟，降低政府的主導角色，但共產黨仍保有絕對的政治控制權。劉鶴坦承推動這些工作的困難，引用唐詩〈登幽州台歌〉中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以為感慨。這首詩的作者陳子昂擔任出征軍參謀，請纓率軍殺敵而未獲准，更遭降職，有感於懷才不遇，故作此詩。劉鶴在二○一一年四月提出的報告〈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基本邏輯〉一文中寫道：「以往的理論和實踐不足以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即便有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可以參考，但從中國實際出發，不敢盲從。因此，面對這些新問題，使得規劃制定者時時有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感覺。」本書書名靈感，即源於此。

對此，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矛盾論》提供了更貼切的引述。毛澤東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對立統一律」（unity of opposites）可以帶來平衡，因此相互矛盾的事物可以共存。但他也警告，當牽連其中的團體具有完全對立的利害時，就只能透過鬥爭來解決這種對立的矛盾。
國有企業正耗損改革果實
本質是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為中國和全球帶來鬥爭、對立與矛盾。位在北京的蘇聯駐華大使館正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概觀起始點。

蘇聯駐華使館的歷史遠溯至一六八五年，座落於五十公尺高石牆環抱的北京內城東北角。使館現今仍在，護城牆早已拆除，如今變成已是快速公路二環路。二環路上車輛川流不息，賓士、別克之類的高級轎車多不勝數。
從使館沿著東二環路往南走，這段路堪稱為「國家冠軍企業走廊」。沿路兩邊林立著建築大師打造的鋼骨帷幕玻璃大樓，雄偉的辦公大樓四處聳立，形成高低不一、彎彎曲曲的天際線。這些威風凜凜的企業幾乎都由公部門的名人要角掛帥，中國石化集團、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移動通信、中國五礦集團、華潤集團、中國保利集團等等，高聳地俯視座落在附近的中國外交部、司法部等其他政府辦公室。

這些公司都名列在一百一十七個中央層級的國有企業名單中，是中共當局挑選與扶植的「國家冠軍企業」，目標是進軍全球，征服海外市場。這些被稱為「共和國長子」的國有企業受到國家各式各樣的補助、政策呵護、市場保護，甚至賦予壟斷力量，以使它們足以肩負起打敗全球頂尖跨國企業的使命。
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的非凡經濟成就有相當程度得歸功於這些國有企業。若非中國政府集中一切力量，透過國有銀行、國有企業來融資與執行那些計畫，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勢必將緩慢許多。過去十年，中國國有企業就負責興建了數十萬英哩的高速公路、市區道路、郊區幹道；創新紀錄的子彈列車、鐵路、地鐵系統；數十個繁忙的超現代化海港和大機場。同時，中國政府投資數千億美元，透過國有企業重建上百個中國最大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及重慶。

如今，國有企業正在耗損改革的果實。表面上看，這些受到偏愛呵護的共和國長子是賺錢的企業，但若把它們獲得的補貼與利益拿掉，其實是虧了大錢。二○一一年，中國甚受推崇的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一份研究報告《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調查分析中央層級和省縣市層級規模較大的國有企業。二○○一至○九年間，這些國有企業總計獲利五．八兆元人民幣，相當於九千二百億美元。但若扣除掉七．五兆元人民幣的補貼及應付而未付成本，包括較便宜的融資、土地、資源、少繳的利息、地租等，這些國有企業的實質平均資產報酬率為負六‧二九%。

這與中國國務院在二○○六年通過、跟市場改革逆向而行的《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議案有關。這項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的議案，要求包括電信、發電、汽車、航太、裝備製造、化學、航空貨運、建築、鋼鐵、科技等在內的數十個產業將由國有企業完全擁有或掌控。單是因應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便挹注了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的振興資金，其中大部分流入國有企業，使得這些企業荷包滿滿。

確切數字難以掌握，分析師們估計，國有企業如今佔中國GDP總值的四○%至五○%。在《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議案中提及要保護的那些重要產業，國有企業便掌控了七五%至一○○%的資產。同時，國有企業也握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礙於計畫審核和其他的行政程序，政府監管當局往往仰賴擁有大型研究機構和龐大資源的國有企業草擬產業政策與技術標準，使得國有企業往往扮演「球員兼裁判」的角色。

誠如當年負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工作、現已退休的外交官龍永圖所言：「過去十年，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龍永圖是在二○一一年十二月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做出此評論，他說：「整個經濟表現太好了，所以，就連最笨的國有企業，不需要怎麼努力也能有好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