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債與民國時期經濟變遷（簡體書）

善后大借款簽字后不久，五國銀行團在巴黎會議上曾通過了一項決議，銀行團應在善后大借款2 500萬鎊債券發行后，將幣制借款并人善后借款計劃之中，作為善后借款之續借款，也可稱之為第二次善后大借款（Second Reorganization Loan）。其理由是盡管五國銀行團并不具有實業借款的壟斷權，但“幣制借款服務的目的屬于一般組織及行政目的的概念之下”，并且幣制借款與善后大借款同樣都把鹽稅作為擔保的一部分①。在幣制借款問題上，中外雙方都較謹慎；五國銀行團更顯得不很“活躍”。在1917年前，幣制借款屢被提出，但均無功而還。
袁世凱政府的財政總長熊希齡于1913年10月24日向五國銀行團代表要求提供一筆2500萬英鎊的新借款。銀行團則根據巴黎會議的原則，同意以幣制借款的名義提供借款2500萬鎊，其中1500萬鎊作為償還舊債和收兌省鈔，1000萬鎊用于改革幣制。中國政府對此“并未表示嚴重的反對”，但在擔保品上左右為難。因鹽稅剛開始整理，不能作進一步擔保之用，以田賦作保又怕引起公眾的反對。熊希齡只同意以東北地方稅收作為擔保，并稱這些稅收并沒有在革命中遭到損失，“其數目他估計為一千六百二十三萬二百三十元”，同時表示為“避免政治動機的滲入”，要求英法德三國“暫時不要拉人俄日銀行代表”②。日本對此十分敏感，它與俄國一起“拒絕抵押滿洲的稅收”，并聲稱“保留根據它以前獲得的條約權利，即單獨進行的權利”③。
對于中國而言，最重要是能借到錢，其次是防范日俄在東北的擴張。它對日俄加入幣制借款耿耿于懷，因為它擔心日本借加入銀行團之機，進一步鞏固其在東北的獨占優勢，并通過派遣顧問的形式插手中國的金融。若是如此，中國“在幣制改革這個重要方面成為日本的犧牲品”④。對此，其他列強也不諱言，他們認為日本的銀行代表小田切“對幣制改革和借款表現一種完全異乎尋常的興趣”⑤。中國正是基于既要借錢又想擺脫日本控制的雙重目的，在1914年6月8日向銀行團提出一個新建議：即借款額減少到800萬鎊，其用途只是用來償還內外短期債款，幣制借款暫不進行。銀行團表示對此拒絕，因為它認為中國政府已同意將幣制借款與善后續借款“并為一事”，“即已承擔了與五國銀行團締結幣制借款的義務”⑥。五國銀行團駐倫敦總部在6月15日明確告知其駐北京代表，若同意此項800萬鎊的貸款，“不僅削弱以后再發中國善后大借款時的保證，且將鼓勵短期借款的政策”。銀行團“只能同意為善后大借款合同所期望的一般改革計劃內的償還短期債款和幣制改革提供資金”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銀行團不愿放棄對中國政府財政的控制。上海《時事新報》對此作了相當深入的分析：“蓋八百萬鎊借款既成，內外債一律清償，則政府此后或將另行發行內債，或將以別種名義與他國另訂借款，而流用于改革者幣制之途，則幣制借款之議，或將就此消滅，而五國才乃失去大宗營業。此為五國團之所最不甘心。”若“幣制借款成，不特可以加重鹽務之監督。且可以伸張其權力于幣制一面，握我金融市場之樞紐。減為八百萬鎊，則此大利失矣”②。
1916年9月14日，中國政府再次向北京舊五國團代表提出1000萬鎊的追加借款要求。其主要借口是中交兩行“亟須開兌”和財政空虛。1916年12月，銀行團倫敦總部表示，此時英法忙于戰爭，無力向中國提供款項，非常愿意美國參加銀行團，或者由美國指派若干銀行參加，與日本共同承擔此次借款，擔保品為鹽余及田賦③。這說明其時能向中國貸款的只有日本和美國兩個國家，一個在銀行團內，一個在銀行團外，它們之間的關系直接影響到銀行團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