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廣東學人：第二緝（簡體書）

南方日報：王季思自稱是以治史、治經的方法研究戲曲，能否詳細淡談這種治學路徑的特點？
董上德：王老師的《西廂記》研究，在一開始就有一種自覺的意識，就是要超越金圣嘆的“才人之筆”，而代之以“學人之筆”。
他認為，金圣嘆批評《西廂記》，很有才氣，可是也過于隨意。他對這種“才人之筆”并非全盤否定，但在選擇治學路徑時有意跟金圣嘆拉開距離，標舉“學人之筆”，即講究學術規范，有本有源，有根有據，不發空論，借助對文學文本的校注，借助對特殊語詞的分析，借助對民俗風情的闡釋，等等，用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以多種手段來細讀文本，深入理解文本的內涵，領悟文本的精神特質。
從這一點來說，王老師的研究改變了金圣嘆的“空疏”做法，使得戲曲文本研究回歸傳統學術的路數，頗有乾嘉遺風。不過，這不是對乾嘉學術“有樣學樣”的簡單模仿，觀念上與乾嘉學人有明顯的區別，試想，乾嘉學人會用那么大的氣力去校注一部被貼上“誨淫”標簽的《西廂記》嗎？做這樣的工作，需要膽識，需要毅力，也需要功底，缺一不可。
可以說， 《西廂記》研究只是個案，王老師在此個案中借用“經學”手段去做“非經學文本”的研究，使“非經學文本”進入學術語境，提高了“非經學文本”研究的學術品位。
南方日報：王季思在戲曲、文學研究上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
董上德：王老師最重大的成果要數他晚年主編的《全元戲曲》（12卷）。在已有的《元曲選》及《元曲選外編》基礎上，進一步整理，并且重新辨析《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里一批為數不小的元明之間的無名氏作品，聯系創作史與演出史的實際情況，從這批作品中剔除了顯然是明代的部分，對疑似的元雜劇一一考辨，提出收錄的理由，部分尚難確定的，以“暫收”的方式處理，給后人留下進一步研究的空間。這樣一來，傳世的元雜劇作品的面貌大為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