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埃德蒙·威爾遜(1895—1972)是美國20世紀廣受尊崇的現代文學與文化批評家。近半個世紀里,他以真摯的人文情懷、冷靜獨立的思考和曉暢明晰的語言,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以超越時代和地域的視野,為千萬讀者呈現了20世紀美國和歐洲的社會歷史畫卷。這位文化巨擘為我們留下的遺產,如《阿克瑟爾的城堡》、《光明的彼岸》、《創傷與神弓》、《三重思想家》、《到芬蘭車站》等,至今影響深遠。他的逝去,代表著美國一個文化時代的終結。
本書考察了威爾遜對歐美文學所做出的經典批評,顯示出威爾遜對傳統人文主義文學批評的超越;同時也從威爾遜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出發,向讀者展示他的文化關注。從傳統的特權階層走出來的這位老派文人,在參與歷史的過程中書寫歷史,在評介文學的過程中總結文明。他不斷行走在文學和現實之間,“他的歷史觀使他的手記變成了社會文獻,他的回憶錄轉變為文化歷史,他的評論變成了文學編年史”。
作者簡介
文學博士,現為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副主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英語系交流訪學。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與文化和英語教育。先后在《外國文學研究》等核心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主持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
季海宏
比較文學博士,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大學,現為南京師范大學國際符號學研究所副所長,劍橋大學BEC考試南京考官隊隊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學、翻譯、語言教學和符號學。
名人/編輯推薦
他展現了美國半個世紀的文化全景和文明樣態,,在參與歷史的過程中書寫歷史,在評介文學的過程中總結文明。“他的歷史觀使他的手記變成了社會文獻,他的回憶錄轉變為文化歷史,他的評論變成了文學編年史”。
作者以生動的語言和事例展現了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的一生,整本書偏記敘不偏學術,還有一些對威爾遜婚姻、與納博科夫文學論戰等軼事的爆料。
序
一
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1972)是20世紀美國極為重要的文學評論家和社會批評家。他的文學批評,不僅以其獨特的審美視角和歷史廣度豐富和拓展了整個美國文藝批評領域,而且還以其獨特的思想深度和現實情懷關注著美國文化的流變。簡單地說,威爾遜文學批評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對社會現實的詩性把握。威爾遜首先是個文學評論家,但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般的文學評論家。在他的文學批評中,他不僅關注到文學作品自身的審美價值和批評家本身的藝術素養,還表現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公共特性和人文關懷。正是這種詩性把握和人文關懷使威爾遜的文學批評超越了文學,從更為宏觀的角度看,他的文學批評展現的是對美國文明發展的全景畫卷。
威爾遜1895 年出生于新澤西州的一個名為紅斑克的小鎮,家族有著深厚的新英格蘭上流社會背景。1912年他就讀于普林斯頓大學,在那里得到了人文主義思想的啟蒙。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威爾遜不再囿于他所熟悉的社會圈子和生活方式,讓他親歷了戰爭的殘酷和生活的復雜。在這之后的幾十年中,他先后在《名利場》、《新共和》、《紐約客》和《紐約書評》等著名雜志主持文學和文化批評專欄并擔任評論主筆。這些雜志成為他文學研究和文化批評的前沿陣地。隨著批評羽翼的豐滿,威爾遜的涉獵面也不斷地拓寬,他漸漸地以文學記者身份步入到美國文化的核心地帶。他一生給后人留下的多種文集、隨筆、日志等都是他梳理美國文明脈絡的努力,為我們的美國文學和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素材。
威爾遜一生著述頗豐,其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在20世紀30年代后漸入佳境,并逐步達到巔峰。他曾對狄更斯、蕭伯納和簡?奧斯丁等主流作家做出過經典批評,還提挈并介紹過許多當時不被公眾所關注的非主流作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就是在他的積極鼓勵和鼎立相助下走上了美國文壇的前沿,成為20世紀20年代美國最顯赫的作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其文學批評成名作《阿克瑟爾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學研究》中,威爾遜以清晰曉暢的文字向人們展示了馬塞爾?普魯斯特、T?S?艾略特 、詹姆斯?喬伊斯等現代文學大師的風采,第一次把《追憶似水年華》和《尤利西斯》等曠世佳作引入美國公眾的視野和討論之中。威爾遜不僅以其極具前瞻性的慧眼使美國文壇意識到這些現代作家的重要性,而且也大大縮小了高雅文學和普通讀者之間的距離。
從他20年代的早期小說創作《想念戴茜》起,威爾遜就明確地對外表達了這樣一個信念:藝術家應該走出小圈子,去擁抱更博大豐富的生活;他在30年代的兩部重要的文學評論集《創傷與神弓:文學論文七篇》和《阿克瑟爾的城堡》中,就此進行了進一步的闡發:前者強調的是批評家如何在藝術家和公眾之間起到良好的溝通作用,使藝術服務于生活;后者則以生動的“城堡”意象來隱喻藝術家脫離生活就是對創造力和藝術生命力的扼殺;在40年代的歷史巨著《到芬蘭車站:歷史的寫作和行動之研究》中,他將這個主題發揮到了極至,他用列寧來到圣彼得堡芬蘭車站領導俄國十月革命作為知識分子實現自己抱負和使命的象征。對列寧形象的再塑造生動詮釋了威爾遜對知識分子身份和職責的認識。這樣的認識不僅傳承了18世紀人文主義精神——即人類一切學識和思想都應該體現對人的關懷,整個人類的自由和幸福生活都應該是人文主義者的理想和目標;而且也呼應了美國文化精神的奠基人愛默生在其隨筆《美國學者》中對知識分子意義和職責的界定。愛默生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個完整的人,一個思想著的人,但他的思想不能被傳統和書本所束縛,他應該還是一個行動的人。所謂“行動”就是要繼承和傳播人類歷史上的那些偉大思想,并不斷創造出新的思想。知識分子是“世界的眼睛”。他把自己的思想傳播給全人類,而不是僅僅傳達給其他少數的知識分子。詩人夏皮羅曾對威爾遜做出這樣的評價:“威爾遜的評論成就在于他把文學與人類生存的圖景結合為一,從抽象分析家手中盜取文學之火。他可能是現代評論家里唯一可以無私、博學而勤懇地把我們這一代的科學、社會、美學與創作靈感帶回大眾的注視之中的人。”
《三維思想家》是威爾遜30年代的另一部有影響的文學評論集。三維思想家這一概念是說,一個藝術家的精神世界里,僅有“藝術”這一維度是不夠的,他的精神世界應該是多維度的,包括對社會意識形態、歷史、哲學、心理等多方面的關照。“三維思想家”這一名稱不僅是威爾遜對藝術家的精神修養的要求,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作為文學評論家,威爾遜的文化批評,就像一面多棱鏡,從多維度折射出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近半個世紀中,威爾遜一共寫過20多部文化評論著作,這些論著以美學、社會和政治為主題,以散文、詩歌、劇本、游記和歷史傳記等不同的藝術形式,抒發著他對美國文化各個層面的思考。這些文化批評始終同美國的社會發展變化息息相關,體現了驚人的歷史跨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傳統和價值觀的重建,20年代“歌舞升平”下掩蓋的空虛和混亂,到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的社會動蕩和百姓的生活狀態,從30年代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懷疑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轉向,40年代對存在于美國主流社會之外的少數民族宗教和生活圖景的描繪,到50年代在以色列發現的死海古卷對基督教起源的質疑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們把威爾遜的這些批評集結在一起,我們將看到美國半個世紀的文化全景。美國文明是威爾遜一生的研究主題,反過來,他的一生也是我們研究美國文明的重要文本。正如《紐約時報》對威爾遜所做的評價:“如果有美國文明的話,是威爾遜先生幫助我們發現了它,而他本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威爾遜不僅為讀者提供了高水準的文學賞析,他的文學批評本身對讀者來說也是一種審美的享受。如舍曼?保羅對威爾遜所作的評價:“他的藝術的大部分就是他的批評,一個批評家的藝術就是要激發思想并解決思想的問題,而他最好的批評就是藝術。”威爾遜認為,批評家僅僅是批評家是不夠的,批評家應首先是藝術家,是善于創作詩歌、戲劇和小說的作家。因為只有具備了藝術家素質的批評家才能真正對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產生真摯的同情,他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實的信息傳遞給讀者。而且,文學評論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再創造的過程,就像威爾遜所說的那樣:“文學批評是觀察人類意念與想象如何被環境模塑的一種歷史。”所以,批評家不僅需要敏銳的歷史意識和科學的研究能力,更需要豐富的想象力,是想象力賦予了文學批評藝術的感染力。除此之外,威爾遜對語言文字的熱愛和駕馭使他的文章明晰、有趣、并具有鮮明的個性。威爾遜把“清晰、流暢和說服力”看作是文學評論寫作的最高境界。威爾遜批評的藝術感染力使他擁有了眾多的讀者,他滲透在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觀便得以向更廣泛的公眾輻射。
縱橫美國文壇半個世紀的威爾遜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他被人們略帶傷感地稱作是“美國最后一個文學通才。”今天像威爾遜這樣不僅具備專業素養,又有獨立思想和現實情懷的文學批評家和知識分子確實很難找了。在威爾遜批評生涯的后期,正值形式主義批評甚囂塵上,在此之后結構、解構、后現代等主義紛紛大行其道。在這種大背景下,文學批評從一個大眾化的文化活動,漸漸屈從了高度專業化社會的發展需要,開始在學院的圍墻內生存。可以說,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不愿盲從和跟風的威爾遜是孤獨的,而他的一些觀念和做法同時又為那些學院派所不齒,他們認為威爾遜不過是個高雅文學的“普及者”。
無論學術界如何變化,威爾遜始終堅持自己藝術判斷和批評的獨立性。有人形象地把威爾遜比作是文藝復興的最后一個戰士。在知識高度專業化的現代社會中,一個藝術家仍然堅守自己獨立的人格和自由實在難能可貴,這樣的獨立和自由使他能夠長久保持藝術家的想象力、敏銳尖利的批評鋒芒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威爾遜的文學批評觀對中國的文學批評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上世紀中葉,當威爾遜的文學批評和影響力在美國達到巔峰的時候,我們國內的文學批評還處在被政治占領的年代,那時的評論家們“完全失去了作為獨立的文化創造者的主體性,沒有自己的思想、趣味和語言。”是一個“評論缺位的時代”。當時,受過嚴格外國語言文學訓練的人對威爾遜的文學批評還是熟悉的,但這也僅限于對威爾遜文學范圍之內的關注,對于他的人文關懷則不僅是學者們的盲點,也是那個特定時代的雷區。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國內文學批評界開始進入較為自由和獨立的狀態,國外大量的學術思潮也隨之進入中國。因此,在80年代國內文學批評界曾出現過一次“充滿激情和想象”的高潮。當時的評論家們有著很強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他們隨時準備著為啟蒙大眾,推動社會前進而獻身。但是,各種思潮的涌動也使文學批評界呈現浮躁的心態,于是,進入90年代后,面對浮躁和魚龍混雜,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冷靜思考,主張知識分子應當返回學術界、重建學術規范。當時國外的文學批評也已經成為學院語境下的專業化批評,知識和思想的生產開始退出公共的領域,“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之處不再是廟堂或廣場,而是有自己的崗位,即自己的專業領域。”知識本來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斷了,不再向社會提供現實意義。90年代后,盡管批評界圍繞“專業研究”和“公共關懷”有過幾次討論,但后現代話語、學科專業化、以及以福柯為代表的特殊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某些領域的知識現象。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以人文關懷,文化干預為批評目的的傳統文學批評家威爾遜被邊緣化了,甚至被質疑在當下的語境,研究威爾遜是否還有價值,因為他沒有提出過鮮明的理論或體系。然而,我們知道,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一樣是用不同的方式創造著民族的文化,維護人類的理性與良知。一個社會的良好發展離不開批評家的聲音。像威爾遜這樣的“社會良知”的漸行漸遠是一個時代的損失。80年代,由美國開始的公共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把威爾遜重新帶回到人們的視野中,因為威爾遜的批評靈魂就是強調對現實的關懷,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顯著特征。在理論標新立異,術語推陳出新的文學批評氣候下,我們重新研究威爾遜就是對人文傳統的回歸,就是回到文學的最本源。因為,威爾遜代表的是傳統的人文主義批評,他是一個真正推廣文學的人,他相信人文精神是文學批評之根本,是文學批評的生命。
二
美國學術界對威爾遜的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一些知名學者如珍妮特? 格洛斯、舍曼?保羅以及劉易斯? M ? 戴伯尼等都撰寫了關于威爾遜研究的專著,他們從生平、文學創作、批評方法和影響等方面從不同的視角對威爾遜進行研究。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散見于報刊雜志和論文集中的文章也從不同側面展現威爾遜的批評風采。
舍曼?保羅1965年出版的《埃德蒙?威爾遜:我們時代的文學界研究》是一部較早期的威爾遜研究專著。該書以時間順序追述了威爾遜生平中的幾個重要階段,從這些階段的代表作品中揭示威爾遜思想發展和批評特色,以及威爾遜作為一個自由學者的人格魅力。1955年在美國文學藝術學會授予威爾遜罕見的隨筆與批評金獎時,范?懷克?布魯克斯稱威爾遜是僅有的幾個可以稱得上是作家的批評家,他代表了“一種行將消失的類型,一個自由的文人。”這也正是保羅所要論證的威爾遜的人格。他的職業操守使他在亂世中仍能潔身自好,保持那種他所說的“天才的勇氣”,對威爾遜而言,一個文人僅有天才是不夠的,他還必須具備道德和才智上的勇氣,只有這樣,他的天才才能得到最好的發揮。正是這樣的人格和精神才使威爾遜沒有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有著比他同時代的文人更為長久的生命力。
保羅的《埃德蒙?威爾遜:我們時代的文學界研究》為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有著深刻文化意味的威爾遜傳記,他為我們樹立起了一個大寫的人。這樣的研究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一個知識分子的學術成就固然重要,但只有堅守自己的獨立和自由才能使自己的學術生命之樹常青。
如果說保羅的研究注重的是威爾遜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文人所具備的一種精神的話,珍妮特?格洛斯則是針對威爾遜批評方法的純學術研究。格洛斯是威爾遜研究方面的權威人士之一,出版過一系列的相關研究成果。在這本《埃德蒙?威爾遜:我們時代的批評家》中,格洛斯細讀了威爾遜對葉芝、普洛斯特、詹姆斯和普希金等人的批評,并從中歸納出威爾遜的批評方法、批評目的以及批評風范。這部學術著作出版于80年代末,當時正是一個研究威爾遜的學術高潮,格洛斯的一些結論沿用至今,如她從威爾遜的批評精神和脈絡中找到了法國歷史批評家圣勃夫、泰納以及英國文化批評家馬修?阿諾德等人文主義批評傳統的影響,也正是這樣的批評精神使得威爾遜能夠超越文本,觸及讀者,關注生活。
懷俄明大學英語教授劉易斯?M ?戴伯尼2005年9月出版的《埃德蒙?威爾遜的文學人生》是迄今為止美國學界關于威爾遜研究最新和最全面的一本傳記。該傳記就是通過對威爾遜一生的深入挖掘來展示“他的傳記就是文學史”這樣的觀點。
戴伯尼為該傳記起的書名耐人尋味,尤其在讀過這本傳記后我們會有更深刻的感觸:《埃德蒙?威爾遜的文學人生》,一個看似平常的題目,然而,讀過這本書回頭再細細品味才覺出它的巧妙。這個題目可以看作是包含著雙重意思:首先,“文學人生”總結了威爾遜一生生活和文學的互動,文學為威爾遜的文化批評和指點人生提供了最佳的平臺。而在他一生都不曾間斷的文學評論中,他始終把藝術家看作是文學文化史上的一個個“主人公”,他要通過想象力再現他們的人生,從而還原他們所處的那段文化歷史。
再者,書名“A Life in Literature”不僅概括了威爾遜的文學人生,而文學中的這個“life” 更是威爾遜文學批評的關鍵詞。作為文學批評家,威爾遜一生的努力就是要發掘和保留文學中的生命和生機,他遠離理論和學院的一些做法和“偏見”,其實是害怕一些東西會傷及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元氣。“埃德蒙?威爾遜批評家身份的長存歸因于他無窮的生命力和對文學的強烈的熱愛。這些特性在戴伯尼這本意味深長的傳記中得到很好的印證。”
從這樣的題目我們可以看出傳記人戴伯尼是深得威爾遜秘笈的,這樣的題目對于詮釋威爾遜的文學人生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其實威爾遜生前就有意讓傳記家戴伯尼為自己立傳,他愿意有人能在他身后把他作為一個社會現象來研究,戴伯尼不負眾望,這本厚重的傳記為我們描摹了一個真實全面的威爾遜。書中追述了從爵士樂時代到肯尼迪當政這幾十年中威爾遜思想和藝術的發展,描述了威爾遜怎樣從一個小城鎮的溫雅紳士一步步走向美國文化舞臺的中央,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使命,最終以“最后一個文藝復興時代的戰士”而謝幕。
威爾遜個人的歷史與美國文學的發展史是如此的環環相扣,他用自己真誠和犀利的批評應和著美國文學史上的每一次起伏。作為一本傳記,戴伯尼不僅向我們呈現了威爾遜有聲有色的文學人生,他還為我們勾勒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少有局限,鮮有保留。站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完整真實的威爾遜,他不僅是一個批評大師,一個美國文化現象的呈現者,他還有著常人所具有的各種怪癖和缺點,這些缺點使威爾遜更加的鮮活生動起來,如美國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對此書所做出的評價:“埃德蒙?威爾遜是20世紀最杰出和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他也是一個有個性魅力并著迷于生活的人。戴伯尼在傳記中以深刻、謹慎和發人深省的敘述對威爾遜一生的各個方面給予了公正恰當的處理。”
上述這些專著都是威爾遜文學批評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充分表明了國外威爾遜研究已經具有的規模。然而,這樣一個在歐美國家頗具影響力的批評家對于中國的讀者來說還是非常陌生的,至今國內尚未開始對威爾遜的文學批評進行系統的介紹和研究,這多少是一種缺憾,與威爾遜對美國及世界文學及文化所做的貢獻以及所獲的聲名相比顯得很不平衡。本書試圖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較為系統而全面地將威爾遜研究引入中國的語境之中,拋磚引玉,引發國內學者對威爾遜的研究興趣,讓讀者認識一位久未“謀面”的文人—— 一位能激發思想、針砭時政、引領審美品位和社會道德的文化大家。這是國內學者目前還沒有做過,但又很值得一做的事。況且,威爾遜的批評理論和靈魂就蘊涵于他的為人為文中,他的文學觀點一旦得到呈現和樹立,其影響力自然就會發生。需要說明的是,本書不是單純的威爾遜文學批評研究,而是給予其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以相同的比重,并將他的生平和思想發展融入其中。這樣做的目的既凸顯了威爾遜的文學批評特色,又表現了他的批評活動超越文學批評本身,向文化和文明遞進的中心主題。
目次
第一章 威爾遜的人文主義批評觀
1.人文批評之旅的起點與終點
2. 共和夢想的傷與痛
3. 人文主義思想的傳承
3.1. 羅爾夫和高斯
3.2. 泰納和阿諾德
3.3 前輩門肯
4. 批評家職責的再定義
5. 批評的非功利性態度
5.1. “創傷”與“神弓”密不可分
5.2. “神弓”≠“工具”
6. 文學批評的文學性
7. 多維度的社會歷史批評
第二章 威爾遜與歐美文學
1. 狄更斯不為人知的痛苦
2. 菲茨杰拉德成功的背后
3. 海明威唯一尊重的批評家
4. 平民化的《尤利西斯》
4.1. 象征主義——現代情感敘事途徑
4.2. 平民話的《尤利西斯》
4.3. 城堡內外
5. 是小說還是批評?
6. 文學的歷史敘述
6.1. 歐陸傳統與本土創新
6.2. 獨立文學身份的創建
7. 歷史的文學敘述
8. 與納博科夫的爭執
8.1. 從交流到爭執
8.2. 勢不兩立的開始——《洛麗塔》
8.3. 分道揚鑣——關于《奧涅金》譯文的爭論
8.4. 最后的爭端
第三章 公共知識分子威爾遜
1. 也說公共知識分子問題
2. 威爾遜的公共立場
3. 在主流文明的邊緣
4. 在歷史的深處
5. 威爾遜的“大政治”
6. 威爾遜與學院派
結語
注 釋
參考書目
主要人名英漢對照表
埃德蒙?威爾遜生平大事年表
后記
書摘/試閱
回溯威爾遜的生平和批評傳統,“老石宅”是一個不錯的起點,因為它就像一塊化石,記錄了威爾遜家族幾代人的榮辱滄桑,沉淀了歷經幾百年風雨洗刷的精神和價值觀;它又像一處美國歷史的微縮景觀,完好地保留著工業革命之前的純真和“原始”,任何來訪者到這里都可以一睹兩百多年前美國的鄉村生活圖景。
“老石宅”是威爾遜祖上留下來的一處老宅,建于18世紀末,至今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獨立戰爭后,在第一次西遷過程中,威爾遜的祖輩離開新英格蘭,來到了圣勞倫斯河和安大略湖以南的北部荒野,在離紐約不遠的一個叫塔爾科特維爾(Talcottville)的小鎮定居下來。最早在紐約塔爾科特維爾定居的是來自新英格蘭的西進移民。
18世紀末他們趕著牛群從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來到了荒野的安大略湖和圣勞倫斯河以南的北部鄉村,他們在這里定居,延伸了新英格蘭的文化和疆域……脫離了新英格蘭宗教但仍然說著新英格蘭的語言使這里的居民感到無比的自由。他們代表了全新美國的一部分,他們會在以后的一個世紀里不停地遷移,直到他們能建起如新英格蘭一樣的文明。這片土地,美麗而廣闊,還從未像新英格蘭那樣被教化:環境仍然比人更強大。但這處老宅和以后建起的那些木制的房子和鎮子相比顯得卓爾不群,它就是建立文明的一種嘗試。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融合了東海岸的宜人舒適和開拓者的粗礪和堅韌。
對今天的美國人而言,老石宅就是先輩們不斷擺脫英國統治、嘗試創立美國文明的豐碑,它承載了沉重的歷史,是祖輩不斷追求自由的象征。這座三層的石宅有著厚實的墻壁,寬闊的門廊和古典的石柱。它堅實、寬容、淡定,就像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有著處事不驚的定力;它更像一個靜止的坐標,有了它的參照,人們才能更清楚地度量現在,預測未來。
威爾遜每年夏天都會來這里靜靜地住上一段時間,就像一個身心疲憊的人需要回到這里汲取力量,恢復元氣;又像一個困惑的靈魂需要回到這里與它的祖先對話,以獲得精神支撐。威爾遜人生的最后20年就是在這里度過的。20世紀30年代初威爾遜在經歷過經濟危機給美國人民帶來的懷疑和困惑后再次回到這個“過去”中,似乎想從這個“過去的口袋”。中找到指點迷津的答案,并寫下了散文《老石宅》。回顧自己的過去,威爾遜意識到他從來都離這個“過去”不太遠。他覺得自己其實一直深陷于他父輩的世界。威爾遜在這篇散文中娓娓道來那些曾在這個古屋居住過的前輩,那些故事都沒有令人愉悅的結局。讀者能從中感受到30年代初作者寫這篇散文時的悲觀傷感情緒,同時也察覺到這個浸潤在加爾文清教傳統和新英格蘭斯文風范中的家族始終與外界格格不入,他們堅守著早期殖民者淳樸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旨趣,對庸俗的資本主義拜金思想有著本能的反感。
威爾遜小的時候就曾體會過這種價值觀的沖突。在威爾遜10歲那年,他的叔叔帶他到附近的一名新貴詹姆斯·芬弛(JamesFinch)的豪宅去玩,在那里威爾遜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芬弛一家在小威爾遜面前炫耀的金錢的力量對威爾遜的一生都有影響。小詹姆斯擁有著他無法想象的優越的物質生活,琳瑯滿目的玩具,任其差遣的仆人,這個富家子弟小小年紀就過著公爵般的奢侈生活,有著封建君主般的專橫傲慢。這是威爾遜第一次感受到他所接受的斯文教養和新貴所代表的勢力之間的沖突,也第一次看到了貧富的懸殊和階級的分化。從此,新貴代表著與威爾遜的世界格格不入的一種力量和價值觀,而且,威爾遜還感到,這種力量和價值觀控制并震懾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
慢慢地,不知不覺地,人們開始把自己的利益和我的曾祖父所稱的“金錢的力量”等同。他們在這種力量的驅使下勞作,忍氣吞聲——他們不再是劉易斯鎮上的第一批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公民了……他們似乎被歷史的潮流所吞噬。
19世紀后半期,當工業文明的影響鋪天蓋地,美國經濟日漸繁榮富庶的時候,威爾遜的父輩們卻默默地生存于社會的邊緣,與流行的價值觀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們在堅持傳統信念、自由獨立意志的同時,還堅信公民身負的責任,認為人生的意義在于服務公眾。在威爾遜半個世紀的不輟筆耕里,在他對美國公眾生活的批評和參與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父輩身上的共和主義精神遺產在威爾遜身上的傳承。
威爾遜曾經經歷過與他的父親相似的精神崩潰,但他最終堅持了下來,因為他從父輩身上獲得的那種品質給了他恒定的精神支撐,從他們身上他找到了一貫的傳統精神。威爾遜在他6l歲時又回到了老石宅,回顧自己的一生,他不禁生出了很多感慨,并隨即寫下了散文《60歲時的作家》。他深深地感慨:雖然自己已經經歷過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然而他內心最深處的東西根本就沒有改變,從他讀大學時離家到晚年又回到老石宅,他恍然覺得自己其實從來都未曾離開過這里,石宅對威爾遜有著巨大的凝聚力量和鎮定心靈的作用,過去的幾十年中,每當威爾遜感到無助和困惑的時候,他都會回到這里小住一段時間,在這里讀讀書,散散步,也在精神上重拾那些遺落的品質。在這里尋回的尊嚴和自信使威爾遜有足夠的力量去戰勝現實生活中的混亂、虛偽和誘惑。
老石宅是威爾遜人生之旅的起點,就是在這里,在這個古樸的、依然散發著“原始”氣息的美國縮影中,威爾遜確立了自己的文學志向;老石宅又是威爾遜人生之旅的終點,因為他確實從來都未曾離開過他的祖輩所賦予他的精神遺產,他的一生始終實踐著從他們那里繼承來的高尚德行和價值觀,那是“(對世界的)鉆研和理解的精神而不是攫取和消費;那是給(世界)以光明和生命而不是對拼命獲得權力的激情;那是要縮小而不是要保留或擴大人與人之間社會差別的行動的動力。”。這種德行和價值觀是威爾遜一生文化使命的準繩。而要完成這樣的使命,有效實現對重商主義的批判,僅靠躲在象牙塔里搞藝術是不夠的。只有服務公眾,喚醒公共意識才能給新貴權威以積極回應。在這種信念的驅動下,威爾遜選擇了做一個文學批評家,并最終走向公共知識分子的舞臺。P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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