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爾特傳：一個傳奇（簡體書）

這本書是1986年在法國出版的，當時羅蘭·巴爾特剛去世不久，我正在紐約大學教書。自從他在巴黎街頭遭遇不測——被一輛小卡車撞倒——的消息傳來以后，我就十分擔心，然而朋友們寄來的健康簡報卻讓我安了心。一天清晨，我接到法國大使館文化處的一個電話，是我的一個在那兒工作的學生打來的。她說巴爾特去世了。我發了火，說了“準是弄錯了，不是說有起色嗎”之類的話。震驚之余，我決定馬上去學校，因為系里對法國發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郵件里有個從法國經水路寄來的郵包，正是《明室》一書。書是巴爾特吩咐出版商寄給我的。我剛看完這本書的友情題獻，一位同事就跟我確認了巴爾特亡故的消息，同時談到一些車禍后的情形。巴爾特的最后一本書于我竟然成了天人永隔的辭別之作。
跟我當年的好幾位朋友不同，嚴格地說，我不是“巴爾特的學生”。同巴爾特的關系屬于朋輩之誼。友誼是從我的《薩德：壓榨機里的哲學》一書開始的。巴爾特慷慨地嘉許這本書，甚至為它寫了一篇專文，今見于《羅蘭·巴爾特全集》。對于一個年方26歲的青年作者來說，蒙自己最仰慕的批評家親撰書評，世間還有什么比這更美好的禮物呢？始于此時的友誼，中斷于他的亡故。《羅蘭·巴爾特傳：一個傳奇》一書跟他的溘然長逝和我的遙祭密切相關。或許，這本書早晚是要面世的，可是，如果沒有如此令人痛心的“封筆”，它肯定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書名也許應該稍加解釋。很明顯，此書不是一個傳奇故事，也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傳記，盡管為了撰寫最后一章，我特意訪問了巴爾特生命中的幾個重要地點，特別是坐落在雄偉的阿爾卑斯山法國一側的圣伊萊療養院土圩分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爾特在此地治療肺結核。名之為“傳奇”，一方面暗指阿拉貢的《亨利·馬蒂斯：一個傳奇》——那本文筆優美的書也不是傳記，而是向摯愛的畫家及其畫作致以熱情洋溢的敬意；另一方面，這個書名昭示著一種解讀巴爾特的方式，強調他對小說的熱愛，同時嘗試描述他對文學的始終未變的熾熱和癡迷。
《羅蘭·巴爾特傳》是巴爾特去世后第一本全面回顧其著述的書。它今天仍然能夠引起讀者對一些文本的關注；把它們之間的連貫性弄清了，我們才能全面把握它們的意義所及。這本書特意采取散文而非學術論文的形式，問雜幾個跟個人回憶有關的片段；甚至有一篇短文是我仿照巴爾特的文風寫的，應讀作向他的寫作風格發出的心領神會的敬禮。
巴爾特曾經是文學結構主義的翹楚、最知名的法國符號學者，恰如翁貝爾托·艾科之于意大利。他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轉向“文本理論”，結果卻強化了他作為當年以《原樣》雜志為代表的文學和政治先鋒派理論家的形象。整個70年代，他徒然地脫離了“科學性之夢”，徒然地跟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學乃至一切“主義”拉開了距離，因為他依舊被公認為是文學研究的“科學的”和激進的革新者。而且，他去世后的一個時期，在往往把他的著作大大簡化的課堂用法里，這個形象照舊出現。實際上，跟巴爾特本人最不相干的恰恰是閱讀的“萬能鑰匙”、批評的“工具箱”之類的說法。
到了1975年，在這個廣為流行的“科學的”理論家巴爾特的形象之外，出現了第二個極為不同的形象，令他的某些忠實追隨者十分困惑：熱衷于自我剖析和自我嘲弄的思想家，擅長諷刺挖苦甚至多疑的美文家。
第二個形象是他本人通過1975年出版的《羅蘭·巴爾特自述》一書促成的。這是一幅狡黠的思想自畫像。《戀人絮語》(1977)及其在讀者和媒體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這個形象更加鮮明。一度宣稱“作家已死”的作家①難道不是勝利重返了嗎？甚至有傳言說，他有意成為小說家……對于這種假定的改弦更張的說法，記者們趨之若鶩，批評界也為之噪動不已。美國散文作家蘇珊·桑塔格一直十分關注法國先鋒派，她認為“晚期巴爾特”體現了很有19世紀味道的法國式時髦，把自我剖析和精致文雅合為一體。另外一些人，例如茨維坦·托多羅夫，在這個認同主觀性的巴爾特身上已經看不到他們從前的老師的影子：在法蘭西公學文學符號學的講座里，他竟然不去贊揚他本當講授的符號學，反而頌揚文學。他還說，假如人類不得不放棄所有的學科，只保留一門，那么這門絕無僅有的學科就是文學——學科之王。因此，圍繞著羅蘭·巴爾特的“思想形象”，在他遭遇車禍的時期正逢極度混亂之時。
但是，在我看來——這個看法至今未變——巴爾特作品的整體性從來就不是問題，他獻身于文學的一貫性也毫無疑問。從喜愛閱讀“古典”文本到探索當代寫作的新路子，他始終在踐行這種獻身精神。早在20世紀之初，保羅·瓦萊里就認為“文學為求生而擺脫文學的命運”；巴爾特同瓦萊里有很多同樣的擔憂，卻不屈從于人們宣告的衰落。在他稱作對于文學的“撕心裂肺的愛情”里，我看到了他的思想整體性和批評作品的勃勃生機，而且至今仍然這樣認為。為了證明這個信念，也為了通過將巴爾特的每一個“階段”置于同一行為的起落變化之下，從而給予其公正的評價，我一篇不落地重讀了巴爾特的全部作品——當時《羅蘭·巴爾特全集》尚未問世。這是一項繁重的任務，可是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從未感到難以擔負，而且從中獲得的發現令人欣喜。例如，我幸運地找到了巴爾特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于尼采和悲劇的)。這篇文章他本人早已丟失，也不記得是否發表過。其實，它確曾被發表在一個不起眼的學生刊物上，如今位列《羅蘭·巴爾特全集》之首。
以上是這本現在以中文呈獻給讀者的書的由來；也可以說，這僅僅是它的史前史，因為它的歷史將由讀者您在閱讀中延續下去。它是否已經成了常言所說的陳年老酒，這得由您來評判。我只知道我如今會為它增添什么，那就是，增寫一章，專談青年巴爾特對戲劇的熱愛。當然，也加上了一些有關他在法蘭西公學所授課程的思考。那些課我幾乎一堂未落地都上過，它們在我這本書出版以后很久才形成文字。實際上，當今的批評研究很多都集中在這些曾經長期難以覓得的課程上。
我不認為當今有一種“主導的”解讀巴爾特的方式，不過，還是可以看出幾個主要的方向，盡管國家不同，變化也很大。無論從現實的還是潛在的寫作著眼，大量針對“作家”巴爾特的研究多少取代了針對理論家巴爾特的研究。巴爾特有關影像的著述同樣引人注意；《明室》有卓越的深思熟慮，然而對攝影圖像并不友善，有趣的是，如今在許多國家，特別是美國，它卻成了研習攝影和電影必備的參考書。我們還可以提出人們對“道德學家”巴爾特的明顯興趣，這既是從法國道德學家的意義上而言(例如他評論過的拉羅什富科和拉布呂埃爾)，也是從倫理學思想家的意義上而言的，有時兩義兼有。再者，不可忘記，在最后的著作里，深受薩特影響的巴爾特呼吁他所說的“私用現象學”。這一點也很引人注意，特別是在現象學(重新)頻現于文學研究領域的法國。
2015年將逢巴爾特百年誕辰。其人我們已經失去日久，其著卻令人驚訝地依然年輕。當年，無論是文壇還是人文科學領域，他身處幾乎一切論爭的中心。跟那個時代(筆者那個時代)相比，如今閱讀他的大學生誠然沒有那么多了。但是，只要翻開他的書，任何一個年輕人都會感受到跟我當年一樣的震撼，受到同一魅力的吸引，因為這些充滿智慧和寬容的作品超乎尋常地開放，遠未關閉。
菲利普·羅歇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