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文學理論與與比較文學研究論稿（簡體書）

而且，對于《夜鶯頌》中“同樣的歌聲也曾經使／路得流淚，她滿懷憂傷地站在／異國的谷田里，一心思念著家邦……“這一句的解釋也應放到這個互文語境中來。根據奧維德《變形記》第六卷的故事，夜鶯的前世是雅典公主裴綠眉拉（Philomela），她不幸被歹毒的姐夫色雷斯國王忒柔斯強奸并割去舌頭，裴綠眉拉復仇之后化為夜鶯，從此永無休止地歌唱以補償被割舌后的失語之痛。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什么夜鶯的歌聲能夠使路得流淚（雖然《路得記》并無夜鶯的記載）：不僅兩個故事在流落他鄉、“思念家邦”這個主題上是一致的，尤其重要的是兩個故事中的悲苦主題令同樣悲苦而敏感的濟慈不僅在《夜鶯頌》中感懷個人的“疲倦、病熱、煩躁”等種神不幸，并在幾個月之后寫出的《秋頌》中，將這種悲苦感上升到對青春／白發、豐饒／肅殺、美麗／頹敗等一系列人生的終極悖論的思考。因此，正如達文波特所言：“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雖然也喜歡克萊爾美麗、細膩而敏感的自然詩但卻不能隨口吟詠，而濟慈的《秋頌》卻銘刻在一代又一代英國文學愛好者的心靈深處的原因！”
綜上所述，在《秋頌》漫長的研究史中，麥克干的新馬克思主義政治一歷史批評和貝特的生態政治一歷史批評都具有其獨特的價值：《秋頌》的起因與出版商的政治審查、濟慈個人的負氣呈才、坦博拉火山爆發四年后1819年秋天難得的美好天氣和豐饒景象等具體歷史事實的確存在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系；這兩種政治一歷史批評對于彌補以哈特曼為代表的關于《秋頌》的形式一審美批評的偏狹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這兩種政治一歷史批評也都存在著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即雙方都似乎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