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謀殺（簡體書）

我要講述的這個故事大部分都是真實的。考慮到人物的隱私，我改換了他們的名字。有很多內容是由一位杰出的新聞記者說給我聽的，他或許是20世紀70年代紐約那些極富洞見的庭審評論員和觀察家中的最后一位了。這個精英俱樂部的成員包括《紐約郵報》的吉米·坎農、《紐約時報》的斯考蒂·萊斯頓和拉塞爾·貝克，當然還有偉大的默里·坎普敦，他為《紐約郵報》撰稿多年，之后在紐約市及長島的報紙《今日新聞》成就了他作為專欄作家的輝煌生涯。
我的這個人物叫莫蒂，并非真名，因為這是他本人的意愿。他曾對我說：“要是你開始著手寫這個，可別把我寫進去。”接著他又補充道：“你瞧，假如是我寫，會顯得那么離奇，誰看了都不信，我可是要保名節的。而你——你是個該死的律師，有沒有人信你無所謂！”
莫蒂為一份很優秀的地方報《布魯克林鷹報》工作，常年出人于紐約市刑事法庭。那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做記者的黃金時節。當時有十大日報：《新聞》和《鏡報》(很多人以為它們是一份報紙，將其說成《新聞鏡報》)、《郵報》、《時代》、《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先驅論壇報》、《美洲日刊》、《斯泰頓島前進報》、《長島新聞》，當然還有發行量不大但非常強勢的《布魯克林鷹報》。許多偉大的律師早年都在地方刑事庭學習并磨礪基本技巧，并服務于法律援助協會或地區律師事務所，而這些場所也為年輕記者們提供了非凡的訓練機會。也正如初出茅廬的律師利用這些寶貴的經驗獲得初步的訓練，并通過能接觸到的大量案件來鍛煉技能，莫蒂及其同儕也借此熟諳了自己的工作之道。他們懂得了設定期限的極端必要性，以使一個故事能夠及時付梓；懂得了如何培植線人，以及如何尋找途徑來獲取秘密消息以搶得先機。對于這些警務記者，特別是小字輩而言，刑事案件便是未加任何矯飾的鮮活舞臺劇，正面人物及反面角色，歡樂與哀愁，混亂和痛苦樣樣俱全。莫蒂從未讓自己失去過對法庭場面的興致，他管位于布魯克林施默洪恩大街120號的法庭叫“地域會堂”。該會堂實則稱作紐約市刑事法庭，為一幢10層大樓，其外立面由灰色沙巖石塊砌成。它容納了十幾間審判室、法官室、文書辦公室和一間寬大的訴訟室——刑事控告便首先在此登記。到這里來辦公的還有地區助理檢察官、來自法律援助協會的律師，這是一個在美國其他地區被稱作公共辯護部的組織。這幢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個街區的建筑里每天都擠滿了人，他們中有數百名警官，還有數百名受害者和被告，以及同等數量的悲劇故事。
我初遇莫蒂是在1963年，那時我是法律援助協會派往刑事庭的律師。我們的見面立刻就給彼此留下了壞印象。我代表的被告是一名聯邦探員，被指控在數起獨立的案件中對七名兒童強行施以誘奸。沒有一個孩子超過9歲。雖然每次施暴都令人發指且是在槍口威逼下進行的，但對于這些孩子是否正確地指認了侵犯者仍然存在一系列疑問。在單獨陳詞的情況下，孩子們對罪犯體重和身高的描述都超出被告人不少。唯一指認正確的是侵犯者和被告都有面部汗毛，不過即便這點相似之處也使訴訟程序寸步難行，因為每名受害者對汗毛顏色的描述從亮紅到漆黑不一而足。那個探員是我多年未見的一個兒時伙伴，此時被關押在拘留室——法庭地下層的單人牢房。我在會晤我的一個委托人時他認出了我。這間地下囚室簡直就是但丁設計的，照明亮度極差，到處充斥著尿味和體臭，并附著在墻壁以及所有穿過這一拘禁區域的人身上。總之這里就是地牢，幾名囚徒分別關押在相鄰的牢房里，他們的漫談永無止歇地回蕩在空氣中，制造出一種令人驚恐的高聲喧叫。對于一位來自刑法體系另一端的聯邦警察來說，這一經歷不啻讓其心驚肉跳。
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弗蘭克·奧沙利文穿著藍色的高爾夫襯衫、茶色便褲和一雙破損的褐色廉價便鞋。因常年吸煙他的面孔過早地顯出老態，有很深的皺紋，灰白兩色的頭發雜亂地生長在一起。他消瘦的肩膀使其5英尺6英寸的身材看上去更矮小。起先認出我時，他正倚著牢房的門欄。他既悲哀又羞愧于臉上已干掉的淚痕，并帶著因恐懼而變得嘶啞的嗓音懇求我代表他面對犯罪指控的傳訊。傳訊是庭審程序的最初階段，被指控有罪的人被正式告知指控的詳細內容。他告訴我他的律師遲遲不能來，而管轄此拘禁地的典獄官稱要等他的律師到位后才能開庭。我受命向法官說明，法律援助協會將代表奧沙利文出庭，只限于傳訊階段。
開庭時，審判室里擠滿了七名小受害者的父母，面露焦急而憤怒的神色，還有幾十名警官和法警，另外，似乎紐約市所有的記者都到了。這只會讓地方上的警務記者——尤其是莫蒂更加惱火，使他們更渴望掘得內幕新聞，以給“那些城里來的家伙”(這是莫蒂之類的正規軍送給人侵他們地盤的同行的綽號)一點顏色看看。當然，孩子們被安置在另一問屋里，看護她們的是特選警官和幾個來自受害者事務局暴力創傷部的社會工作者。
法警宣布了訴訟事件號碼及案件名稱，其中也包括被告的名字。他同時向坐在法庭拘禁區的奧沙利文示意，并責其走向前來。這一特定的宣詞對被告有很大的震懾，因其顯示了政府的威權：“紐約州政府的人民訴訟……”接著他轉向我，指示道：“請出示出席通知。”出席通知是庭審制度里眾多不合時宜的事項之一，它僅僅意味著律師必須出具其姓名、地址和從屬關系，登記在審判速記記錄上，以備日后檢查——例如，可以證明被告已按恰當方式從檢察官那里得到了控訴通知。我回答道：“查爾斯·J.海因斯，法律援助協會的助理律師，現代表被告人。”
“他有名字嗎？”克倫威爾法官簡單地詢問道。
“是的，他當然有，法官大人，剛剛在庭審開始時由法警宣布過。”克倫威爾法官身材高大，肚子隆起，臉色通紅，顯示出肝病晚期的癥候，那是酗酒幾十年的后果。他聽了我的話立刻就惱了。他聲如洪鐘，使得所有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屬，但特別是聚集一堂的媒體記者都能清楚地聽到他的質問：“為什么要法律援助協會來代表該聯邦探員？他是有辦法請到私人辯護律師的。”這種法官是我們不得不對付的最糟糕的官僚，無論我如何解釋都沒法阻止他不失時機地在公眾面前出風頭。克倫威爾法官咄咄逼人的言辭在快結束時將矛頭指向了法律援助協會，尤其是要跟我過不去，“這七宗案子的每一宗保釋金定為100萬美元。100萬。”他補充道，像是不能肯定這是否完全被理解了。最后他說：“假如被告，一個聯邦探員，”此時他用洪亮而戲劇性十足的嗓音拼讀了奧沙利文的全名，“弗朗西斯·愛邁特·奧沙利文能夠湊齊700萬美元以確保在必要時能重返法庭，那么你，海因斯先生，以及你的組織，那本來該是代表貧窮罪犯的——”
“被告。”我嚷起來，打斷了法官的話。
“你要是再敢打斷我的話，看我不讓你交保釋費！”他尖聲高叫，他的反應是如此激烈，以至同時又打出一個響亮的飽嗝，黑麥威士忌——其早餐的常規飲品——的刺鼻氣味襲擊了距法官寶座5英尺內所有的人。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盯著我差不多足有一分鐘，才繼續發話。
“很好嘛，假如他付得起保釋金，我估計他也請得起律師。”我那可憐的朋友奧沙利文探員被銬走時嚇得什么也應對不了。他朝我的方向悲哀地看了一眼，聳了聳肩。當他被帶往拘禁牢房，雙手銬在背后，我用口型對他說：“別擔心。”接著疾步出了法庭。我用了不到半小時便在紐約市管教部(即拘押奧沙利文的部門)準備好了人身保護權令狀。
人身保護權令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法律補救手段，是每個美國公民生而就有的權利，也是我們免受政府濫用職權的基本策略之一。該令狀是由法官簽發的命令，下達給在押人員的監管人。文件開頭的文字責令道：“Habeas corpus ad subiiciendum.”——其基本意義為“汝速提此人見吾”。像許多其他賦予美國公民的權利一樣，它也有著英國法律的根源。它在英國法律中或許是最著名的律令了，并被普遍尊為“自由的偉大律令”。
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彼德·金得知我對令狀的申請后立刻予以批準。他起先笑出了聲，然后在得知克倫威爾法官時便搖頭說：“那個混蛋！”
我帶著令狀火速返回法庭。我便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莫蒂。事實上我跟他撞了個滿懷，他向前一步厲聲說道：“我是《布魯克林鷹報》的莫蒂。你怎么想得起來代表這個壞東西的，嗯？”莫蒂最多不過5英尺高，聲音粗糲得像銼刀，身上散發著尼古丁的臭氣，那是多年抽駱駝牌香煙的后果。他的面孔連接著一頂樣子古怪的卷邊帽，右耳上還架著一支碩大的黃色鉛筆。他穿一件廉價的羊毛衫，深灰色長褲，以及一件花哨的紅白條紋襯衫；在我看來他挑這身行頭是因為他認為這合乎他的職業需要。我回想起其他司法口的報社記者大多也是類似的穿著。莫蒂又重復了問題，仿佛我第一遍沒聽到，你他媽的有什么權利用納稅人的錢來代表這么個東西？自我和克倫威爾法官交惡并領教過他那可笑的公正表演后，我已沒有興致去對付莫蒂或其他任何人，于是我一把推開他，試著不去理會他的叫嚷和抱怨(說我侵犯人身權應該被抓起來)，徑自走向我的辦公室。莫蒂執意朝我辦公室打電話——一共11個——我一概不回。
之后，當令狀得到認可，奧沙利文探員在沒有任何保釋金的情況下獲釋時，莫蒂仍然對我窮追不舍。我不予理會，同時恨不得將其腦袋擰下來。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做了許多不同的工作，大多供職于政府，但有時也以刑事辯護律師的身份做些個人法律業務。我開始注意到不少重要的犯罪紀實報道署的是莫蒂的名字。我雖然忘不了我們不愉快的初遇，但還是很欣賞其文筆。他的寫作清晰、多思辨、視角全面，且不摻雜個人評判。很快他就在紐約市一家頗具影響的小報上有了自己的專欄，一周三篇，而我也成為其熱心讀者并很快迷上了他的文章。
1985年，我們各自的道路再次相交。那年6月，紐約州長馬里奧·M.科莫委任我做紐約市反腐特別公訴人。最早參與調查的幾件案子中，有一件是應莫蒂之邀，他要求與我會談。他在下曼哈頓巴克斯特街的福里尼意大利餐廳訂了午餐，這家飯店離聯邦暨州法院不遠，是檢察官、辯護律師和法官最愛光顧的一處地方。
餐廳分為兩間。主廳的進口在巴克斯特街，與之相連的后廳沿右邊的墻布置著相同的火車座。而兩個廳的中間和左邊都整齊地排列著餐桌，且恰如其分地隔出了私密空間。每個廳里的火車座都有鑲在墻上的金屬銘牌，標示了某位知名食客，通常為法官，如紐約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溫·托雷斯，《卡里托之路》一書的作者。托雷斯法官讓人難忘的是他在宣讀對某個不可救藥的毒販子的判決書時說的一句話：“聽著伙計，就我將要判給你的刑期來看，你的假釋官還沒出生呢！”
有一塊火車座銘牌是送給紐約縣德高望重的現任地區檢察官羅伯特·M.摩根索的。還有一塊獻給了才華橫溢的聯邦法官約翰·方丹·基南，他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弗蘭克·S.霍根手下掌管殺人案件，而后者則是摩根索的前任，一位令人敬畏的檢察官。
福里尼餐廳后屋的燈光被調得較為柔和，營造出比燈火通明的前屋更隱秘的氛圍。實際上并沒有什么真正的差異，只是看上去更加私密，盡管時常還是能夠看見火車座——每組可容納四人——里的食客交頭接耳密談著什么。很自然地，占據前屋的是那些愿意被看見的人。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只有新來的大人物才會打斷他們的聊天。
福里尼的吧臺可以很容易地成為達蒙·魯尼恩故事的舞臺背景。司法體系里不同層次的人物在這里會談而極少考慮級別劃分。法警、辯護律師、警官、訴訟人乃至法官都圍著這張特別長的桌子縱情暢飲。開放式廚房將一陣陣誘人的大蒜香傳遍了吧臺。吧臺區燈光昏暗，當你從其開在巴克斯特街的門走進去時，那些老主顧看上去更像影子，直到你的眼睛適應了光線。
吧臺區在中午時分高朋滿座，有些熟客一直盤桓到傍晚。那兒大多充斥著高談闊論之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喧鬧聲反而比后屋更能遮掩密談。
莫蒂和我很恰當地選擇了在后廳會面，討論我們對公共腐敗，尤其是警務腐敗的共同興趣。進入正題之前莫蒂首先發話道：“那么小伙子，你代表的那個侵犯兒童的聯邦探員后來怎樣了，叫什么來著，奧雷利還是……”
“奧沙利文，”我糾正他道，“這是一樁看來沒有結局的悲劇。你大概只記得弗蘭克·奧沙利文受到七名女童的指控，她們年紀最大的不過9歲。他被控在布魯克林的不同地區單獨或互不關聯地犯下多起幼奸罪行。他被警方逮捕，盡管實際情況是，唯一證據來自這些兒童的目擊辨認，而她們對他面部毛發顏色的回憶是相互矛盾的。在每起襲擊之后受害兒童隨即向警方描述的汗毛顏色從亮紅到漆黑不一而足，然而由于所有這些暴行都如此令人發指，地區檢察官拒絕駁回此案，即便奧沙利文的面部汗毛很顯然是金黃色的。他的結論是，這些描述上的差異可以解釋為孩子們年齡的幼小以及遭襲時難忍的傷痛。
“‘此外，’地區檢察官對奧沙利文的一位律師說，‘自從那家伙給抓起來后，就再沒有類似襲擊事件了。’
“奧沙利文先后六次受審，而正如我說的，每次案情都一樣，以至于警察局的性犯罪科將這些襲擊歸為‘典型幼奸’。在每起案件中，受害者都被引誘進居民樓的電梯內，而侵犯者有顯著的面部汗毛、鬢角以及山羊胡，以鮮亮的大手帕遮住了部分面孔及汗毛。受害者都訴說侵犯者用一把鍍銀小手槍抵住了她們的腦袋。侵犯者只說過一次話，而且非常簡短。他似乎總有辦法繞過樓層，徑直將女孩帶到頂樓，通常是六樓。接著他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將這個嚇壞了的孩子拖往一段金屬樓梯，類似消防梯，通往操作電梯的機房。然后他強迫受害者跪下。”
說到此處，我決定讓莫蒂見識一點該案中我為奧沙利文辯護的詳情。我想讓他知道我們當時面對的是什么。
“助理檢察官小心翼翼地讓那個年僅7歲的幼小受害人，回憶了她與侵犯者的初次相遇，以使得她對罪犯的辨認準確無誤。 “‘你在等候電梯時，門廳里開燈了嗎？’
“‘是的。’
“‘燈亮不亮？’這個檢察官明白這是個不適當的對答案有誘導性的提問，但他也明白由于孩子的年齡以及她所承受的壓力，假如我提出反對的話法官不會做出有利于我的裁定。這無關緊要，因為我根本不打算反對，我認為那將使孩子受到驚嚇，從而給陪審團造成負面影響。
“孩子答道：‘很亮。’
“‘你獨自一個人？’
“‘是的，’她輕聲答道，然后又像耳語般加了句，‘只幾分鐘。’此時法官探身對她熱切地說：‘小寶貝，你得說響亮些，這樣陪審員才聽得見。’年幼的受害者便指了指弗蘭克，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然后他來了。’
“說到此時她的臉頰上流下了淚水，當她回想那丑惡的一刻時不禁戰栗起來。我向陪審席瞥了一眼，看見了陪審員們的反應，有的悲傷，有的憤怒，有的露出嫌惡的神色。
“助理檢察官證實了電梯里的照明十分充足，且反復詢問孩子在被誘拐以及受折磨的過程中她是朝哪兒看的，從而引出了她關于在機房遭到侵犯的證詞，并向陪審員清楚地表明，她有充分的機會來指認侵犯者。”就在此刻，即在我回憶小女孩的證詞時，我留神起莫蒂的反應來。
“‘當你被強迫跪下時發生了什么事？’起訴人繼續問道。
“當孩子講到侵犯者拉下褲子拉鏈時，她的抽泣失去了控制……”
在我描述完這其中的淫邪和野蠻后，我看了看莫蒂，發現他的臉氣得發白。
“你怎么能為這頭豬辯護？”
“可是莫蒂，”我說，“這人是無辜的。”
我敘述完了她的證詞，其間她回憶道，那侵犯者最后對她說：“數到50，不然……”他亮出槍頂在她腦袋上，以強調不服從的后果。接著他出了門，很快下了金屬樓梯。
“弗蘭克出庭了六次，在每個案子里都有一位經驗豐富、技巧嫻熟的律師代為辯護。每次他都遭受到全套指控，包括綁架、襲擊未遂以及幼奸。到了我代表他出庭時，受理上訴的部門已撤銷了前兩項罪責，并駁回了指控，引證的理由是目擊者指認普遍缺乏可靠性，尤其在這兩宗案子里。在我參與的這次審判中，侵犯者的面部汗毛的顏色與長度都有很大差異，不僅如此，他還被描述為長有漆黑的鬢角和漆黑而濃重的山羊胡。弗蘭克的鬢角像他毛發的其余部分一樣是金黃的，他被捕時的照片上還有細絨毛狀的金黃色山羊胡。警察得到的關于罪犯身高和體重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問題。根據受害者的說法，侵害她的人比弗蘭克重40磅，而且至少高出6英寸。”不過這在人們眼里看來都無關緊要，對現在的莫蒂也是如此，于是弗蘭克·奧沙利文再次被控告。
“那時奧沙利文已失去工作，自第一次遭到起訴后就被解雇了，雖然他一直在求助FBI的仲裁。局里為他做的行政復議隨著接踵而來的第二次控訴而變得毫無意義。當然在第二次控訴被駁回后他的行政上訴得到復議，可是第三次訴訟又使之停頓下來。最后他維系了10年的婚姻以離婚告終，他失去了對9歲女兒的監護權。他的妻子羅斯瑪麗在第三次審判時還跟他同甘共苦，但接下來她稱自己已不能肯定他的清白，并為他們的女兒感到擔憂。此時弗蘭克的健康每況愈下，而且還在努力克服抑郁癥，他說他已逆來順受慣了，也完全理解羅斯瑪麗的決定。
“幾個月后第三次控訴撤銷，案子被駁回，但是地區檢察官仍初衷不改，繼續起訴。弗蘭克又被審判和控訴了三回，每個案子又都被撤銷和駁回，理由是受理上訴的法庭的結論認為目擊指證存在缺陷。不過真正向地區檢察官傳遞了明確信號的，是關于這起‘人民對奧沙利文之案’的第六次撤銷和駁回，其中在毫無異議的情況下，主持法官R.赫伯特·戴揚以雄辯但直截了當的語言寫道：‘對于本州的法庭而言，再也沒有比毫無任何其他支撐的目擊證詞更令人不安的證據了。雖則本法庭并非完全拒斥該證詞，但每一位希望做事公正的起訴人在仔細斟酌該證據時，都應該充分認識到其潛在的不良和不公正的后果。’戴揚接著又補充道：‘在金斯縣地區檢察官更完整地理解其職責不僅在于控訴還在于公正執法之前，本法庭還得依據奧沙利文案的事實撤銷多少次起訴？’奧沙利文無須第七次出庭受審了。”
莫蒂開始理解弗蘭克的困境，不再做出情緒化的反應，他問道：“那么他后來怎樣？”
“他重新歸隊并拿到了欠薪，”我回答，“但幾年前我最后一次看見他時他的狀態仍然很差，還在盡力挽回他的婚姻。幾個月后我把電話打到他重新分配工作后在圣路易斯的辦公室，他告訴我還是難以讓羅斯瑪麗回心轉意。”
我們都意識到談論奧沙利文的荒唐遭遇占用了大部分午餐時間，再談腐敗問題已沒有多少工夫了。這時年近七旬的莫蒂道：“順便說一句，小伙子，警務腐敗問題是永遠談不完的。他們什么招數都試過，但都沒用。”我笑著聳了聳肩。
我們吃了鮮美的法蘭西小牛肉和浸大蒜及橄欖油的通心粉，然后省掉甜點，改而要了些濃咖啡和少許茴香酒。莫蒂突然站起來說：“吧臺那兒有幾個人想見見你。”
“誰？”我警惕地問。“都是些不錯的家伙，幾個庭審記者，一個訴訟人，一個辯護律師。你大都認識，而且，”他向我保證，“不記錄在案。”
這是個周五的下午，度假的日子，法庭日程也停頓了，當我們走進吧臺區時，我認出了房間另一頭靠門口的博比·卡閔斯基，一位謀殺案訴訟律師。他正和卡洛斯·里維拉說著什么，后者是辯護律師的好手，已干了15個年頭了。里維拉早先在紐約縣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工作過10年。他剛剛被推薦到州最高法院，而且在民主黨的支持下，確保了在11月的選舉后有長達14年的任期。他和卡閔斯基正在慶祝呢。
里維拉和卡閔斯基過從甚密，情同手足。卡洛斯·里維拉有著5英尺8英寸的結實身材，厚厚的胸脯小心地掩藏在剪裁講究的巴羅尼西服里。他喜歡戴那種闊邊淺頂軟呢帽和穿深灰色斜紋軟呢帶天鵝絨領子的大衣。他總是用唾沫將黑色意大利皮鞋擦得锃亮，那是在海軍陸戰隊時養成的習慣。他言辭強硬，時而夾雜著潑辣粗俗的語句，那是在埃爾巴里奧一哈萊姆的西班牙語區成長時學會并保留至今的。他的頭發烏黑發亮，且總是向后梳得十分齊整。作為資深謀殺案起訴人，他受上級委任對博比·卡閔斯基進行培訓，由此開始了兩人的友誼。博比·卡閔斯基身高6英尺5英寸，體重整兩百磅，每日清晨5點開始的強化訓練使得他魁梧結實。他長著濃密的淡黃棕色波浪發，而且作為一個45歲的單身漢，他可是一點不乏愛慕者。卡閔斯基和里維拉在福里尼餐館似乎總是形影不離，要么在餐區，要么在吧臺。他們都喝得不多，而是更喜歡吧臺上推杯換盞的氛罔，多數時候只是小口喝著健怡可樂或偶爾要些啤酒。他們各自的形象能使年紀稍長的顧客想起連環漫畫里的人物馬特和杰夫。
站在他們之間的是三個記者：《紐約每日新聞》的西德·李昂斯，他無時無刻不在抽著雪茄；《今日新聞》的吉米·菲斯，是個矮胖愛嚷嚷的家伙；還有《紐約郵報》的巴尼·戈爾登，他穿著方格子外套。三位都是能喝善飲之輩。我在法院里見過他們，但從未交談過。我知道卡閔斯基和里維拉都是一流的庭審律師，要旁聽他們的辯論那可是一票難求。他們一上場便將兄弟情誼拋在法庭外邊，激烈的唇槍舌劍一直持續到陪審團宣判為止。
莫蒂飛快地向眾人介紹了我，著重于我的職位而不是名字。《今日新聞》的菲斯幾乎沒有分神注意我一下，而是第一個繼續自顧自地說起來：“假如國家不破產，你唯一能從這份該死的飯碗里得到保證的就是每兩周一張的支票，因為對于警察腐敗，甚至是法官腐敗問題，你他媽的再也沒轍了！這是體制！”當我問菲斯為何如此肯定時，西德·李昂斯粗暴地打斷我說：“真見鬼，如果你連這個都不懂，你是憑什么混上州反腐特別公訴人的？”為強調他的嘲諷，他一字一頓地念著我的頭銜。卡閔斯基打斷他們說：“咳，讓人家喘口氣吧，他什么都沒說呢。”此時里維拉和《郵報》的戈爾登爭著扯開嗓門插進話來。“博比，跟小伙子說說馬爾維吧。”戈爾登說。“告訴他，”卡洛斯·里維拉說，“那鳥‘藍墻’是怎么毀了一個好端端的警察的。”戈爾登接著道：“你瞧，所有干警察的都知道馬爾維的事，盡管他們大多是誠實、賣力的童子軍，可因為馬爾維，也因為警察局對其他警察的所作所為，沒有一個誠實的警察會愿意幫助你消除警務腐敗。”“還有，”莫蒂補充道，“這也就是為什么你只會是這個崗位上的又一個失敗者，這份活兒早就該在多年前廢除了。不過眼下，還是聽從吉米·菲斯的忠告吧。放松心情，享用工資。”對這種玩世不恭我并不感到特別意外和新鮮，可我想聽聽馬爾維的事兒。
他們在那天下午告訴我的情況著實令我震驚，而數年之后馬爾維外甥的遭遇更讓人忍無可忍。這位青年警察史蒂文·羅伯特·霍爾特及其舅舅羅伯特·馬爾維警官的故事是個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說明紐約警局那“沉默的藍墻”是如何生成的，且為何要將其摧毀以終結紐約警察腐敗的惡性循環。這個關于警務腐敗的故事有個不同尋常的開端，以謀殺揭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