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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序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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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漢奸,還是文人?是自白,還是辯解?汪精衛偽政權關鍵人物周佛海,身為中共元老、國府文膽、汪偽要人,曾是陳獨秀、蔣介石、汪精衛身旁紅人,一生三易其主,見證民國半世紀政局。本書《往矣集》為其自述半生經歷的回憶錄,亦為中國現代史的珍貴史料,書中揭露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始末,書末並附妻子楊淑慧等人對周佛海的貼身側記,《古今》雜誌主編朱樸稱譽:「在過去十數期的《古今》中,雖名作如林,無篇不精,但是讀者所最歡迎、各方所最注意的,當推周佛海先生之作為第一。」絕版書完整再現,書前收錄文史專家蔡登山所撰導讀,帶您重歷民初百變政局的波濤風雲!
作者簡介
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海。早期與陳獨秀、陳公博、張國燾、包惠僧等人同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幹人物,後來轉投中國國民黨,與邵力子、陳布雷、陳立夫等人同為蔣介石的重要幕僚。對日抗戰爆發後,與汪精衛倡導的和平運動主張相侔,加入汪偽政權,手握財政與用人大權;珍珠港事變後因見汪偽前途黯淡,遂與戴笠取得聯繫,向國民黨輸誠。抗戰勝利,一度安居重慶,然終於1946年被南京高等法院處以死刑;1947年獲蔣介石特赦,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病逝南京老虎橋獄中。
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海。早期與陳獨秀、陳公博、張國燾、包惠僧等人同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幹人物,後來轉投中國國民黨,與邵力子、陳布雷、陳立夫等人同為蔣介石的重要幕僚。對日抗戰爆發後,與汪精衛倡導的和平運動主張相侔,加入汪偽政權,手握財政與用人大權;珍珠港事變後因見汪偽前途黯淡,遂與戴笠取得聯繫,向國民黨輸誠。抗戰勝利,一度安居重慶,然終於1946年被南京高等法院處以死刑;1947年獲蔣介石特赦,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病逝南京老虎橋獄中。
序
【周佛海及其回憶錄《往矣集》】/蔡登山
在汪偽政權中,汪精衛自然是第一號頭子,陳公博後來做了汪的繼承人,應列為第二號頭目;除此而外,就要數第三號人物周佛海了。周佛海在汪偽時期,有三個顯赫的職位,一是偽行政院副院長兼偽財政部長;二是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三是偽上海市長。上海市長原是陳公博兼任的,但到了汪精衛死後,陳公博要接任偽行政院長兼代國民政府主席,於是上海市長這個肥缺,便落在周佛海身上,周佛海此時要錢有用不盡的錢,論勢有擺不完的權和勢,他呼風喚雨,權勢顯赫一時。陳公博雖是名義上的領袖,但實權完全掌握在周佛海的手上。即使在汪精衛還在的時候,周佛海除掌握著汪偽政權的財政權及警察權,乃至軍事幹部的人事權而外,據他所寫的民國二十九年的日記,汪偽政權成立時的一切重要官員,皆由他開列名單,交汪認可發表的,真可謂一人之下,眾人之上啊!
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湖南沅陵人,家境貧寒,肄業於沅陵辰郡聯合中學,因事革退,旋東渡日本。民國七年九月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照例取得湖南省的官費支給。民國八年九月,轉入第七高等學校,當時蘇俄共產黨人布哈林所寫的書刊,在日本很流行,周佛海受其影響,乃嚮往社會主義。民國九年七月,他返鄉省母,八月,參加陳獨秀在上海籌組的共產黨組織。民國十年三月,從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同年四月,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當時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就是該校經濟學部的主任教授。民國十年七月,以留日代表資格,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全大會」任陳獨秀為總書記,周佛海副之,與陳公博、張國燾、包惠僧等,成為中共的主幹人物。同年十一月回日,繼續學業。
民國十三年,他休學一年,五月,返回廣東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戴季陶)秘書兼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主講經濟學。九月,脫離共產黨,其後與中山大學教授謝瀛洲、黃季陸等刊行《社會評論》。民國十四年十一月,辭職赴滬,後轉日本,繼續學業。民國十五年三月,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旋即返國,應武昌商科大學校長郭泰祺之聘,任該校教務長。稍後南下,任武昌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四月,辭軍校秘書長職;五月十八日,周佛海自武漢潛赴上海,他在船上撰寫一篇〈逃出了赤都武漢〉的文章,擬到上海後送交報紙發表,表明他反共的立場,藉以洗刷共產黨份子的嫌疑。不料他一上岸,即被上海警備部捉去了!後經雷嘯岑(馬五)通知周妻楊淑慧,楊淑慧次晨快車趕赴南京找邵力子,由邵轉報蔣總司令,急電楊虎、陳群,著即押解周佛海來京訊究,不得違誤,如此楊、陳二人自不便私自處置。不久,周佛海即告省釋,且被派任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教官,嘗一度隨戴季陶任職廣州中山大學,同年反滬。民國十七年一月,與戴季陶、邵力子、陳果夫、陳布雷在上海發行《新生命月刊》,又創辦「新生活書店」,出版叢書。周佛海在社會上嶄露頭角,蜚聲黨政與文教界,就是由「新生活書店」出版的那本《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宣傳作品開始的,當時風行全國,曾列為各大學用書。
民國十八年南京中央大學特設「三民主義」講座,挽請戴季陶主講,他講了一學期,改推周佛海去繼續講課,周佛海滔滔雄辯,深得學生的歡迎。民國十九年初夏,發生中原大戰,周佛海以總司令部訓練主任,隨同蔣總司令出發到前線。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民國二十六年任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研究)組長。民國二十七年八月,辭江蘇省教育廳長,同年任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並兼「藝文研究社」總幹事。
周佛海作為蔣介石的「文膽」之一,與邵力子、陳布雷、陳立夫等一起參與機要,起草公文,頗得蔣介石的信任。抗戰爆發後,他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宣傳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可算委以重任。但與其野心相比,自然感覺「很不得意」。據其子周幼海(之友)的回憶,他對兒子說過:「我在重慶很不得意。自從脫離共產黨後,我當過國民黨政訓處處長,也當過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現在當國民黨宣傳副部長,和國民黨中統關系也深,但始終沒有什麼作為。因此,我決心同汪先生一道出來,從另外一條道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可以說,周佛海的賣國,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當時「藝文研究社」諸幹部份子,自周佛海以次皆聚集渝洲,他們常在一起座談國事,兼及共黨問題,號稱「低調俱樂部」,而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口號為高調。他們認為對外戰爭時期愈久,共黨發展的機會即愈多,內憂將隨外患而激增,國家前途殊屬可慮。加以國際形勢亦對我諸多不利,這群書生之見的長衫朋友,乃漸漸地喪失了抗戰的勇氣,恰有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蓄意倡導和平運動,而日本內閣又聲明不以重慶為和談對象,於是一拍即合,這便是周佛海甘心附逆的主因。
到了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周佛海即警覺日本的勝算已告渺茫,汪偽政權的前途日趨黯淡了。於是,他首先和戴笠取得聯繫,決心輸誠中樞,軍統局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和無線電臺,都是藏匿在周佛海的上海住宅內。抗戰勝利後,戴笠勸他和羅君強等人,不妨暫時離開上海,藉避耳目,於是戴笠準備一架專機,將其一干人載到重慶,住在磁器口,生活很安詳。不久,戴笠(雨農)墜機殞命了,一九四六年初,周佛海由重慶被押解回南京,十月,南京高等法院處以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獲蔣介石特赦,改判無期徒刑,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據馬五去探監說,周佛海對自己判刑這回事,毫無怨言,只說「雨農一死,我就知道不妙了,因為我的一切經過情形,唯有雨農最清楚,他才能夠為我作有力的證明呵。」易君左也先後去探監兩次,他說:「不久,我再同楊淑慧看過周佛海一次,佛海已口不能言,病倒在草蓆上,黑黝黝一片。我看見這情形,心裏覺得很難過,我帶來的幾本新畫報,佛海也不能看了,於是只好黯然的出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周佛海。可憐楊淑慧為著丈夫的生命,典盡賣絕,求神問卜,四處奔走,磕頭作揖,瘦得不成人形。她曾邀我到一處『圓光』的所在,在一盆清水裏,由術者施法,口中唸唸有詞,經過相當時間,看見水盆裏依約有些影子,像是人影,一會兒又出現兩隻眼睛似的,一會兒又出現一條腸子似的,術者說是病人的眼睛和腸子都有病,很難醫治。說也奇怪,周佛海本是患胃潰瘍,死時瞳孔放大。我因急於要回蘭州,只得和楊淑慧告別,我安慰她,希望她好好侍候丈夫的病。但是等我回到西北不久,就聽到周佛海已病死獄中的噩耗了。」
周佛海曾陸陸續續寫過一些回憶文章,刊載在《古今》等雜誌上,一九四三年由上海古今雜誌社結集出版為《往矣集》。內收〈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苦學記〉、〈扶桑笈影溯當年〉、〈盛衰閱盡話滄桑〉、〈走火記〉、〈自反錄〉等篇。〈苦學記〉所記,主要是家世和幼年從學經歷。〈扶桑笈影溯當年〉所記,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學經歷,包括他發起組織共產黨的經歷。〈盛衰閱盡話滄桑〉記述回國後到抗戰爆發的從政歷程。串聯來看,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傳視之。《古今》雜誌主編朱樸所作序言中稱,《往矣集》乃是《古今》雜誌所推出的《古今叢書》的第一種,收入者多是周佛海為雜誌所撰特稿,並稱:「在過去十數期的《古今》中,雖名作如林,無篇不精,但是讀者所最歡迎各方所最注意的,當推周佛海先生之作為第一。」但《古今》版的《往矣集》蒐集的並不完整,一九四四年周佛海的舊友金雄白又由他所主辦的上海《平報》為之增補續印,加入〈往矣集日譯本序〉、〈廣州之行〉、〈武漢追憶鱗爪〉、〈極樂寺〉諸篇,另有附錄部分:〈記周佛海先生〉、〈我與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讀往矣集〉,是最為完備的版本。
《往矣集》顧名思義,取自「往者已矣」,但其實更重要的意涵是下面那句話「來者可追」。周佛海的意思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未來的還可以及時追求的。這也是周佛海的騎牆式的作法,他眼見汪偽政權即將垮台之際,他又想靠攏國民政府,依此邏輯,推演後期周佛海和戴笠發生聯繫,並對忠義救國軍官多方掩護和接濟,都可以作為這一邏輯的事證,因此後來有人說,周佛海的《往矣集》,實在是他自己的一塊試金石。
在《往矣集》中,周佛海以「孤臣孽子」自命,大贊汪精衛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又為自己詭辯道:「尤其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正是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的時候,是非未定,功罪難分。如果半途而廢,雖存周公之心,終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對祖先,下何以對子孫!後世的批評,我們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遺臭萬年也好,無聲無臭,與草木同朽更好,『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但是個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計較,國家的利害,卻不能不加考慮。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諒於當時及後世,乃在使個人的苦心、努力和犧牲,實際有益於君父。所以現在距我們企求的目的,雖然道路崎嶇,關山險阻,但是救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達到,就是我們的責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哪裏能夠因為人事滄桑之感,而改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呢!」
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糾纏自己多年的無奈與虛無:「我一生的遭遇,總覺得都是命運的支配。我現在能夠有這樣地位,負這樣的責任,決不是我的聰敏才智說得到的結果,完全是僥倖。僥倖,就是命運。」「只要把從古到今的歷史,翻閱一遍,任何人都會感覺世事無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興亡之感。」「自從國民革命以後,雖然只有十九年,卻親自經歷過許多突起突滅、時分時合、忽盛忽衰的悲劇和喜劇,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這樣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幾年,焉得不令人感覺得個人的事,無一不是空的,而發生消極之思呢?成固不足喜,敗亦何必憂。得固不足樂,失又何必悲。榮華富貴,權位利祿,轉眼皆空,何必勞形苦心於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爭奪呢!」
周佛海的言談風采,確不愧為一個書生本色,但從他一生的行跡而觀之,他卻是一個十足投機取巧的典型,不過他又具備了那一份投機取巧的機智。
在汪偽政權中,汪精衛自然是第一號頭子,陳公博後來做了汪的繼承人,應列為第二號頭目;除此而外,就要數第三號人物周佛海了。周佛海在汪偽時期,有三個顯赫的職位,一是偽行政院副院長兼偽財政部長;二是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三是偽上海市長。上海市長原是陳公博兼任的,但到了汪精衛死後,陳公博要接任偽行政院長兼代國民政府主席,於是上海市長這個肥缺,便落在周佛海身上,周佛海此時要錢有用不盡的錢,論勢有擺不完的權和勢,他呼風喚雨,權勢顯赫一時。陳公博雖是名義上的領袖,但實權完全掌握在周佛海的手上。即使在汪精衛還在的時候,周佛海除掌握著汪偽政權的財政權及警察權,乃至軍事幹部的人事權而外,據他所寫的民國二十九年的日記,汪偽政權成立時的一切重要官員,皆由他開列名單,交汪認可發表的,真可謂一人之下,眾人之上啊!
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湖南沅陵人,家境貧寒,肄業於沅陵辰郡聯合中學,因事革退,旋東渡日本。民國七年九月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照例取得湖南省的官費支給。民國八年九月,轉入第七高等學校,當時蘇俄共產黨人布哈林所寫的書刊,在日本很流行,周佛海受其影響,乃嚮往社會主義。民國九年七月,他返鄉省母,八月,參加陳獨秀在上海籌組的共產黨組織。民國十年三月,從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同年四月,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當時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就是該校經濟學部的主任教授。民國十年七月,以留日代表資格,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全大會」任陳獨秀為總書記,周佛海副之,與陳公博、張國燾、包惠僧等,成為中共的主幹人物。同年十一月回日,繼續學業。
民國十三年,他休學一年,五月,返回廣東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戴季陶)秘書兼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主講經濟學。九月,脫離共產黨,其後與中山大學教授謝瀛洲、黃季陸等刊行《社會評論》。民國十四年十一月,辭職赴滬,後轉日本,繼續學業。民國十五年三月,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旋即返國,應武昌商科大學校長郭泰祺之聘,任該校教務長。稍後南下,任武昌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四月,辭軍校秘書長職;五月十八日,周佛海自武漢潛赴上海,他在船上撰寫一篇〈逃出了赤都武漢〉的文章,擬到上海後送交報紙發表,表明他反共的立場,藉以洗刷共產黨份子的嫌疑。不料他一上岸,即被上海警備部捉去了!後經雷嘯岑(馬五)通知周妻楊淑慧,楊淑慧次晨快車趕赴南京找邵力子,由邵轉報蔣總司令,急電楊虎、陳群,著即押解周佛海來京訊究,不得違誤,如此楊、陳二人自不便私自處置。不久,周佛海即告省釋,且被派任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教官,嘗一度隨戴季陶任職廣州中山大學,同年反滬。民國十七年一月,與戴季陶、邵力子、陳果夫、陳布雷在上海發行《新生命月刊》,又創辦「新生活書店」,出版叢書。周佛海在社會上嶄露頭角,蜚聲黨政與文教界,就是由「新生活書店」出版的那本《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宣傳作品開始的,當時風行全國,曾列為各大學用書。
民國十八年南京中央大學特設「三民主義」講座,挽請戴季陶主講,他講了一學期,改推周佛海去繼續講課,周佛海滔滔雄辯,深得學生的歡迎。民國十九年初夏,發生中原大戰,周佛海以總司令部訓練主任,隨同蔣總司令出發到前線。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民國二十六年任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研究)組長。民國二十七年八月,辭江蘇省教育廳長,同年任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並兼「藝文研究社」總幹事。
周佛海作為蔣介石的「文膽」之一,與邵力子、陳布雷、陳立夫等一起參與機要,起草公文,頗得蔣介石的信任。抗戰爆發後,他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宣傳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可算委以重任。但與其野心相比,自然感覺「很不得意」。據其子周幼海(之友)的回憶,他對兒子說過:「我在重慶很不得意。自從脫離共產黨後,我當過國民黨政訓處處長,也當過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現在當國民黨宣傳副部長,和國民黨中統關系也深,但始終沒有什麼作為。因此,我決心同汪先生一道出來,從另外一條道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可以說,周佛海的賣國,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當時「藝文研究社」諸幹部份子,自周佛海以次皆聚集渝洲,他們常在一起座談國事,兼及共黨問題,號稱「低調俱樂部」,而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口號為高調。他們認為對外戰爭時期愈久,共黨發展的機會即愈多,內憂將隨外患而激增,國家前途殊屬可慮。加以國際形勢亦對我諸多不利,這群書生之見的長衫朋友,乃漸漸地喪失了抗戰的勇氣,恰有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蓄意倡導和平運動,而日本內閣又聲明不以重慶為和談對象,於是一拍即合,這便是周佛海甘心附逆的主因。
到了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周佛海即警覺日本的勝算已告渺茫,汪偽政權的前途日趨黯淡了。於是,他首先和戴笠取得聯繫,決心輸誠中樞,軍統局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和無線電臺,都是藏匿在周佛海的上海住宅內。抗戰勝利後,戴笠勸他和羅君強等人,不妨暫時離開上海,藉避耳目,於是戴笠準備一架專機,將其一干人載到重慶,住在磁器口,生活很安詳。不久,戴笠(雨農)墜機殞命了,一九四六年初,周佛海由重慶被押解回南京,十月,南京高等法院處以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獲蔣介石特赦,改判無期徒刑,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據馬五去探監說,周佛海對自己判刑這回事,毫無怨言,只說「雨農一死,我就知道不妙了,因為我的一切經過情形,唯有雨農最清楚,他才能夠為我作有力的證明呵。」易君左也先後去探監兩次,他說:「不久,我再同楊淑慧看過周佛海一次,佛海已口不能言,病倒在草蓆上,黑黝黝一片。我看見這情形,心裏覺得很難過,我帶來的幾本新畫報,佛海也不能看了,於是只好黯然的出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周佛海。可憐楊淑慧為著丈夫的生命,典盡賣絕,求神問卜,四處奔走,磕頭作揖,瘦得不成人形。她曾邀我到一處『圓光』的所在,在一盆清水裏,由術者施法,口中唸唸有詞,經過相當時間,看見水盆裏依約有些影子,像是人影,一會兒又出現兩隻眼睛似的,一會兒又出現一條腸子似的,術者說是病人的眼睛和腸子都有病,很難醫治。說也奇怪,周佛海本是患胃潰瘍,死時瞳孔放大。我因急於要回蘭州,只得和楊淑慧告別,我安慰她,希望她好好侍候丈夫的病。但是等我回到西北不久,就聽到周佛海已病死獄中的噩耗了。」
周佛海曾陸陸續續寫過一些回憶文章,刊載在《古今》等雜誌上,一九四三年由上海古今雜誌社結集出版為《往矣集》。內收〈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苦學記〉、〈扶桑笈影溯當年〉、〈盛衰閱盡話滄桑〉、〈走火記〉、〈自反錄〉等篇。〈苦學記〉所記,主要是家世和幼年從學經歷。〈扶桑笈影溯當年〉所記,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學經歷,包括他發起組織共產黨的經歷。〈盛衰閱盡話滄桑〉記述回國後到抗戰爆發的從政歷程。串聯來看,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傳視之。《古今》雜誌主編朱樸所作序言中稱,《往矣集》乃是《古今》雜誌所推出的《古今叢書》的第一種,收入者多是周佛海為雜誌所撰特稿,並稱:「在過去十數期的《古今》中,雖名作如林,無篇不精,但是讀者所最歡迎各方所最注意的,當推周佛海先生之作為第一。」但《古今》版的《往矣集》蒐集的並不完整,一九四四年周佛海的舊友金雄白又由他所主辦的上海《平報》為之增補續印,加入〈往矣集日譯本序〉、〈廣州之行〉、〈武漢追憶鱗爪〉、〈極樂寺〉諸篇,另有附錄部分:〈記周佛海先生〉、〈我與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讀往矣集〉,是最為完備的版本。
《往矣集》顧名思義,取自「往者已矣」,但其實更重要的意涵是下面那句話「來者可追」。周佛海的意思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未來的還可以及時追求的。這也是周佛海的騎牆式的作法,他眼見汪偽政權即將垮台之際,他又想靠攏國民政府,依此邏輯,推演後期周佛海和戴笠發生聯繫,並對忠義救國軍官多方掩護和接濟,都可以作為這一邏輯的事證,因此後來有人說,周佛海的《往矣集》,實在是他自己的一塊試金石。
在《往矣集》中,周佛海以「孤臣孽子」自命,大贊汪精衛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又為自己詭辯道:「尤其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正是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的時候,是非未定,功罪難分。如果半途而廢,雖存周公之心,終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對祖先,下何以對子孫!後世的批評,我們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遺臭萬年也好,無聲無臭,與草木同朽更好,『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但是個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計較,國家的利害,卻不能不加考慮。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諒於當時及後世,乃在使個人的苦心、努力和犧牲,實際有益於君父。所以現在距我們企求的目的,雖然道路崎嶇,關山險阻,但是救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達到,就是我們的責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哪裏能夠因為人事滄桑之感,而改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呢!」
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糾纏自己多年的無奈與虛無:「我一生的遭遇,總覺得都是命運的支配。我現在能夠有這樣地位,負這樣的責任,決不是我的聰敏才智說得到的結果,完全是僥倖。僥倖,就是命運。」「只要把從古到今的歷史,翻閱一遍,任何人都會感覺世事無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興亡之感。」「自從國民革命以後,雖然只有十九年,卻親自經歷過許多突起突滅、時分時合、忽盛忽衰的悲劇和喜劇,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這樣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幾年,焉得不令人感覺得個人的事,無一不是空的,而發生消極之思呢?成固不足喜,敗亦何必憂。得固不足樂,失又何必悲。榮華富貴,權位利祿,轉眼皆空,何必勞形苦心於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爭奪呢!」
周佛海的言談風采,確不愧為一個書生本色,但從他一生的行跡而觀之,他卻是一個十足投機取巧的典型,不過他又具備了那一份投機取巧的機智。
目次
周佛海及其回憶錄《往矣集》/蔡登山
《往矣集》日譯本序/周佛海
《往矣集》日譯本東京版序/周佛海
《往矣集》序/朱樸
《往矣集》序/金雄白
【往矣集】
《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
苦學記
扶桑笈影溯當年
盛衰閱盡話滄桑
走火記
四遊北平雜感
廣州之行
武漢追憶鱗爪
極樂寺
自反錄
病後
憶亡弟
【附錄】
附錄一 我與佛海/周楊淑慧
附錄二 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周楊淑慧
附錄三 記周佛海先生/左筆
附錄四 訪周佛海先生一夕談/書生
附錄五 《往矣集》第十二版跋/周黎庵
書摘/試閱
【盛衰閱盡話滄桑】
(…前略…)
南京克復之後不久,就是十六年四月,南京又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和武漢的國民政府,遙相對峙。
我那時在武漢脫身不得,正在百計圖逃的時候,四月下旬,忽然夏斗寅的軍隊,舉起反共的旗幟,由宜昌東下,直迫武昌。那時第四第八等主要的軍隊,已開往河南,武昌沒有有力的軍隊,足以抵抗夏軍。於是把我們學校幾千學生,編為一個獨立師,開出去打仗。當時如果要我一同出發,那就會永久不能脫身。僥倖他們不要我去,惲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名義,隨軍出發,我仍留校留守。那時因夏軍逼近,共產黨也深為恐慌,以全力集中去應付,稽查得沒有那樣嚴密了。我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在漢口法租界開一個小旅館,妻兒以看戲洗澡為名,過江住在旅館,好在沒有甚麼貴重物品,不過幾件隨身衣服,也很容易陸續運過江,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老友陶希聖忽來談;我便告他我要走了,並勸他也走。他說隨身只是軍裝,沒有便服,不易逃脫。我太太淑慧,就把我的長衫短襖送了他一套。誰知以後他竟沒有走,竟做了學生改編而成的獨立師的軍法處長,被逼殺了不少的國民黨同志。以後武漢分共的時候,還隨著這個隊伍跑到南昌。一直到葉挺、賀龍等共產黨在南昌暴動的時候,纔能脫身。可見遇緊急關頭,如果不當機立斷,沒有不貽誤的。不過他沒有把我要走的話去告密,這還算是夠朋友的。這些閒話,不必多提。
那時我岳父也在漢口,他認識太古洋行黃浦輪船的買辦,和這位買辦商量好,在清晨六時左右,由他接我上船,住在買辦房中,以後妻兒陸續也上了船。一上了船,我便安心了。因為那時漢口英租界雖然收回,英帝國主義,仍有餘威,共產黨無論如何猖獗,還不致上船搜查。於是就如此這般的於五月初間離開了漢口。以後聽見說,他們發現我逃脫,立即電九江軍警截留。幸而這隻船在九江沒有靠岸,就此脫出虎口了。
誰知跳出了天羅,卻跌入了地網!世事固然變化莫測,但也不是無緣無故而發生的。前面曾略提過,黨內的右派,還以為我帶有紅色,所以我也特別小心,打算先到上海。到上海後,電蔣先生及張文白、戴季陶等朋友,然後再到南京。所以船經南京並未上岸。以後船到鎮江略定即開。船開後,買辦神色倉皇到房裏來說,南京派了四個偵探坐火車到鎮江,上了這隻船,說明我在這船上,到了上海,便要逮捕。我深覺事情離奇,百思不得其解。以後纔知道我偶爾到甲板散步,被幾個同樣由武漢逃出的政治工作同志看見了。他們認為我是共產黨,南京上了岸,立即去報告當時總政治訓練部副主任陳真如(銘樞)。(主任是吳稚暉不管事的。)陳便派人跟踪,並電上海逮捕。這些話都是以後他自己告訴我的。當時便同岳父和淑慧還有幾個同行朋友商量,決定到滬我先上岸,立即分電各方。他們隨後搬運行李。到了楊樹浦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岳父送我上岸,叫了一部汽車,看著開車了,他以為無事,便回船去帶領我的妻兒上岸。誰知車開不到三分鐘,忽來了大批巡捕,把車阻住。有人拿電筒把我一照,就叫我下車,一副手鐐,立即銬上了我的雙手。我心裏想:「真的被捕了。」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離奇滑稽。奉命來捕我的,便是現任內政部長陳人鶴(羣)同志。我在人羣中看見了他,便很高興的高呼:「人鶴!我來了。」他那時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或者以為我真是共產黨,所以便假裝沒有聽見走開了。他當時的地位,除此別無他法,也難怪他。我當時便想如何能通一個消息與淑慧;恰巧同行的一個留日同學經過身旁,我便用日語告訴他,我被補了,要他通知淑慧。不久我便和其他五人一併帶到巡捕房。後來聽說當時立即要把我引渡到楓林橋的特務處去,卻因為那時已是星期六晚上,第二天又是星期天,所以我便在巡捕房關了四天。僥倖有這四天的餘裕,淑慧纔能向各方奔走營救。如果早一兩天引渡過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為那時殺個把人那裏算一回事。
當晚五個人被送進一間牢獄去,中間已睡了十二三個人,都是蓬頭垢面的,一個個像是惡魔。我當時疲倦萬分,在人縫中擇一個隙地,納頭便睡。次晨星期日,把我們數人帶到另一空房。這一天昏沉沉的過去了,顆粒未曾入口。在那種情形之下,就是甚麼珍饈美味也都不能吃下去,何况是不能下嚥的牢飯!星期一中午時分,有人在門外叫我的名字,我從鐵門上小小的洞口看出去,原來淑慧站在門口。這個時候,我不禁潸然淚下。原來淑慧接得消息後,急得要死,半晌不省人事。後來精神略定,便去找文白,湊巧他赴杭,遂託其家電杭報告,再去找季陶,而季陶又在南京。當時上海傳說共產黨捉到就殺,淑慧不知我當晚究竟在那裏,一定要查明我的所在地。虧她忽然想起老友郭復初(泰祺)。他那時做著上海特派交涉員。她於是到他原寓去找,卻已遷居。深夜一時許坐車到楓林橋交涉使署,纔探到新的地址。再找到新的寓址,復初夫婦,剛剛跳舞回家,適王雪艇(世杰)亦在座。於是他們立即電話吳稚暉先生,請他即請楊嘯天(虎)―時做特務處長―營救。但是我究竟在那裏,當晚終未能查出。星期日費了一天的工夫,纔查出我關在楊樹浦巡捕房。所以星期一特來探監,送一些吃的東西。她告訴我報上已登出我被捕的消息,各方面都已打電報去了,勸我放心。我也安慰了她幾句,斷腸人慰斷腸人,談話不到十五分鐘,便被無情的牢子硬叫她出去了。但是我卻因為她的一次探監,精神上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也就安心靜候了。星期二上午坐著囚犯的車子,被帶到第一特區法院出堂,法官倒也客氣,問了幾句,便令回押。淑慧運動就在法院保釋,當時院長是廣東大學同事盧興原,也很幫忙。但是終於星期四被引渡到楓林橋特務處了。
特務處借著一間洋房做臨時牢獄,我進去時中間已有十餘人。這裏的牢飯,比巡捕房的好得多。不過在巡捕房不要銬手鐐,此地卻要銬。而且大概因為手鐐不夠的原故,兩個人銬一副。大小便時,固然極不方便,因為一個人大解的時候,一個不要大解的人,硬逼得要立在旁邊等,就是吃飯睡覺的時候,也極不方便。大約兩天之後,文白跑來看我,看見鐵索瑯璫的情形,便上樓和楊嘯天大吵一頓,於是我的手鐐。便因此除下了,雙手自由之後,多了一件差使―就是吃飯的時候,為被銬手不自由的同伴盛飯。坐在內裏的心理,有時希望外面叫我出去,有時卻又怕被叫。因為同房被叫出去的人,有些雖然仍舊回來,背上卻被打得皮破血流。有些一出去就不回來了。這些人中,有些是被釋回家,有些卻被送到老家,所以又想被叫,又怕被叫。大約三天之後,門外真的叫出我的名字了。禍福不可知,吉凶難預料,祇得硬著頭皮出去。卻原來是審問。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做法官坐在上面,我因為眼鏡被取去。近視眼看不清楚,面孔好像認得,他開口便說:「在廣州我常聽你講演,現在你卻要受我審問了。」我聽見了這樣挪揄的腔調,真是無名火高三千丈,幾乎要罵出來。立即便想到好漢不吃眼前虧,他雖然是毛頭小子,我現在卻是階下囚。於是便「他問一句來我答一聲」。約莫二十分鐘左右,忽然有人送一個條子給法官看。他看了便說:「現在不審了,你太太來看你,你去會她罷!」原來淑慧正在這個時候,要郭復初陪著她見楊嘯天,要求見我。嘯天無法,遂下條停止審問,並要我上樓和淑慧見面。淑慧告訴我當晚赴南京託季陶,因為當時蔣赴徐州作戰,南京上海主張殺我的人都很多,陳真如不敢負責釋放。當時是沒有錢買臥舖的,可憐淑慧晚上坐著三等車來往了幾次,而且有時沒有坐位,竟站立幾個鐘頭。
這樣糊糊塗塗,在牢裏再住了大約兩個星期。同住十餘人,也不知誰是真的共產黨,誰是假的。因為同住一起,也不管並不問誰是真的,誰是假的。閒著無事,跟同關著的一個人學唱二本虹霓關「見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那段二六。有一天下午六時左右,外面又叫起我的名字來了。我想一定是前回審我那個小傢伙,閒著無事,又要拿我尋開心。誰知外面叫了我的名字之後。接著說:「把你的衣服帶出來!」我聽了這句話,知道是釋放了。對同住的人,拱手說一聲:「告辭了!」便拿著包裹出來了。出來之後,看見一個副官模樣的軍官,帶著四個帶駁殼槍的兵士,把我的雙手,又鐐銬起來。帶我出了大門,門前早有一部汽車等著。上了汽車,往鄉間直開。越走越荒涼,而且又已夕陽西下。我想來想去,不知到那裏去。釋放嗎?何以不叫我家裏人領去?何以又要銬手?鎗斃嗎?何以叫把衣服帶出來?難道真的因為「黃泉無客店」,怕我受寒冷嗎?問那位副官,只回答說:「等歇你會曉得。」弄得我真是莫名其妙。後來到了南站,纔知道是押解我赴南京。次晨到了南京,逕送我到戶部街當時的總政治部。當時時間還早,陳真如沒有來,便押在門房候著。不久來了一位副官,叫把手鐐開了,帶我上樓。真如一見,便笑容滿面握手說:「對不起,開了你一個玩笑。」我想這個玩笑開得不大不小,幾乎把我的命,都開掉了。談了半天,便說:「今天還在我這裏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出去看朋友罷。」於是便叫副官送我到一間房間。當時蔣先生尚在徐州,大約是打電去請示。第二天便把我送到鐵湯池丁公館,交給季陶。鐵湯池丁公館,便是現在的財政部。這也是當時夢想不到的事。和季陶共進了午飯之後,便去旅館訪文白。適淑慧也趕到。夫妻重圓,不禁悲喜交集。這是我生死關頭,所以這一段特別寫得詳細。
(…後略…)
(…前略…)
南京克復之後不久,就是十六年四月,南京又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和武漢的國民政府,遙相對峙。
我那時在武漢脫身不得,正在百計圖逃的時候,四月下旬,忽然夏斗寅的軍隊,舉起反共的旗幟,由宜昌東下,直迫武昌。那時第四第八等主要的軍隊,已開往河南,武昌沒有有力的軍隊,足以抵抗夏軍。於是把我們學校幾千學生,編為一個獨立師,開出去打仗。當時如果要我一同出發,那就會永久不能脫身。僥倖他們不要我去,惲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名義,隨軍出發,我仍留校留守。那時因夏軍逼近,共產黨也深為恐慌,以全力集中去應付,稽查得沒有那樣嚴密了。我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在漢口法租界開一個小旅館,妻兒以看戲洗澡為名,過江住在旅館,好在沒有甚麼貴重物品,不過幾件隨身衣服,也很容易陸續運過江,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老友陶希聖忽來談;我便告他我要走了,並勸他也走。他說隨身只是軍裝,沒有便服,不易逃脫。我太太淑慧,就把我的長衫短襖送了他一套。誰知以後他竟沒有走,竟做了學生改編而成的獨立師的軍法處長,被逼殺了不少的國民黨同志。以後武漢分共的時候,還隨著這個隊伍跑到南昌。一直到葉挺、賀龍等共產黨在南昌暴動的時候,纔能脫身。可見遇緊急關頭,如果不當機立斷,沒有不貽誤的。不過他沒有把我要走的話去告密,這還算是夠朋友的。這些閒話,不必多提。
那時我岳父也在漢口,他認識太古洋行黃浦輪船的買辦,和這位買辦商量好,在清晨六時左右,由他接我上船,住在買辦房中,以後妻兒陸續也上了船。一上了船,我便安心了。因為那時漢口英租界雖然收回,英帝國主義,仍有餘威,共產黨無論如何猖獗,還不致上船搜查。於是就如此這般的於五月初間離開了漢口。以後聽見說,他們發現我逃脫,立即電九江軍警截留。幸而這隻船在九江沒有靠岸,就此脫出虎口了。
誰知跳出了天羅,卻跌入了地網!世事固然變化莫測,但也不是無緣無故而發生的。前面曾略提過,黨內的右派,還以為我帶有紅色,所以我也特別小心,打算先到上海。到上海後,電蔣先生及張文白、戴季陶等朋友,然後再到南京。所以船經南京並未上岸。以後船到鎮江略定即開。船開後,買辦神色倉皇到房裏來說,南京派了四個偵探坐火車到鎮江,上了這隻船,說明我在這船上,到了上海,便要逮捕。我深覺事情離奇,百思不得其解。以後纔知道我偶爾到甲板散步,被幾個同樣由武漢逃出的政治工作同志看見了。他們認為我是共產黨,南京上了岸,立即去報告當時總政治訓練部副主任陳真如(銘樞)。(主任是吳稚暉不管事的。)陳便派人跟踪,並電上海逮捕。這些話都是以後他自己告訴我的。當時便同岳父和淑慧還有幾個同行朋友商量,決定到滬我先上岸,立即分電各方。他們隨後搬運行李。到了楊樹浦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岳父送我上岸,叫了一部汽車,看著開車了,他以為無事,便回船去帶領我的妻兒上岸。誰知車開不到三分鐘,忽來了大批巡捕,把車阻住。有人拿電筒把我一照,就叫我下車,一副手鐐,立即銬上了我的雙手。我心裏想:「真的被捕了。」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離奇滑稽。奉命來捕我的,便是現任內政部長陳人鶴(羣)同志。我在人羣中看見了他,便很高興的高呼:「人鶴!我來了。」他那時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或者以為我真是共產黨,所以便假裝沒有聽見走開了。他當時的地位,除此別無他法,也難怪他。我當時便想如何能通一個消息與淑慧;恰巧同行的一個留日同學經過身旁,我便用日語告訴他,我被補了,要他通知淑慧。不久我便和其他五人一併帶到巡捕房。後來聽說當時立即要把我引渡到楓林橋的特務處去,卻因為那時已是星期六晚上,第二天又是星期天,所以我便在巡捕房關了四天。僥倖有這四天的餘裕,淑慧纔能向各方奔走營救。如果早一兩天引渡過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為那時殺個把人那裏算一回事。
當晚五個人被送進一間牢獄去,中間已睡了十二三個人,都是蓬頭垢面的,一個個像是惡魔。我當時疲倦萬分,在人縫中擇一個隙地,納頭便睡。次晨星期日,把我們數人帶到另一空房。這一天昏沉沉的過去了,顆粒未曾入口。在那種情形之下,就是甚麼珍饈美味也都不能吃下去,何况是不能下嚥的牢飯!星期一中午時分,有人在門外叫我的名字,我從鐵門上小小的洞口看出去,原來淑慧站在門口。這個時候,我不禁潸然淚下。原來淑慧接得消息後,急得要死,半晌不省人事。後來精神略定,便去找文白,湊巧他赴杭,遂託其家電杭報告,再去找季陶,而季陶又在南京。當時上海傳說共產黨捉到就殺,淑慧不知我當晚究竟在那裏,一定要查明我的所在地。虧她忽然想起老友郭復初(泰祺)。他那時做著上海特派交涉員。她於是到他原寓去找,卻已遷居。深夜一時許坐車到楓林橋交涉使署,纔探到新的地址。再找到新的寓址,復初夫婦,剛剛跳舞回家,適王雪艇(世杰)亦在座。於是他們立即電話吳稚暉先生,請他即請楊嘯天(虎)―時做特務處長―營救。但是我究竟在那裏,當晚終未能查出。星期日費了一天的工夫,纔查出我關在楊樹浦巡捕房。所以星期一特來探監,送一些吃的東西。她告訴我報上已登出我被捕的消息,各方面都已打電報去了,勸我放心。我也安慰了她幾句,斷腸人慰斷腸人,談話不到十五分鐘,便被無情的牢子硬叫她出去了。但是我卻因為她的一次探監,精神上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也就安心靜候了。星期二上午坐著囚犯的車子,被帶到第一特區法院出堂,法官倒也客氣,問了幾句,便令回押。淑慧運動就在法院保釋,當時院長是廣東大學同事盧興原,也很幫忙。但是終於星期四被引渡到楓林橋特務處了。
特務處借著一間洋房做臨時牢獄,我進去時中間已有十餘人。這裏的牢飯,比巡捕房的好得多。不過在巡捕房不要銬手鐐,此地卻要銬。而且大概因為手鐐不夠的原故,兩個人銬一副。大小便時,固然極不方便,因為一個人大解的時候,一個不要大解的人,硬逼得要立在旁邊等,就是吃飯睡覺的時候,也極不方便。大約兩天之後,文白跑來看我,看見鐵索瑯璫的情形,便上樓和楊嘯天大吵一頓,於是我的手鐐。便因此除下了,雙手自由之後,多了一件差使―就是吃飯的時候,為被銬手不自由的同伴盛飯。坐在內裏的心理,有時希望外面叫我出去,有時卻又怕被叫。因為同房被叫出去的人,有些雖然仍舊回來,背上卻被打得皮破血流。有些一出去就不回來了。這些人中,有些是被釋回家,有些卻被送到老家,所以又想被叫,又怕被叫。大約三天之後,門外真的叫出我的名字了。禍福不可知,吉凶難預料,祇得硬著頭皮出去。卻原來是審問。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做法官坐在上面,我因為眼鏡被取去。近視眼看不清楚,面孔好像認得,他開口便說:「在廣州我常聽你講演,現在你卻要受我審問了。」我聽見了這樣挪揄的腔調,真是無名火高三千丈,幾乎要罵出來。立即便想到好漢不吃眼前虧,他雖然是毛頭小子,我現在卻是階下囚。於是便「他問一句來我答一聲」。約莫二十分鐘左右,忽然有人送一個條子給法官看。他看了便說:「現在不審了,你太太來看你,你去會她罷!」原來淑慧正在這個時候,要郭復初陪著她見楊嘯天,要求見我。嘯天無法,遂下條停止審問,並要我上樓和淑慧見面。淑慧告訴我當晚赴南京託季陶,因為當時蔣赴徐州作戰,南京上海主張殺我的人都很多,陳真如不敢負責釋放。當時是沒有錢買臥舖的,可憐淑慧晚上坐著三等車來往了幾次,而且有時沒有坐位,竟站立幾個鐘頭。
這樣糊糊塗塗,在牢裏再住了大約兩個星期。同住十餘人,也不知誰是真的共產黨,誰是假的。因為同住一起,也不管並不問誰是真的,誰是假的。閒著無事,跟同關著的一個人學唱二本虹霓關「見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那段二六。有一天下午六時左右,外面又叫起我的名字來了。我想一定是前回審我那個小傢伙,閒著無事,又要拿我尋開心。誰知外面叫了我的名字之後。接著說:「把你的衣服帶出來!」我聽了這句話,知道是釋放了。對同住的人,拱手說一聲:「告辭了!」便拿著包裹出來了。出來之後,看見一個副官模樣的軍官,帶著四個帶駁殼槍的兵士,把我的雙手,又鐐銬起來。帶我出了大門,門前早有一部汽車等著。上了汽車,往鄉間直開。越走越荒涼,而且又已夕陽西下。我想來想去,不知到那裏去。釋放嗎?何以不叫我家裏人領去?何以又要銬手?鎗斃嗎?何以叫把衣服帶出來?難道真的因為「黃泉無客店」,怕我受寒冷嗎?問那位副官,只回答說:「等歇你會曉得。」弄得我真是莫名其妙。後來到了南站,纔知道是押解我赴南京。次晨到了南京,逕送我到戶部街當時的總政治部。當時時間還早,陳真如沒有來,便押在門房候著。不久來了一位副官,叫把手鐐開了,帶我上樓。真如一見,便笑容滿面握手說:「對不起,開了你一個玩笑。」我想這個玩笑開得不大不小,幾乎把我的命,都開掉了。談了半天,便說:「今天還在我這裏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出去看朋友罷。」於是便叫副官送我到一間房間。當時蔣先生尚在徐州,大約是打電去請示。第二天便把我送到鐵湯池丁公館,交給季陶。鐵湯池丁公館,便是現在的財政部。這也是當時夢想不到的事。和季陶共進了午飯之後,便去旅館訪文白。適淑慧也趕到。夫妻重圓,不禁悲喜交集。這是我生死關頭,所以這一段特別寫得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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