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簡體書）

當1938年陳伯達和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時，卻遭到了胡風、馮雪峰和黨內其他左派理論家的嘲笑，正如他們先前認為國防文學的概念背叛了革命的純潔性而極力反對一樣。
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
盡管“一二·九”運動有助于共產黨努力形成新的統一戰線，但上海文藝界的爭論卻又表明尋求一個相關主要政治團體一致接受的、正確的口號有多么困難。1936年9月10日，上海的左翼刊物《讀書生活》出版了一期專刊，試圖在文化戰線上掀起一場廣泛的運動，陳伯達乘勢而出，呼吁發起“新啟蒙運動”。根據何干之當時的記述，為了配合“一二·九”運動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力量，陳伯達首先“有意識地”提出發動一場新的思想運動的問題。何干之稱，陳伯達率先發表的關于新啟蒙運動的兩篇文章是整個運動“最初的呼喊”和“奠基石”。陳伯達的建議引起了全國進步思想界的熱烈討論，并立即贏得了周揚、艾思奇、何干之、胡喬木及中共其他主要知識分子的支持。正如預料的一樣，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反應更為謹慎，同時也更加帶有批判性。從此以后，直至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之前，陳伯達積極參與關于統一戰線的諸多討論，并逐漸成為知名人士。
新啟蒙運動究竟是什么呢？或者，也許更準確一些，陳伯達所設想的新啟蒙運動應是怎樣的呢？在1936年至1937年間的一系列文章中，陳伯達構建了一個主題：新啟蒙運動應是“第二次的新文化運動——文化上的救亡運動”，它既類似于卻又不同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陳伯達在第二篇專題文章（1936年10月）中解釋說，在那場著名的運動中，啟蒙和愛國主義沒有利益沖突，因為“新文化運動的戰士，都同時是愛國運動的戰士，而愛國運動的戰士，同時也都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戰士”。盡管五四運動與新啟蒙運動有著重要的相似之處，但兩者仍存在關鍵的區別，因為這幾年來，動的邏輯已取代形式邏輯，成為中國占支配地位的哲學系統。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將成為目前新啟蒙運動的主力，“動的邏輯之具體的運用，將成為”這次新運動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