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圖書館學的起源與轉型：從校讎學說到近現代圖書館學的演變（簡體書）

目錄學的理論變革與發展研究》）。

就學兒童，休業之日，亦可人館，以書為消遣……邑中子弟有讀書之便，則移其作為無益之嗜好，心而嗜書，其有益于風俗社會非細敘也”。這些論著闡述學校圖書館創辦與管理等問題，甚至連兒童圖書館的教育功能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
隨后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加重視圖書館事業，把圖書館視為普及文化、教育民眾的重要場所。1912年民國肇始，教育總長蔡元培極其重視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主張“必有極廣泛之社會教育，而后無人無時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謂教育普及”，“書報之必不可少明矣。惟個人之財力有限，而書報之卷籍無窮，勢不能盡買”，“其惟一解決之法，莫若建設圖書館，使大家都可來看”。他還說：清“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我為提倡補習教育、民眾教育起見，于教育部中增設社會教育司”。圖書館、巡行文庫與通俗教育等歸屬于社會教育司管轄，教育部為促進圖書館事業發展又于1915年頒布《圖書館規程》與《通俗圖書館規程》。在1920年7月8日的北大評議會上，還通過了“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決議，從那之后，李大釗也就成為教授兼圖書館主任了吲。蔡先生對于圖書館教育職能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他認為圖書館是除學校之外的第一教育機關，因而圖書館主任也應當是教授。
20世紀初，隨著我國平民教育思潮不斷興起，圖書館的社會教育職能備受重視。蔡元培、蔣夢麟、陶行知等人不遺余力地倡導平民教育，并認為建立向一切民眾開放的圖書館是實現“教育機會均等”與“養成健全人格”的重要方式。有學者指出：“圖書館為平民學習場……圖書館教育則不然。無階級之分，貧富之別，凡有志向學者，皆可登館求學……故圖書館實有補救學校教育不足之功。”④圖書館是民眾終身學習的場所，也應當為一切民眾平等服務。杜定友認為“圖書館對于閱者的責任，非特以適當的圖書，簡便的方法，以應他們的需要。而且要積極倡導他們自修求學”，“對于閱者，不論貧富賢愚，老幼殘廢，均一視同仁，以求全體民眾知識上的健康，教育上的增進”，“以適當的圖書，在適當的時候，供給適當的讀者。提高全民智力，實現全民教育，以達全民政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