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與夢想：中國公學往事（簡體書）

“不要拋棄學問”

胡適擔任中國公學校長，基本上是無為而治，校務工作基本交給副校長楊亮功處理。楊亮功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說：“胡先生主持中國公學，除有關校務的重要政策須親自參與決定外，余多不大過問。胡先生自兼文理學院院長，并兼每周兩小時的功課，他每星期四來學校一次，重要校務，多在此時商討。有時學校有重要集會，或紀念周請外人來校講演，胡先生亦隨時到校主持。”
這是胡適一生之中最閑暇的時間。據胡頌平說，胡適約有100萬字的學術論著，都是在任中國公學校長這幾年完成的。胡適自己也說這是他的大生產時期。
胡適少年成名，一生在多個領域開風氣之先，引領潮流，但他對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始終是個“窮書生”，以讀書、著述、教授為平生最大的追求。
在中國公學畢業生史次耘的腦海里，一直銘刻著他第一次見到胡適的情景：

民國十八年夏我考入中國公學，記得第一次去校長室見適之校長時，他穿一件白色的夏布長衫，很是瀟灑的樣子，我便開門見山向他請教如何讀書研究的問題，他說：“做學問并不難，最要緊的須持之以恒，把一個問題徹頭徹尾去研究，更要具有實事求是、尋找真理的精神。”他說話時，語調清晰，態度和藹，溫文儒雅，給我第一次印象，覺得他是一位做學問的好校長，私自慶幸能進入中國公學讀書是有福的。

雖然社會事務繁忙，且不常到校，但胡適還是堅持兼任中國公學文理學院院長，并為學生開設“中國文化史”課程。每周四，他到校一天，上午處理校務、接待賓客或學生，下午上課。這門課，沒有現成的講義，胡適每次上課抱著一大堆參考書，從容不迫，侃侃而談，很快就口口相傳，以至成了公學里最火的一門課程。據當年曾選修這門課的江厚塏回憶：

每逢上這一課，全校更加熱鬧起來，選課的固然準時上課；不選這一課的同學，也來上課，甚至學校附近的“水產”、 “商船”、 “同濟”的校外學生，也有慕名而來聽課的，因此，這一課只好在大禮堂上課，把個能容千余人的禮堂，擠得水泄不通，連窗口都站滿了人，可是聽講的雖然人多，而全場卻鴉雀無聲地靜聽這位胡圣人（那時候有人做文章，這樣稱呼他）滔滔不絕的演講。上課時間，都在午后二時，若是在夏天，正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的時候，然而，聽胡先生課的人，從沒有感覺疲倦而睡覺的。因為在心理上先就具有崇敬的觀念，加之所講的內容，又很充實而生動，最重要的，還是胡先生講課的時候，每講一段，都夾上幾句詼諧、風趣，或者幽默的話，引起哄堂大笑，一笑之后，氣氛輕松了，精神又恢復了。

這幾乎是胡適時代中國公學學生共同的記憶。在中國公學旅臺校友會編輯的《私立中國公學》一書里，多篇文章都提到聆聽胡適上課的場景，其中羅佩光的回憶最具“現場感”：

胡先生那時不過三十七、八歲，夏天均穿西裝，秋冬多穿淺灰色的嗶嘰長袍，英俊瀟灑，笑口常開，春風滿面，給人一種平易近人可親可敬的印象。他授課從來不發講義，由學生自作筆記。每次到課堂上來，都抱著五、六本厚厚的參考書，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顧炎武《日知錄》、戴震（東原）的《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概論》等，每講到要引經據典的地方，很熟練的將參考書翻開，摘要寫在黑板上，讓學生抄寫。
近閱楊副校長亮功先生所作《胡適之先生與中國公學》一文中說：“胡先生常告訴人，他每次上一小時的課，必須有四小時至八小時的準備”（見楊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近代文化史每周二小時，我想他至少要花半天到一天的時間準備，所以講授的內容才那么豐富熟練生動而有系統，尤其他說的南方官話，發音清晰，口齒流利，很容易令人聽懂。
他在開講的時候，必先將要講的內容，提綱挈領的概說一遍，或將大綱寫在黑板上，然后逐段一句一句慢慢的講，非常清楚明白，抑揚頓挫，甚為動聽。講到特別重要的地方，略為提高聲調，莊重地加以說明。興致高時，笑逐顏開，間或夾雜幾句詼諧風趣的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輕松愉快。講到最后，再摘要復述一遍，增強聽講者的印象，并借此告一段落。而且在時間上，控制得非常恰當，下課鐘一響，正好“剎車”，絕不致“有頭無尾”或“拖泥帶水”。

令中國公學學生們常常縈系在懷的，還有胡適充滿溫情和鼓勵的題字。據中國公學畢業生張和重回憶，胡適每次到校的時候，都會在處理校務和授課之余，抽出一兩個小時給同學們寫字。只要自備紙墨，總是來者不拒。后來因為索字的人越來越多，學校便出臺一個規定：每幅字要收兩塊錢的潤筆費，由胡適先生帶回家去寫。所有的收入，供作學校圖書館添購書籍之用。
胡適所寫的大多是勉勵同學的白話詞句，或是做學問的態度方法之類，如“為學要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這些條幅或對聯，伴隨著很多中公學生走過了激情滿懷、豪情萬丈的青春歲月，點燃了他們內心雖稚嫩卻遠大的夢想，影響深遠。
胡適寫下的，其實也是他對于治學方法和路徑的探索與思考。在他的支持下，中國公學的同人們還辦起一份刊物《吳淞月刊》，“我們希望借這個小刊物來隨時發表我們的一些稍成片段的小文字，對自己則想積涓滴成細流，對朋友則想拋瓦礫引珠玉”。
為此，胡適為這本“求學問”的刊物定下了兩條“戒約”：

第一，我們要“小題大做”，切忌“大題小做”。例如顧亭林舉一百六十多個例來證明“服字古音逼”，這是小題大做。若作二三百字來說“統一財政”，或是“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題小做，于己于人都無益處。
第二，我們要注重證據，跟著事實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過的抽象名詞。我們要處處腳踏實地，不可學今日最時髦的抽象名詞戰爭。用抽象名詞來打抽象名詞，大家都是“囊風橐霧”，于己于人都無是處。

在胡適看來，中國公學要想有個新學風，“應該建筑在這兩條戒約之上”。這是胡適一生的堅守，無論何時，都不曾忘卻，并且經常借此勖勉每一個年輕的學子。
1929年6月25日，中國公學新一批學生畢業，胡適送給他們的只有一句話：不要拋棄學問！
他說，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不得已而做的，從今以后，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一種專門學問。少年是一去不復返的，等到精力衰時，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即為吃飯計，學問絕不會辜負人的。吃飯而不求學問，三年五年之后，你們都要被后進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時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恐怕已太晚了。
對于年輕人而言，或許易卜生說得對：“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胡適說過，“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自己”。

“自由天堂”

胡適曾總結蔡元培改革北大成功的兩大秘訣：一是不獨攬大權，二是主張兼容并包。他將這一經驗帶進了中國公學的管理之中，主張營造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和嚴謹務實的優良學風。在他主政的兩年之間，“使垂老頹唐的中國公學，改頭換面，造成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年中國公學”。
大學，不是衙門。一所大學，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首先便是獨立空間的存在。中國公學起于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風潮，發起人多是革命黨人，因而帶有很強的“試行民主政治之意”。中國公學后來頻頻發生風潮，與這種因緣似乎不無關系。但胡適到校后，堅決將政治與學術“隔絕”起來，保證教員和學生們在課堂上、學校里的獨立思考空間。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開始大力推行“黨化教育”。根據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的解釋，所謂的“黨化教育”，就是“在國民黨指導之下，把教育變成革命化和民眾化，換句話說，我們的教育方針要建筑在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之上。國民黨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決議案，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根據這種材料而定，這是黨化教育的具體意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胡適對此并不認同，基本持批評甚至反對的態度。
據羅爾綱回憶，中國公學當時并不理會這一套，“進了學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周。學校廣場走道旁，豎有許多木牌，給學生貼壁報用。那些壁報，有無黨無派的，有國民黨員的，有左派的，有國家主義的。胡適一視同仁，任由學生各抒己見”。
在胡適的“縱容”之下，中國公學里的刊物、壁報，如雨后春筍，生氣勃勃，盛極一時。1928年9月，胡適親自帶領高一涵、楊亮功、羅隆基、楊鴻烈、陸侃如等教員創辦《吳淞月刊》，供師生發表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及習作。學生們自己動手，也創辦了《中公周刊》《旭日》《野馬》等刊物，其中《野馬》是胡適親自命名并題寫封面的，“取其野馬不羈，可以自由自在的意思”。這本雜志出版了十幾期，終因稿件、經費等兩俱缺乏而停辦。
這樣的自由氛圍，胡適頗為欣慰，直到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1934年2月14日，他在日記里寫道：“偶檢北歸路上所記紙片，有中公學生丘良任談的中公學生近年常作文藝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紋），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輝英、何嘉、鐘靈（番草）、孫佳訊、劉宇等。此風氣皆是陸侃如、馮沅君、沈從文、白薇諸人所開。”后來，曾有學生寫信給胡適說：“中國公學我不敢說它好，但我可以說它奇特，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職員同心協力，有向上的精神，沒腐化的趨勢，就憑這點，在全中國可說是找不到的。”
胡適對于學生的課外活動，如各種學術研究會和講演會等，均是積極鼓勵，有時甚至會親自出席并擔任評判員。1974年12月，中國公學校友江厚塏回憶道：

那時候，全校的校風，篤實好學，雖然也有極少數職業學生，想乘機活動，可是大多數同學都抱著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的態度，對這般人敬鬼神而遠之。除了讀書勤學之外，對于課外活動，自然而然地熱心努力，各班都有級會，我就是負責人之一，全校性的學生會，只是點綴品，毫無力量，學校亦不重視。間或也舉行辯論會、演說比賽、戲劇表演，大學生有自治能力，都是學生自動發起組織，學校處于輔導地位。有一次我參加演說比賽，題目是“中國的家庭教育”，痛斥歷來重男輕女教育的不當，一直貽禍到現在（四十幾年前），列舉全國乃至于上海的名女人，都是靠男人才能出名的，痛快淋漓，大快人心，連評判員之一的胡適之先生亦熱烈鼓掌。

當時的中國公學校園里，經常會出現一些名人的身影，或是前來參觀，或是前來演講。校董王云五先生就是中公的“座上賓”，常于百忙之中到學校演講，簡明扼要，言辭雅潔，一個小時內所講的內容，總比別人要豐富很多。有一次，王云五到校演講他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經過，稱“倘有人找出不通的地方，立即登報取消這個發明”，引發滿場提問，你一言，我一語，想找出漏洞，但王云五均能輕松應答，說得大家心服口服。
胡適本人有時也親自登臺演講，談個人的學術研究成果，談關于大學的點滴感悟。1928年12月，他在中國公學演講“打破浪漫病”，認為浪漫病就是懶病，強調“研究學問，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懶，要堅決不拔地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說起名人演講，中國公學還經歷過一場小風波。1929年春夏之間，由于學生人數激增，中國公學便將社會科學院搬遷到上海閘北八字橋上課。由于遠離大本營，當時一些思想前衛的同學便偷偷請來“敏感人物”魯迅到校演講。八字橋校區沒有禮堂，魯迅就站在院子里的臺階上講，聽眾立在院中聽，題目是“階級的美”。或許是由于演講活動本身就非常低調，也或許是由于魯迅演講的內容不夠精彩，聽講的人并不多，僅講了半個鐘頭就結束了，據說是“懼怕警察逮捕”。當晚，吳淞鎮警察分局還真派了一大批密探到學校，逮捕了部分學生，并逐房搜查。幸好出面邀請魯迅的同學，早已聞風而遁，再也沒有出現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此寬容自由的校園氛圍，自然會結出豐碩的果實。在胡適執掌中國公學的過程中，學生人數由最初接手時的300余人，增加到1300余人，“實際上，自民國十七年四月至十九年一月在胡先生擔任校長這一段期間，是中國公學的黃金時代，無論從學校秩序上或教育內容上看皆有顯著的進步”。這樣的評價，或許帶有很強的個人感情色彩，但絕不過譽。

平生風義

在胡適擔任校長期間，中國公學涌現了一大批日后頗有盛名的學生，如吳晗、羅爾綱、吳健雄、黎昔非、胡頌平、周枏等，均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們在成功之后共同的感受就是，如果不曾就讀于中國公學，如果胡適沒有給他們營造一個“自由天堂”，就可能不會有他們日后的輝煌。
明史專家吳晗，原名春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于浙江義烏吳店苦竹塘。由于家庭貧困，中學畢業后，吳晗就被迫在本村的小學里教書。但他矢志讀書，不顧父親的反對，不辭而別離開家鄉，先上了杭州的私立之江大學預科，后于1929年秋考入中國公學一年級。
吳晗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間并不長，卻在這里與文史結下了不解的緣分。而這正緣于胡適對他的青睞與幫忙。由于仰慕胡適的大名，到校后，吳晗便選修了他的“中國文化史”課程，對于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等治學門徑頗感新奇與推崇。這一課程結束的時候，規定學生必須交一篇論文，吳晗寫的是《西漢的經濟狀況》，得到了胡適的高度評價。吳晗將這篇論文賣給大東書局，還得到了80元的稿費，這讓吳晗很是自豪。
后來，胡適被迫離開中國公學，吳晗也心生去意，“想在中國公學再念下去也無聊，剛巧有了這筆稿費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經中國公學一位教授的推薦，吳晗找到顧頡剛，最終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謀了個差事。這個工作雖屬臨時性質，卻讓吳晗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線裝書，進而開始了研究明史的歷程。
吳晗寫成的第一篇論文是《胡應麟年譜》，三四萬字，主要是利用古籍糾正顧頡剛之前相關研究的錯誤。寫好后，他將初稿寄給胡適審閱。胡適讀了，十分贊賞，兩天后就寫了回信，并邀他周末有空到家中詳敘。這是兩人學術往來的開始。
1931年初，吳晗辭去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準備報考北大。此前，胡適已應蔣夢麟的邀請，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吳晗投考北大歷史系時，文史和英文都考了100分，數學卻只考了零分，因而沒被錄取，后來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
胡適知道后，立即取出80元錢，讓人送給吳晗，作為學膳費用。同時，他又寫信給清華大學負責人翁文灝、張子高：“清華今年取了的轉學生之中，有一個吳春晗，是中國公學轉來的。他是很有成績的學生，中國舊文學的根底很好。他有幾種研究，很是可觀；今年他在燕大圖書館做工，自己編成《胡應麟年譜》一部，功力判斷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工作的機會。所以我寫這信懇求兩兄特別留意此人，給他一個工讀的機會。”
這是一封分量很重的推薦信，幾乎決定了吳晗此后的人生。正是因為胡適的這封信，清華大學史學系主任蔣廷黻建議吳晗專攻明史。后來，吳晗便以《胡惟庸黨案考》《朱元璋傳》等明史著作享譽一時，一度位居北京市副市長之職。
在胡適心目中，與吳晗一樣處于重要地位的中國公學學生還有羅爾綱。
羅爾綱，又名幼梧，著名歷史學家，以研究太平天國史著稱，1901年1月生于廣西貴縣（今貴港市）。1926年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后因學校遭國民黨查封，轉入中國公學文學系。進校后，羅爾綱勤奮苦讀，曾以優異的論文成績獲得過專門的獎學金。
1930年夏，羅爾綱快要畢業的時候，決定以研究歷史為終身職志，但苦于沒有門路，便冒昧地給胡適寫信，尋求幫助。胡適收到羅爾綱的信后，很快見了他，說：“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學校獎學金，你的文化史論文很好。我讀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畢業后，如果愿意到我家來，我是很歡迎你的。”
這讓羅爾綱有點喜出望外。到了6月間，行過畢業典禮，羅爾綱便搬到胡適在上海的家中，輔助胡祖望、胡思杜兩兄弟讀書，并抄錄胡適父親胡傳的遺著。后來，胡適北上，羅爾綱隨同前往。
羅爾綱在胡適身邊，耳濡目染，學習到不少治學的方法和路徑。他后來投入太平天國歷史的研究，就曾直接得到胡適先生的指點和幫助。胡適對羅爾綱的歷史研究，一向要求嚴格。1937年春，羅爾綱的代表作《太平天國史綱》問世，送給胡適審閱，得到的卻是劈頭蓋面一頓批評：“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
責之深，是因為愛之切。1943年，羅爾綱應廣西桂林文化供應社總編輯錢實甫先生的約請，將他在胡適身邊的經歷寫成《師門辱教記》，似乎是“站在適之師面前，默默的恭聽他的訓斥”。胡適大感欣慰，曾寫信給羅爾綱說，這本小小的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36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光榮。胡適晚年曾專門將此書改名為《師門五年記》，并親自題寫書名、撰寫后記，數度自費重印，作為贈送親友的貴重禮物，一再夸贊這本書“等于替中國公學做廣告”。
1955年1月，大陸開展轟轟烈烈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其間，羅爾綱發表《兩個人生》一文，完全從另一個角度重述往事，自稱“中了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并稱“他是從唯心論出發‘大膽地假設’，他解決問題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小心地求證’，而實在是‘大膽地發揮’”，最后宣布要告別胡適給予他的“灰冷的、虛無的、無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個“熱愛的、滿懷信心的樂觀的戰斗人生”。
有意思的是，隔岸的胡適讀完此文后，完全不相信這是羅爾綱的真實內心，一再說：“不可能！不可能！”
這就是胡適。他欣賞一個人的話，會始終用最真誠的心去對待他，哪怕對方已經走到自己的反面。他最看重的，是他所欣賞的人最終功成名就，那將是給予他的最大饋贈與回報。比如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盡管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間很短，卻成為胡適一生的驕傲和牽掛。
吳健雄1912年5月出生于江蘇蘇州太倉，1923年考入蘇州市第二女子師范學校。一個偶然的機會，學校邀請胡適來校演講。胡適出眾的口才、新穎的思想，令吳健雄“思緒潮湃，激動不已”。
1929年，吳健雄被保送到中央大學，入學之前有一段休假時間，她便決定去中國公學“插班”就讀一年。她雖然學的是理科，卻花了大量時間讀文科的書，成績超群。有一次考試，本來安排的是三個小時，吳健雄不到兩個小時就交了卷子，引起了胡適的關注。一看試卷，胡適驚訝地發現“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學生對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徹”，立馬給了她100分。此后，他對吳健雄一直栽培有加。
據說，有一次胡適在旅行途中看到英國大物理學家盧瑟福的書信集，立即全部買下，寄給在美國攻讀物理學的吳健雄。吳健雄后來因驗證楊振寧、李政道提出的“宇稱不守恒定律”而聞名于世，被譽為“中國的居里夫人”。有人向她請教成功的秘訣，她說：“我們要有勇氣去懷疑已經成立的學說，進而去求證，是胡院長‘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教育和鼓舞了我。”
這是胡適一生的驕傲。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臺灣“中央研究院”主持歡迎新院士的酒會時，仍輕松愉快地提起往事：

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驗證“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起行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而就在這次酒會上，胡適突發心臟病，與世長辭，留給后人的只有他一生“平生風義兼師友”的永恒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