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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論（簡體書）

系列名：學而叢書
ISBN13：9787506070140
出版社：人民東方出版社(東方社)
作者：戴季陶
出版日：2014/01/01
裝訂／頁數：平裝／138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1
關鍵字：日本論（簡體書）、日本、簡體、人民東方出版社(東方社)、戴季陶、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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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分析了日本人的性格、信仰、風俗習慣，國家和社會的基礎、生活根據等。又通過日本的歷史和現實，推測日本的發展趨向，并有許多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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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編輯推薦

戴季陶等編著的《日本論》分析了明治維新前后日本人的政治、宗教觀念，武士和商人兩個社會階層代表的高貴與鄙俗的特質，及其對近代日本政治的左右；敘述了明治后日本各政治派系的角逐，日本國家政策的變化；闡釋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由來，南進和北進兩種路線的競爭，對中日關系的影響；特別評論了決定日本國策的數位政壇人物。總之，此書解說了日本人的性格、信仰、風俗習慣，國家和社會的基礎、生活根據等。又通過日本的歷史和現實，推測日本的發展趨向，并有許多應驗。

第一節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第二節神權的迷信與日本國體
第三節皇權神授思想與神授思想的時代化
第四節封建制度與佛教思想
第五節封建制度與社會階級
第六節日本人與日本文明
第七節武士生活與武士道
第八節封建時代“町人”和“百性”的品性
第九節 “尊王攘夷”與“開國進取”
第十節 “軍閥”與“財閥”的淵源
第十一節維新事業成功之主力何在？
第十二節現代統治階級形式成的觀點
第十三節政黨的產生
第十四節板垣退助
第十五節國家主義的日本與軍國主義的日本第一節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第二節神權的迷信與日本國體
第三節皇權神授思想與神授思想的時代化
第四節封建制度與佛教思想
第五節封建制度與社會階級
第六節日本人與日本文明
第七節武士生活與武士道
第八節封建時代“町人”和“百性”的品性
第九節 “尊王攘夷”與“開國進取”
第十節 “軍閥”與“財閥”的淵源
第十一節維新事業成功之主力何在？
第十二節現代統治階級形式成的觀點
第十三節政黨的產生
第十四節板垣退助
第十五節國家主義的日本與軍國主義的日本
第十六節軍國主義的實質
第十七節中日國際關系與日本的南進北進政策
第十八節桂太郎
第十九節秋山真之
第二十節昨天的田中大將
第二十一節今天的田中大將
第二十二節信仰的真實性
第二十三節好美的國民
第二十四節尚武、平和與良性生活

附錄
《世界戰爭與中國》序
任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時上中央政治會議報告
致中央黨部葉、陳、朱三先生書
題民國二十年外交三文件
記日本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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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第一節 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中國到日本去留學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確的數目，雖然不曉得，大概至少總應該有十萬人。這十萬留學生，他們對于“日本”這個題目，有什么樣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國志》而外，我沒有看見有什么專論日本的書籍。我自己對于日本，也沒有作過什么系統的研究，沒有較為成器的著作。民國六年，在《民國日報》上面，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文章，也不過是批評當時的政局和十年來日本所倡的“親善政策”。離“日本”這個題目還是很遠。但是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地裝置起來。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講古代的研究呢，讀過日本書，但不多，對于東方民族語言學，毫無所知，中國的歷史，尚且沒有用過一些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夠。講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實實地鉆到他社會里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價值批評日本的書，絕不是現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過十多年來，在直覺上，也多多少少有一點支離破碎的觀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問題的時候，姑且略略的講一講，或者是大家所愿意聽的。 
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店里去看，日本所作關于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個月雜志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常駐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話都不愿意聽，日本人都不愿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 
我記得從前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有好些個同學，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話。問他們為什么？他們答我的，大約有兩種意思：一種說日本文日本話沒有用處，不比得英國話回了國還是有用的。一種是說日本的本身，沒有什么研究價值，他除了由中國、印度、歐洲輸入的文明而外，一點什么都沒有，所以不值得研究。這兩種意思，我以為前者是受了“實利主義”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來，日本留學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學生沒有了，在大學文科的人，有幾個稍為喜歡和日本書籍親近些。所以偶爾還看見有介紹日本文學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簡單。整個批評日本的歷史，足以供治國者參考的，依然不多見。 
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后，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么樣？他們的思想怎么樣？他們的風俗習慣怎么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哪里？他們的生活根據在哪里？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里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何況在學術上、思想上、種族上，日本這一個民族，在遠東地區，除了中國而外，要算是一個頂大的民族。他的歷史，關系著中國、印度、波斯、馬來，以及朝鮮、滿洲、蒙古。近代三百多年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們單就學問本身上說，也有從各種方面作專門研究的價值和必要，絕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觀察日本錯不錯，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很希望多數人批評我的錯。倘若因為批評我的錯而引出有價值的著作來，那么，我這一篇小著，也就不為無益了。 
 
第二節 神權的迷信與日本國體 
各個民族，都有許多特殊的神話，在歷史上是很有價值的。日本人向來也有一個迷信，以為他們的國體，他們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來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孫，所以能夠“萬世一系天壤無窮”。自從歐洲的科學思想輸進了日本以后，那些科學家，應該漸漸和迷信離開，把這種神話用科學的研究法來重新整理了。卻是學者里面，現在還有幾個靠迷信過日子的人，把這些神話照樣認為是一點不錯的事實。從前我有一個先生，是國法學專家，名叫筧克彥。論他的學問呢，的確是淵博精深。而且從前他給我們講憲法學的時候，他的思想，確是很進步。我個人的思想上，受他的啟發不少。那時他的法理學，在重法文而輕理論的當時日本法律學界，有很彰著的革命色彩。后來一點一點的向迷信一邊走，近年來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是神話。而他對于這些神話，絕對不用實證的考古學上的研究，只一味用自己的思索，在上古傳來的神話上，加些自己的哲學理論，使那些神話，更加神秘些。聽說在法科大學上講堂的時候，開講要閉著眼合著手，對他幻想中的“祖神”表一番敬意。講完了的時候，亦復如此。細細考察起來，原來他的祖父，是神社里的神官。他這迷信系統，就是從那里來的。還有一個專門主張侵略滿蒙并吞中國的內田良平，他的父親，也是神官。此外陸海軍軍人里面，迷信“神權”和“神造國家”這些自尊自大自囿的傳說的，不曉得有多少。 
就表面上看來，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實日本統治者階級的宗教，卻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極力排斥佛教。為此而不遺余力的人，他們的理論，大概和韓退之一類，以排斥外來思想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侶，絕沒有敢否認神教的。有些附會穿鑿的調和者，不是說某神即是某佛，便說某佛即是某神，這也是表現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關系，各國都常有相類似的事實的。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神選民族”。這種思想，都是從神教的信仰產生出來的，其實也不過是宗法社會里面崇敬祖宗的道理。筧克彥博士說：“日本的國體，是萬邦無比的模范國體，無論到什么時候，絕不會有人來破壞國體的。日本國體的精華，就是古來的神道。日本國家的權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現。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現。愛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現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權。”這些思想本來也不是筧博士自己所發明，不過新式的法學家里面，要算他是一個專講國粹的人罷了。 
上面所講的那些傳說，不用說是發生在日本有文字以前的。自從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輸入日本以后，外來的制度文化，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礎。日本的國民，不是皈依釋迦，便是尊崇孔子。后來漸漸文明發達，組織進步，國家的力量，也就強大起來。豐臣秀吉打平了國內群雄，戰勝朝鮮，日本的武功，已經到了極盛時代。德川氏承續豐臣氏的霸權以后，政治文物，燦然大備。傳入日本千余年的印度、中國的思想，已經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于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發生。有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山鹿素行，在這民族自尊心的鼓蕩里面，創起一個日本古學派。這個日本古學派之學術的內容，完全是中國的學問，并且標榜他的學問是直承孔子。他對于中國儒家的學說，連曾子以下，都不認為滿意。對于漢唐宋諸家，尤其對于宋儒，更抨擊無遺，以為宋儒的思想，是破壞孔子之道的異端。但是他卻借了中國的學問來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們看他的著作，就曉得在方法上、理論上，都沒有一點不是從中國學問得來，沒有一處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卻絕對兩樣。他是鼓吹“神造國家”、“君主神權”。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實》一本書里面，把他的思想根據，也就發揮盡致了。再從另一方面看，日本民間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著中國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受著佛教思想的感化，隨日本統一的國力發展，漸漸脫卻了地方色彩，生出國家的色彩。而這一種新國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學美術的陶融，賦予較為優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會性。后來日本種種進步，都要算是這一個時代的產兒。那些傳說，是什么東西呢？不用說，就是中國“子不語”的“盤古王開天地”、“女媧氏煉石補天”。我且把《日本古事說》里面開天辟地的一段，譯了出來，別種傳說的內容，也就可以即此類推了。 
 
天神下了一個詔書給依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兩位尊神，要他把那個飄蕩的國土修理堅固，又賜他一根“天沼矛”。這兩個尊神領了詔書，站在天浮橋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里一攪，抽起來的時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積了起來使成了一個島，這就叫做淤能棋呂島。 
 
這一種傳說，我們從它的象征研究起來，很容易明白是由男女生殖觀念發生出來的，天沼矛就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征，而這一篇故事，無非是表現“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在古代思想里面，幾乎沒有一個民族沒有這一類的信仰，而在男系家族制度擴大起來的日本統治組織上面，更是很自然的事實，絕不足奇的。 
 
第三節 皇權神授思想與神授思想的時代化 
中國在孔子的時代，封建制度漸漸破裂，交通的發達，工商業約進步，一方面打破了舊國家觀念，一方面產生出入類同胞的世界思想。這時已經打破了許多傳說的迷信，拋棄了君主神權，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從此刻興盛起來。日本到了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就近代科學文明看來，日本的學問，固然較中國進步了許多，這不過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實，除卻了歐洲傳來科學文明和中國、印度所輸進的哲學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說是幼稚。然而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恥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進取精神和發展余地的地方，絕沒有一些衰老頹唐的氣象。他是一個島國，而且在文化歷史上，年代比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現，才漸漸打破。直到德川時代，造成了統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現代統一的民族國家基礎。如果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看來，日本的維新，則和秦漢的統一足以相比。 
這一個神權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階級，以為皇帝的大權寶位，是天神傳授下來的。和德國凱撒說他自己是天使、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一樣荒唐。那些軍人和貴族，他們的地位既由傳統而來，當然也一樣迷信部落時代的傳說。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識上已經打破了這種觀念的人，為維持階級特權，也絕不敢便說這些神話是假的。今天還活著的封建時代遺留下來七八十歲的老人們，本來腦根里面所裝的，只有一些封建時代的故事，不用說，除了這種迷信之外，再也沒有他自己的個性精神，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過當此刻這樣一個時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權，還脫不了這一種人的手，不能不說是危險萬狀了。 
神秘思想，成為日本人上古時代國家觀念的根源，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優勢，那一種狹隘的宗族國家觀念，已經漸漸消沉下去。后來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國文明的力量增加起來，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種日本自己的文明，這時日本自己統一的民族文化，已經具備了一個規模，當然要求獨立的思想，于是神權說又重新勃興起來。我們看山鹿素行講到中國的學說，只推尊孔子，把漢以后的學說，看作異端邪說，便可以曉得他們復古情緒中所含的創造精神了。此時他的范圍已擴大了許多，從前只是在日本島國里面主張神的權力，到了山鹿素行時代，更進一步，居然對于世界主張起日本的神權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神權思想的時代化，所以他們自稱是王政復古。那些倡王政復古的學者，雖然是各方面都有，漢學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動的主力，還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學家。且把素行學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陰的著作，詳詳細細的看起來，就曉得日本維新史的“心理的意義”在哪里了。《坐獄日錄》里面有一節說： 
 
皇統綿綿，傳之千萬世而不能易，此絕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當初天照皇大神傳授三種神器給瓊瓊杵尊之時，曾發過一個誓，說是“皇統的興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樣長的壽”。中國和印度那樣的國家，他們的皇統怎么樣，我是不曉得，但日本皇統的運命，是和天地一樣長壽的。 
 
和吉田松陰同時的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藤田東湖，他也是以神權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說“天地的發源，人類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歷史家、漢文學家，叫賴山陽，著有《日本政記》、《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統學問系統，是比較純正的儒家，所以紀史斷自神武。但是到底還要列一個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這些荒遠無稽的事實抹殺，也沒有對于這些記載下過一點批評。日本維新，得力于山陽的文字甚多，而藤田東湖，又是維新前期從思想學術上鼓舞群倫的大學者，而他們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講的，是關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種觀察，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民族思想而來。日本自從鳥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候），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逐漸把部落紛然并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國”的這一個字，在此時只是作藩國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謂國家迥殊。社會的階級，也就隨著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制度，一直繼續到西歷1869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在維新以后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固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后，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里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御外侮的仆人。“薩木來”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語叫做“家來”，也是如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并不是出于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當然更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的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地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面，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絕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面，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做“血淚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了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第一節 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中國到日本去留學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確的數目，雖然不曉得，大概至少總應該有十萬人。這十萬留學生，他們對于“日本”這個題目，有什么樣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國志》而外，我沒有看見有什么專論日本的書籍。我自己對于日本，也沒有作過什么系統的研究，沒有較為成器的著作。民國六年，在《民國日報》上面，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文章，也不過是批評當時的政局和十年來日本所倡的“親善政策”。離“日本”這個題目還是很遠。但是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地裝置起來。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講古代的研究呢，讀過日本書，但不多，對于東方民族語言學，毫無所知，中國的歷史，尚且沒有用過一些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夠。講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實實地鉆到他社會里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價值批評日本的書，絕不是現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過十多年來，在直覺上，也多多少少有一點支離破碎的觀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問題的時候，姑且略略的講一講，或者是大家所愿意聽的。 
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店里去看，日本所作關于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個月雜志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常駐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話都不愿意聽，日本人都不愿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 
我記得從前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有好些個同學，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話。問他們為什么？他們答我的，大約有兩種意思：一種說日本文日本話沒有用處，不比得英國話回了國還是有用的。一種是說日本的本身，沒有什么研究價值，他除了由中國、印度、歐洲輸入的文明而外，一點什么都沒有，所以不值得研究。這兩種意思，我以為前者是受了“實利主義”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來，日本留學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學生沒有了，在大學文科的人，有幾個稍為喜歡和日本書籍親近些。所以偶爾還看見有介紹日本文學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簡單。整個批評日本的歷史，足以供治國者參考的，依然不多見。 
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后，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么樣？他們的思想怎么樣？他們的風俗習慣怎么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哪里？他們的生活根據在哪里？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里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何況在學術上、思想上、種族上，日本這一個民族，在遠東地區，除了中國而外，要算是一個頂大的民族。他的歷史，關系著中國、印度、波斯、馬來，以及朝鮮、滿洲、蒙古。近代三百多年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們單就學問本身上說，也有從各種方面作專門研究的價值和必要，絕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觀察日本錯不錯，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很希望多數人批評我的錯。倘若因為批評我的錯而引出有價值的著作來，那么，我這一篇小著，也就不為無益了。 
 
第二節 神權的迷信與日本國體 
各個民族，都有許多特殊的神話，在歷史上是很有價值的。日本人向來也有一個迷信，以為他們的國體，他們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來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孫，所以能夠“萬世一系天壤無窮”。自從歐洲的科學思想輸進了日本以后，那些科學家，應該漸漸和迷信離開，把這種神話用科學的研究法來重新整理了。卻是學者里面，現在還有幾個靠迷信過日子的人，把這些神話照樣認為是一點不錯的事實。從前我有一個先生，是國法學專家，名叫筧克彥。論他的學問呢，的確是淵博精深。而且從前他給我們講憲法學的時候，他的思想，確是很進步。我個人的思想上，受他的啟發不少。那時他的法理學，在重法文而輕理論的當時日本法律學界，有很彰著的革命色彩。后來一點一點的向迷信一邊走，近年來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是神話。而他對于這些神話，絕對不用實證的考古學上的研究，只一味用自己的思索，在上古傳來的神話上，加些自己的哲學理論，使那些神話，更加神秘些。聽說在法科大學上講堂的時候，開講要閉著眼合著手，對他幻想中的“祖神”表一番敬意。講完了的時候，亦復如此。細細考察起來，原來他的祖父，是神社里的神官。他這迷信系統，就是從那里來的。還有一個專門主張侵略滿蒙并吞中國的內田良平，他的父親，也是神官。此外陸海軍軍人里面，迷信“神權”和“神造國家”這些自尊自大自囿的傳說的，不曉得有多少。 
就表面上看來，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實日本統治者階級的宗教，卻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極力排斥佛教。為此而不遺余力的人，他們的理論，大概和韓退之一類，以排斥外來思想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侶，絕沒有敢否認神教的。有些附會穿鑿的調和者，不是說某神即是某佛，便說某佛即是某神，這也是表現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關系，各國都常有相類似的事實的。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神選民族”。這種思想，都是從神教的信仰產生出來的，其實也不過是宗法社會里面崇敬祖宗的道理。筧克彥博士說：“日本的國體，是萬邦無比的模范國體，無論到什么時候，絕不會有人來破壞國體的。日本國體的精華，就是古來的神道。日本國家的權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現。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現。愛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現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權。”這些思想本來也不是筧博士自己所發明，不過新式的法學家里面，要算他是一個專講國粹的人罷了。 
上面所講的那些傳說，不用說是發生在日本有文字以前的。自從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輸入日本以后，外來的制度文化，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礎。日本的國民，不是皈依釋迦，便是尊崇孔子。后來漸漸文明發達，組織進步，國家的力量，也就強大起來。豐臣秀吉打平了國內群雄，戰勝朝鮮，日本的武功，已經到了極盛時代。德川氏承續豐臣氏的霸權以后，政治文物，燦然大備。傳入日本千余年的印度、中國的思想，已經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于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發生。有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山鹿素行，在這民族自尊心的鼓蕩里面，創起一個日本古學派。這個日本古學派之學術的內容，完全是中國的學問，并且標榜他的學問是直承孔子。他對于中國儒家的學說，連曾子以下，都不認為滿意。對于漢唐宋諸家，尤其對于宋儒，更抨擊無遺，以為宋儒的思想，是破壞孔子之道的異端。但是他卻借了中國的學問來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們看他的著作，就曉得在方法上、理論上，都沒有一點不是從中國學問得來，沒有一處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卻絕對兩樣。他是鼓吹“神造國家”、“君主神權”。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實》一本書里面，把他的思想根據，也就發揮盡致了。再從另一方面看，日本民間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著中國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受著佛教思想的感化，隨日本統一的國力發展，漸漸脫卻了地方色彩，生出國家的色彩。而這一種新國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學美術的陶融，賦予較為優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會性。后來日本種種進步，都要算是這一個時代的產兒。那些傳說，是什么東西呢？不用說，就是中國“子不語”的“盤古王開天地”、“女媧氏煉石補天”。我且把《日本古事說》里面開天辟地的一段，譯了出來，別種傳說的內容，也就可以即此類推了。 
 
天神下了一個詔書給依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兩位尊神，要他把那個飄蕩的國土修理堅固，又賜他一根“天沼矛”。這兩個尊神領了詔書，站在天浮橋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里一攪，抽起來的時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積了起來使成了一個島，這就叫做淤能棋呂島。 
 
這一種傳說，我們從它的象征研究起來，很容易明白是由男女生殖觀念發生出來的，天沼矛就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征，而這一篇故事，無非是表現“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在古代思想里面，幾乎沒有一個民族沒有這一類的信仰，而在男系家族制度擴大起來的日本統治組織上面，更是很自然的事實，絕不足奇的。 
 
第三節 皇權神授思想與神授思想的時代化 
中國在孔子的時代，封建制度漸漸破裂，交通的發達，工商業約進步，一方面打破了舊國家觀念，一方面產生出入類同胞的世界思想。這時已經打破了許多傳說的迷信，拋棄了君主神權，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從此刻興盛起來。日本到了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就近代科學文明看來，日本的學問，固然較中國進步了許多，這不過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實，除卻了歐洲傳來科學文明和中國、印度所輸進的哲學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說是幼稚。然而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恥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進取精神和發展余地的地方，絕沒有一些衰老頹唐的氣象。他是一個島國，而且在文化歷史上，年代比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現，才漸漸打破。直到德川時代，造成了統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現代統一的民族國家基礎。如果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看來，日本的維新，則和秦漢的統一足以相比。 
這一個神權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階級，以為皇帝的大權寶位，是天神傳授下來的。和德國凱撒說他自己是天使、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一樣荒唐。那些軍人和貴族，他們的地位既由傳統而來，當然也一樣迷信部落時代的傳說。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識上已經打破了這種觀念的人，為維持階級特權，也絕不敢便說這些神話是假的。今天還活著的封建時代遺留下來七八十歲的老人們，本來腦根里面所裝的，只有一些封建時代的故事，不用說，除了這種迷信之外，再也沒有他自己的個性精神，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過當此刻這樣一個時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權，還脫不了這一種人的手，不能不說是危險萬狀了。 
神秘思想，成為日本人上古時代國家觀念的根源，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優勢，那一種狹隘的宗族國家觀念，已經漸漸消沉下去。后來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國文明的力量增加起來，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種日本自己的文明，這時日本自己統一的民族文化，已經具備了一個規模，當然要求獨立的思想，于是神權說又重新勃興起來。我們看山鹿素行講到中國的學說，只推尊孔子，把漢以后的學說，看作異端邪說，便可以曉得他們復古情緒中所含的創造精神了。此時他的范圍已擴大了許多，從前只是在日本島國里面主張神的權力，到了山鹿素行時代，更進一步，居然對于世界主張起日本的神權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神權思想的時代化，所以他們自稱是王政復古。那些倡王政復古的學者，雖然是各方面都有，漢學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動的主力，還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學家。且把素行學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陰的著作，詳詳細細的看起來，就曉得日本維新史的“心理的意義”在哪里了。《坐獄日錄》里面有一節說： 
 
皇統綿綿，傳之千萬世而不能易，此絕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當初天照皇大神傳授三種神器給瓊瓊杵尊之時，曾發過一個誓，說是“皇統的興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樣長的壽”。中國和印度那樣的國家，他們的皇統怎么樣，我是不曉得，但日本皇統的運命，是和天地一樣長壽的。 
 
和吉田松陰同時的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藤田東湖，他也是以神權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說“天地的發源，人類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歷史家、漢文學家，叫賴山陽，著有《日本政記》、《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統學問系統，是比較純正的儒家，所以紀史斷自神武。但是到底還要列一個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這些荒遠無稽的事實抹殺，也沒有對于這些記載下過一點批評。日本維新，得力于山陽的文字甚多，而藤田東湖，又是維新前期從思想學術上鼓舞群倫的大學者，而他們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講的，是關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種觀察，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民族思想而來。日本自從鳥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候），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逐漸把部落紛然并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國”的這一個字，在此時只是作藩國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謂國家迥殊。社會的階級，也就隨著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制度，一直繼續到西歷1869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在維新以后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固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后，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里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御外侮的仆人。“薩木來”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語叫做“家來”，也是如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并不是出于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當然更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的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地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面，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絕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面，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做“血淚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了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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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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