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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涉及晚清和民國兩個時代的精英人物：既有對個別精英人物的考察，也有對某領域精英群體的研究；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既有研究歷史人物事功的，也有研究歷史人物個人生活的；既有研究歷史人物思想道德的，也有探討歷史人物研究之方法的。
名人/編輯推薦
《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擬選的50篇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論文的作者不少為國內外較有學術影響的專家和學者。該論文集內容涵蓋晚清和民國兩個歷史時期的重要人物，既有群體研究，也有個體研究；該研究成果將有助于推進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也有助于促進中外學術交流。《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中這些風格迥異的研究，不但有助于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研究，而且也有助于我們接觸到近代中國歷史之主要中心。
目次
在“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開幕詞
“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詞
近代中國新興技術精英：工程師的培養及其政治表現，1866—1912
同治初年中國政治精英的“敬陳管見”
王韜與中西之道——淺論王韜的大同論
私情與公意：晚清軍費協濟運作的實態——以曾胡私函為中心的考察
曾李交誼與晚清政局
特殊的漕運總督——吳棠
張之洞的別敬與禮單
戊戌前朝野的官制議論與考察
何啟、胡禮垣民權思想探源
從朝野反響看翁同穌開缺前的政治傾向
常熟翁氏與湘鄉曾氏之恩怨
甲午戰后盛宣懷、張之洞政治交易說之辨正
王爺紛爭與義和團戰爭起源
端方：晚清一個滿族官員的民族主義及其政治取向
張人駿與江蘇諮議局
時代弄潮兒：袁世凱與清末社會變革
職守與無常：從“清末三霖”的境遇看言官制度的悖論
愛新覺羅·良弼：王朝末期精英的悲劇
編輯各方致孫中山函電與人物研究的取徑
孫中山與福建人
孫中山與陶成章的恩怨是非
魯迅與秋瑾：先行兩步還是先行三步？
1911年的汪精衛、楊度與國事共濟會
辛亥革命前后的安格聯
政治符號：辛亥革命與近代國共關系
民國初期的知識分子及其活動（1912—1928）
浙商精英與民國上海慈善述論
民國初年廣東的新興政治精英與民主政權建設
摹仿與改造：《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新論
憲政之路：梁啟超的“政體進化論”思想
楊度與袁世凱
“陸榮廷天地會組織”和舊桂系軍閥——以口述資料為主
傅秉常與1943年四國宣言的簽署
余日章國民外交之研究
《費唐報告》的命運
林可勝與抗日戰爭初期民國政府的醫療準備
萱野長知與居正的交往初探
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
傳媒眼中的蔣介石第一次下野與復職——以《大公報》報道與評論為中心
批判與辯護：胡適與《中國評論周報》的一段沖突
“我的外國朋友胡適之”——北大英文系早期外教與胡適交游考（1917—1926年）
“黨國元老”、學界派系與校園政治——中央大學首任校長張乃燕辭職事件述論（1928—1930年）
南京國民政府的技術官僚：以曾養甫與交通建設為中心
丁文江：一個自然科學家的政治踐履及困惑
略論黃炎培為人處世之道
醒獅派“國家至上”思想的西學來源——兼論國家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特征
蔡元培：中國現代文化的奠基者
王國維史學思想的西學底蘊
習俗與迷信：從民國溫江縣檔案看政府對民間信仰的控制
后記
“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詞
近代中國新興技術精英：工程師的培養及其政治表現，1866—1912
同治初年中國政治精英的“敬陳管見”
王韜與中西之道——淺論王韜的大同論
私情與公意：晚清軍費協濟運作的實態——以曾胡私函為中心的考察
曾李交誼與晚清政局
特殊的漕運總督——吳棠
張之洞的別敬與禮單
戊戌前朝野的官制議論與考察
何啟、胡禮垣民權思想探源
從朝野反響看翁同穌開缺前的政治傾向
常熟翁氏與湘鄉曾氏之恩怨
甲午戰后盛宣懷、張之洞政治交易說之辨正
王爺紛爭與義和團戰爭起源
端方：晚清一個滿族官員的民族主義及其政治取向
張人駿與江蘇諮議局
時代弄潮兒：袁世凱與清末社會變革
職守與無常：從“清末三霖”的境遇看言官制度的悖論
愛新覺羅·良弼：王朝末期精英的悲劇
編輯各方致孫中山函電與人物研究的取徑
孫中山與福建人
孫中山與陶成章的恩怨是非
魯迅與秋瑾：先行兩步還是先行三步？
1911年的汪精衛、楊度與國事共濟會
辛亥革命前后的安格聯
政治符號：辛亥革命與近代國共關系
民國初期的知識分子及其活動（1912—1928）
浙商精英與民國上海慈善述論
民國初年廣東的新興政治精英與民主政權建設
摹仿與改造：《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新論
憲政之路：梁啟超的“政體進化論”思想
楊度與袁世凱
“陸榮廷天地會組織”和舊桂系軍閥——以口述資料為主
傅秉常與1943年四國宣言的簽署
余日章國民外交之研究
《費唐報告》的命運
林可勝與抗日戰爭初期民國政府的醫療準備
萱野長知與居正的交往初探
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
傳媒眼中的蔣介石第一次下野與復職——以《大公報》報道與評論為中心
批判與辯護：胡適與《中國評論周報》的一段沖突
“我的外國朋友胡適之”——北大英文系早期外教與胡適交游考（1917—1926年）
“黨國元老”、學界派系與校園政治——中央大學首任校長張乃燕辭職事件述論（1928—1930年）
南京國民政府的技術官僚：以曾養甫與交通建設為中心
丁文江：一個自然科學家的政治踐履及困惑
略論黃炎培為人處世之道
醒獅派“國家至上”思想的西學來源——兼論國家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特征
蔡元培：中國現代文化的奠基者
王國維史學思想的西學底蘊
習俗與迷信：從民國溫江縣檔案看政府對民間信仰的控制
后記
書摘/試閱
三 兩次護法運動中孫中山與福建
然而，鄉緣因素并不是在所有時候都發揮正向的反應，而且許多事例表明，福建人的鄉緣意識在不斷地向外移民、在客居地打拼的過程中得到強化，但這并不代表他們群體的內驅力真的很強，有時群體內部力量的較量會讓人覺得同鄉只是一個對外的概念，而群體內部因出生地域的不同所產生的排拒甚至會大于與其他省籍人的關系。在二次護法運動中，福建內部的紛亂，雖有許多因素所造成，但福建人的鄉緣意識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畛域觀念也是重要的影響源。
民國以后，孫中山與福建人關系最為密切是在二次護法運動中粵軍的兩次入閩。漳州、福州一度成為國民黨賴以依傍的基地。這是孫中山政治上最為險惡的時期，尤其是陳炯明叛變后，福州幾乎成了國民黨的唯一基地，孫中山曾在給東路討賊軍參謀長蔣介石的信中說：“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之憑籍，外交內應，皆可以此為背景，倘并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為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當然，在護法期間，雖然粵軍在福建都達到了戰略上的目的。但整體而言，孫中山也陷入了各種矛盾的糾葛中，深感福建人畛域觀念的另一面效應。
第一次護法運動，孫中山與西南軍閥既聯合又斗爭，以重大妥協而保有了一支屬于自己的軍隊，即援閩粵軍。期間，援閩粵軍在閩兩年，建立了以漳州為中心的閩南護法區，地方改革卓有成效，護法區一度被譽為“閩南的莫斯科”。再度用兵福建是在陳炯明兵變、炮轟總統府之后，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成功將統治福建9年的李厚基逐出福建。兩次用兵福建，其意并不在圖閩，而是為了保有實力和最終回師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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