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額制度與區域文化的發展：基於清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學額的研究（簡體書）

緒論
一問題緣起
在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卻又令人大傷腦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是：如果以盛產人物作為某地文化發達的指標，那么這種發達地區一直是在變動著的。應驗了一句古老的俗語：“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王士性對此曾有一番很有意思的思考：
江南佳麗不及千年。孫吳立國建康，六代繁華雖古今無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吳、越風氣未盡開也。……晉分天下十九州，吳、越、閩、豫，通隸揚州。唐分十二道，一江南東道，遂包昇、潤、浙、閩，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豈非地曠人稀之故耶？至殘唐錢氏立國，吳越五王繼世，兩浙始繁。王審知、李璟分據，八閩始盛。然后宋分天下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曰兩浙、曰福建、曰江南東、曰江南西、曰荊湖北、曰荊湖南、曰廣南東、曰廣南西，而川中四路不與焉。趙宋至今僅六七百年，正當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轉而黔、粵也？
自王氏至今，又已經400年過去。以今視之，應該說，王氏的預感并非全無憑據：何日轉而至黔雖仍不可知，自近現代以來粵地得全國繁盛之先總歸是一個昭彰在人耳目的事實。
這恐怕與中國歷史上的定額制度有關：由于科舉考試中發解和錄取的名額是有限定的，一個地方所占份額加多，其它地方自然要隨之減少。顯然，這正是傳統農業社會中不太可能出現“共贏”，而往往發生“幾家歡喜幾家愁”式悲喜劇的思想原點。怎樣才能在科舉指標中分得較多的份額？一般說來，首先得保證有足夠的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當然不是所有參加各級考試的總人數，而是在相鄰各地之間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人數。不言而喻，“學額”、“解額”等正影響了值得關注的與外地會發生競爭關系的科舉人口。
在唐宋時代，貢舉不必盡由學校，因而學額并未成為絕大問題；明清時期，科舉必由學校，特別是在清代入學成為士子的第一級晉身之階。得以入學的稱“生員”（俗稱“秀才”），入學考試稱“童子試”，這一考試也便成為科舉考試體系中最基礎的一環。成為生員意味著獲得“功名”而成為四民之首，享有若干政治、經濟特權。因而學額堪稱當時社會上第一等重要的社會文化資源。例如，咸豐八年（1858），曾國藩在家書中稱道為鄉邦增廣學額之舉是“俎豆泮宮，流芳百世”，清人俞樾亦稱咸同軍興以來的捐廣學額機會，“誠曠典也”。
二研究范圍及概念界定
本書就長江三角洲地區在清代的情形進行探討。此所謂長江三角洲，除太湖流域外還包括江北的揚州及浙東的寧紹平原，以清代政區言之，為江蘇的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6府及太倉直隸州、海門廳，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5府。
在此，有必要對“解額”與“學額”這兩個概念稍作解釋。先說“學額”，從字面上講，它指的是府、州、縣各級官學每次錄取學生的有關定額，但在不同時期學額的數量所指是所不同的。如，明代主要是指廩生、增生的定額，清代則是指每次錄取的定額，即額進人數。考生入學后稱“生員”（俗稱“秀才”），考生沒有取得功名之前則稱為“童生”。生員分為廩膳生員、增廣生員和附學生員，廩生、增生是歲科兩試中按名取前列者，每月有廩膳費，剛錄取入學的生員稱附生。故而，在清代學額是指官學每次額進的定額，也就是附生，這才是清代科舉童子試錄取的關鍵；至于廩生、增生雖有定額，但它只是歲科兩試對附生的排名而已。
《學政全書》、方志之類的資料在記載“學額”時往往包括額（取）進人數、額（取）進生童、廩膳生員（廩生）、增廣生員（增生）、附學生員（附生）等內容，也許是因為如此，至今許多科舉學、明清史研究學者好像對清代“學額”的具體所指有些模糊：劉海峰、李兵先生把廩生、增生名額當作清代學額，李潤強先生、李伯重先生亦同，而楊念群先生則把清代會試名額當作學額。當然，從定額這一點來講，廩生、增生也可以看作是學額，但它不是每次童子試（院試）錄取的人數，因而不是區域文化發展的制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