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士與仕的長長背影

五四運動的文學戰將 毛澤東欽點的第一文膽

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讓他失去了兩名愛子

和周恩來的多年友誼和見風轉舵的靈敏政治嗅覺保他在文革中全身而退


士與仕之間的矛盾拉扯
作為大時代轉型下的中國知識份子典型
他究竟是與時俱近的文化巨人，還是圓滑世故的文學恃從？


本書以郭沫若1936-1978年間的史實為線索，採用文化研究、歷史考據、文本解讀和史傳手法相結合的敍事方式，重建郭沫若在士與仕雙重自我建構過程，考究在政治文化和文人文化夾縫中，一個典型中國文人的複雜生存狀態，展現時代文化如何影響與塑造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選擇，一個人又是如何輾轉掙扎地去迎合時代的主流文化。

文學博士，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理事、中國茅盾研究會理事、山東省郭沫若學會副會長。在《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曾出版《理性與革命：中國左翼文學的文化闡釋》（人民出版社）等學術專著9部。

小引　能招人罵是奇才

關於郭沫若這個人，要說的話實在太多。
早在他以詩文鳴世後，就深深地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20世紀30年代，在「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在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裏，已成名文壇的沈從文評論說：「郭沫若。這是一個熟人，彷彿差不多所有年輕中學生大學生皆不缺少認識的機會。對於這個人的作品，讀得很多，且對於這作者致生特別興趣，這樣的讀者也一定有的。」
在他死後的短短幾天內，冰心就寫出悼念文章，說他像一顆巨星，「拖著萬丈光芒從我們頭上飛逝了，隕落了」，說「他永遠在廣漠的宇宙中，橫空飛馳」。冰心以富有詩意的筆觸，述說著郭沫若那首「迎風向海上飛馳」的《星空》，說自己在初生的朝雲映照下，來寫悼念文字，幾次住筆沉吟，感慨小小的筆，實在寫不盡他的熱情潮湧，才調縱橫的一生，前進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和創造的一生。
的確，他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熟人」。
說是聲名顯赫也好，說是聲名狼藉也罷，他的名譽，他的聲望，暫且不論是非曲直、抑揚褒貶，郭沫若這個名字，真的是「彷彿差不多」到了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地步。
人們不但領略過他那些大氣磅礡、才華橫溢的光彩華章，也領教過他那些粗製濫造、庸俗不堪的應景篇什。人們驚訝地注視過他那光芒四射、天馬行空的超凡才華，也不屑地鄙夷他那趨炎附勢、聞風而動的阿諛逢迎。
人們嘆服於他那特立獨行、狂放不羈的創造精神和浪漫激情，為他那胸中波瀾、筆底風雷和文采風流所傾倒。可是，人們也感慨於他那屢變善變、亦步亦趨的實用態度，為他那馴服、盲從和台前木偶般的「顯赫」表演而不屑。
這是如此一個眾說紛紜的人。
有人說，他是才華卓具、學識淵博的天才人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帶領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的又一面光輝的旗幟，是中國廣大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廣大知識份子學習的榜樣。有人說，他是可悲的文化弄臣，是以話語英雄形象欺世盜名的文化草莽，是拿文化藝術換取政治恩遇、霸氣十足的文化老大，是瞎話連篇、邀寵獻媚、「倡優畜之」的「班頭」，是獨立精神泯滅、文化人格喪失的文學侍從。
有人說，他是一個目無餘子的桂冠詩人，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文化巨人，是一個複雜的存在，是中國社會、中國歷史大動盪、大變革的轉型時代中國文人知識份子的典型，許許多多的風風雨雨、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似乎都可以在他傳奇、浪漫的生涯中尋找到蹤跡。有人說，郭沫若「缺鈣」，風骨喪失，圓滑世故，有著雙重人格，帶著雙重面具，他在歷史風口浪尖上的所作所為，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是對一代文人知識份子名節情操的污辱，斷不配領受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知識份子薪火相傳的清譽。
郭沫若，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至少，他不是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更非不足掛齒的草芥微塵。
至少，他那濃縮世間百態幾多影像的一生，絕非平淡無奇，而是波瀾四起，常人莫及。
他一來到這個世界，呱呱墜地之時，彷彿就與眾不同。據他自己說：
我是生在陰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時生的。聽說我生的時候是腳先下地。這大約是我的一生成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說我生到世間上來第一步便把路走錯了。
我倒生下來，在那樣偏僻的鄉間，在那全無助產知識的時代，我母親和我都沒有受厄，可以說多少是一個奇蹟。
在那個蒙昧的時代，那樣簡陋的鄉野，這的確稱得上是一個奇蹟。混沌無知之時，就險遭滅頂之災，這似乎是上蒼在預言：此子大難不死，逢凶化吉，將來必成大器。
20多年後，浪漫豪放的青年郭沫若，挾著同樣浪漫豪放的《女神》橫空出世了。他高唱著「鳳凰」、高唱著「天狗」，一路高蹈而來，一出手，便震撼了「五四」文壇，被譽為「空谷足音」、「文壇霹靂手」、「現代第一詩人」。這個曾經聲稱以打倒偶像為職志的人，很快就被人、特別是青年人，追捧為偶像。
直到今天，當人們追復「五四」這個現代中國的青春時刻，當人們回望那盛況空前、群情激昂的文人知識份子的狂歡節，當人們感懷那個逝去時代的精神遺跡，特別是當人們在悠悠歷史長河之中，尋覓最能體現狂飆突進、酣暢淋漓、大氣磅礡、徹徹底底的「五四」精神時，便不能不提及《女神》，便不能不提及郭沫若。因為那時，正如聞一多所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精神。」
當然，他不是一個墨守成規、持中守成的人。他很快便告別個性至上、藝術至上的信條，拋棄藝術之宮和象牙之塔，一轉身，迅速登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寶筏」，「『斬釘截鐵』的高舉起第四階級文學的鮮紅旗幟」5，在理論和創作方面雙管齊下，成為中國革命文學最早的一批呼籲者、吶喊者、推動者和創造者。
他更不是一個安分守己、坐享其成的人。他已經不滿足於詩人、作家的閃亮桂冠，更不滿足於教授、學長的耀眼頭銜。文學的園地，學術的園地，已經無法容納他那心懷天下的雄心壯志，他要到更廣闊的天地、更洶湧的潮頭去衝浪。「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於是，世間有了戎裝煥發的郭沫若，有了戰刀揮舞的郭沫若，有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郭沫若。
於是，我們看到了戎馬倥傯之際，在屈子行吟處躊躇滿志的郭沫若，看到了戰火紛飛之時，在武昌城頭慷慨激昂的郭沫若。那出生入死，那刀光血影，為「戎馬書生」郭沫若非凡的一生，憑添了幾多豪情、幾多壯麗。彷彿，千古風流集於一身；彷彿，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雄關漫道，鐵馬秋風，揮鞭山河，縱情天地，此時的郭沫若，該是何等的激越、何等的豪邁！
到中流擊水的郭沫若，是多麼的幸運。他不但在生死之間多次化險為夷，更是在短短數月內屢獲升遷。多少軍人浴血奮戰、夢寐以求，甚至是馬革裹屍也難以企及的燦爛將星，在郭沫若，是唾手而得，他一躍由上校升為中將。而且，郭沫若更是得到了當時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蔣介石的青睞。彼時的蔣介石已具領袖行狀，頗為在意等級秩序、政治禮儀，可是對郭沫若，不但堪稱是禮賢下士、禮遇有加，而且更以高官厚祿相誘，欲收郭沫若為第一文膽。無論是炫目的虛名，還是不菲的實利，郭沫若伸手即得。
然而，風華正茂、血氣方剛的郭沫若，視富貴如浮雲、視王侯如糞土。他不但拒絕了多少人豔羨不已的蔣總司令的一番美意，反而在國共分裂之際，公然反蔣；不但鄙棄榮華富貴，而且不顧身家安危，在青年紛紛變蟲豸的年代，以非凡的勇氣，寫下了傳頌一時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是何等的激揚文字，這是何等的書生意氣，這是何等的揮斥方遒！
但世運難逆，群雄逐鹿之態勢漸弱、軍閥紛爭之烽火漸息，中國的社會政治大局漸定。蔣介石定鼎中原之日，曾幾何時風光無限的郭沫若，卻不得不倉皇出逃日本。昨天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躍馬揮刀，今天卻不得不在日本憲警的監視下，蟄居異國他鄉。
「去國十年餘淚血」，在流亡生涯的困頓險惡中，郭沫若不但沒有消沉萎頓，反而自銘其志：「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說難孤憤。我遘其厄，媿其無文。爰將金玉，自勵堅貞。」 江戶川畔、櫻花樹下，詩人、革命家的激情，轉換成學者的沉毅和堅忍，他徜徉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漫漫典籍裏，埋首於斑駁的青銅、甲骨堆中，會通古今、融貫中西，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闡釋和說明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發展體系，其世界級的學術成果，可謂是石破天驚，堪讓一時之洛陽紙貴。「舉世浮沉渾似海，了無風處浪頭高」，亡命天涯、去國懷鄉的歲月，造就了名動天下的一代學者郭沫若。
「信美非吾土，奮飛病未能。」 流亡海外的郭沫若，並未沉湎於所謂的「清福」6。當無恥日寇侵犯我中華之時，他凜然彰顯血性男兒本色：毀家紓難、別婦拋雛、哭吐精誠、投筆請纓，毅然決然返回狼煙滾滾、烽火連天的祖國。由他領銜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被時人譽為「名流內閣」、「人才內閣」。他不但親赴前線激勵士氣，更以中國文化界領袖的聲望，鼓舞全民抗日的熱情。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郭沫若，成為國共兩黨爭相「禮遇」的「統戰」對象。郭沫若也進退有據、遊刃有餘地周旋於國共兩黨領袖和要人的頻頻示好之中。在這場針對郭沫若的人才爭奪戰中，國民黨方面明顯處於下風。且不說政見、理念的分歧，也不說過去的恩怨是非，僅僅就對社會形象、社會角色的期待而言，國民黨顯然蠢笨至極，因為區區一廳長，不過是一祿蠹、一政客，而郭沫若早在北伐時期，就已掛中將軍銜。可是，除了加官進爵，共產黨幾乎是全方位，都對郭沫若採取了無微不至的措施。尤其是將郭沫若樹為繼魯迅之後中國新文化的領袖，顯然是棋高一招。當然，與他在政界的所作所為交相輝映，在抗戰時期，郭沫若浪漫的文學才情，又一次噴薄而出，他的文學創造精神，又達到了另一個巔峰狀態。於是，在巴山蜀水的山城重慶，有了「滿腔熱力」的「雷電頌」，有了「別有精神」的「雷電頌」，有了義憤沖天的「雷電頌」。
這個時期之後，郭沫若作為中國革命文化界領袖的形象，在政黨和自我的雙重塑造中，開始明晰的、堅定的浮出歷史水面。自此之後，郭沫若更加非常自覺地躍入了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歷史潮流中。然而，儘管以後郭沫若的聲望日隆、地位愈高，但是，可供他自由選擇的創造空間，卻日益狹窄，可供他自由抉擇的機遇，也日漸消弭。他那豪放不羈、浪漫張揚的性格與脾性，也不得不漸漸收斂，終至於無可奈何、落花流水。這，大概就是郭沫若在最後的一段人生歲月中所面臨境況。
古人云：「直使天驚真快事，能招人罵是奇才」。
郭沫若最後的一段人生歲月，是他最為世人詬病、最富爭議的一段生命歷程。
特別是最近20多年以來，當代文人知識份子們，動不動就拿他「說事」。世人對他的認識和評價，可謂毀譽交加，充滿了諸多「數不清、理還亂」的是非愛憎。
世人經常引為談資的，常常是他在風雲詭譎的政治動盪之中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生命歷程中那諸多白雲蒼狗般的情感漩渦。甚至是街頭巷尾引車賣漿者，一句「流氓＋才子」的羡慕與不屑，似乎也表明了對他的「熟稔」。
然而，他的所作所為，畢竟是凡夫俗子們難以望其項背的。
人們稱他為詩人、作家、學者、社會政治活動家，可是他同時也是一個兒子、丈夫、父親、朋友、甚至是情人。他曾稱讚歌德（Goethe）是一個光芒四射的「球形」天才，其實，他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對於這一稱號似乎也當之無愧。當然，他身上似乎也不缺乏歌德式的「庸俗」，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早年，他曾以文學社團領袖和學術領袖的身份，縱橫馳騁於思想文化界，又以社會賢達的政治身份，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在險惡的政治風浪中，坐看雲起雲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高居廟堂、位居高官，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等等，這些炙手可熱的頭銜，使他身價百倍。他以一介書生和一介文人知識份子，獲得了可能是20世紀中國文人知識份子所能獲得的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
他曾經有過的風華絕代、豪邁詩風，是多麼令人神往？他曾經有過的縱橫馳騁、登高一呼，是多麼令人激動？他曾經有過的聰穎天資、卓越學識，是多麼令人折服？他曾經有過的激情四射、浪漫風流，是多麼令人豔羨？可是對於1949年之後的郭沫若，世人卻對他的文化人格發出了強有力的道德詰問。許多對郭沫若進行同情式研究的資深學者，對此，也往往流露出無奈和不安，只能發出「高處不勝寒」的惋惜。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當然，子非魚，亦安知魚之苦、魚之悲？
對於一個具有多重社會身份、多重文化心理和多重衝突性格結構的百年風雲人物郭沫若，他的喜怒哀樂、他的悲歡苦欣，真的讓人感歎「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古人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又云：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人在紅塵凡界，或永垂不朽，或默默無聞，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或冬蟲夏鳴，或驢鳴狗吠，或叱吒風雲，或悒鬱困頓。可是無論怎樣，這短短的一生，總是渺小如滄海之一粟、迅忽如宇宙之須臾。能如彗星般一閃而過者，亦屬鳳毛麟角。
浪漫、豪放的李白，曾恃酒狂呼：「自古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其實，李白只說對了一半。什麼聖哲先賢，什麼英雄豪傑，什麼大忠大善，什麼大奸大惡，和凡夫俗子、匹夫匹婦、乃至草木蟲魚一樣，最終的歸宿，無非是那寂滅的黑暗深淵。因為，在死亡面前，世法同一、眾生平等。
所不同的是，那些歷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在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中，化成了歷史的標記，化作了後世的談資。可是，逝者長已矣，托體同山阿，滾滾紅塵中的悲歡離合、陰晴圓缺，轉眼已在身後。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是也。
所以，自古逝者皆寂寞，惟有論者長嗡營。
所以，闡說歷史人物，評論世間往事，只是生者和來者的事情。
所以，對於郭沫若這個人，你無論怎樣評價他，無論是堂堂皇皇的溢美之辭，還是不絕於耳的滾滾罵名，對於他本人來說，早已是過眼雲煙、前塵往事。他已經聽不到世間的眾聲喧嘩，也不會在意歷史的轟鳴回聲。
因為，他已經死了，死在一個呼喚春天的年代。
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可以影響後世的歷史人物。
後者和來者，還要聆聽他在歷史深處發出的遙遙迴響。

小引　能招人罵是奇才
一、「革命文化的班頭」
二、「北來真個見光明」
三、「新華頌」
四、「聯繫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
五、 「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長遠做一名文化尖兵」
六、 「右派猖狂蠢動時，溫情那許一絲絲」
七、「我要永遠保持著心上的春光」
八、「遍地皆詩寫不贏」
九、「蔡文姬就是我！」
十、「一拔何虧大聖毛」
十一、「世披靡矣扶之直」
十二、「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
十三、「應該全部把它燒掉」
十四、「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十五、「神佛都是假」
附錄／ 意識形態想像與郭沫若史學研究―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為例
附錄／郭沫若大事年表
後記

一、「革命文化的班頭」

要聆聽郭沫若後半生歲月的迴響，似乎還應該追溯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
這個年份，就是1941年。因為這一年，郭沫若整整五十歲。而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系譜中，五十歲是一個「知天命」的年份。
五十歲，既是生理年輪的一個標誌，也是生命精神歷程的一個分水嶺。郭沫若所推崇的孔夫子就常常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又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對於郭沫若而言，在他適值五十歲生日時，是如何認識這一天命之年的？是知命？是抗命？還是順命？
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他為自己編定了《五十年簡譜》。
現在看來，這份年譜真堪稱是簡譜―簡略、粗疏至極，甚至連他慣常流露筆端的澎湃激情，在這裏也幾乎沒有絲毫的影蹤，倒是頗有點類似呆板的流水帳目。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的開篇，曾經說過：「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不知郭沫若在回首、梳理自己五十年人生的來程時，有沒有「清算過往」、「知古鑒今」的意圖。一般來看，照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心理進行推測和分析（他在婉謝友人關於舉行祝壽活動的提議時，亦提及「舊規矩」），這份年譜是否意味著和象徵著郭沫若要棄舊圖新、順天知命呢？
不知道郭沫若在他當年的日記，或其他文字記載中有沒有提及。不過，即使有，我們也無法看到。2但是，潘梓年在郭沫若50壽辰時，寫了一篇祝賀文章，記載了一件有趣的事：
二十六年的夏天，我在上海第一次看到了郭沫若先生。那時他是剛從海外被「七七」炮聲召回到祖國，我也剛從莫愁湖畔「喬遷」黃浦江頭，由五年「窗下」而投入團結抗戰的陣營，談話中知道彼此還有「同年之雅」。當時，他拿出吉士牌香煙一包相餉，笑道：在他第一次回國落拓滬濱時，曾和友人二三閒逛城隍廟，有個拆字先生攔著他要替他相面，說他命運不凡，到四十六歲就要交運。今年恰是四十六歲，看來，我們有此獻身祖國的機會，還是命中註定的呢。當時在座還有別的朋友，聽他說到這個故事，不覺大家都笑了起來。現在又匆匆過了四年有半，國家已年逾「而立」，自己也年達「知命」，對我們祖國，對我們自己，到底是怎樣一個命運，大概已可以知道清楚；能夠走上解放自由的道路，卻也可以說得是「命運不凡」！
且不說，郭沫若談論此逸聞趣事，立意如何。相隔漫長十多年的歲月滄桑，竟然還能記起閒逛之時，偶遇的測字先生的預言，看來郭沫若對命運之事，還是應該有所感觸的，或者說至少不是無動於衷的。
其實，郭沫若本人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屢屢發感慨於筆端。他在發表於1925年8月上海《學藝》第7卷第1期的《湖心亭》中，詳細記載了「算命」的過程：
―「喂，先生，我看你閣下很有貴人氣象啦！」
當我正在無可如何對這碑亭相龍面的時候，旁邊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
―「怎見得？」
―「唔，請你把眼鏡取下來。」
我把眼鏡取下來了，看相的人用著指頭在我的面孔上指畫起來。
―「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還有點混濁，內室還有點不清。』―你先生心裏有點不如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看心象呢，嚇嚇嚇。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運了。『明年鴻鈞運轉。四十六歲交大運。』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的厄運就要過了。『左眉高，右眉低』，乃是揚眉吐氣之象。『頭部豐滿，額部寬敞，東西相稱，四方四正』，你將來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來更好，『人中長長，上闊下張』，你這是長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廣走江湖，上到湖廣，下走南洋，南北二京，東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遍了的，都沒有看見過像你閣下這樣的好相呢。請你把手伸出來我看看。」
我把右手伸給他。
―「不對，要左手。……啊，你這手色比臉色更好了。『中指為龍，賓主相稱，二指為主，四指為賓』，你這是魚龍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將來提防有小人暗算。這一層，你閣下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緊的。你這手掌很好，『乾坤艮震，巽離坤兌，中央為明堂，坐明堂而聽四方，四通八達』，你閣下將來要名成利就，沒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嚇嚇嚇……」
測字先生的相面術靈驗與否，我們暫且不論。可是，郭沫若的生活和人生境況，在30歲（也就是第一次回國落拓滬濱時）和46歲或者50歲時，顯然有天淵之別。遙想1921年，急於回國大顯身手、創造名山事業的郭沫若，對於大上海，應該是充滿了無限的幻想與憧憬。4月3日，海輪剛剛駛入黃浦江口，郭沫若就詩興大發：
平和之鄉喲！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麼青翠！
流水這般嫩黃！
可是登岸之後，現實的遭遇，很快讓他如夢初醒。在第二天寫的《上海印象》中，滿目都是讓他「淚流」、讓他「作嘔」的「屍」、「肉」、「骷髏」和「靈柩」，而且，採用迴旋、反覆的詩歌手法，訴說自己的憤懣：「我從夢中驚醒了。／Disillusion（幻滅）的悲哀喲！」 似乎在僅僅不到一天的時間裏，郭沫若的內心世界，就經歷了如此巨大的心理反差，而且憤激之情溢於言表、形之於詩。
儘管不能排除詩人浪漫、敏感的性格和氣質使然，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是實實在在的擺在了郭沫若眼前。抵滬之前，或許憧憬著歸國後的盛況，即使沒有社會各界的夾道歡迎，總也不會少了鮮花、掌聲甚至美女吧？非但如此，反而真真切切體驗到了世態真相的教訓，尤其是資本家的利慾薰心。在日本，是飽嚐慣了東洋鬼子的氣，歸國吧，又倍受資本家的盤剝和利用，這怎能不叫郭沫若、乃至他的創造社的難兄難弟們，「異常悲憤」？
對於郭沫若回國落魄滬濱的窘困境況，連徐志摩、胡適等人都為之一歎。
徐志摩曾在1923年9月底，邀請胡適、陶知行、汪精衛、馬君武等一行10人，到老家海寧觀錢塘江潮。期間，經停上海，於10月11日和胡適之、朱經農，一同造訪郭沫若。徐志摩在日記中記下了當時的情景：
與適之經農，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號訪沫若，久覓始得其居。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跣足，敞服（舊學生服），狀殊憔悴，然廣額寬頤，怡和可識。入門有客在，中有田漢，亦抱小兒，轉顧間已出門引去，僅記其面狹長。沫若居至隘，陳設亦雜，小孩羼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亦須父揩拭，皆不能說華語；廚下木屐聲卓卓可聞，大約即其日婦。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樓，殊不話談，適之雖勉尋話端發濟枯窘，而主客間似有冰結，移時不渙。沫若時含笑睇視，不識何意。經農竟噤不吐一字，實亦無從端啟。五時半辭出，適之亦甚訝此會之窘，云上次有達夫時，其居亦稍整潔，談話亦較融洽。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4
在當時名聞大江南北、正風光無限、且生活優裕的胡適之、徐志摩眼中，郭沫若已經聲震文壇，其生計似乎不該如此，可其生存境況竟然如此之糟糕：家中沒有僕人伺候，自己開門迎客也就罷了，可是衣食住行，亂七八糟、逼仄不堪，且衣著破落，形容憔悴。這些，照胡適、徐志摩們的推想，似乎是不應如此。
當時在美國留學的聞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東書局所遭遇的困境後，更是為他心目中的「現代第一詩人」大鳴不平。他在1923年11月30日給家弟聞家驥的信中，憤怒的寫道：「昨與友人梁實秋談，得知郭沫若在滬賣文為生，每日只辣椒炒黃豆一碗佐飯，飯盡尤不飽腹，乃飲茶以止饑。以郭君之才學，在當今新文學界應首屈一指，而窮困至此。世間豈有公理哉？」
以雄才自負的郭沫若，在困窘中，是否也會仰天長歎：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或許，那測字先生的一凡吉言，能稍稍寬慰落拓滬濱、賣文為生的郭沫若，能讓遭世人冷落的郭沫若，心理暫獲平衡。以至於去國十多年後，再次回滬的郭沫若，在談笑間，就順手拈出了這樁似乎「荒誕不經」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