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案是如何發生的：轉型期中國式錯案的程序邏輯（簡體書）

協調辦案模式下實行的“先定后審”辦案機制與一些后現代法學家歸納的后現代法院的審判模式極為相似，法官審判案件的“法律推理活動從形式主義導向朝著目的性或政策導向全方位推進”。法官不再依據法律規則推導案件結論，而是為了追求所要達到的目的或政策利益而操縱法律規則。法律規則的權威被削弱，針對具體案件的法律適用實為刑事法官選擇他認為最有效地實現“定案”目的的手段。靈活性是政策的最大特點，判決結果隨著“政策的搖擺”而捉摸不定，社會公正變得毫無客觀標準可言。受協調辦案模式的影響，刑事法官將失去糾正檢察機關錯誤起訴的可能，冤假錯案在這種模式下悄然形成。趙作海案、趙艷錦案、李懷亮案、張高平叔侄案的正義遲來無一不是“協調辦案”的結果。
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是我國司法實踐的另一特色，“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司法模式構成了對“親歷裁判”的終極逆反。“裁判者親歷”是讓被告人產生受到公平對待感覺、增強裁判認可度、提升案件服判率的重要保障。一般人會相信法官在聽取全部證據和辯論之后作出的裁判是公正的，而對審判委員會的“暗地操作”產生強烈的質疑。審判委員會制度對于防范司法腐敗，避免法官利用自己的權力謀取個人利益，防止法官將超越社會的個人標準（哪怕非常崇高，也很正當）強加給社會，而引發司法不公正的猜忌有一定的功效；根據“總結審判經驗、研究疑難案件”的設立初衷，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借助集體智慧解決事實爭議和法律適用問題，對于彌補法官個人知識、經驗、能力欠缺具有一定作用；該制度運行也為法官提供了一項推脫人情的自我保護措施。因此，其具有本土語境的合理性。但是，在該制度背景下，法官經常甘于受到審判委員會的不恰當的干預、限制和影響，而將審判權轉讓，以規避錯案的風險、責任。審判委員會對爭議事實的決斷權，不僅是限制而且是從根本上排除了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評價的權力，不管法官認為審判委員會的判斷正確與否都必須遵照執行。審判委員會辦案，“判而不審”，必然造成審理與裁判的分離，破壞了司法過程的完整性；刑事庭審流于形式，難以體現控辯對抗對查明案件事實的作用；案件承辦人匯報案件的主觀性，也增大了司法決策的隨意性。審判委員會參與的具體案件，往往更多的牽涉行政權力、地方領導、社會輿論等的干預，司法公正面臨更大的風險與挑戰，解除審判委員會的干預，更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堅守。法院的領導亦可以“我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體案件處理我實在做不了主，我沒有權力干涉法官辦案”抵御外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