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的堅守與超越(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3年卷)（簡體書）

一、民族性的理性自覺

文學是人學。在文化人類學觀念中，人是與特定的民族特性、傳統基質和文化個性相聯系的。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除了生理上的區別外，其差異主要源自于其所承受的文化熏陶、所蘊含的文化內容及體現出來的文化品格，因而一個族群、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最久遠、最深層的特質就是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故而，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其優勢首先就在于獨特的民族性，在于文化的差異性。如烏熱爾圖的《七岔犄角的公鹿》、趙大年的《公主的女兒》、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歲月》、蔡測海的《遠處的伐木聲》、董秀英的《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李傳鋒的《最后一只白虎》、藍懷昌的《布魯伯牛掉下了眼淚》等一大批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品都是帶著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特質走到中國文學前沿的。如果脫離民族生存的土壤，不從飽含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沃土中挖掘素材、提煉生活，那就意味著少數民族作家放棄了自己的優勢與位置。事實上，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歷程也是文學民族性得到充分發揚，不斷得到深化的過程。這種民族文化精神的理性追求在新世紀變得更為自覺、更為深入。
如葉廣芩在其家族題材中不斷開掘，從獨特的家族命運中引發對歷史人生、對民族文化及現代文明的深刻思考，開創出文學民族性追尋的新境界。2012年她出版了由系列中篇組成的長篇小說《狀元媒》。作品敘述了皇室后裔金氏家族近百年的盛衰榮辱，通過家族及親戚朋友的命運折射中國從辛亥革命到新世紀走過的風雨歷程和滄桑巨變。金家的坎坷、七舅爺的落難及其子青雨的屈辱、實業家王國甫的痛楚與絕望，人物命運的多舛與國家的苦難融為一體，濃郁的滿族文化和京味文化韻味交相輝映，氣勢恢宏，震撼人心。作品以小格格“我”第一人稱敘述視角展開敘事，可又不受第一人稱敘事方式的局限，采用現代性敘事手法，讓敘述者與作者融為一體，使得“我”自如地穿插于歷史與現實之間，自由地穿插于故事的講述當中，給人一種似真性的審美效果，體現了作家更為自覺的文體意識和更加自信的文學理想。
葉廣芩的高妙之處就是在小說中將民族性展示融入人物命運史，在家族題材中展示多種人生境遇，傳達作家對民族、對社會人生以及人類命運的認識、思索和感悟。果戈理說的：“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寫農婦穿的無袖長衫，而在表現民族精神本身。”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文學理論學習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87頁。文學中的民族精神充滿血和肉，而不是抽象的說辭。比如《逍遙津》著重敘述七舅爺在落魄中的灑脫、無奈和滄桑，其中閃爍著民族性的堅守，而青雨作為一個藝人遭受的凌辱深刻詮釋出國將不國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具有力透紙背的震撼力。茅盾說：“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的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一個只有游離家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給我們以前者；必須是一個具有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為主要的意點而給予了我們。”茅盾：《茅盾全集·卷21》，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頁。《狀元媒》在特殊的民族文化氛圍中，把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深刻地詮釋出來，那百般人生滋味，那深切的家國情懷，有機地融為一體，賦予作品悠長的意蘊。
再如藏族次仁羅布的小說立足于當下西藏的社會現實，蘊含著獨特的藏族文化特色。然而這種特色不是外在的神秘性與奇異性，而表現為民族精神。如《阿米日嘎》生動說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族性格中與人為善、友好、淡泊寧靜等傳統因素都受到了挑戰，人與人之間因為金錢而互相爭斗、猜疑。《放生羊》關注人的靈魂和來世命運，老人年扎購買放生羊，做善事為妻子贖罪，實際隱含著一種勸誡意味，充滿著對真善美人生和對傳統美德的呼喚，以及對宗教信仰的皈依心理。《界》從人性角度、從生命體驗出發闡釋宗教文化精神。《神授》真實再現了格薩爾王說唱藝人亞爾杰離開草原來到拉薩后生活的不適和逐漸失去了說唱能力之后遭受的煎熬。他的作品將民族性與時代性巧妙地結合到一起，在現代生活境遇中思索人及民族文化的未來發展問題，充滿了構建民族文化精神的渴望。萬瑪才旦的小說《八只羊》《一塊紅布》《草原》等作品展示了民族性格的真誠、單純、執著與善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他們以信仰和精神的力量詮釋生命的要義、抵制塵世的煩憂，揭開了民族生存發展的秘密。還有李進祥的短篇小說《換骨》，通過換骨習俗反映民間文化的力量和人物的善良、寬容。
尋根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潮流已經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結束，但是尋根文學思想一直深深影響著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新世紀以來，更多作家自覺走進歷史深處，激活民族歷史文化記憶。如阿來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通過民間說唱藝人晉美的經歷重述格薩爾王的神話故事，從人性立場出發展示格薩爾王作為人的普遍性生命體驗，表現人物的思想情感。作品采用現代性敘事方式巧妙地通過說唱藝人身份的特殊性實現了神話與現實的對話，使得原本充滿史詩意味的內容具有穿越時空的時代普遍性。郭雪波多年來悉心研究草原歷史文化，長達七十萬字的史詩性巨著——《青旗·嘎達梅林》詳盡敘述了嘎達梅林如何被迫辭去梅林職務，為反抗反動軍閥政府和腐敗王爺開墾草原而走向造反起義的全過程。不僅僅揭開了歷史之謎，為英雄立傳，為草原游牧文化正名，同時具有現實意義與啟示價值。達真的《命定》將獨特的藏族傳統生活與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悲壯歷史相交融，敘述了貢布和丘爾吉兩個康巴人加入中國遠征軍用鮮血和生命英勇保衛祖國的故事，展現了在國家處于生死存亡之際，藏族同胞與漢族與各民族同胞們一起團結起來捍衛祖國的英雄壯舉。
這些作品并不是通過表面的新奇感和民族特色就獲得認可的，寫風情、寫民族文化實際上還是為了寫人、刻畫人物性格、塑造民族精神。比如《命定》里，貢布和丘爾吉的生活背景是獨特的，但是他們所經歷的愛恨情仇卻是人所共有的，他們都肩負著保家衛國的神圣使命，和漢族官兵一樣經受戰爭的考驗和洗禮，還通過丘爾吉的精神糾葛在濃郁的藏族宗教文化氛圍中闡釋一種大愛情懷和人類意識，將民族題材和戰爭題材小說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萬瑪才旦、龍仁青的小說《天湖邊的麥子》沒有表現高原天湖風土人情的奇異性，而是表現這塊土地上的人為耕種麥子進行的生存斗爭。種地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復雜關系，人物對生活的韌性追尋及將土地與糧食視為命根的農耕思想，構成了對鄉村社會生活與生命形態的多角度多層面審視。再如周建新的中篇《平安稻谷》巧妙借助抗日戰爭期間爺爺的兩百袋稻谷展開故事，述說“我”的親人從抗日到“文革”期間因為稻谷之事而備受磨難，揭開隱藏在鄉土中國歷史深處的生活細節，展示家國命運、塑造民族精神。既闡釋個人與國家命運與共的關系，也啟示人們優秀的傳統文化是國家民族存在的根本。
真正的民族性需要在獨特的民族性中灌注以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意義，獲取人類共通性的內涵。比如阿來就在自己的創作中強調在處理特別的題材時也要有一種普遍的眼光，普遍的歷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因而他的小說中人物形象是獨特的，而人物的命運感、人物的情感追求卻是人類共通的，他要表現的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生活。比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小說題材是獨特的，帶有西海固獨特的地域文化韻味，可是作者并沒有受限于題材的民族性和人物的宗教信仰，而是借助于獨特的形象去思考生命和觀察世界，飽含對人對生命的理解和頓悟。吉狄馬加也非常注重民族性與世界性、個性與共性的結合，他說：“我在創作上追求鮮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統一。我相信任何一個優秀的詩人，他首先應該是屬于他的民族，屬于他所生長的土地，當然同時也屬于這個世界。”吉狄馬加：《吉狄馬加的詩》，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頁。他在詩歌創作中，以詩人的良知，飽含著愛、憐憫、同情和理解關愛自己的故土和世界，書寫自己民族的美好人性，深思人類的共同命運，情感和思想具有世界普遍性，達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機統一。
當然，追求民族性，并不是要求每個少數民族作家，每個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必須無一例外地書寫民族題材。一些缺乏本民族文化記憶的作家，自覺挖掘出關于生活與生命的一口深井，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而且在強調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性時，并不是要求作家局限于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要采取一種開放的民族性態度，不但具有自覺的民族文化精神，還要有作為中華民族主人翁的國家意識和中華氣派，具有心懷天下的氣魄和膽識。如柯巖的《周總理，你在哪里？》通過作家個人心靈的呼喚抒發全國人民對周總理的敬愛和懷念之情。阿爾泰的詩作，既有草原之子的獨特體驗，也有中華兒女的寬廣胸懷，在草原情懷中體現民族精神與國家意識。布赫的《布赫詩集》生動再現了作者走過的波瀾壯闊的一生，一篇篇生活樂章描繪出中國歷史發展和時代變遷的生動畫卷。格桑多杰的詩，題材不一，但都洋溢著高原詩人真摯濃郁的情感，充滿了對民族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之情。鐵木爾·達瓦買提的詩，無不浸潤著詩人對故鄉對人民的深切關懷，對祖國的無比忠誠和熱愛，以及對世界文明的尊重和理解。開放的民族性、深切的家國情懷以及人類意識，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走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提供了新的條件和可能。

二、變革時代的現實觀照

在解放以前，少數民族地區涵蓋了社會發展各階段的社會形態，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實現了政治上的平等。然而經濟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發展一直都是民族地區的時代主題，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之后，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才真正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廣大少數民族作家準確把握住時代脈搏，緊跟時代發展步伐，書寫了大量反映民族地區社會生活變遷和發展進步的作品，展現了各族人民走進新時代的波瀾壯闊的新生活，同時也揭示了社會轉型期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種種生活變革的困難和艱辛。如孫健忠的長篇小說《醉鄉》生動描述了湘西農村雀兒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出現的新生活，塑造了從卑微的流浪漢成長為村里的首戶的矮個子貴二改革者形象，是新時期少數民族改革文學的典型人物。
改革文學作為一個潮流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結束，但是少數民族作家對變革現實的觀照卻從來沒有停止過。正是改革題材小說加深了少數民族文學與現實生活的聯系，確保少數民族文學保持勃勃生機與發展活力。比如關仁山一直關注改革的農村，關注農民，他說：“靠鮮活的生活之流，書寫農民的命運史，這是我心中一個永久的理想。”見關紀新《滿族作家關仁山和他的〈麥河〉》，《滿族文學》2011年第4期。他在90年代創作的《大雪無鄉》《九月還鄉》等被稱為“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一系列小說，反映上世紀末中原農村社會轉型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他在新世紀創作的長篇小說《麥河》通過歷史與現實的二維觀照反映了近百年來農民與土地關系的歷史變遷，重點闡釋了90年代以來，土地、農業與農民的現代命運，被譽為新鄉土文學的史詩性著作。另一部長篇小說《信任——西柏坡紀事》描寫了革命圣地西柏坡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進行的深刻變革，唱響了新時代的理想和信念之歌。
改革使得少數民族地區以高速發展的姿態向現代化邁進，給人們帶來了生活的便利與富足，但同時也帶來了社會的生存環境、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改變，比如人們面臨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道德淪喪、信用危機、人文精神萎靡等，出現了與傳統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人生觀念和價值取向。擁有自覺民族文化認同感的作家，看到了個體、家園和民族文化受到的沖擊，從現實生活變遷中反思現代文明給傳統文化帶來的危機，集中表現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焦點問題，如人性的異化、生存的焦慮、對金錢和現代文明的反思。比如草原生態環境幾十年來遭受著毫無節制的開發，受到嚴重破壞，草原生態文化危機是新世紀蒙古族、維吾爾族等草原游牧民族作家創作的突出主題，尤其是在少數民族母語寫作中，表現更為突出。
如蒙古族雙語作家阿云嘎的小說《赫穆楚克的破爛兒》（哈森譯）通過村民赫穆楚克購買一輛車后經歷的酸甜苦辣折射出新一代牧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變化。人物形象具有民族獨特性，而他們從傳統進入現代、走向市場競爭的甘苦歷程卻是和其他民族相通的，具有時代普遍性意義。《天上有沒有鐵絲網》（哈森譯）通過草原上人情與人心的變化，呼喚重情義、敬自然的文化傳統。還有《黑馬奔向狼山》敘述在草場分到戶、草灘被人分割后的變化，通過一匹黑馬的命運折射傳統文化的危機。滿都麥的小說《駿馬·蒼狼·故鄉》（鋼土牧爾譯）敘述了納木吉拉老人和孫子蘇伊拉圖老少兩代人尖銳的矛盾沖突，控訴了拜金主義者的貪婪和人性的異化，及其對草原優秀文化的腐蝕。藏族作家拉先加的小說《冬蟲夏草》（龍仁青譯），深刻表現了市場經濟下藏族地區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隱含著作家對人性、民族性的深沉思索。
麥買提明·吾守爾的小說生動描繪新疆現代社會光怪陸離的生活圖景，在幽默風趣中描繪蕓蕓眾生，批判現代社會對金錢的崇拜與異化行為，在中國當代文壇都是獨具特色的。他的《蘆花公雞》《鑲金牙的狗》《豬的節日》《白日做夢》等代表作，在動物的命運遭際中寄寓復雜的時代內涵。《白大寺》（蘇永成譯）在冷靜的敘述中道出狂熱的物質欲望對人性、民族文化的殘害。《打狗》通過打狗事件描摹社會人生百態，狗的離奇表現顯得荒誕而可笑，可是伴隨其中的人物心理與生活情景卻是真實可信的，飽含令人思索回味的深刻內涵。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中篇《卡瑪力丁》（狄力木拉提·泰來提譯） 反映了金錢和商品經濟給鄉村帶來的巨大沖擊，原本本分的青年卡瑪力丁逐漸學會了掙錢，卻異化成貪婪、虛偽、變賣家產的罪人，揭示出金錢對人性和民族性的嚴重考驗。蒙飛的壯文長篇小說《節日》描繪了改革開放過程中壯族地區社會生活的變化與人情冷暖，深刻揭示出改革對人性與民族傳統文化的沖擊。
在朝鮮族打工文學中，朝鮮族作家將審視的目光延伸到韓國底層勞工的生存境遇，敘寫底層勞工經受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煎熬，反映現實與夢想的巨大反差，在少數民族文學乃至中國文學中都別具一格。如孫龍虎《艱難的抉擇》（陳雪鴻譯）是國內打工題材作品，可是小說將筆力集中在留守家庭男人的苦惱與壓抑上。許連順的小說《往地漏里擲石子》《回來吧，媽媽》《荊棘鳥》（金蓮蘭譯）等飽含同情敘寫朝鮮族家庭婚姻的困境與女性打工者多舛的生命體驗，在得與失、忠誠與背叛、真情與假意、美與惡等矛盾關系中刻畫人物，為讀者打開另一個生活世界，令人思索回味。
少數民族作家也敏銳地發現現代文明背景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如凡一平的《十七歲高中生彭陽的血》通過彭陽的自殺以生命喚醒父母的愛心，道出了少年內心的苦澀，更折射出深刻的社會問題，家庭愛的缺失，人與人之間因為一點點利益而放棄了最根本的人生要義，引人深思。千夫長的《白馬路線》和《阿爾斯楞的黃昏》以沉郁的筆調描述現代文明對親情對人性的沖擊，飽含深沉的憂患意識和批判意味。向本貴的《扯扯渡》《白津梨》等立足當下鄉村生活，深刻表現農民的生存狀況，抨擊急功近利的政績觀。孫春平的《城里的黎明靜悄悄》《沽婚》、于曉威的《眩暈》、劉榮書的《換心》、蘇蘭朵的《香奈兒》《短信》等，揭示了現代人的生存處境及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具有深刻現實意義。
底層寫作，是現實主義精神在新世紀的發展。少數民族作家在底層書寫中，深入人物心靈深處，發掘生命之光。如李進祥的《換水》寫進城務工的回民夫婦馬清和楊潔，在夢想幻滅中閃爍著愛的堅貞與清潔精神。何炬學的《天剛亮》短小精悍，以阿桑一家人的命運表現出武陵山區百姓生活的苦難與生命的頑強。作者沒有過分強調婚姻的破碎、煤礦事故等人生悲劇，而是著重描寫阿桑母親在經受家庭的重重悲劇之后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塑造了勤勞、堅忍、剛強的母親形象，蘊含著濃郁的文學韻味。葉梅的《玫瑰莊園的七個夜晚》描寫落魄的農民工馬松鬼使神差闖入名人“米妖”的別墅，在巨大的貧富懸殊和物質誘惑中展示馬松生存的無奈與道德堅守的可貴，呼喚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理解與尊重。石舒清的《浮世》表現底層百姓生命的卑微和精神的高貴，是窮人含淚的笑。鄧一光的《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通過農民工的精神與身體的雙重煎熬展示人物生存的困境。
拉法格說，如果拉辛與雨果的作品不跟鏡子一樣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環境中的那些人，連帶著他們的看問題、感受、思想與表達的方式，一齊反映出來，那么他們絕不會被當時的人宣稱為大天才。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文學理論學習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頁。少數民族作家從稚嫩走向成熟，成為具有影響力的作家，就在于他們把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在特定時代的生活藝術地展現出來，塑造具有獨特生命體驗的人物，真實地反映在特定環境中人物（包括作家自身）的“看問題、感受、思想與表達的方式”，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質，啟示人們對生活對人的深刻認識與思考。


三、生活與情感的蘊蓄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對生活的再現。衡量一部文學作品的成就，主要考察作品反映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以及生活與情感的真實程度。這個生活不僅僅局限于社會生活的外部形式，更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動、思想情感等內宇宙的精神狀態。少數民族的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信仰、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有其獨特的地方。這種文化的差異性帶來的生活的獨特性極大地拓展了少數民族作家的表現領域。一大批少數民族作家走上了中國文學前沿，從根本上說得益于獨特的生活及思想情感。
比如，烏熱爾圖的小說描述了鄂溫克民族的狩獵生活及情感體驗，實現了對鄂溫克狩獵文化的溫情和痛楚的生動詮釋。葉梅小說中的三峽人的情懷、土家人的文化特質、時代變遷中的女性命運，郭雪波小說中的草原生態文化內涵、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鬼子小說中底層人物的苦難與精神的困頓，等等，都是獨特的生活與情感的展示。再如張承志，他是因為草原經歷獲得的深刻體驗和刻骨銘心的感動而寫下了反映草原生活題材的小說，正是因為小說中的索米婭、銀發奶奶的生命煥發出的美造就了文學的張承志。后來，在西海固，在自己的母族，在皈依宗教的圣途中，他再次經過了“脫胎換骨”的變化，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感情和信仰，立足于這塊信念的土地，他寫下了反映伊斯蘭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系列作品，這些充滿宗教情懷和人生命運抗爭的人物把張承志的文學創作推向了新的高度。這些作家筆下的“人”和“生活”并不是生活的簡單再現，而是作家對生活對人物深思熟慮的結果，飽含作家的深切感受和人生思索，而且通過藝術加工提煉而變得更加真實而深刻。
除了小說外，在新時期少數民族散文、詩歌中，生活與情感的內涵不斷走向豐富與廣博，既有自我經驗的書寫和個人心境的表達，也有對社會現實的反映，更有對民族歷史文化的透視和詩意想象。
如散文，高深的散文集《那片淡淡的白云》記錄了作者六十多年筆墨生涯的生活體驗、濃郁的真情與深刻的思想，展現出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的豐盈的內心世界和家國情懷。鮑爾吉·原野的散文集《讓高貴與高貴相遇》從日常生活中發現生活的哲理，以自然樸素的語言娓娓道出人世的溫暖和人生的多種感悟。嚴風華的長篇散文集《一座山，兩個人》在描述一座山兩個人的生活中融入作家對孤獨、土地、名利、生命，以及人與自然等問題的思考。潘年英的散文隨筆集《扶貧手記》通過親身經歷的扶貧工作，反映鄉村生活疾苦，反思貧困根源及鄉村發展問題。滿族作家劉國強的《北京房東》展示北京房東的人情世態與生活變遷，真切感人。
鄉土是作家獲得文學生命力的源泉。鄉土是故鄉，卻又不局限于故鄉。比如阿來，他生長在四川馬爾康，然而他精神上的故鄉卻是整個藏族地區。散文集《看見》充滿了對大地、對生活、對文學的深沉思考和深刻感悟，是他依托于心靈的故鄉“看見世界和看見自己的一個記錄”。《草木的理想國》，由成都的草木探尋植物的奧秘與自然之美，并借助經典解讀歷史與人生，是散文寫作的新開拓。
鄉土承載著民族、地域及民間文化的秘密。當然寫鄉情與民俗最終還是要寫生活，表現創作主體或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馮藝的《美麗的壯族女人》不但挖掘靖西織錦和龍州天琴的文化內涵，更感悟民族文化中蘊含的人生內涵，在對文化的追尋中深思歷史人生，孕育著作家對生活、對人生的深厚感情和獨特感悟。張昆華的散文集《鳥和云彩相愛》充滿了對云南自然與民族風情之美的深情歌唱，也有對多彩邊疆民族文化的深沉觀照，在藝術上將散文的真誠與真情、小說的深刻與巧妙、詩歌的自由與詩意融為一體，在少數民族散文創作中具有獨特意義。艾吉的散文集《吉祥寨神》書寫哈尼山寨的人文風情、達觀的生命和寂寞的人生，為故鄉留下了心靈的和文化的記憶。完班代擺的《松桃舞步》是一次文化尋根之旅，在自然環境的描寫中灌注以人文內容，在風俗的展現中表現人物的情思，刻畫民族性格。鐘翔的散文集《鄉村里的路》回望鄉村，敘說溫暖的鄉情。胡冬林的動物生態散文，體現了生態文學家獨特的情懷與堅守。還有溫新階的《他鄉故鄉》，在對生活的描繪中反映時代變遷、抒發創作主體的思想情感，寄情于物，由物及情。情感的浸潤讓山鄉獲得了濃郁的情思與韻味。還有的作家在回望故鄉中表達對生活的復雜感情，如巴音博羅的《養育我的三條大河》、費城的《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高維生的《點燃記憶》等，激活存留在記憶深處的細節，構成了一段生活與歷史的真實描繪。
一些作家追憶革命歷史，再現中華多民族兒女為建設新中國走過的風雨歷程。如那家倫的《青春歌凌霄》追述中國共產黨第一位白族女黨員趙琴仙光輝而短暫的革命生涯，譜寫了早期革命者浴血奮斗的青春壯歌。陳永柱的《碧血高原》以親歷者身份敘述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滇藏游擊隊員與敵人進行的殊死搏斗，生動再現了血雨腥風的革命歲月，塑造了一大批白族革命戰士的光輝形象，是獻給革命者的深情贊歌。趙大年的《肅川肅川》回顧朝鮮戰爭的崢嶸歲月，通過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炸不垮的野戰機場展現了志愿軍的勇敢與智慧，為青春和歷史留下寶貴的記憶。
詩歌不但是作家個人思想情懷的表達，也是時代精神與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如吉狄馬加的《一個彝人的夢想》深情訴說一個彝人的民族情懷和人類夢想。朝鮮族南永前的圖騰詩從民族文化符號中引發詩意，尋求民族文化之根，探索人類命運與多元文化的和諧共處，拓展了中國詩歌的藝術境界。舒潔的《雅歌》，是寫給蒙古族祖先、母親、故土和心靈的圣歌。魯若迪基的組詩《神話》充滿對大地的摯愛，對村莊的眷戀，對愛情的謳歌。聶勒的詩集《心靈牧歌》是詩人身處都市魂歸阿佤山的文化抒懷。哥布的長詩《神圣的村莊》敘述哈尼族走向現代的光輝歷程，蘊含著民族史詩的品格與氣魄。冉仲景的《歌是我們的歷史》從土家族的舍巴、擺手舞、跳喪、茅古斯等傳統歌舞引發詩情，闡釋生活的哲理和文化的思索。
王志國的《只有流水是沉默的》意象新穎，聯想豐富，飽含濃郁的鄉土情懷。曉雪的《故鄉組詩》、木斧的《詩人的畫像》、佟希仁的《長白山下搭帳篷》、匡文留的《馬蹄寺及其他》等，書寫故土，感悟人生，別具意味。還有傈僳族的李貴明、藏族的曹有云、滿族的北野、瑤族的黃愛平、苗族的楊秀武、回族的單永珍、侗族的蔡勁松和黃松柏、彝族的阿蘇越爾和俄尼·牧莎斯加、趙振王、柏葉等一大批詩人，或是民族文化的歌吟，或是獨特地域生活的詩意發現，以及生命的獨特感悟，意象萬方，別具匠心，精彩紛呈。
頌歌一直是少數民族文學吟唱的共同主題。各民族作家創作了一大批反映民族地區社會變革、謳歌偉大時代、歌頌民族團結的優秀作品。比如，鐵依甫江的《祖國，我生命的土壤》、賽福鼎·艾則孜的《旅美散記》、尼米希依提的《無盡的想念》，表現了作家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熱愛之情。2009年，幾十年來筆耕不輟的老作家瑪拉沁夫、鐵木爾·達瓦買提、金哲、柯巖、周民震、農冠品、曉雪、張昆華、包玉堂、柯原等，把藝術生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到一起，心隨時代、情系人民，為建國六十周年獻上了心靈的頌歌。新一代少數民族作家雖然沒有描摹波瀾壯闊的生活、塑造大寫的民族改革者形象，但是通過個人、家庭及村莊的變化來反映社會的發展。如仡佬族肖勤的《丹砂的記憶》、佤族伊蒙紅木的《銀象奔馳的地方》、土家族劉年的《寫給祖國》、毛南族的莫景春《那個中秋節沒有月亮的歲月》、傣族柏樺的《母親的村莊》、瑤族馮昱翌的《遙遠的過山瑤》等，表達對祖國對時代的頌揚與感恩之情，是祖國走向繁榮昌盛、各民族和諧團結進步的生動證明。
世界眼光、人類情懷也提升了少數民族文學的藝術境界。如趙玫的散文《午夜開始的玫瑰新年》《加德納夫人的波希米亞傳奇》等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展示多元文化，感悟世界文明。馮藝的散文以真誠之筆調描述踏訪國外的所見所思，如《從羅納河到地中海》展示了一個充滿信任與友誼、平等開放、共享人生幸福的美好世界，引發出關于人與自然、生命的永恒等許多重大命題的思考。粟周熊的散文記錄了他在哈薩克斯坦任職期間的經歷，表達“我的兄弟遍天下”的開闊情懷。博·照日格圖的《烏蘭巴托散記》在域外生活的描述中展示一種文化精神，體現了作家的寬廣胸襟。吉狄馬加書寫了大量的獻給世界的詩作，表達詩人對生命對人類的獨特思考和對世界的深沉觀照，如《吉普賽人》展示吉普賽人的生存狀況和今昔命運之別，表達了詩人對弱勢群體和文化的深切同情和理解，具有人類普遍性意義。
序言：
值得稱道的現場評論
胡平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概念，自1958年才形成，這一區分于漢族文學的文學品類發展迅速，如今已蔚為大觀。它不僅擁有瑪拉沁夫、張承志、葉廣芩、烏熱爾圖等全國第一流的作家，而且各人口較少民族也都有了自己的作者，母語創作生機勃勃。可以預見，隨著文化教育的深入普及，人的個性和創造才能的進一步解放，民族文化的重新發掘和張揚，少數民族文學將會呈現更加炫目的色彩，誕生更加重要的作品。在少數民族聚集地區，待開發的文學礦藏還很豐厚，尤為值得抱以期待。但是，相對于創作的日益繁榮，少數民族文學的專門評論還很薄弱，專門的評論家更少，這樣，作為專門家的楊玉梅就更值得重視。
從事少數民族文學評論是需要一點事業心的。評論家不如作家光彩和受人矚目，但要讀大量作品，讀完了要有思考，還要寫文章，絕不是輕松事。把研究領域局限在少數民族文學上，不計較得失，說明楊玉梅有很強固的信念。
楊玉梅在《民族文學》做編輯，平時閱讀量不小，還需要另抽時間讀其他大量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等，這樣算下來，她生命中用于閱讀的時間會占相當比例。對于專業讀者來說，一旦閱讀成為工作，其樂趣也就所剩無幾了。可是，她熱愛自己的事業，始終堅持不懈，長期積累，在閱讀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學術眼光。從收進這本論文集《民族文學的堅守與超越》的作品來看，她的研究已具有一定規模，全書由一篇概論和十五篇作家論構成，也形成一個小小的體系。
概論《關于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思考》是篇有分量的長篇論文，全面論及了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歷史及基本格局，其中涉及的作家、作品甚多。讀過此文，人們不僅可以了解少數民族文學的概況，知道有哪些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而且可以借助作者的梳理和分析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水平和成就有一個總體的認識。在中國，能夠寫出這樣一篇論文的人物是不多的，寫這種文章，背后的準備工作繁重。談到一位作家，也許只能寫上兩三句話，而寫出這兩三句話，卻非一日之功。在學界，有些人容易推崇理論，鄙薄評論，認為評論學理性不強，其實，構造理論固然很好，但真正有用的理論是不多見的。楊玉梅不能算理論家，但她這種論文的價值卻是看得見的，對推動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起著切實的作用。學界有些人容易推崇文學史的研究和評論，鄙薄當前創作的研究和評論，認為后者只是應景，留不下來。其實，就當代文學研究而言，文學史的評論早已落后不少，遠跟不上當代文學迅速變化的現實。搞當代，只研究到80年代，是出息不大的，現在每年光實體書長篇小說就出版四千部以上，這個龐大的體量已構成對當代文學評論家們的嚴重挑戰。相比而言，我覺得還是應該鼓勵評論家們多做現場的評論，多讀幾篇新作品、幾本新書，才能對當代文學保持鮮活的感受。當然，現場的評論家往往來不及建構理論的大廈，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們盡守職責，保持對當下創作的準確判斷，實現當代文學評論的主要功能。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很欣賞楊玉梅所做的工作。
楊玉梅撰寫的作家專論文章，受到篇幅限制，在書中只選進十五篇。這十五篇展示了她另一層次的開拓。我們知道，寫作家論與寫單篇作品評論不同，作品評論可以就作品論作品，作家論需要涉及的東西更復雜，它不僅要論作品，還要論作者，論作者的創作性格和成長變化。寫作家論要讀作家的重要作品，也要讀作家那些不重要的作品，甚至是不成功的作品，所以，評論家們向來視作家論為畏途。評論家寫作家論，一般是選一兩位自己感興趣的作家來寫，長期跟蹤，目標比較集中。楊玉梅不同，她寫作家論不是一篇兩篇，對象不是一位兩位，專論過的作家有幾十位，這就非常不容易了。她既評論小說家，又評論散文家、詩人，需要對散文和詩歌都有一定研究，也會增加工作量。這一切都出于課題的性質，她把自己的課題定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也就不得不一位接一位地系統加以評論，付出巨大。她曾回憶說，她研究藏族作家阿來時，阿來還沒出大名，作品結集出版很少，她想辦法讀到了他的全部作品，那全靠到圖書館期刊室一篇一篇地查閱復印。我想，阿來知道這個情況，也會深受感動的。一個作家，會感謝他的所有讀者，可是最感謝的應該還是專門關注他的評論家。他不是一般的讀者，他是一個讀過他寫過的大部分文字，對這些文字抱有摯愛，或許也抱有一些遺憾，看到他的每一篇新作都眼睛發亮，讀過后立刻想和他交談，對他抱有永久的期待的讀者。即使他的讀者只有這樣一位，也足以激勵他繼續寫下去，爭取寫得更好。我相信，這本書中論及的十五位作家，概論中提到的所有作家，以及在書中沒有提到但已經過她悉心評說的作家，都會懷有這種感情。
評論家寫文章，既是給讀者看的，也是給作者看的，不能要求人人都來看評論文章，但作者是一定要看的，還會細心推敲文中的一些用語、一些語勢，以正確估計自己的創作得失。或許，文章中的一句簡單的批評，就可能改變了作者下一部作品的走向。故此，為楊玉梅出版這部書，屬于學術性的出版，它的價值也不是以有多少人來讀為準的。這是她的第一本書，這本書不能稱為“專著”，只能稱為“評論集”，而我們已經很清楚，叫“專著”還是叫“評論集”，與書的含金量無關。再過若干年，許多今日的專著已無人問津，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只要仍然存在，這本書就會有人從圖書館的目錄里查到，到出納臺去借閱。
中華文學基金會的同仁們，“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編委們，近二十年來，堅持不為世俗觀念所動，堅持質量標準，為文學新人的第一本書問世創造條件，保持了叢書的至高榮譽，功德無量。我相信，《民族文學的堅守與超越》的出版對楊玉梅來說是標志性的事件，這是文學界對她多年來的堅守的實際肯定，也預示著她還會在大家的鼓勵下走向新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