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飛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簡體書）

人這種動物，最能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一旦環境逼迫他不得不調整自身時，他會從內到外用整個身心去適應生存空間。這一過程或許很痛苦，或許很漫長，然而正是在這痛苦與漫長的磨礪之中，人才能重新認識自我、反思自我、發現自我、完善自我。
離別真的是一種痛苦。1990年1月1日，妻子收拾好全部行裝——一大一小兩只箱子，就要踏上飛往匈牙利的旅程了。我已約好朋友的汽車，早早地送她前往機場。
新年伊始，節日的氣氛并不太濃，大街小巷都顯得空空蕩蕩，沒有幾個行人。也許，經過了一年的奔波勞累，人們需要在此時徹底地休息一下那疲憊了的身心。
我們很快到達了機場，整個機場大廳也顯得冷冷清清，沒有什么人選擇這樣的日子安排出國的行程。所以，我們很順利地辦理完行李托運手續，領到登機牌。望著前方邊防檢查站的入口，再過一會兒她就要從這里跨出第一步，踏進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
她走得很匆忙，我的心很茫然。我們兩人心里都明白，只有她首先跨出這第一步，我才有可能邁出第二步。至于那第二步何時才能邁出，誰也說不清楚。望著她獨自走向檢查站的背影，我的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那是一種無奈：她就這樣孤身一人去那個陌生的世界闖蕩?不，她還有弟弟、哥哥在那里接應。可是……
這時，她那本已消失的身影重又顯現。開始還以為她是回來向我們道別，走近后才發現，她的臉上同樣帶著一種無奈。
由于當時中國和匈牙利互免簽證，因此，公安機關必須將出境者的名單通知邊防，方可放行。可此時出境名單上沒有妻子的名字。不知是由于工作的疏忽，還是其他原因，似乎有一種先知的力量感覺到這段離別時間太久，才刻意地去拖延這分離的時刻。
這一意外情況，一下沖散了離別時的蒼涼氛圍。我趕忙順著傳送行李的傳送帶滑下去，找到將要裝機運走的行李又拎了上來。隨后，改簽機票并到公安機關聯系落實出境名單的傳送。
1月4日，我帶上了不滿五歲的兒子再一次為妻子送行，一位在機場工作的朋友將我們一直領進了候機大廳。兒子心中似乎已經模糊地知道：媽媽即將遠行。他什么話也不說，拉著我的手默默地站在那里，就在妻子剛剛踏進登機甬道大門時，他突然甩脫了我的手哭喊著：“媽媽!”向她撲了過去。妻子轉身抱住了他又迅速將他送到我的懷抱，快步進入登機口。她再次轉身的一剎那，我看到她臉上掛著一種不知用什么樣的語言才能確切形容的表情，或者說全無表情。她沒有流淚，我也沒有流淚，只是抱緊尚在掙扎哭喊的兒子，然后離開了登機甬道的大門……兩年后，當我們在匈牙利重聚，再次追憶起那離別的瞬間，兒子揪人心肺的哭喊聲依然在心頭縈繞，兩人雙雙涌出了歉疚的淚花……
半年后，兒子也隨前去探望妻子的岳母一道去了匈牙利。離別得久了，那份離別的痛苦也就淡了，但是絕不會因為忙碌的歲月而磨滅，而是埋在了心靈的最底層。每當一個人獨處家中，窗外又起秋風凄雨的時候，那份思念的情感就會從心底涌出……
這時，我確實想到過離去。記得小時候，我很喜歡看雨。那時，我家住北京前門附近一棟二層樓的老住宅，二樓是環形的走廊，圍著一圈木欄桿，中間是天井。每當下雨天，我總愛扶著走廊的欄桿向遠處眺望。而今，我依然住在北京一條胡同的平房中，可是眼前的雨再也喚不起童年那份稚嫩的感情，那種感受。它似乎來得太凄楚、太慘烈，似乎蒼天在流淚，我的心在流淚……等待，也是一種痛苦，然而等待中卻總能看到希望。從1989年到1991年，兩年多的時間，在人生的道路上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環境的變化，使我學會了承受這份痛苦，適應這份痛苦。1989年從播音員的崗位上下來后，我被調到專題部《神州風采》節目組去當紀錄片編輯。說心里話，與播音員那份被動的職業相比，我更喜歡這個參與性更強的工作。然而，由于當時電視臺領導給我規定了三個不允許：不許出聲音(電視節目配音也不行)、不許出圖像、不許外出采訪。作為一名電視臺的編輯，前兩個不許，只不過是對我所學的專業有所限制，但不許外出采訪，無疑就無法參與工作，于是只好在家里待著。那個年代，工作、就業與現在全然不同，不是說今天這兒被辭退了，明天可以再找一個更好的工作。那個時候都是計劃分配——要求每一個人被計劃分配到某一個單位，就得有一種螺絲釘的精神，在那兒扎下根，一干就是一輩子。
等待，只剩下了等待，而等待什么，自己也說不清楚。總之，心中總有那么一份渺茫而又永不熄滅的希望。
此時，我確實想到過離去。P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