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藥商：中國和東南亞的消費文化（簡體書）

中文版序
我第一次和朱政惠教授見面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２日。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這一學年，他在位于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擔任訪問學者。從劍橋到位于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距離是２７５英里。他專程開車前來。在從劍橋動身前，他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剛剛在美國學會了開車。實際上，到康奈爾的這次行程是他第一次在劍橋城外的高速公路上開車。這次“歷險記”令他十分興奮，而將要結識來自中國的一位新朋友也令我十分興奮。幸運的是，他順利到達，與我和同事們進行了訪談。后來，他發表了一篇內容豐富的關于康奈爾大學就中國和東亞研究的文章。
朱政惠教授來康奈爾訪問后，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系，后來他向我提議，要將《中華藥商》翻譯成中文。他覺得將這本書譯為中文是值得的，這我很高興。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議。他在華東師范大學組織了一支翻譯隊伍，其成員都是在美國同中國的文化關系研究上學有專長的學者。褚艷紅研究的是１８世紀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呂杰做的是美國對清代的研究，吳原元的題目是美國對冷戰的解釋。
在康奈爾大學，我在這一翻譯項目上也有幾位顧問。王元崇是來自北京大學的研究生，現為康奈爾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博士候選人。他認真審讀了全部翻譯初稿，并同譯者們緊密合作，對譯稿進行了修改。此外，我在康奈爾大學歷史系的朋友和同事陳兼教授、陳之宏教授———他們是著名學者，也是有經驗的翻譯者———對整個翻譯過程一直給予關注，并在關鍵之處對譯文作了修訂，從而使之大為增色。我和陳兼教授就此書翻譯有過多次具啟發性的談話，我從中受益匪淺。對于他通過簡潔明了的詞語來闡明書中一些關鍵性的概念和分析，我甚為感激。
在寫《中華藥商》這本書時，我十分注意中國企業史上的文化中介人這一角色。在考慮怎樣寫這篇中文版序言時，我認識到，成功的翻譯者其實就是文化中介人。他們的角色并非僅僅是試圖在兩種語言之間找到“對應的”詞語，也并非被動地從一種語言中找到另一種語言的替代詞匯。他們所做的是在兩種語言和文化背景下創造性地扮演媒介的角色。這就是說，他們是將一種語言和文化背景中的意義，以恰當的方式在另一種語言和文化背景中表達出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自己也成為了文化交流的推動力量。
作為文化交流的中介人，翻譯者面臨著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的挑戰。我感到極為幸運的是，本書的譯者們成功地應對了這種挑戰。對于他們每一位所作的特殊貢獻，我至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