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門(限量典藏版)（簡體書）

莫言、池莉、閻連科、陳思和、賈平凹一致推崇
“當代文壇刺客”寧肯的經典之作
1980年代一個人的內心生活史
入選“紅樓夢文學獎”、“鼎均文學獎”等多項大獎
“建國五十五周年優秀小說獎”、“北京市優秀圖書獎”獲獎作品

眼鏡報停刊了，我再次失去了工作。不同于十年前，我甚至感到某種程度的愉快，因為從孫老頭身上我感到一種喜劇精神。預言家被自己的預言擊中，但畢竟拯救了他之所想拯救的，哪怕只是部分。我不會再失魂落魄，到處呼號、叫賣，以至需要白色病院的電擊才能安靜下來。經過十年努力我練就了自己的手藝，不用再依附什么，這點至關重要。我的字已可以賣錢，雖然暫時還要經過了唐漓之手，但我相信任何人也控制不了我的字的未來，依托我的字我的整個人已多多少少可以站立起來。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我所住過的精神病院竟然再次向我發出邀請，而我自己也竟然匪夷所思地欣然前往。
杜眉醫生向我發出了邀請，她希望我到她那兒任教，她這樣說就好像她那兒不是精神病院，而是一所學院。當然，認真說起來，它的確具有大學性質，它附屬于首都醫科大學，正如協和醫院附屬于協和醫科大學一樣。杜眉醫生讓我給她的病人講授書法，并且如果我答應會配給我一個完全屬于我的工作室。我每天授課不超過兩個小時，其余都是我的時間。多年前，我離開病院不久，杜眉醫生就在病院開設了書畫課，書與畫成為重要的治療手段之一。杜眉醫生從一開始做院長助理、到副院長、院長，這些年嘗試一系列精神治療養與重建的變革措施，比如病人不必統一著條裝，每個病人每天有三種以的上衣著可供選擇，親屬不但可以探視，還可以陪住、陪床，可怕的文革時期的水療遺址改成了花房、游樂室，病人可以健身、游戲、做手工、學習水墨畫和書法藝術，定期舉辦書畫展，以及各種才藝比賽。現在諾大的院區事實上已成為一個具有理性精神的幾何形條狀的大花園，中國書法與歐洲園林式的結合不僅讓病人置身于靈性與理性世界，甚至一些從未見過的野生動物也前來做客，出現了多少年未見的鳥類。杜眉醫生說現在病人每天早晨不是再聽著哨音起床，而是聽著各種鳥叫起床，有的病人早晨起來竟能分辨出七種鳥的鳴叫。我覺得七種并不算多，我記得我在時也不下七種，我至少聽到過九種鳥叫。病院的野生環境一向不錯，僅從鳥叫來判斷，我告訴杜眉醫生她幾乎無成績可言，不僅如此，甚至有所倒退。杜眉醫生笑彎了腰，說過去我聽到的九種鳥是病態，現在七種鳥才是正常。作為病人，七種鳥與九種鳥有什么區別呢？我問杜眉醫生。另外，不能說鳥越多越不正常，越少反而越正常吧？你這是什么邏輯？杜眉醫生說我，你有這樣批判能力真是我的杰出的病人，我都快讓你搞糊涂了，到底我是對的還是錯的？
工作室落成那天，故地重游，感嘆連連，杜眉醫生幾乎把病院當成了私有財產，一切都建設得精致規整，很多地方已完全不認識，以至整體上好像完全是另一時空，是我從未到過的地方。我必須努力尋找才能找到記憶中一些地方，比如某一棵樹，某一處墻壁。我幾乎有些懷念過去，覺得“今不如昔”，反倒懷念過去醫院那種陰暗可怕的地方。杜眉醫生說我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是的，當然了，這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但在精神的本質上它是有道理的，我對杜眉醫生說。這里不像醫院，而像社區，花園，人類宜居之地。杜眉醫生創造了小環境、理想國，甚至把藝術家也招了來。杜眉醫生是一個職業醫生，甚至純粹技術化的醫生，這點我在入院期間就體現出來，現在更加充分。以至我覺得多少有些過分，因為我不知道病人離開后還能不能適應社會，比如就像眼鏡報那樣的社會？你都適應了，還有誰不能適應？杜眉醫生說。可我適應得多么不容易，我說，況且之前我還有李大頭，還有許多惡，比如電擊，有這些墊底我才適應了，我到了眼鏡報沒覺得自己是出院，只是比過去更加嚴酷。這又是個悖論，杜眉醫生說，精神病學解決不了哲學問題，我不能人為設置惡，以適應惡，這和一個醫生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我只能把我的事情做好，做到最好，外面的世界我管不了，也不歸我管，我只是個醫生，做我所能做的。我這樣說主要是讓你知道你做的不是絕對正確的，任何理想都是只是一種精神而不是一種律令。你這個意思以前就說過，我印象深刻，所以我并沒理直氣壯。適度的懷疑自己會讓自己平和。你不該僅僅是寫字。當然，慢慢來吧，在這兒我確實有了某種沖動。
憑吊水療遺址讓我“傷感“，這兒改建得太漂亮，基本由玻璃構成，完全可以透視病人在里面活動，大家都是可視的，快樂互相傳染，有人竟在寫字。這里曾是李大頭的陵園，夢想的宮殿，蟋蟀的王國，現在成了公民樂園。這當然非常好，簡直讓我感動，我多年沒流淚了，這會兒想流。他們不用老師，我對杜眉醫生說病人其實天生會寫字，你看他們寫得多好。可是你知道病人同時需要權威，杜眉醫生說，權威往往是他們的鎮靜劑、心靈的工程師，老師是權威的一種。是呵，我說，你說得很對，那時我心里是多么盼望著救星。書寫是一方面，杜眉醫生說，有老師指導是另一方面，它們都對精神的重建有重要幫助。我怕我不象權威，我說。像，頭發都這么少了還不象，杜眉醫生笑。
杜眉醫生也拿我稀少的的頭發玩笑，不過極少，且非常溫和。
離開“水療遺址”，終于看到我熟悉的地方病院圍墻以及圍墻的一孔黑木質的滄海的角門。看到角門不由得想起剛才走的路就是當年走的路，就是當年談論李大頭的路，而現在我們又在談論。
角門沒變，就像圍墻沒變一樣，而出了角門，我一下呆住了，一切好像回到了從前。陽光如注，干河無水，大墻之下，角門洞開，墻里墻外，兩個世界。
你沒有改變墻外，我說。
干嘛要改變？這樣多好。
還記得那群羊嗎？
當然。杜眉醫生望著遠處。
遠處，白色羊群靜臥在一處干涸的河洲上，一動不動，形態各異，高高低低，不像生命，像一組雪的浮雕，風吹它們不動，云走它們不動，不是綿羊，是那種有角的山羊，沒有牧羊人，沒有水源，它們寂靜得簡直恐怖，不像是真的羊。?
牧羊人躺在羊群之中，是個老人，或許不太老，戴著草帽。忽然站起來，并沒高出多少羊群。羊群緩慢地走下河洲，老人走在中間，老人如此孤獨的睡眠之后，又是如此孤獨的行走，與世界無關，與天地無關。
那群羊呢？我問杜眉醫生。
有時還在，杜眉醫生說。
今天怎么沒有？
比以前少了。
我們養一大群羊吧，杜眉？
杜眉醫生笑。我們再次給各自拍了照片。
還用自拍并合了影，就像當年一樣。照片放大后做了金屬框放在了我的工作室正面墻上。我很滿意我的工作室，完全是書和字的世界，詩意地棲居。
二○○二年，我四十歲，杜眉醫生四十二歲，我們結了婚。
杜眉醫生是院長、教授、博導，我們共同完成了一本精神學專著。見到了老社長，對我非常滿意，帕金森綜合癥使老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整天笑，鶴發童顏，目光如炬，喝葡萄酒，并不知道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