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倒影：赳赳說中國（簡體書）

[作者介紹]
胡赳赳，《新周刊》副主編，著名媒體人。
著有《北京的腔調》《空，歡喜：扯一扯當代藝術》《理想不死》等暢銷書。
文風老辣，性情單純，眼明心亮。
半頹廢半激進的才情令人叫絕。

[目錄]
 
沉默的社會——
后物欲時代 002
工作新圖景 007
生活在低處 015
向最討厭的人學習 023
中國夢的驚醒 029
回想30年的小事 035
窮忙族 041
誰來陪我晚餐？ 048
中國需要智庫 055
中國人的成長鏈 063
住在中國的成本 071

正確的廢話——
大學之死 082
 怎樣才能成為富人 089
我的故鄉在八〇年代 097
無恥的中國人 104
中國怕什么？ 113
口號里的中國 116
F40也會老 137
九〇后不是問題 142
大企業如何做紅海？ 149
首富成功學 155
不要未富先懶 161
跟壞經濟搞好關系 166

真實的廢墟——
中國人不會說漢語 172
網絡女體盛 179
男人是什么？ 185
發飆的韓寒 188
弱智的電影臺詞 194
裸體的禁忌 197
誰在圍剿張藝謀？ 203
《鏘鏘三人行》物語 213
姨媽的后現代生活 216
詩人復活記 223
笑看當代藝術 226
碴音樂 230
論李健 237
論木心 243
北島與《今天》 248
答《行報》問 256

 [精彩試讀]

中國夢的驚醒

是誰驚醒了我們的“中國夢”？沉睡的雄獅醒來之時，也許便是泡沫一一破滅之始。
一、創富夢：創富無果，未富先懶，小富即安。資源瓜分完畢，機會遲遲不來。中國人的創富夢也遵從“二八律”，80％的資源和機遇被20％的群體所掌控。吉利15億美金掏空沃爾沃跟你沒關系，中國海外投資逾億跟你沒關系，聯想海爾李寧聲震全球跟你沒關系。要上多少稅、要花錢擺平多少關系與事項才跟自己有關。1990年代多少人“五子登科”（房子、車子、票子、位子、兒子），如今竟也稀罕。
總體而言，創富夢并不樂觀。謀生是本質，生活是假相。別以為被PRADA和LV包裹就是生活了，那仍然是演給別人看的，實屬謀生。一個“錢多人傻速來”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蟻族們在大都會里頑強謀生，但不敢再做夢。
二、理想主義：“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曾經多少人如此驕傲地宣稱。現在，稍微有點自知之明的人都會慎用此字眼。想當年，熱血青年易中天去新疆時是個理想主義者，矢志要“解放全人類”。在現實的擠兌下，終于邏輯清晰：“我連自己都沒解放，怎么去解放全人類！”
理想終有照進現實的一天，理想在云端、在天際，而現實在腳下、在眼前。理想是做夢，現實是做事。你想有個理想情人，于是成為剩女；你想有個理想工作，于是成為社會閑雜；你想有個理想生活，于是成為物質的奴隸。
人終歸要有點理想，這種理想的殘存說辭恰好說明：理想主義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已宣告破產。現實壓力下，人人不敢做理想美夢。
三、家庭幸福：一個山河不破碎的年代，家庭似乎更容易破碎。白頭到老、闔家幸福，被祝福的次數最多，但祝福實現的次數最少。原因何在？正如王爾德的名言：“離婚的唯一原因就是結婚。”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孩子不再是戰利品，家庭終淪為易碎品。
離婚大戰每日都在上演，“傷敵一千，自損八百”。民政局排著長隊，結婚證9元，離婚證9元，平等、公正。過平淡如稀飯的日子，摸著別人的手像摸著自己的手那樣沒感覺，怎么辦？那就讓自己元氣大傷一場，魂飛魄散之后，重新活過。
別做什么家庭幸福的美夢了。家庭解體是自我放逐之路。
四、農婦山泉有點田：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陶淵明。隱逸文化的浸染下，人人都有田園想象，寄托著詩意棲居之理想。有網友將其描述為：農婦、山泉、有點田。此語一出，人盡向往。
居都市不易，隱居更不易。當代中國人既愿成為物質的短暫情人、又想充當遠方忠誠的兒子，此種夾雜不清的糾結，令人揪心。是主動接駁時代快速車道，還是放棄大都市成為“瓦爾登湖”式的隱士，大多數人的向往是都要。于是，終南捷徑便是“高調隱居”，近都市而修廬，淡交際卻呼友。
隱居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十方凈土，沒有一方是一念不起的。
五、愛情：相信愛情嗎？寧在寶馬后座上哭，也不在自行車后座上笑。尤其是，越來越多的人能同情、理解、實踐這一擇偶方式。“愛情至上”遭遇到性自由和消費主義的雙重摧毀，愛情變成稀有物、奢侈品，而多數人已無此消費能力：耗時、費神、花錢，也許還不低碳。
娛樂節目《非誠勿擾》加速了人們對愛情觀感的幻滅，原來，愛情必須是以現實種種考量為評測標準的：門當戶對、學歷才華、職業前景、個人素質等等。理性分析讓愛情變得蒼白，真正信仰愛情的人則再也不敢開口說出“我愛你”了。
網絡流傳的歌曲《你給傻逼織毛衣》以惡搞的形式譏諷了摯愛的存在，進一步逼退了敢愛敢恨者。愛情當然還存在，但人們的愛情觀已經不是騎士時代的“羅曼蒂克之愛”了。青春速朽、愛情早衰。談情說愛者大夢初醒。
六、文學夢：曾經多數國人在填各類表格時，喜在“愛好”一欄中標注為：文學。視文學為一門修養。但文學的好景不再：中文系沒落、文學雜志式微、作家改行當編劇、詩人改行寫文案。一個文學大國的國民們對自己的母語文學深感失望。
文學夢更是成為羞于提及的內心敏感詞，說出來怕人笑話，索性不說，任其自生自滅，多少人還活生生將其掐死在萌芽狀態。一代文青走了，一代文青又來，文學日趨邊緣，作家青黃不接。“文學愛好者”則低調地溜著墻跟走。
文學夢是個不靠譜的夢。加重語氣時則說：它極為不靠譜。
七、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古人對生活的標準寫照。但現實版卻是不安居（房價太高）、不樂業（頻頻跳槽）。安居樂業之夢被現實無情阻擊，正是因為房價太高，故頻頻跳槽，謀求更好職業機會和更高薪金，殊不知“跳槽馬不如臥槽馬，臥槽馬皆變成草泥馬”。社會不公是結構性的，更加劇了個人的無力感。
“我想要有一個家，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時候，我會想到它。”1991年春晚，潘美辰一曲《我想有個家》紅遍全國，20年過去了，有家不回、無家可歸的人越來越多。成家、立業越來越是社會問題，于是有了“膠囊公寓”，于是有了“職場杜拉拉”。
先要安居，才能樂業。樂業重在一個“樂字”，從工作中得到快樂。但有多少人能居而安、業而樂呢！
八、我要成功：我要成功、出人頭地。多少青春勵志片講述了少年人夢想成真、名利雙收的故事。中國版的“成功學”故事則是投機主義、淘金主義、無底線主義的代名詞。
為了搏出位，不惜一切代價，用個人不正當競爭的方式，搞掂一切。甚至有九〇后女孩語出驚人：“要人來找我，要錢找我爸。”
而更多的追求成功者死于心碎。原因在于成功標準在現實之境中過于單一，光鮮才是成功，別人眼中的成功才是成功。看似成功，都是吹泡泡，你有100000個粉絲如何，仔細一看全是僵尸。
成功在于自我實現、心靈充實、感受豐富，否則就變成了微博上的“后宮優雅”，以“優雅體”而貽笑大方。成功之夢易做，但成熟之夢難圓。
九、父母在，不遠游：“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但多少人背井離鄉，城中創業，故難圓盡孝之夢。中國孝心無處表達，只在每年一次的春節返鄉中總爆發。
中國傳統以孝治天下，自孝而降，有了倫理、德性、社會秩序。宗法社會，以宗代法，居然也幾千年過來了。現代社會，人人平等，法比宗大。卻普遍滋生道德失范、心理失衡之感。這一代中國人注定是過渡的一代，鄉愁比比皆是，鄉怨處處能聞。
更多時候，跟父母無話可說，沒有共同語言，像梁漱溟那樣，父親的追問“這個世界會好嗎？”影響了他一生的例子，少。而像劉長樂那樣，每次回家母親必做一大碗面條看他吃飽的例子，多。
十、振興中華：從“東亞病夫”（始見1896上海《字西林報》）到大國崛起，中國用了110年就完成了。
所以，振興中華之夢，在神六上天、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等時刻已競相做完。再說，你連自己都沒振興，何談振興中華？振興中華，不如從振興個人始。若中華積強而民眾積弱，則為中華之另外不幸。

窮忙族

窮忙族更需要做人生規劃，找人看看自己的星盤有沒有風箏、大三角、鉆石形的大三角之類的好形狀，以及是晚年暴富、貴人相助或是走偏財運。比如說，莫言的星盤就比余華燦爛，事實也的確如此，好事都快被莫言占盡了。要不，就去聽一聽胡茵夢的心靈學教程，雖然她最后也會扯到星盤上，而且學費有點貴。可能還有你從未聽說過的“第四道”，這個有點邪門的培訓組織在他們出版的書籍上都印有你不易發現的“道”的字樣，他們所講演的“修行觀”教你如何取得成功：當走紅的編劇、能賣出價錢的藝術家、練就嫁入豪門本事的剩女、成為時來運來的經紀人和投資人等等。 
幾年前，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先生來北京時，就探討過“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的話題，沒想到，幾年后，這個“勤勞而不富有”的群體的形態從萌發到壯大，卷進來越來越多的大眾。外界看來，這個群體類似于“清晰度低、參與度高”的冷介質，但其實環顧四周，你、我、他早已被網羅其中。 
陳志武將邏輯歸結于兩點：一是制度性的轉型，像巨大的離心機將一些人當作拋物線扔出了資源分配的核心；二是金融市場的缺失，如果不將萬事萬物證券化，萬惡的資本主義以及邪惡的財富都會與你失之交臂——人賺錢只能從窮忙走向富忙，錢生錢才能把一切資源估值變現，包括你的情感、忠誠、創意都會成為向銀行透支的信用，讓國家和金融寡頭為次貸危機買單。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和歐美所遭遇的一切危機都會在中國找到回應。窮忙族也是日本的產物，三浦展寫了一本很爛但很管用的書《下流社會》，“working poor”的指認就出現在這本書里頭。在中國，“飛特族”似乎還是一種時髦，但它的確切內涵是指那些“以正式職員以外（打工、兼職等）的身份，來維持生計的人”。說白了青山七惠在《一個人的好天氣》中所表達的那種感覺，不正是被主流社會拋棄和漠視后的自我疏離嗎？
這種冷調子的場景，意味著一種繁茂景象下的人和人之間的陌生化、冷漠化和對內心城池的修建，這是消費主義時代的加速度：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不再緊密，人和自己的關系得到神的暗示。 
新的階層分析將被一些時尚的詞匯裹挾并改寫。比“飛特族”更慘的是“尼特族”，他們的特征是“三不”：不上學、不就業、不培訓。這個群體在中國被稱之為“啃老族”，也就是吃父母，與之對應的是“富二代”，如果有老可啃固然好，一步邁入中產階層；沒老可啃又不愿窮忙，最悲慘的境遇就是“流浪族”，他們也有兩個指征：像流浪漢一樣露宿街頭；要想再進入社會的體系循環中萬難。在日本，流浪族不在少數，在中國，沒有相關的統計數據。
別以為窮忙族盡是些年輕人，日本戰略專家大前研一在接受臺灣《商業周刊》時說：“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四十歲左右，過了這個尖峰，便鮮有機會升職或加薪。你也別再以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還會回來。”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會》探討了這個現象，他認為中產階層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中產階層的生活水準正在下降，就像“M”的形狀。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超級富豪大賺全世界的錢，財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世界分成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見了。 
美國人在探討“超級階層”如何影響全世界，有一個規模不到一萬人的超級階層在發揮全球影響力，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會影響到某個區域千萬人的生活。日本人在探討中產階層的衰落，人們要么變得更富，躋身上流社會，要么變得更窮，變成窮忙一族。中國的中產階層還未壯大成形，偽中產的情形使得“M”型更易向左側的窮人轉移，財富的不穩定、不安全、貨幣政策的縮水、股票市場的慌亂、不動產市場的觀望等等，都使得原本后顧無憂的中產者開始“忙”了：資產沒有超過兩千萬，是無法負擔一家老小一輩子的生存、疾病、教育、旅游與生活質量的改善的。
不要嘲笑窮忙族，我們都是或曾是其中的一員。有一位做音樂版權的朋友，每天忙得團團轉，常常有幾個CASE同時在手上操作。他在北京的建外SOHO上班，在MSN上與朋友聊天的時間與心情全都沒有（多么值得同情啊），但心態卻出奇的良好。當他終于抽出一個小時與朋友共進午餐時，他說：“我現在付出的工作強度與時間與薪水也許不成正比，但我聽從一個朋友的說法，現在的付出將在兩年后所領的薪水中得以體現，而兩年后不干什么活時的薪水現在發給我了。”這有點像魯迅剃頭的故事：第一次剃頭匠漫不經心地服務，魯迅扔給他一堆錢；第二次剃頭匠盡心盡責地服務，魯迅卻給了他很少的錢。剃頭匠不解，魯迅的說法是：上次給的錢是為這次的服務，這次給的錢是為上次買單。
自世界是平的之后，社會學的研究迎來了第二次轉變。第一次是固態社會學，基于人類學和相對穩定的區域社會學，就可以使社會學成為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論建構；但這在全球化的沖擊之后遠遠不夠，人們要迎來社會學的第二次革命，一個液態的社會學研究形態正在出現，人們要在互為因果、互相印證、互相指認、在流動與不確定性的液態社會下，去找到一個“漂浮國家”的新的理論支撐點，是的，我們都漂浮與依附在這個社會的膜性結構的表面，進入不到核心的資源分配中去；而一個氣態社會的來臨，難道要等到下個世紀？國家主義的樊籬被打破、民族主義在亞洲、東歐像看不見的氣體一樣消失？全球一體化的最終形成使得大同社會的端倪和烏托邦的幻像成真？人們的爭端與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與藝術的領域？地球村的預言第二次從社會結構上得到體認？有形的隔閡終于消彌？享受同一種真理的有氧呼吸？ 
算了，還是回到對窮忙族的現實關照之中吧。一位時尚雜志的執行主編（也窮忙嗎？當然）正在“鬧”休假，這位三年內從資深編輯、首席編輯一直做到執行主編的女性嚴重透支，她的服裝穿得越來越高級，但聲音越來越嘶啞、臉上的倦容揮之不去。她變成了“重要人士”而非成功人士，每個人都很需要她，上至大老板，下到某個活動的參與者，她看起來像被利用的對象，被反復利用、無度地利用，她自己一定也時時有這種感覺。假如不工作，她將一無有，而工作，并沒有給她催生更多有意義的事物，反而是一劑衰老藥。
這是喬治巴塔耶所宣稱的“一個普遍耗費的時代”，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席卷一切。人們傾向于自我損毀。正如他所說，一個年輕人可以毫無道理地浪費和破壞，“當他自我破壞、自我浪費同時又無所顧忌時，最有頭腦的人也會百思不得其解，或把自己想象成病態的、他無力為自己的行為作功利主義的解釋。”破壞性地使用自己的發動機和輪胎，并從中感到自我的重要性、獲取他人尊重、滿足成就感，這是否可以看作是窮忙族的心理性依賴呢？　
如果不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人生規劃就是一句空言。史鐵生在一篇叫《好運設計》的散文中說：“我們的一切聰明和才智、奮斗和努力、好運和成功到底有什么價值？我們真的已經無路可走真的已入絕境了嗎？是的，我們已入絕境。”可最后，他人云亦云地說“過程最重要”，這使得這篇文章的價值判斷業已過時，最起碼，“過程和結果要同等重要”，否則就是一場自欺欺人的勝利，繼續充當窮忙族和畸形人好了。 
所謂的人生理想，無非有兩條通道：對物質與藝術的創造、享用與占有。也即是心靈充裕和財富充裕。我想，沒有人不認同這兩點，只要你還是一個有一點點功利的利己主義者。就連寫出《瓦爾登湖》的梭羅也概莫能外，只不過他將自己的那間茅草屋看得比金礦還重要而已。 
因此，窮忙族，我們還等什么？像日本人一樣敬業，像香港人一樣打拼，看起來繼續窮忙，實則在通向“富忙”、“富閑”、“藝術地富閑”的過程中一路狂奔。 
最后，送你們的波普教皇安迪沃霍爾的話共勉：“美國真的是最美的。不過假如人人都有足夠的錢過日子的話會更美。”有必要把國別替換一下，因為每個窮忙族同樣有一個“中國夢”存在。 

生活在低處

幸福需要謙卑態，生活需要低姿態。“低成本、中收入、高品質”是一種嶄新的生活價值觀，它不會讓你步入“上流社會”，但至少可以讓你不至于墜入“下流社會”。
“藝術不是更高更快更強，不是體育競賽，而是每個人獨特的氣息的體現。”歌手李健這樣描述他的“藝術觀”。
這句話完全可以用來反省我們此時此地的“生活”——像古龍所說“騎最烈的馬、喝最名貴的酒、交最難征服的女人”才是生活的意義嗎？答案似乎不僅是，而且現代人幾乎演之更烈。成功者的標準模板是：高收入、大房子、全私享。
這種“高大全”的盛景的確蔚為大觀，它堪稱是“智力競賽”（腦力勞動者和嘴力勞動者）、“財務競賽”（企業老板和高管）和“體能競賽”（熬夜、加班、應付人際關系，在40歲之后倒下的人，已屬幸運）。
生活向著“更高更快更強”前進，人生卻向著“更猥瑣更自私更有壓力”一路滑坡。有一個貌似占便宜的心算方法：現代人的生活密度和信息量很大，一年的經歷相當于古人的三年。這樣看來，人生不曾虛度，年過半百即已活得夠份。但是，這種生活密度不空閑卻浮華、不放松卻緊張、不舒心卻忙碌。
究其實，生活的感受決定了生活的品質而不是其他。如果連生活的“感受器”都發生了問題，人只是一具消費終端機。
生產與生活的關系很難一言以蔽之。在革命年代，生活就是階級斗爭；在如今的經濟年代，生活同樣被“卷入”了，在“生產-消費”模式的環境中，人被迫從生活中退場，生活被擠壓成簡單的兩點一線（辦公室、臥室），或疊加成復雜的飛機旅行（每周日程填滿，城際商務）。
一位出版商訴苦說：“出版這個行業是只能進，不能退。”退出機制受很大約束，讓之前的投入都變成沉沒成本，另外，當你想退時，已身不由己，辛苦建立起來的品牌和團隊都需要維持運轉。
除非去做個“個體人”或“自由職業者”，否則，幾乎所有的行業都面臨著這類問題——公司一旦做大，便有了自己的運行規律，這種規律是不以個人的自由意志為轉移的，換句話說，它傾向于無限擠壓個人生活空間，從而將生產空間擴大到整個社會層面。
若問問人們對生活的理想，不再是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精神愉悅，人們正在經歷著一個繁茂的“物欲時代”。物質使人們的心理期望值不再需要想象，而是有三六九等、明碼標價的現實填充物，等待你去領取。
這就是消費社會的可怕之處，數量取代了質量，復制取代了手工，升級取代了停頓，極品取代了耐用品。
臺灣著名漫畫家朱德庸先生說：“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商業陰謀，你不覺得現在的東西越來越不耐用了嗎？就是為了讓你不停地購買。”他的諾基亞手機使用7年了，還未換掉，磨損嚴重。十多年前的一個深夜，他在辦公樓里加班，忽然產生了想跳下去的念頭，那時是他的盛名時期，榮譽和事務一起撲面而來，辦公室的電話響個不停，他差點被壓力擊倒。
“我果斷地終止了許多事務，按自己的節奏來生活和工作，盡量不受外界影響。”朱德庸說。實現財務自由就是為了讓自己能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這種生活就是擁有閑暇。
林語堂稱：“在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類發明了工作。”動物只有在饑餓時才覓食，其他時間則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人類卻飽受欲望支配和折磨。
電影導演大衛?林奇說：“只有擁有閑暇，才能讓好事自然地發生。”但大部分人已經享受不到閑暇的樂趣，且不具備讓好事自然發生的能力了。“策劃”、“統籌”、“執行”等硬性法則讓人工干預顛覆了天然樂趣。
哲學家羅素講：“人類應用20％的時間工作，用80％的時間生活。”但現實恰恰相反，大多數人工作五天休息兩天，也有工作狂全天候都在精神亢奮之中，美其名曰“工作就是生活”。而這，恰恰是舍本求末。
事實上，中國的中產階層已經感覺到“M型社會”的危機了。中產正在坍塌。經濟危機之后的通貨膨脹直接影響到每個人的收入。物價在飛漲，CPI在上升，錢越來越多，而購買力越來越小。中產者的生活品質大受影響。
以北京為例，許多上班族改坐出租車上下班了，因為停車費交不起，而且油價一直在漲。以前，人均100元能吃到很好的大餐，而現在呢，人均200元還不含酒水，才是請客的最基本預算。
至于生活品質的另外幾個因素，比如住，幾乎成了一代人的心病；比如時尚消費，則是永遠追趕不上的美學法則。而大城市的環境污染、惡劣交通、無良食品則令人擔擾。這一點，在熟人社會的二三線城市，則要緩解許多，那里，人們的幸福指數顯然要高很多，而生活成本，則顯得不那么難以企及。
渡邊淳一在最新的著作《幸福達人》里說：“幸福與不幸福的判斷來自于和別人的比較。”要想幸福，“不和周圍的人比較就行了”。而這一點恕難做到，因為“我們總是在與他人的關聯中生活、行動的”。
他引用一位日本女詩人的和歌：“昔有浪女遭割乳，吾亦喪乳同堪憐。俯身為君系鞋帶，幸福有此謙卑態。”這位因患乳腺癌而英年早逝的女詩人叫中城文子，她的生活觀影響了一代日本人如何去追尋生活的本質。
學者余世存說：“在全球化和消費主義的這趟“欲望號”特快列車上，你不上車，就會被時代拋棄，你上車了，又會迷失自我。”他的最新著作“非常道Ⅱ”擬命名為《狂歡》，他編纂的這部世界各國經典名人語匯，則為當下的生活注入了思想話語清流。
既然高欲望釋放的是人性中的自私、貪婪，那么，有沒有一種方式能讓人既過上體面的生活，又不那么面臨高消費的壓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低成本生活就是一種選擇。有人將低成本生活歸結為四個字：宅、綠、閑、樂。
“宅”是指回歸家庭，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上，享受家庭生活的樂趣；“綠”則是指綠色生活，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多運動和親近自然，不浪費、少排碳、節約能源；“閑”是指一定要擁有自我支配的閑暇時間，因為大部分人生的樂趣、業余愛好和成就其實是工作之外的“第二人生”產生出來的；“樂”是指樂活，一種有機的健康生活，這種生活并不需要花費太多錢，就可以享受到積極的、向上的生活樂趣，這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生活態度。
朱德庸說：“真正有品質的生活反而是不太花錢的，看你對品質如何定義”。高欲望與低成本難以協調，但高品質與低成本并不矛盾。他的高品質生活有三件事：散步、音樂、繪畫。而這，不僅不花錢，反而給他帶來價值，散步讓他享受閑暇，音樂讓他修復人性，繪畫讓他取得成功。
幸福需要謙卑態，生活需要低姿態。
一旦生活進入更低、更慢、更輕的狀態時，便會有了自由而輕盈的狀態，不再受到工作、社會的壓力和束縛。而這，正是由低成本生活的選擇所帶來的——面對生活，你應該孜孜不倦、斤斤計較。
當下的難堪是，你努力工作，積極表現，發現收入并未相應增加，時間卻失去了。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警告說：“消費者的興起是公民的沒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費者，越是愚蠢的公民。”
在鮑曼看來，“消費自由”具有欺騙性，它表現在“消費欲望主導下的自由、快樂和幸福其實都是虛假的，而且是永難滿足的”。
生活必需品與生活奢選品之間的界限被有意模糊，大量的時尚和廣告使人們時刻處于亢奮和永不滿足的狀態。而“傳統消費者”則是消費社會的“公敵”，因為他們只在必需品上做出選擇。
而正是過度的“消費”奴役了人們，使之成為“新窮人”。月光族、卡奴、房奴，維持體面生活所必須付出的一切，使得“新窮人”必須努力投入工作才能獲得想象中的生活方式。而一旦他們支付不起這種生活時，便墮入日本學者三浦展所描述的“下流社會”：收入低，人際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熱情、學習意愿、消費欲望也都全盤降低，對于生活的熱情低下，收入難以提高，獨身比例則增高。——顯然，低成本生活的生活觀和價值觀，則提出了一種自我救贖的道路：重振生活積極價值，樹立生活的信心，提高生活與工作的“性價比”。
鮑曼在其社會學新著《工作、消費與新窮人》中說：“現在是消費美學占據了過去由工作倫理曾經統轄的位置。對于經過消費者訓練而成功畢業的人來說，世界是一個由可能性構成的巨大母體……世界及其所有碎片都由它來評判——誘發欲望的能力。”
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說：“欲望并不渴望滿足。相反的，欲望渴望的依然是欲望。”
深刻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尖銳地刻畫出了“窮人”的嘴臉，她說：“追求一夜暴富的知名激情絕不是感官邪惡，而是窮人的夢想；……窮人秘而不宣的愿望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各取所欲’。”她嘲弄說：“富足與無休無止的消費乃是窮人的理想：它們是苦難荒漠中的海市蜃樓。”
現在，你明白了低成本生活的可貴與意義了吧：只有生活在低處，自由才在高處。

中國怕什么？

15年，跨世紀，中國改寫“怕”字。
1996至2000年，總擔心的事物是：節奏慢半拍、股市垮掉、喬丹退役、足球沖不出亞洲、城市沒有地標、網友見光死、世界末日、GDP不上升、沒有夜生活、南水不北調、三峽不大壩、神六不上天、北京不奧運……中國人一心要進入“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進入“激越期”，中國人最怕的是“趕不上趟”。
2001至2011年，政治體制靜水深流，經濟體制熱火朝天。大世界，大時代，眼看他起高樓（最野蠻、最雄壯、最山寨）、眼看他宴賓客（體育盛會、周年大慶、世博）、眼看他樓塌了（9?11、全球多發性地質災害、各種工程質量的“樓歪歪”）。中國人的奔跑姿態、一往無前的急行軍遭遇恐慌：靈魂想慢下來，身體卻不答應。
中國人終于從“怕落后”、“怕被人瞧不起”到“怕死”、“怕用力過猛”。
但是，是否真怕，仍是疑問。
《我們時代的100怕》的最后一怕是“怕什么都不怕”，依然是對當下中國的生動寫照，缺少“敬畏”、缺失“信任”、缺乏“安全”。我們害怕的事物依然在愈演愈烈，且臨近結局，自食其果。
中國人怕什么：怕堵車——“一心奔向現代化的中國人堵在北京四環路上”（許知遠語）；怕空氣污染；怕地溝油；怕沒房住；怕裝修；怕坑爹；怕“被代表”；怕跑不過CPI；怕被股票套牢；怕坐高鐵；怕山寨；怕創新性破壞；怕愛國賊；怕網絡暴民；怕人肉（有時候是又喜又怕）；怕到此一游；怕各種“門”的出現（有時候是又怕又盼）；怕加班；恐婚（又恐剩）；怕恐怖主義（又恐自由主義）；怕出軌但又偷偷越軌；怕喝酒但又拼命勸酒；怕一睜眼還活著；怕一閉眼還睡不著……
中國人不是“膽小”而怕事，而是“膽大”而出事。怕礦難、怕金融危機、怕地震、怕進醫院、怕酒駕、怕A貨、怕B罩、怕壓力、怕努力、怕上當、怕下葬、怕艾滋、怕愛情、怕沒朋友、怕朋友不仗義、怕限購、怕限行、怕通脹、又怕通縮。
……

——與其追問中國人你怕什么？不如問中國人你累不累？！
人們恒久關心的三件事是：我的社區安全嗎？我的城市安全嗎？還有什么有意思的事發生？
看看微博就知道：顯然，中國人對這個亂糟糟的局面并不滿意。一切貌似安穩，但各種無形的漏洞，隱秘著的千瘡百孔像病毒一樣蠶噬著中國人本來就脆弱不堪的心靈、疲倦不堪的身軀。
——與其追問中國人你怕什么？不如問中國人你到底不怕什么？！
因為中國人改寫的“怕”字，是從“什么都不怕的怕”，到“什么都怕的怕”了。
中國人，小時候是嚇大的；長大了，是駭怕的。
怕越來越多，也就冷漠、麻木、茍且、如常，這是最大的可怕。
無知者曾經無畏，知道后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