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嶺上（簡體書）

談新詩的三個問題
從五四到現在，中國的新詩已經有六十年的歷史，迄今名詩人已經很多，而大詩人仍然渺渺，論者每以新詩“成績欠佳”來責備詩人。六十歲在人，已是花甲之年，但在文學史上，卻不能算長。唐開國百年，才出現李、杜、王、孟、高、岑等大家：杜甫和高適、岑參、儲光羲等同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年，唐朝立國已有一百三十四年了。歐陽修開始寫詩的時候，宋朝已有七十年的歷史；等到王安石、蘇軾出現，那就更晚。六十年來，我們的國勢不比唐宋，詩的成就怎能直追前賢？
有人會說，盡管如此，為什么小說的成績要比詩好？我想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小說的傳統比詩淺，對后繼者的壓力和束縛也比詩小：相比之下，新詩對舊詩更是“突變”。第二，舊小說用白話文已成傳統，新小說發軔之初，在語言上只是“漸變”。新詩用白話文，在語言上和舊詩不能銜接，在格律上要掙脫舊詩，又要引進外國形式，一時難以調整。第三，在古代，寫詩是讀書人必具的修養，進可以應科舉，退可以怡性情、酬知己；但在那時，寫小說和寫戲曲一樣，都是儒者閉門自娛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而小說作者也多是失意的文人。但是到了現代，小說取得了正宗的文學地位，稿費又高，市場又大，不但成為報刊爭取的對象，更有征文重獎加以鼓勵，即使電影電視，也不能完全取代它的地位。
中國的新詩發展至今，出現了不少問題，致使論者與作者辯論不休，爭而不決。這中間，有的是純文學的問題，有的還涉及政治意識，更形復雜。以下且就三個最迫切的問題，談談我的看法。
首先是大眾化的問題。論者往往指責新詩，說它孤芳自賞，不夠大眾化，長此以往，中華恐成無詩之國。其實六十年來的新詩固然不夠大眾化，但是黃遵憲、蘇曼殊以來的舊詩又何曾大眾化呢。有五百年來第一人之譽的陳散原，似乎也沒有多少讀者。真正稱得上大眾化的，還是唐詩宋詞之類。老實不客氣地說一句，政治進入民主，教育兼重文理，傳播工具商業化之后，儒家的詩教，蔡元培的美育等等已經不能維持——真正大眾化的詩，既非李杜，也非徐志摩，更非陳散原，而是流行歌。此所以大陸三十年來的“詩教”，抵不住鄧麗君的一匣錄音帶。
大詩人也不見得就能大眾化。以李白而言，“床前明月光”固然人人會背，但是《襄陽歌》、《梁甫吟》之類又有多少解人？杜甫的《春望》、《登岳陽樓》等固然膾炙人口，但是《壯游》、《遣懷》一類較長較深的作品，也不見得怎么大眾化。蘇軾的名句，像“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都已變做成語，流行自不待說，但是像“不減鐘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之類的作品，又有幾人能懂？同樣地，詩經的句子很多已成后世的成語，楚辭則絕少此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