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海洋史觀（簡體書）

川勝平太，1948年生于日本京都。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早稻田大學博士學分修滿后退學。1985年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校長、學校法人靜岡文化藝術大學理事長。主要著作有《日本文明與近代西洋》、《富國有德論》、《亞洲經濟的未來與日本文化》、《資本主義始于海洋》等。本書獲第八次日本讀賣論壇獎。

劉軍，1966年生于江蘇東海。200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日語系主任，日語學科帶頭人。致力于日本文學、中日文化比較研究，先后發表論文、專著、譯著近100萬字。主要學術專著有《嘉孺子而哀婦人》、《日本文化視域中的周作人》等，譯著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56、57卷）、《不思考的練習》等。

《文明的海洋史觀》發表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眾所周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日本經濟衰退期，被稱為“失去的十年”。日本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持續十年的低迷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經濟低迷是綜合性、體制性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政府為遏制經濟衰退，采取了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但收效甚微。而在《文明的海洋史觀》中，作者將日本式資本主義經濟視為未來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論斷，與日本目前的現狀相比，與事實有著明顯差異。用發展的觀點看，作者的某些看法的確已經過時。但是，本著學術自由的立場，在翻譯《文明的海洋史觀》的過程中，作為譯者，我們盡量保持作者在書中所展現的日本“文明之海洋史觀”原貌，讓中國讀者真實地了解作者對于日本海洋史觀的思考。

尋求新的歷史影像
近代亞洲自海上誕生。更準確地說，作為對來自海洋亞洲沖擊的一種反應，在日本和歐洲出現了新的文明— —這就是貫穿本書的海洋史觀命題。
通常認為，邁向近代社會的過程，就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的過程。例如，上山春平在他的《接受與創造之軌跡》（《日本文明史》第一卷，角川書店1990年）一書中，將人類社會的進程分為自然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三個階段，日本經歷了農業社會之后，在1900年到達了工業社會階段。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歷史觀，似乎沒有反駁的余地。
用這種觀點觀照歷史，就是英國經歷了最初的工業革命。歐美次之，日本在明治時代步其后塵，亞洲其他國家緊隨其后相繼到達了現代化過程。本書將對這種觀點提出挑戰。
歐洲近代社會的出現，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最近在學界將其稱為“近代世界體系”的建立。為何要這樣稱呼呢？歷史上，稱得上“世界體系”的有古代羅馬帝國、中華漢、明、清帝國等，為數眾多。然而，這些都是以政治為中心的世界體系。而歐洲則是以經濟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于是，為了將其與其他世界體系相區別，稱之為“近代世界體系”。
這個見解是由美國社會經濟史學家沃勒斯坦提出的。
他并不是像過去那樣，將歐洲乃至歐美世界按照國別來劃分，而是試圖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格局。今天，這種觀點已被普遍地接受。他將近代世界體系分為“在漫長的16世紀 （1450— 1640年前后），圍繞大西洋區域所形成的體系，以西歐為中心。而其他區域則處在這個區域的周邊或半周邊，形成了三層結構的格局。”（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 因此。讓我們將目光聚焦到1450—1640年。近代世界體系的建立期，相當于日本近世江戶社會的建立期。
正如內藤湖南在《日本古代文化史研究》（講談社學術文庫 1976 年）一語道破所指出的那樣：“一般來說，了解今日之日本，研究日本歷史，幾乎沒有必要研究日本古代史。只要了解應仁之亂以后的歷史就足矣。此前所發生的事情，我只感覺到與外國歷史沒有什么兩樣。而應仁之亂之后的歷史，才是真正直接接觸到我們的身體骨肉的歷史。可以說，了解了這一段歷史，也就真正地了解日本歷史。”1450—1640年，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我們暫且將歐洲和日本的這一劃時代時期稱作近代成立期。順便說一下關于近世和近代的區別。1800年前后，西歐經歷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大轉折。政治上有法國革命，經濟上有英國工業革命，文化上出現了德國古典派。以此為契機，西歐進入了名副其實的近代社會。因此。近世是指漫長的16世紀至1800年前后的時期。
進入近世的歐洲，同時也邁入了一個大航海時代。與此同時，日本人也紛紛去海外尋求發展。他們活躍的舞臺是亞洲的海洋。日本人將其稱為天竺、南蠻，而歐洲人將其稱作東印度。在近世成立期，兩者共同擁有了海洋亞洲這一時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與海洋亞洲的關系酷似歐洲與海洋亞洲的關系。兩者都是輸出金、銀、銅等貨幣原材料，從海洋亞洲輸入東亞物產。眾所周知，歐洲人從中南美獲得了大量的貴金屬。在近世成立期，日本的礦山開發很先進，擁有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金山、銀山。日本以此為購買力，從東亞各文明國家輸入了大量物產。
其后果是，無論日本還是歐洲，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正如內藤湖南所言，此后的日本與此前的日本相比，好像是外國一樣，發生了巨大變化。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關于歐洲物質生活發生的巨大變革，費爾南德· 布羅代爾在他的大作《物質文明·經濟·資本主義（15—18 世紀）》全三卷（村上光彥、山本淳一譯，MISUZU書房 1985— 1995年）中，以他優美的筆觸進行了描寫。他認為，江戶社會和近代世界體系，在同一時期平行建立起來。此觀點與我以下立論相關聯。這里，我要強調的是，從世界史看，近世社會的建立有三條路徑。
日本人和歐洲人在近世成立期，經歷了相同時空。然而，讓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此后的歷史進程中，兩者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日本人將活動的舞臺封閉在國內，而歐洲人卻將活動舞臺擴大到了全世界。一方是向內志向，而另一方則是向外志向。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相反的差異呢？我認為，這是解開江戶社會之謎的關鍵所在。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兩者的共通性。
第一，從舊的亞洲文明看，在中世紀末之前，兩者都是地處邊緣的不發達地區，從中心文明輸入文化，有巨大的貿易赤字。對于舊亞洲文明圈的貿易赤字，整個18世紀都沒有消除。
第二，兩者都是在19世紀消除了貿易赤字，實現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在歐洲，形成了聯結歐洲、非洲和美洲三角貿易，被稱為大西洋經濟圈的海洋自給圈。而在日本，則形成了名副其實的國內陸地自給圈。

序 尋求新的歷史影像
起之章 “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一、森□通夫的“鎖國”解釋批判
二、亞洲物產的國際流通與鎖國
三、日本的鎖國、開國和近代世界體系

承之章 論歷史觀
一、唯物史觀
Ⅰ達爾文與馬克思
Ⅱ超越“達爾文、馬克思”范式
二、生態史觀
Ⅰ戰后京都學派
Ⅱ支配近代日本的世界觀——唯物史觀
Ⅲ存在與空間——京都學派的認識論
Ⅳ今西學派的世界
Ⅴ結語

轉之章 文明的海洋史觀
一、海洋史觀
Ⅰ海洋史觀之發軔
Ⅱ由陸地史觀到海洋史觀
Ⅲ從海洋透視“大塚史學”
Ⅳ從海洋透視梅棹的“生態史觀”
Ⅴ海洋史觀的社會變遷論
二、歐洲史的海洋史觀范式
Ⅰ古代史界定——歷史的誕生
Ⅱ中世紀的界定
Ⅲ近代史的界定
三、日本史的海洋史觀范式
Ⅰ第一次浪潮——“日本”的誕生
Ⅱ第二次浪潮——經濟社會的誕生
四、海洋亞洲的浪潮——挑戰與回應
Ⅰ生產革命與脫亞
Ⅱ近代誕生于海洋亞洲

結之章 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一、太平洋時代
Ⅰ超越“東西文明之和諧”
Ⅱ海洋所展現的全新的歷史鏡像
二、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Ⅰ新的全國綜合開發計劃書視野中的危機
Ⅱ巖倉使團的疏忽
Ⅲ令英國人感慨萬千的日本鄉景
Ⅳ“園林都市國家”原型
Ⅴ近代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
Ⅵ被隱藏的近代思想
Ⅶ為何要建設“花園島”？
Ⅷ值得夸耀于世的“花園島”
跋 尋求新的生存方式
譯后記

三、日本的鎖國、開國和近代世界體系 沃勒斯坦在《近代世界體系》中，對上述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原因，從正面作了論述。他分析說，歐洲世界經濟在 1450—1640年間，在環大西洋大陸地區，形成了中心、半邊緣及邊緣的三重構造。（時間大約在日本鎖國政策初步形成時期。希望大家注意這種時間上的重疊）那么，其原因何在呢？沃勒斯坦認為，14世紀整個歐洲都面臨危機。危機內容包括，封建制度下因缺乏技術進步而使土地變得越發貧瘠，戰爭頻繁；還有，自14世紀中期不斷襲擊歐洲全境的瘟疫。為了摸索克服危機的新的經濟秩序，促成了后來歐洲世界經濟的發展。
或許沃勒斯坦忽視了以下這一點，那就是14世紀的危機，并不僅僅限于歐洲。在中東和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人們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有的學者將危機的原因歸咎于14 世紀至15世紀席卷歐亞大陸的寒冷氣候。值得注意的是學者麥克尼爾的疫病學說。疫病對歐洲造成了巨大影響，致使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無論是并不虔誠的教徒還是神職人員，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瘟疫，不禁對中世紀處于權威地位的宗教產生懷疑。在追究瘟疫的過程中，奠定了近代科學精神的基礎。雖然近代醫學的建立還有待時日，但是為了對付迫在眉睫的死亡恐怖，人們不得不求助于中世紀的醫療。
那么，這與歐洲擴大地理面積又有什么關系呢？概括地說，在構成中世紀醫療的重要元素中，就包含了胡椒和各種香料。這些物品是在醫院統籌管理之下，由藥店 （Apothecary） 負責銷售。西方人為何不顧生命安危，在某一特定時期，像著魔似的到處尋找香料？答案是，除了可以作為食物的保鮮劑，香料還可以作為佐料，受到人們青睞。另外，如果現代人能夠了解在瘟疫蔓延時期，人們不分身份貴賤悉數走向往死亡之路，而此時只有作為醫療品的香料才能挽救他們的生命，就會找到其中的答案。香料價格無論多么昂貴，也非常暢銷。還可以代替貨幣使用，是一種可以帶來巨大利益的物產。無論它的價格有多么昂貴，人們也要購買。其他像砂糖、茶葉、咖啡等，最初都是作為藥品進入歐洲的。
襲擊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瘟疫，大約始于1350 年。在此后的至少150年間，連續爆發，帶來了嚴峻的危機。倭寇大肆騷擾中國和朝鮮海岸，掠奪人員和大米。可以推斷，這是因為日本國內的糧食供應出了問題。當時，我國處于南北朝內亂時期，危機征兆明顯。我國中世以南北朝為界，分前期和后期。或者，甚至可以說，當時是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換期，產生了巨大裂痕。網野善彥曾將這一時期稱為“關涉民族體質或民俗根本的結構性巨大轉換期”。以此動亂期為節點，“妖術逐漸從社會中消失……理性逐漸占據優勢地位。”這與歐洲人對于宗教的不信任及理性精神的抬頭如出一轍，大概也不是偶然吧。
如果以上所述是事實的話，舊大陸的人們到14世紀中葉，無一例外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危機。為了尋求危機的解決，他們走向海外，在被舊大陸環抱的印度洋，作為近乎海盜的貿易商人與日本邂逅。在此展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多民族共同參與的豐富多彩的國際交流。當然，舞臺就是亞洲的海洋。日本人也活躍在亞洲海洋——環中國海。
即使兩者的主要動機都是追求眼前的實際利益，但是，也同樣伴隨著不同文化精神相互交流碰撞所進發出的燦爛火花。如果歐洲文化沖擊以基督教傳教活動為代表，那么日本文化的精華就是茶道。茶給了西方人強烈的精神沖擊，特別是它融入了英國人的生活。（角山榮《茶的世界史》，中公新書 1980年） 再者，我認為，在這種經濟和文化交流的背后，經歷了中世紀超越人知、人力的瘟疫共同體驗（危機）。為了解決危機，英國和日本走向海外，在如火如荼的國際交流中，無論在地理還是在歷史上，此前都處在文明世界周邊甚至是邊緣的位處歐亞大陸兩端的兩個國家，分別形成了具有合理新秩序的近世（近代）社會。然而，兩者的發展方向卻截然不同—— 歐洲形成了開放式的“近代世界體系”，而日本則形成了“封閉式的近世江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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