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第四期)（簡體書）

從審美層面上“發現”兒童，在中國以周作人為先驅，在日本則以鈴木三重吉創辦《赤鳥》為標志性事件。
1913年，周作人發表《童話研究》，這篇文章首先從民俗學上分析了童話的起源，它由神話和世說（即民間傳說）演變而來，本質上是“原人之文學”。然后他進一步講到用童話進行教育的問題。
蓋凡欲以童話為教育者，當勿忘童話為犍亦藝術之一，其作用之范圍，當比論他藝術而斷之，其與教本，區以別矣。故童話者，其能在表現，所希在享受，攖激心靈，令起追求以上遂也。其余效益，皆屬副支，本末失正，斯昧其義。
周作人從藝術審美而非教化的角度來把握童話的本質，這就與孫毓修大為不同。對周作人來說，兒童文學的功用從根本上不會超出文學的功用，而文學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不是實用的工具，“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卻不是種族的，國家的，鄉土的及家族的”②。因此，他反對喚起少年兒童“不適當的英雄崇拜和愛國心”，主張采用各國的材料，“使兒童知道人性里共通的地方”。③后來他在介紹《阿麗絲漫游奇境記》時，抨擊擬古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教育，指出兒童對空想作品的需要，大人無論憑了怎樣的神圣之名，都沒有剝奪的權力。這種兒童文學觀念與周作人更大的“文學”觀是同構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周作人在文中提到“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同序”，所以幼兒與原始人思想感情相近，而童話是“幼稚時代之文學，故原人所好，幼兒亦好之”。這正是他后來反復提到的“復演說”。“復演說”可以追溯到維柯，他在《新科學》中開創性地描述了人類的原始思維。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則進一步把個體童年看作人類童年之復演。真正在童話和原人之間建立起本質聯系的則是19世紀的文化人類學，特別是英國的民俗學家安德魯·朗（Andrew Lang）的工作。他不僅把大量民間故事作為原始文化遺留物加以整理，而且建立了整套的理論。④文化人類學在19世紀末傳人日本，推動了以柳田國男為代表的日本近代民俗學的誕生，進而影響到大正時代的兒童文學。菅忠道《近代日本兒童文學史論》指出，大正童話研究與明治時的重大差異，正在于引人民俗學、人類學，主張兒童和ca然民族的相似，進一步發現了童話的超歷史的本質。⑤周作人對文化人類學的興趣也正是在日本形成的。他靠這種來ca人類學的“復演說”認識了兒童心理，從學理上證明了：兒童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