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紀程（簡體書）

這一粒粒有靈性的沙子
——文學院二〇一二年度文學創作大賽獲獎作品讀后感
◎葛桂錄
讀完本年度的文學創作大賽獲獎作品，首先在我腦海里發酵的思緒軌跡，有如田漢譯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長詩《無知的占卜》總序里的四行名句警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君掌盛無邊，剎那含永劫。”
我曾賞鑒過用高倍顯微鏡拍攝的一組沙粒照片，形態各異，五彩斑斕，美不勝收，無一雷同，確實是“一沙一世界”。在常人視界里，那只不過是一堆很不起眼、可以忽視的沙子。就像這些獲獎文學作品，或許在當今嘈雜紛亂的大千世界中，很少有人關注，但每篇卻展示出一個個鮮活的青春世界。讓人感覺世界之渺小，心靈之闊大，有限與無限在此剎那定格。文學創作獲獎作品集錦出版，又似一束鮮艷靈動、色彩紛呈的花朵，可謂“一花一天國”。讓我們先選擇其中數篇略加點評，直觀這一粒粒有靈性的沙子所呈現出來的豐富精神世界。
先看散文篇。李欣池的《零落》用勝似印象派油畫家的手法，描摹出記憶中的老屋形態。在色彩斑駁的光影對照之中，作者將童年與現實的情愫用魔幻般的勾畫手法穿插于老屋聚落“零落”四處的細物里，紗窗的橫檔、梁間燕子的呢喃、流光的躺椅……細心經營的意象之中涵納了作者今昔之感與物是人非的惆悵，令人讀之無端肅穆又不忍過分拆解這渾然而一，復寓居于一個整體的景、物、人。散文不難于物象描摹，亦不難于托物言情，難在于訴衷腸之時能避免情感的泛濫。這篇佳構讀之令人有情理交融、點到即止的平衡感。楊娟娟的《花事》，以花事寫人事，遣筆見情，情意之中又有婉轉與跌宕，紫云英漫野之勢與春耕之泥的沉淀不言，盛夏桃花的易逝與雷諾阿《伊雷娜·卡昂·當韋爾小姐像》的永存影像，冷桂與因情而暖的秋之況味，花序與時序，古事與今時，觥籌交錯般令人恍惚又不能多存疑竇，因為作者筆下的“花事”并不因荼蘼謝盡而了，筆端流淌的是欣欣向榮的人間之氣與對生活恬淡馨香的信念。春盡夏來秋去，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在此文中體悟冬令時分的花與人事。冬日的花事，又見何番韻味呢？薛昭曦的《野韭菜》從尋常的家常韭菜起筆，用味覺寫記憶，儼然是意識流小說家福克納、伍爾夫等人的說事筆法。作者卻用之寫出了人事散文所倚重的“野趣”，可貴之處更在于這看似輕描淡寫、頗具童稚頑皮的“野趣”背后，分明涌動著作者對世事的擔憂。張豫林的《甜美的果實》從“日常生活”入手，從校園水果店中陳列的水果形狀及口味落筆，后而蕩鋒至個人再至國家社稷，由小見大，著見新意。宋瑋的《愛迷茫》短小而不流于精悍，相反，它多的是浮光掠影般的哲思，遣詞造句也很歐化，但并未傷及主旨，思考的痕跡清晰在目。徐盼的《布》和陳鵬程的《白發漁樵江渚上》均將對人事的思考蘊含于普通物件之內，這種脫離單純的隱喻關聯之后重建的思想圖示，饒有趣味，更讓我們看到年輕學子的靈動能量。丁偉迪的《大學四嘆》以文言行篇，雖有句法措辭上的微瑕，但就整體而言，通篇頗具韓退之文風，無論敘事說理均馥郁著浩然之氣。用古語行文，表現的是一種姿態，此語用策略能否給思想加分？
在小說這一獲獎組，有趣有益、引人思索的佳作亦多。張心怡的《臘八粥》即頗見功力。一個本科生能有如此老道而細膩的筆法和故事構架，實屬不易。作者用幾乎滴水不漏的移情與超驗寫出了一個三十五歲的絕望主婦，面對碎屑的生活現實，寧愿回溯二十五歲時美好生活的掙扎心態：陸小依炒著菜，還隔著客廳嘈雜的電視聲居然能聽見高建新開門的鎖孔聲；而日日見的丈夫居然“瘦了好些”；這與開頭那段很具后現代意味的“恍恍惚惚”的情愫已然暗合，更指向了那個一心想回歸二十五歲的“濕潤的陸小依”的神經質人格。林瑾的《多吉的牦牛》講了一個好故事。其用筆亦如藏地上空清澈的藍天一般，沒有多余的矯飾，情節的鋪展似乎也因這種干凈的語言而流利宛轉，人物對話與第三人稱敘事之間的比重亦有種難以玩味的協調感。雖然通篇人物性格主要依乎事件和話語塑造，似有不足，但作者無疑通過“小羊鈴”和“糖紙”兩個極具象征意味的物件彌補了人物性格方面的缺陷，進而打動了讀者。某種意義上，讀者聽一個故事，想要的正是被感動，僅此而言，作者滿足了讀者的這種需要。姚建花《半邊乳房的女人》，以一個雖似飽含情愫但又只是旁觀“護工”的視角，在醫院病房這一離死亡最近的處所，從時間的間隙里看透了生命的真實成分，又從生命的成分里窺視了特殊群體的時間的最后價值。諸如“痛競也是一種被需要的知覺”、“小護士尖尖細細的嗓子，競在日復一日的消磨中變粗了”。這種細致的感悟得益于作者細密的觀察力。結尾那略具魔幻現實主義的筆法，或有破壞文章整體風格的嫌疑，但最后一句“我又踩在了尋找新的客戶的路上了”收束有力，似乎不讓歐·亨利，又回到了彌漫通篇的那種陰郁的哥特風格上去了。陳時鋒的《逃亡時代》和《圓形地帶》頗有歐美現代派情境小說的哲思，情節性在此并非重要，通過對物件細節的捕捉以及主體內心與環境交換信息，生發的悸動的描繪則成了小說的主旨，人物性格主要服務于文章所隱含的哲學思想：人類存在的本質是注定痛苦的嗎，我們不禁要追問。林梅琴的《鏡子的背面》用一種略為壓抑的筆調，記敘了自由穿梭于時空之間的回憶，或有些悲愴的是，作者自明那種重構童年回憶的種種努力不過如窺視鏡子背面的企圖一般蒼白無力：“總總，你想知道的，都沒有答案。”這種心灰意懶又不至于絕望的情緒在作者洋洋灑灑的敘事中若隱若現，得到了恰切而流利的呈現。蔡安妮的《目光的實體》用卡夫卡《變形記》的怪誕筆觸，寫出了新一代大學生對校園“宅”而空虛的生活的極端反抗，那位如德謨克利特一般自毀視覺以求理智與真實的男主人公，最終還是不見容于世，這個反諷無疑是深刻的。劉火茍的《舊夢情深》從兩個戀人之間的差距，透視城鄉距離，以及這些距離所帶來的隔閡感，看似自由的愛情最終并不能逃避出身、階層和權力的“壓迫”。作者筆下的人物雖然活在同一個物理時空，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卻像兩個世界的人。這種深刻的反思與文中“愛情的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礎”的觀念之間，產生了巨大張力。
詩歌組獲獎作品，同樣可圈可點。薛昭曦的《病》把人類在如疾病等異常狀態下感官所發生的“位移”現象，與夜晚中幾個隱秘聲響及視覺成像組接在一起：開水穿過喉嚨之聲與老鼠跑過房梁、遠方的溪流并置；而恍惚之中所見的燈又似乎與微啟的唇、夜間的灶火一般明滅飄動。這些通感手法曾在法國象征派詩人那里發軔。作者將疾病的經驗與死亡的接近相砥礪，得出了有益的提示：謹記死亡又充滿希望。這種沉淀下來的哲思拓展了這首詩歌的形式空間，頗類當代詩人歐陽江河、張棗、西川等人的詩風。游瀾的《迷戀》把香煙的特性與戀人之間難以割舍的形態對舉，趣味盎然。周園園的《一點點的幸福》用幾個極其簡單的，甚至沒有太多象征意義承載其間的事物，加諸看似直白的語言，細心經營出一種樸實可感又耐人尋味的幸福感。林益莉的《立春·雨水》則把詩歌與散文的邊界用清揚婉約的筆觸模糊去了好幾分，寫得可謂是春意盎然，所選的幾處意象亦生動可人。呂東旭的《置身繁華》一詩以警句煞尾，將通篇詩歌對繁華的反思批評收束得十分有力，其筆觸多思想的凝練而少辭藻的擺弄，頗有英國17世紀玄學詩派的風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靜霞的《西東》這首小詩，首節用一串冗長的“的字短語”做定語，第二、三節卻以短小的名詞及短語構成細小的音節單位，讀來給人以明晰的急促感。而這種急促感在最后用極具哲學時空意味的“剎那／整個世界”收尾，力度頓顯而余韻不絕。
評論獲獎組中，薛昭曦的《確認疼痛》一文分析了陳希我的《帶刀的男人》、《又見小芳》、《曬月亮》、《補腎》等文本的敘述路線、“性描寫、暴力”與生活的隱喻關系、道德顛覆力量及其小說隱藏著的倫理溫情，在一定意義上解釋了陳希我小說“不合時宜”的原因，其“在這個到處充滿慵懶邏輯的世界，陳希我就是極其不舒服的存在”。是嗎？姑妄聽之。李欣玫的《研悲情為金粉的挽歌》，對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臺北人》、《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系列進行了精到的細讀分析，把其筆下情狀各異的女性群像提煉出幾個共性特征，再將此共性與白先勇“叛逆、浪漫和悲憫”的精神世界勾連，在邏輯鏈條上自給自足，文本支撐也充分、到位，是較見功力的文學批評。唐詩人的《北村小說短評》把北村的《老木的琴》主題歸納為“藝術終結的隱喻”，將《發燒》指為“人性的拷問”，倒也恰如其分。游瀾的《孤獨的宋尾 靈魂的歌者》對宋尾的《我只是出去了一會兒》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批評，對詩歌的逐層解碼和情愫重構總體上準確到位，在詩歌結構及意象的技術分析層面似有不足，而多見外圍的主觀闡釋，用詹姆遜的話就是太急著走向了“意識形態的出口”了。以上這些均為當代文學評論，我也期待能讀到不落俗套的古典文學評論與精致新穎的外國文學評論。
與以上各類型的作品創作相比，劇本的編寫更能體現作者的綜合掌控能力。當曹禺還是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四年級的學生時，不就創作出《雷雨》這樣一部中國現代戲劇經典嗎？我們很希望能有類似的作品脫穎而出。可惜每屆文創大賽，選擇戲劇文類參賽的作品不多，本次獲獎的兩部作品各有特色。劉凜君、陳旖旎《孤島》一劇，用車禍這一事件聚攏了八個身份特征差異明顯的人物，展開了一場關于車禍真相的回溯，雖然在戲劇沖突表現上劇本未能充分展現出其“孤島”主題，但編劇通過人物語言塑造的性格與預設身份之間的完美貼合，給劇本制造了不少笑點。其他一些舞臺動作設置也很見用心，此劇不失為一次值得鼓勵的嘗試。潘飛的《房田記》以石蒼村田家三代為縮影展現了二十年來的“山鄉巨變”。其中第一幕以田家大院里，因征地事件引發的田家血案及田大爺的猝死為高潮，較完整地提示了戲劇沖突及隱藏的線索，為后兩幕劇埋設了一些伏筆。第二幕緊隨第一幕情節，移至縣城“脂膏房產公司”，通過田家為田大爺的死討公道鋪陳一系列戲劇沖突，較為成功地展現了城鄉二元結構在文化上的對立。第三幕，在時間上有個十年的跳躍，仍舊圍繞房地產開發與田家大院的沖突，以房大娘的死為高潮。劇作者巧妙地以“田”、“房”二姓及其代表的鄉土秩序被城市建設發展的打破為戲劇主要沖突，展示了作者對政府征地過程中所產生矛盾的深思，頓顯現實意義。
正如席揚教授在給文學院二〇一一年度文學創作大賽獲獎作品集《云起在他鄉》所寫的序言中所說：“集中閱讀文學新作——一批新作，對我亦是難得的奢侈！”同樣，因專業研究領域以及平素忙碌的境遇，我很少有機會和精力讀些國內新出的文學作品。所以這次難得的閱讀新作經驗，讓我安然思索當代學子的精神空間，構想他們的生活軌跡，感知他們的生命體溫，并新增了“文學之用”的諸多理由。
在科技信息時代，“文學”何為？有一年我在外國語學院給研究生上比較文學課，結束時有個同學相詢這個問題。后來我們文學院的同學也問過類似的話語，不過問得含蓄一點。
在福州大學的一次講演中，我曾舉過一則流傳于西方的故事：六個畢業于牛津的文學家失業了，他們在倫敦相遇。為了不至于全部餓死，他們抽簽。誰抽到最短簽，誰就自殺，其他人就將他的尸體拉去賣掉，用于科研目的。他們說到做到。其中兩個人將那位死去的校友，裝在一輛拖車上拉走了。幾個小時以后，他倆又一瘸一拐地回到他們的牛津校友身邊，仍然拉著那具尸體。“毫無希望。”他們哀嘆道，“人們只想要劍橋的自然科學家。”——你看，搞文學的人，死了都沒人要。當然了，這只是一個“故事”，展示出文學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命運。
因而，在當前社會文化語境下，問詢“文學有什么用”，并不奇怪。靠文學謀生的好年代過去了，當然不包括流行的網絡文學寫作，我指的是如殘雪文學觀所示的純文學形態。現代社會里，公眾的主導心態是“快”：快快完成學業、快快發財致富、快快有房有車；口號是“跨越式發展”、“做大做強”、“與時俱進”、“不進則退”。
加拿大著名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曾講過這種拋下了靈魂的“快”：
“步行不夠快，于是我們跑了起來。跑步也不夠快，于是我們騎馬。騎馬不夠快，于是我們起航。航船也不夠快，于是我們沿著長長的金屬軌道歡快地向前滾動。長長的金屬軌道不夠快，于是我們駕車。開車也不夠快，于是我們飛了起來。飛行不夠快，我們覺得不夠快。我們想更快一點到達。到哪兒？到我們現在不在的地方。可據說，一個人靈魂的速度只及得上一個人走路的速度。這么說的話，靈魂們都在哪兒？被落下了。他們四處徜徉，緩緩地，微弱的光在暗夜的沼澤地里閃爍，尋找他們。可他們的速度一點都不夠，對我們來說，我們把他們遠遠地拋下了，他們永遠也趕不上來。所以我們才能走得那么快：因為我們缺了靈魂的重量。”
是啊，缺少了靈魂的重量，人因輕飄而“快捷”了。于是，快捷方式就成了我們這個時代大家競相追逐的生存方式。
蔡元培曾說過：人類到了科技時代，一切事情都經過科學的審查，功利主義思想盛行，但精神生活越來越低迷。蔡元培那時比較樂觀，他說：“惟有文學，自幼稚時代以至于復雜時代，永永自由，永永與科學并行不悖，永永與科學互相調劑。每人每日有八時以上做科學上的工作，就有若干時受文學的陶冶，所以飽食暖衣的，不致因無聊而沉淪于腐敗；就是節衣縮食的，也還有悠悠自得的余裕。所以，文學在一般文化上的地位，可以說是宗教的替身而與科學平行的。 （《文學在一般文化上居于怎樣的地位？》）
確實，文學能給人（弱勢群體）以安慰。英國作家狄更斯去世時，在倫敦，一個擺蔬菜水果攤販的女兒，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睜大眼睛問父親：“狄更斯先生死啦？那么圣誕老人也會死嗎？”狄更斯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以他的仁慈、博愛、寬容、善良的道德理想，在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給那些貧困饑餓的人們以安慰和信心，讓人們在社會氛圍里，感到溫暖和希望。即如蔡元培說的那樣：文學成為了“宗教的替身”，解決的是精神上的問題。
這樣看來，能利用“文學”，去謀取利益，作為一種生存方式，本來無可厚非。但是，我們還希求有形而上的追求。承認“文學”有用，是一種“無用之用”，即“大用”。易中天說過的“開卷有益，讀書‘無用’”，倒是一種謀心的精神追求。如是我聞。我聞的是大世界（天理、天道）。
在這層意義上，文學活動也是人精神修煉的試金石。確實，人的精神成長就像一棵樹，假如它春天不開花，秋天就不會結果。如果讀書這個階段，沒有一點文學創作沖動，不積累一些文學創作經驗，不留下一點創作型的文字，對于自己心智的成長，會不會留有一些遺憾呢？文學創作，其實也是在不斷地用想象和宗教式的虔誠來閱讀自己，心智的風景線才會不斷延展而美麗。
就連我這樣一個愚鈍之人，當年也曾用“一瓢飲”的筆名寫過一些散文，填過一些詞牌，涂鴉過一些笑掉牙的詩。學中文的人，誰不想要這樣呢？何況在那個年代（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可是時尚之物，成為作家是不少學中文的人的期許。可是，那時我們的中文系系主任，著名現代文學評論家曾華鵬教授上課時敲了敲我們熱度頗高的腦袋：大學科班出身是培養學者的，作家則有待于社會大課堂的歷練。不錯，回望西方偉大作家，有那么多人因生活挫折走投無路，倒逼出了潛在的創作才能，寫出那些多千古名篇。文藝是苦悶的象征，廚川白村所言即是。生命力受到了壓抑，因之而生出無盡苦悶，這種強烈情緒的發憤而作，則構成了文藝創造的原動力。作家陸文夫給我們作“為什么要寫作？”的講座時，也多次提及創作不平則鳴，不過鳴的方式多樣。我們這批獲獎作品，絕大多數展示了自己獨立的嗚叫方式，當然也不排除少數作品有“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這也難怪，要想真正識得愁滋味，在這個和平發展的新時代倒不容易，因而作品的感人之處打了折扣。盡管如此，文學創作，作為我們同學在現階段追求精神超越的努力，說不定就是將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懂文學的人，生命必定鮮活，生活也會精致，內心必定強大，因為他們能揭示人類經驗中不為人知的棱面，就像一粒沙子有許多從不為我們所知的棱面。這是文學細節的偉大之處。細節，偉大的細節。文學之魅力特顯在此。本屆獲獎作品里，有些作者特別關注到了細節的經營，我還想看到更多。
牛頓說，是上帝給了世界的初始狀態以“第一推動”。那誰給了人的精神狀態以“第一推動”？我說，文學，當然是文學。因為文學作品對我們的影響力，最根本在于通過故事塑造我們的道德精神力量。這種影響是形象的、感性的，也可能是深入骨髓的，它不同于倫理教科書“子日”式的宣教。在此意義上，文學經典，不僅是秩序（思想的、藝術的）的模板，更是我們心靈空間的棲居之所：應該像自由一樣，美麗；像音樂一般，和諧；像丁香花般，憂傷；像天國般圣潔，安寧靜謐；像歷史佳釀般，經久彌新。或者說，流淌在我們血液中的偉大文學經典，其對我們心靈的震撼，必定有如音樂神曲般的安詳，是暴風雨過后的追憶，是歷經地獄、煉獄而進入天堂的空明。上帝的，歸上帝；人的，歸人；自然的，歸自然——世界重歸和諧，宇宙生生不息。
在這生生不息的宇宙之流中，我們每個人只不過如恒河之沙，積數難測，又微不足道。但我們希望能做一粒粒有“靈性”的沙子。大浪淘沙，歲月無情。但有“靈性”的沙子，會放射出思想的光芒，會在人類心靈的星空中閃爍，指引航向。我在開頭所引布萊克的名詩，周作人譯成了語體文：“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見天國。在你掌里盛住無限，一時間里便是永遠。”這一年度的文學創作大賽獲獎作品結集出版，豈不正是一種時空定格：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此生此愿。我們讀罷，不禁驚嘆：“你真美啊，請停留一下”（歌德《浮士德》），這是一種思想、智慧、人性的美，是想成為一個“完整的、自由的人”的青春沖動，何況文學創作還在于其靈性的光輝。“當你老了”——這是龍沙與葉芝的著名詩題——的時候，你一定會向往這段青春的紀程。
201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