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文化研究(5)（簡體書）

摘自曼弗雷多?塔夫里：《烏托邦的危機：勒?柯布西耶在阿爾及爾》

如果不與現代建筑的國際性危機的狀況聯系起來，換句話說，如果不將其與“新世界”的意識形態危機聯系起來的話，阿爾及爾的失敗——也就是柯布的失敗——是不能被正確理解的。
現代史學研究是如何詮釋現代建筑的危機的？這無疑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通常的看法是，現代建筑的危機始于20世紀30年代前后。此后，這種危機愈演愈烈。最初，幾乎所有的責難都歸咎于兩個政治黑洞——歐洲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然而，大家全都忽略了這樣一個現象，整個世界在剛剛經歷了1929年的巨大的經濟危機之后，新的決定性要素在不斷涌現：國際資本重組、反周期式的規劃體系的確立，以及蘇維埃的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實施。
不無意義的是，凱恩斯的《通論》在經濟學領域中所闡述的目標，幾乎都能在現代建筑之中找到。凱恩斯干涉主義的基礎與現代藝術的基礎如出一轍。它們都試圖“通過將未來看作現在，來擺脫對未來的恐懼”（內格里[Negri]語）。在嚴格的政治意義上，這同樣也是柯布西耶城市規劃理論的基礎。凱恩斯對他所謂的“災難性的執政黨”（party of catastrophe）的政策進行了反思，以便在新的層面上化解這些政策的災難性后果。同樣，柯布也意識到現代城市的階級現狀，并嘗試在更高的層面上化解沖突。他試圖為社會大眾的整合描繪最新最美的藍圖，從而使作為城市發展機制的運作者和積極使用者的社會大眾現在具有有機的“人”的意義。
這樣，我們最初的假設得到了驗證。當規劃的現實狀況（reality of the plan）將化身為規劃理念（ideology of the plan）的建筑學一掃而光的時候，也就是烏托邦層面已經被替換的時候，規劃就成為一種操作機制。
當現代建筑的天生承擔者——大工業資本——離開了它原始的理念，將上層建筑拋在一邊的時候，現代建筑的危機就出現了。從這一刻起，建筑的意識形態就是茫然無措。它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設想會成為現實。這要么會使其跨越落后的現實，要么就是在胡攪蠻纏。
這樣來看，我們就能理解1935年以來現代運動的衰落和令人焦慮的紛爭。對城市和地域進行理性化控制這一普遍欲求，從來都沒有得到回應。它們一直都在隔靴搔癢，只是對那些偶然出現的局部目標略有作為。
這樣一來，貌似有些匪夷所思的情況出現了。形式的意識形態似乎不再堅持它對現實主義觀點的忠誠。它退回到資產階級文化內在的辯證關系的另一位置上（烏托邦）。盡管“設計的烏托邦”一息尚存，但是其過程（它已完全跨越了意識形態層面）已然被破壞了。作俑者就是，對混亂的恢復，對焦慮的靜觀（構成主義似乎一勞永逸地消解了它），以及崇高的無序。建筑的意識形態陷入一個無可否認的僵局。它拋棄了自己對于城市和生產結構所扮演的推動性角色，并且躲在重新發現的學科自主性或者自我解構的神經質姿態背后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