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

1979，這一年是一部史詩的序幕。
四個人，一個團體，五個故事，開啟了反動與開創之旅。
若望保祿二世、鄧小平、柴契爾夫人、霍梅尼、阿富汗聖鬥士，各自顛覆了原本的世界，他們攜手遏制了先前主宰全球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釋放出壓抑已久的兩大力量––市場和宗教，重新支配這個世界。

這是社會思想史的大逆轉，推動全球三十年的政治經濟實驗，也催生出21世紀的時代軸心！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不管我們蒙受其利還是其害，
今天，我們仍活在1979年的餘蔭下。
1979年，長久以來被歷史遺忘的一年。但若仔細檢視，歷史上的時刻鮮少像這一年，能擁有如此震撼的鉅變。這一年所發生的反革命浪潮，刻劃了現今時代的面貌，並深遠地定義21世紀的走向。

那一年，蓄積以久的力量展開反彈，奇異的變革在全球各地展開。在中國，鄧小平從下放的屈辱中重新崛起，以務實作風帶領中國社會走出毛澤東的革命意識形態，是改革開放的濫觴，並使中國成為驅動今日世界經濟的動力引擎。1979年，首位波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回鄉出訪，他重新燃起波蘭人民心中的天主教信仰，並全力對抗東歐共產集團的極權統治，蘇維埃帝國因此失去對盟友的控制，逐步走向衰頹。同一年，伊朗發生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現代化的君主體制，流亡多年的霍梅尼大主教終於踏回故鄉，將可蘭經的聖啟奉為國家的憲法，以阿拉之名治理伊朗。而今日的伊斯蘭世界，仍舊生活在政治與宗教的拉鋸之下。1979年，瑪格麗特?柴契爾躍升為英國首相，她致力去除國家管制、提倡純粹的市場，創造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大道，但曾蓬勃的自由市場卻在三十年後面臨瓶頸。而蘇聯1979年聖誕節對阿富汗的侵略釀成了伊斯蘭信仰對抗共產霸權的聖戰，強悍的聖戰士消耗了蘇聯的國力，間接促成鐵幕崩解，也是冷戰終結的契機。1979年後蓋達組織隨之興起，伊斯蘭傳統信仰和全球現代化力量間的衝突，更是今日國際上頻頻發生恐怖襲擊的源頭。

《歷史的反叛》是全球政治思想史的精闢力作，書中展示了現今我們的時代是如何由1979年的支點開始移轉並形塑而成。二戰後的世界，本由現代化與共產主義所驅動運轉，卻在1979年遭到宗教和自由市場無情顛覆，「反動」的勢力來勢洶洶奪回世界主導權。1979年，不尋常的變革揭開序幕：令人震驚的保守力量，展開了歷史的反叛，徹底翻轉了時代進程，更創造了21世紀！

克里斯汀‧卡里爾

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麻省理工學院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同時也是《外交政策》的雜誌編輯、《紐約書評》專欄作家，《新聞週刊》的前報導員。卡里爾曾經獲得海外媒體獎（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現居於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市。

譯者：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現任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譯作極豐，將近七十本，包括《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蔣經國傳》、《裕仁天皇》、《季辛吉大外交》（合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買通白宮》、《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雅爾達：改變世界命運的八日秘會》等。

書評：
「在二十世紀末，兩股纏繞的力量，即宗教和市場，躍上世界的舞台。從中國的改革到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崛起，再到大主教霍梅尼的革命，他們都從1979年開始，並從那時開始塑造國際面貌。克里斯汀‧卡里爾用富有知識、優雅和清晰的口吻說出，這個軸心年代的故事─和它所帶來的影響結果。」─法里德·扎卡利亞（《時代雜誌》主編）

「克里斯汀‧卡里爾拿出一系列看似毫無關聯的事件，這些事件卻撼動了1970年代晚期的世界，而他也拆開了將事件綁縛在一起的繩結。所呈現的結果將是一段令人驚艷的故事，鮮明地寫出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德克斯特‧菲爾金斯，《永遠的戰爭》作者

「若你心中從沒想過1979這一年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是你該認真思考的時刻了。在這個具有挑釁性的學術報導中，克里斯汀‧卡里爾認為這是一個反革命─由瑪格麗特‧柴契爾、若望保祿二世、霍梅尼大主教和鄧小平發動─，而這一年改變了歷史的循環。閱讀過這本書後，你將會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紀的誕生。」─安‧艾波包姆，《鐵幕：東歐的垮台，1944-1956》作者

「克里斯汀‧卡里爾的書是雄辯、優雅且有說服力的。一旦他指出共同點，這些重點就變得清晰可見─關於中東、中亞、東亞和西歐、東歐的巨變後遺症，這些塑造了我們現今的政治、文化和經濟。閱讀完這本書後，我將因為克里斯汀‧卡里爾所擲出的連結點，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關於伊朗、阿富汗和中國的發展。這是一本結合了歷史最佳的元素和最新的當代報導，非常有價值且值得閱讀的巨作。」─詹姆士‧法洛斯，《空降中國》作者

「我們都朦朧地知道1979年有些事件發生。但因為克里斯汀‧卡里爾，我們才清楚理解那些事件的內涵。卡里爾作為一位具有全球採訪經驗的記者，在他的書中，我們跟隨一段常見的線索，卻在眼前展開了一連串看似不相關的歷史事件：英國、波蘭、伊朗、阿富汗和中國，這是強大的反革命傳統，並持續形塑我們現今的時代。這是本讓人眼界大開的巨作。」

前 言：大反彈
第一章 抑鬱
第二章 龍年
第三章 「狂野又受歡迎的無政府國家」
第四章 皇帝搞革命
第五章 保守黨的叛變者
第六章 救贖之夢
第七章 伊瑪目
第八章 手裡有槍
第九章 先知的無產階級
第十章 實事求是
第十一章 烈士的鮮血
第十二章 女士
第十三章 三起三落
第十四章 傳福音
第十五章 一千一百萬人
第十六章 回到未來
第十七章 第二次革命
第十八章 打橋牌
第十九章 兄弟的援助
第二十章 團結
第二十一章 霍梅尼的子女
第二十二章 聖戰
第二十三章 「這位女士不轉向」
第二十四章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尾 聲

序章：大反彈

歷史總是有辦法開玩笑。當事件在我們周遭發展時，我們透過從前先例的稜鏡來詮釋我們見到的東西，然後再驚詫我們的行動絕不會重演。我們信心十足地大談「過去的教訓」，彷彿人間事的混沌可以化約為教室裡的秩序。

很少有比二十世紀的七○年代對未來更有欺騙效應的指引的年代。如果你喜於見到專家狼狽、名嘴驚慌，則一九七九年肯定會是你感到興趣的一年。

一九七九年一月，伊朗的巴勒維國王搭機離國，自此不再回國。他在位長達三十七年。他是被一波數百萬名抗議者走上伊朗街頭的抗爭所推翻。這些群眾所形成的群眾運動，是號稱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規模。可是，僅僅幾年前，消息靈通的觀察家還在稱讚伊朗是現代化的奇蹟，並且推崇巴勒維國王的經濟改革做得漂亮絕倫。他對伊朗社會的管控被認為無法撼動；畢竟他主宰著一支世界最大的軍隊，何況還擁有殘暴、有力的秘密警察。但是，現在他的國民卻蜂擁上街頭，宣布他們的渴望，希望能為流亡巴黎的年邁什葉派法律學者赴湯蹈火，並以此為榮。

大多數的外界人士無法徹底明白伊朗究竟了發生什麼事。幾十年前，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經向她的讀者擔保，革命––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就定義而言，是世俗（secular）現代化人士的產物。那我們要怎麼理解高喊著宗教口號的伊朗抗爭群眾呢？當然，「伊斯蘭革命」這個名詞就是個矛盾的詞彙。許多西方人和伊朗人都有一樣的反應，他們都完全否認有此現象，認為那全是左翼勢力為策劃「真實」的革命所製造的煙幕，他們必須利用宗教來掩飾其真正的用心。也有人拿霍梅尼（Khomeini）比甘地（Gandhi） ––另一位用信仰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領袖。但事件的發展很快地就證實這項類比的不當。

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有相當簡單的分析。他說，霍梅尼根本就是「瘋子」。（註1）這是個令人極端失望的評語，充分反映了外界想要了解伊朗事務的困難重重。霍梅尼並沒有瘋。（雖然他可能願意自稱有時候會「在真主面前醉了」，因為他是沉浸在「蘇非主義」（Sufism）詩學傳統的人。）（譯註１）事實上他是個精明、有條不紊的人，在處理政治事務上一再展現敏鋭的務實精神。


霍梅尼不是那種即興行事的人。他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打造對伊朗未來與前途的觀點，並相信什葉派的神職人員將主理政事，實際上卻對社會的各個層面都進行嚴密的監管。但是他邁向此一目標的路卻相當曲折。雖然可蘭經對社會有十分詳盡的倫理與政治藍圖，但它對於治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眉角細節卻著墨不多。雖然哲理上、詩學上可蘭經的蘊含非常豐富，但這本伊斯蘭聖經對於貨幣政策、匯率或農業補貼卻沒有多說些什麼。因此，伊朗革命的路途顛簸於深奧的經文辯論、攙雜暴力迸發，並可能性受到局限––這個歷史遺贈給新伊斯蘭共和國相當怪異的政治安排，使它到今天仍是十分難以預料的地方。我們不必太驚訝霍梅尼會覺得這條路十分艱鉅。就這方面來講，「伊斯蘭革命」不僅對外界人士，就連對其創始人而言，也都是前人未走過的地域。

伊朗的動盪對其餘的伊斯蘭世界產生爆炸性的效應。這效應在它的東鄰阿富汗最為明顯。華府和莫斯科的決策者起初也忽視了宗教在阿富汗的影響。當老態龍鍾的蘇聯領導人李歐尼德?布里玆涅夫（Leonid Brezhnev）及其政治局同僚決定一九七九年聖誕節派兵入境，以敉平當地針對其在阿富汗新成立的共產政府之反叛時，而西方觀察家本能地記起過去冷戰的情節。他們說，莫斯科奪佔喀布爾（ Kabul）只是重演一九五六年入侵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干預捷克的故事，蘇聯坦克彈壓了反共的動亂。華府的當家者立刻認定，俄國人抓住機會要積極搶入戰略地位重要的波斯灣地區。其實克里姆林宮的老人動機很溫和：他們急著要力挺搖搖欲墜、只有二十個月之久的共產政權；這個政權在短短期間幾乎已把阿富汗全國上下統統得罪光了。蘇聯情報機關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甚至懷疑由莫斯科一手扶植起來的阿富汗共產黨魁，有交好西方的秘密計畫。

但是華府和莫斯科都沒有預料到此次入侵會釋放出來的力量。阿富汗復興主義伊斯蘭的叛軍力量讓觀察家大吃一驚。有些評論家想起阿富汗反抗外國入侵者的歷史，猜測狂熱的穆斯林會和俄國人纏鬥不休。但是他們腦子裡出現的圖像是很浪漫的，也就是十九世紀讓大英帝國吃盡苦頭的部落戰士。但是沒有人預見到伊斯蘭教和二十世紀末期革命政治的怪異融和––在阿富汗最具遜尼派色彩的論述和霍梅尼什葉派追隨者所激起的狂熱，兩者的共同點極大––會燃燒成一種奇異、新型的全球宗教衝突。沒錯，阿富汗人的反共產主義統治的叛變起先是出於傳統部落抗爭的形式。但事件很快就展現出所謂「伊斯蘭主義」（Islamism）此一奇特新現象的力量。僅僅幾年之內，這個宗教性的叛變將取代馬克思主義和世俗的民族主義，成為中東最強大的反對派意識型態。

這種復興主義精神並不只局限在伊斯蘭世界。也有些西方人士相信宗教該挺
身出來對抗世俗化的歪風。一九七八年十月，在羅馬集會以推舉教宗的樞機主教團撼動了全世界，選出波蘭人克拉考大主教卡羅?沃伊蒂瓦 （Karol Wojtyła）為新任教宗。新教宗聖名「若望保祿二世」，事實上即使在那些聚集在聖彼得廣場等候選舉結果揭曉的信徒中，這位主教也沒有任何名氣。新聞評論員和梵諦岡官員也唸不出他的姓名。大家之所以會如此混亂，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四百五十七年前荷蘭人愛德鄰六世（Adrian VI）出任教宗以來，第一個被選為羅馬主教的非義大利人。

但是真正讓沃伊蒂瓦膺選教宗意義非凡的是冷戰政治。身為來自鐵幕之後的傳教士，他一輩子的生涯都在對抗共產主義的政治和精神挑戰。他當選教宗之後的七個月，即一九七九年六月，新教宗展現出他的改造潛力，回到波蘭祖國進行訪問，徹底震撼了共產黨在東／中歐的統治基石。沒錯，這件事的影響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出來––或許是因為沒有人猜想到它會觸發對二十世紀一個極權政府的非暴力道德和文化抵抗運動。即使他決心傷害馬列主義，教宗本人也預想不到他的努力會在他有生之年加速蘇聯帝國的崩潰。最同情他的傳記作者喬治?韋格（George Weigel）指說：「被推選為教宗時，若望保祿二世並不認為共產主義的敗亡指日可待。」（註2）

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一九七九年五月當選英國首相，象徵著另一個激烈的中間休止符（caesura）。並不是說她是第一個躍居英國最高民選公職的女性；她出任首相的重大意義遠超過她的性別這個凡俗的事實。如果說教宗和伊斯蘭主義者代表宗教意識的上揚，柴契爾的崛起則象徵著同樣深遠的全球性影響的新變革：她是市場的鼓吹者，熱切地決心拆卸社會主義，要恢復英國人的企業和自立價值。（註3）上任之初，她對經濟政策的觀點十分悖離傳統，以致她在自己的內閣中都居於少數派。沒錯，柴契爾必須和自己的保守黨同志作戰，也得和左翼的在野力量鬥爭，才打造出自由市場的政治議程，並旋即改變了英國及世界的面貌。

當時英國政壇上若是要打賭誰最被看好，誰最可能是是二十世紀溫士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以來最有影響力的首相，柴契爾鐵定排名最後。但是要怪大家無識人之明，恐怕也不盡公平。一九七九年，柴契爾本人也還不敢端出「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個新字詞，但是不到幾年的光景，這個單字卻是她所協助發動的全球市場革命中最響亮的名詞。

同一時期，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在進行一場不是那麼顯著的改變，而市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七八年底，年逾古稀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竄升到領導的高階地位，往後幾個月他和他的同志推出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最後把他的國家改變到無法辨認的地步。中共領導人仿效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等東亞成功的故事，邀請外國資本及技術進來「經濟特區」做足出準備工作。他們允許民間創業家開辦小型企業，也打開門戶允許外界資訊匯流進入中國。在極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居住的農村地區，鄧小平及其同僚開始允許解散毛澤東所設置的集體農場，准許農民恢復他們家庭農作的舊制度。

沒有人真正看過鄧小平心中構想的整幅藍圖。畢竟從來沒有一個共產政權曾成功地改革自己。其實是因為鄧小平依然衷心相信共產黨的統治方針，且他也小心地引用毛澤東的口號來支持其改造方案，這些都和外界的不理解有關。一九七九年的春天，他甚至採取行動鎮壓一個初萌芽的民主運動，而他還利用這項鎮壓行動來勝過他的政敵。這一切都將人壟罩在霧裡，沒看清這即將給中國及世界留下深刻印記的宏偉的政治和經濟實驗。

今天，我們常常不假思索地就會拿中國的成就和西方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做比較。然而，當改革在一九七九年開始起步時，大部分的觀察家要做國家比較時，都拿南斯拉夫、匈牙利或甚至東德來做範例（東德依然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典範）。一九七八年前往東京正式訪問時，鄧小平針對雙方同意擱置的領土紛爭講了不經意的一句話，讓日本的東道主迷惑不已。他說：「過了十幾二十年，誰曉得中國會有什麼制度呢？」當時日本人認為他一定是在開玩笑。今天我們總算清楚，他並沒有愛說笑。（註4）

這五件故事都非常精彩，各自值得單獨表述。但是它們真的彼此互相關聯嗎?當然，英國的第一位女性首相和伊朗什葉主義好戰的神職人員似乎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羅馬主教、阿富汗萌芽中的伊斯蘭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彼此之間又可能有什麼聯結呢？你或許會說，他們都活在同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並不能代表他們的故事就可以彼此鍊結。巧合不等於因果。

事實上，它們的共同點比第一印象看到的還要多。一九七九年釋放出來的力量象徵著籠罩二十世紀大半時間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終結，並做為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這五件故事––伊朗革命、阿富汗聖戰開始、柴契爾當選首相、教宗第一次回波蘭訪問，以及中國展開經濟改革––把歷史的進程轉向到極其不同的新方向。一九七九年，已經壓抑許久的市場和宗教這兩股力量終於釋放反作用力，猛烈地反彈回來復仇了。

並不是命運在那一年交集的所有歷史人物都必然認為他們自己是保守派，他們也沒有人試圖倒轉時鐘回到神聖的原狀。這正是因為他們全都以自己的方式回應從社會民主到毛澤東主義這些運動所展現出來的長期革命狂熱。而且很驚奇的是，他們全被左翼敵人抨擊為「反動派」、「反啟蒙主義者」、「封建主義者」、「反革命」或「走資派」，其最高目標就是抗拒進步。

這些指控也不無幾分道理。一九七九年的這些主角人物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參與針對革命過當的大反彈。鄧小平排斥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過當，改為務實的經濟發展––儘管鄧小平否認、撇清，他的動作卻讓資本主義逐漸恢復體制。霍梅尼對伊斯蘭國家的前景看法是因為他堅決排斥巴勒維國王以國家做為領導的現代化方案（即所謂「白色革命」），以及反對主宰著伊朗左翼反對運動的強大的馬克思主義。（伊朗國王的確譴責這位什葉派教士為「黑色反動」，以有別於馬克思主義者的「紅色反動」。）阿富汗的伊斯蘭叛軍揭竿而起反抗莫斯科支持的喀布爾政府。若望保祿二世運用基督教信仰做為道德十字軍之基礎，對抗蘇聯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而瑪格麗特?柴契爾想要扭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英國已根深蒂固的社會民主共識。

同時，我們很容易低估這些領導人實際上從他們烏托邦式的左派敵人哪裡吸收到什麼。我們可以把保守派界定為想要保衛或恢復舊秩序的人；反之，反革命份子則是從革命學到教訓的保守派。若望保祿二世大半輩子都活在共產主義的制度底下，十分熟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也投注下極大的知識和教會組織的努力去對抗他們的論據––知識有助於打造他的道德和文化抗拒的計劃。（它也使他對勞工階級的政治產生強烈興趣，使他支持團結工聯運動––也對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產生深刻懷疑。）霍梅尼和他的教士盟友佔用馬克思主義的言詞和思想，打造出反抗殖民主義及貧富不均的宗教好戰主義新品牌；社會主義者的國有化及國家管理的概念，後來在伊斯蘭政府後革命時期的經濟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有位歷史學家形容因之而生的綜合效應是「革命的傳統主義」。）（註5）阿富汗聖戰者從共產黨的劇本中抄襲，建立革命政黨和完整意識型態的系統。瑪格麗特?柴契爾在牛津大學唸書時，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風靡一時，她以對運動的修辭、意識型態的侵略性及實用主義的測試等最不保守的傾向，打造出保守派的本能。正是這個原因，一九七九年協助她入主政府的許多保守黨戰友質疑她究竟有多強烈的「保守派」色彩。至於鄧小平，他堅持維護共產黨在體制上的最高地位，即使他已描繪出遠離中央計劃、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路線。冷戰歷史學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形容鄧小平的改革計劃是「經濟和政治方向的反革命，也是世界前所未見的大改造。」（註6）

一九七九年四月，柴契爾在保守黨的一項集會上驕傲地報告說，她的政敵稱她為反動派時，正完全吻合此一精神。她宣稱：「是啊！是有許多東西要針對它們而反動！」（註7）正是這種特殊的反叛精神賦予這一年巨大的改造的力量。這些領導人果敢地界定了我們生活的世界––也就是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思想已經消褪、市場主宰經濟思想，以及政治化的宗教勢力大盛的世界。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今天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仍活在一九七九年的陰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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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１） 蘇非主義或稱蘇非派是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為追求精神層面提升的教團。他們在生活上十分嚴謹。他們相信透過冥想和阿訇（mullahs）接觸到阿拉。他們把阿拉人格化、倫理化，把對阿拉敬畏之心化為無私的愛。西方學界稱蘇非主義為「大眾的伊斯蘭」（Popular Islam）。蘇非主義和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相互對立。
（註1）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Jimmy Carter, 458.
（註2）.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Pope John Paul II–the Victory of Freedom, the Last Years, the Legacy, George Weigel, 182.
（註3） The Anatomy of Thatcherism, Shirley Robin Letwin, 33- 34.
（註4） “Teng’s Cryptic Remark,” Bill Roeder, Newsweek, December 18, 1978.
（註5）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Said Amir Arjomand, 205.
（註6）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1750, Odd Arne Westad, 378.
（註7） “Speech to Conservative Rally in Cardiff ,” April 16, 1979. 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