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留痕（簡體書）

總序
李平易
2012年歲末，安徽省文聯和作協乘著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東風，提出在本省抓長篇精品的計劃，并召開了長篇創作摸底會。黃山市文聯、作協向省里重點推薦了李平的《天下祁紅》i此次推出“天都長卷”四部長篇則是再接再厲的成果。
其實這套書得以問世遠不是如此簡單匆忙。上世紀最后一年（1999年），市作協主編了黃山市歷史上第一套文學叢書“天都文叢”，較集中地展示了黃山市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成果，獲得了好評，全市文學界就殷殷矚望著有一部或數部顯示徽州文化底蘊的長篇敘事作品問世。雖然新時期以來，我市在長篇創作上早就有了“零的突破”，比如前期有程虎一版再版的《臺灣演義》，近時有李平獲得省政府文學獎的《夏日風暴》，還有潘冠杰、陶方平、恭小兵、胡純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多個長篇問世。
但我們總還是感到不夠，覺得還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說白了就是“徽州元素”吧。
外地作家以徽州或涉及徽外I而創作的長篇（包括長篇影視作品）也斷續有過一批，但在徽州人看來，里面的“徽州元素”大多有些走樣，縱然外面世界可以叫好甚至叫座，但徽州人自己看來總還是搖頭的比點頭的多。
胡適先生曾經立誓要寫一大篇有關徽州的文字，然而也許是他太忙，更也許是他感到了難，只寫了一篇樸素的《我的母親的出嫁》交代，那只能算是一個白描式的經典短篇。
徽州其實是一個故事發達的地方，“三言兩拍”當中分量十足的徽商故事考其源頭，定然是漂泊在外的徽州男人或堅守在內的女人們嘴中說出來的，經過加工才成了“古典白話”的“市民小說”。
縱向來看，我們同自己的先人們似乎在某個時期有過斷裂。飽滿充沛的講故事的傳統在書面表達上沒能很好地承繼下來。
橫向比較，徽州（這個概念也可以擴大至現今的“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乃至整個皖南山區）的敘事文學創作同南方一些地域文化特征明顯的區域比較是相對薄弱的。雖然這和經濟發展有相當關系，但這不是主要因素。經濟落后的地方出現優秀的文學作品是一種常態，何況黃山市已經是一個全面開放的國際旅游城市。
近年來，我市一些鄉土學者撰寫了一批有關徽州方言的著作，如《休寧方言》、《屯溪方言》、《歙縣西鄉方言》等等。他們在解析一個個方言詞語的時候，其方式方法可能未必十分符合語言學的標準和要求，但在懂得這種方言土語的當地人看來，卻是趣味盎然，十分有意思。但是對于不會說聽不懂這些方言土語的“外面世界”的人來說，這類著作無疑是枯燥無味的。
這就涉及到了我所說的徽州敘事文學之難。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但凡一個徽州人在創作上要有所作為，肯定會在創作過程中想將那些活潑生動的老百姓嘴中時不時蹦出的詞語用上，但這些詞語能不能寫出來首先是個問題（有些詞語已經有音無字），寫出來后能讓外面世界的讀者接受并知道其好更是個問題。在中短篇制內，用上那么幾個比較能明白的方言詞語似乎就可以使“徽州元素”凸顯，而于長篇而言，如何把握好語言的“度”，有沒有駕馭能力對于作者的要求無疑是相當高的。當然，語言只是一部作品的基石，在此基礎上還得呈現生動的風土人情、感人的故事情節、豐滿的人物形象，還要求一定的思想深度。
或許正是這種原因，自1949年以來，徽州一黃山市從事文學創作的同仁中，來自外地的作家占了相當比例，取得的成果也相對較高。他們不諳徽州方言，直接就繞了過去。過去如此，現時仍然呈現著這種特點，不過已經發生“質”的變化。這輯“天都長卷”四部長篇的作者，程學開來自安慶，至今鄉音未改；徐海嘯為上世紀50年代上海下放知青，他們不是徽州人，但又是，他們陷在徽州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已經很久很深，帶有自傳色彩又融合了徽州風土人情的人生經歷，其中“徽州元素”已經濃得化不開。另兩位作者則是資深本土人士，江聲皖來自老徽州的婺源，對方言頗有研究；吳憲鴻長期在歙縣南鄉鄉鎮生活，于方言的使用很有心得，曾嘗試過全部采用方言寫成小說——當然那只是試驗。四部長篇，或寫歷史，或寫當今，或寫自己經歷，或虛構他人故事，四位作家都已盡心盡力。在此不妨略作介紹。
江聲皖的《一代帝師》寫的是被毛澤東評價為“為明太祖成就帝業立了頭功”的朱升，描述了他從頑皮儒生、儒俠、俠儒、學正到帝師及隱吏的傳奇一生。
小說依三條主線展開，第一條是他與鄭玉、趙坊、韓淑敏、汪仲魯、詹書同等新安理學傳人之間的同學情主線；第二條是他與韓柳青之間的浪漫且又最終守于道德的愛情主線；第三條是他與朱元璋之間的“出則君臣，情同父子”的師生情主線。朱升正是這三條線交織纏繞、飄拂飛揚的一生。
小說在三大背景下生動演義，一是日益加劇著的官民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元末社會；二是紅巾軍起義之后的群雄逐鹿、血雨腥風的亂世；三是徽州所特有的理學環境。朱升的傳奇一生，便也正是在這種受盡壓迫而又紛紜復雜、狼煙四起而又讓人充滿憧憬的社會里度過的。
小說前半部的高潮出現在朱升與韓柳青的故事中，在徽州所特有的理學環境里，兩人演義了一場富商小姐與窮儒生；銀樓離異媳婦與瀟灑智多星；落難女朝奉與純情儒俠之間跌宕起伏、浪潮洶涌的愛情戲劇。而戲劇的發展卻又戛然轉變于兩人對恩人陳大囡的一句承諾，使浪漫的情感既服從于理學的道德準則，又繼續心心相印、相輔而行。
小說的最高潮發生在后半部。亂世之間，在爭雄的義軍首領中，被當時的徽州人視為精神領袖的朱升選擇了“能約束部下不胡亂殺人”的朱元璋，并獻上“九字策”。而只讀了一年書的朱元璋也正對族祖朱熹的理學敬慕有加，把宗族長輩朱升視為知己和師長。從此朱升成為他思想上的引路人、軍事謀略上的指路人、人才引薦上的開路人、政治禮制上的筑路人、后勤供給上的補路人。
小說的結尾描寫了朱升的隱退，使他成為唯一自覺躲開洪武帝屠刀的開國元勛，為這位歷史人物的睿智和灑脫披上了一層既有光環圍繞而又詭秘殊形的輕紗！
小說在“品性”追求上，盡可能依據史實進行創作，但在細節上力求還原元末明初的人情世故、風情習俗。特別是對當時徽州城鄉的描寫，在情節陳述和人物描摹上，在保證語言雅致生動的同時，能以適度的方言融入對話，使得小說具備了較為濃郁的徽卅I味。因為方言承載歷史，承載文化，確與歷史、文化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系。故而能以適度的，即不影響外地人閱讀的微量方言元素融入寫徽州人、徽州事的小說，無疑便發掘出了徽州的語言資團的追捕，兩人逃往外省外縣的偏僻山區——黑石崖下的黑石塢，一對逃荒落戶在此的母女倆收留他們，已在辛勞、饑餓中患病的父親不幾天就離開了人世。徐歡喜勤勞苦干又肯幫助鄰居，影響好，有威信，解放后結婚生了孩子，更在互助組中領頭做出成績，被評為縣級勞模。正當他準備在初級社中做出新成績時，遇到一位落魄生病的討飯人，于是毫不猶豫地援手幫忙，留下其吃住。誰知這是一個逃犯（喜新厭舊殺妻逃跑的南下干部），徐歡喜之后被以窩藏逃犯的罪名判刑三年，在拘留和勞改時雙手殘疾，臉面破相，釋放回家后遭管制，常被批斗，引起性格大變；孩子們則在學校和社會上遭受歧視，家庭生活困苦。改革開放后，兒女們回到經濟比較發達的老家，經過不懈努力，生活發生巨變。徐歡喜由于殘疾、自卑、壓抑，還有多年養成的習慣，堅持留在黑石塢，他為兒女們過上幸福生活而高興，但又為社會上流行的拜金主義、冷漠無情而擔憂，特別對一些出手幫人而遭誤會甚至誣陷，繼而被法院判定賠款的案例深深地不解和憂憤。最后，年近80歲的徐歡喜又舍身救起落水的兩個留守兒童，不幸引發重病而去世，他終于得到了鄰近兩個縣的表彰，為自己的人生重新畫上精彩的一筆。
這部小說敘述上的特色主要體現在整部作品以徐歡喜孫子徐志富的活動來串聯故事，引出其爺爺、奶奶、爸爸等人的回憶和敘述，穿插了人們的思索和議論，體現傳統美德對新一代的影響和當今人們對法治社會的期盼。
作品中大量展現了皖南一浙西山區連接地帶地域色彩濃郁的風俗、生活、生產的場景，娓娓的敘述中引導讀者身臨其境，感同身受，與作品中人物同歡共喜。
《山路留痕》是老作家徐海嘯先生的第二部長篇著作。作者以自己的生活為基礎，寫一個上海知青從1957年下放，到改革開放這一漫長歷史階段的豐富經歷。從反右到大躍進，從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從上海到皖南，從南方到北大荒，從興安嶺回到最初的下放地，寫出了各色人等在社會大變動時期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也寫出了上世紀50年代，最早的一代下放“知識青年”，在非常歲月里追求進步，追求知識，努力奉獻社會的軌跡。書中描寫了一個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怎樣在農民的教導下懂得生活，又怎樣在勞動中體驗了農民的艱辛。作者記錄下的基層在歷次運動中群眾的遭遇，無可辯駁地證明：只有改革開放，個人才會發揮出自己的潛能，實現人生的最大信”。
我們相信以上或多或少的介紹，已經引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也相信以上的介紹里讀者已經看見了四部作品中“徽州元素”的端倪。
當然長篇自有它自己的諸種要求，“徽州元素”可以說是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自己的要求，它應當融合在對長篇小說的諸種要求之中。至于它們在當今長篇小說的林海里達到了什么程度，請君不妨一閱，畫下自己的標高。
可以肯定，我市響應貫徹省長篇精品工程計劃，著力推出的李平的《天下祁紅》和“天都長卷”四部長篇，對于黃山市的文學發展而言，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2013年歲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