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議作家余杰呼喊思想自由、心靈獨立的激越之聲！
一九九八年，余杰首部作品──雜文集《火與冰》出版，迅即引起廣大迴響，在書中，余杰以日常觀察與文史資料評析為起點，全面性、嚴厲地批判深植於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與教育各層面的專制思維，同年並獲得中國最大連鎖書店席殊書屋好書俱樂部「十大好書」，影響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與語言。

●對專制者的寬容，就是對民眾的犯罪！
挾其銳利的筆鋒與不容思想審查鉗制的批判精神，《火與冰》更對中國的大學教育、知識分子與儒教思想提出大膽而深刻的觀察，亦在當時如死水一般的學界激起反省浪潮。

「在寫《火與冰》時，關於真理與自由，我也沒有最終的答案，我只是想袒露一段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心路歷程。沒有想到，有那麼多人，早已與我同行。不過，在無邊的黑暗中，若稍一喧囂，就聽不到彼此的呼吸了。幸運的是，《火與冰》不僅帶給我以愛情和愛人，更帶給我以信仰。愛情如同脆弱的瓷器，人則如同渾身長滿刺的刺蝟。那麼，愛何以成為可能？」——作者余杰

本書特色

「足本正體版」完整推出！
本書在中國嚴格的出版審查制度下，兩度出版都被刪去部份內容。如今，在臺灣版中，終於將其內容完全復原。

《火與冰》第一版，中國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經刪改。
《火與冰》修訂版，中國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二○○二年，仍遭審查刪節。
《火與冰》足本正體版，水牛文化出版，二○一四年，全面公開。

☆關於本書最受歡迎的篇章〈灰燼的風采——隨想與斷章〉，作者如是說：
「在推特和臉書（以及中國的微博）等社交媒體還沒有出現的時候，我就喜歡寫隨想與斷章，大約是受帕斯卡和尼采的影響吧。幾年下來，收攏起來，也算集腋成裘了。這部分內容就成了《火與冰》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受讀者歡迎的部分。
中國的簡體字版，刪去了百分之十左右的內容，但我無法知曉編輯刪稿的標準何在。有些我認為無關宏旨的內容，偏偏被刪去；有些我認為『包藏禍心』的內容，卻幸運地保留下來。如今，在臺灣版中，我終於可以將其完全復原。」

作者簡介

余杰
1974年生於四川成都。十三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就讀北大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期間，創作了上百萬字的作品，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廣為流傳。1998年以雜文集《火與冰》一書驚動文壇和學界，該書嚴厲批判中國大陸社會、文化、教育、政治等層面的弊端，迅即引起巨大迴響，印行上百萬冊，並榮獲中國最大的連鎖書店席殊書屋好書俱樂部「1998年十大好書」。
有「北大才子」之稱的余杰，以犀利的言論轟炸沉悶的知識界，引領一時風騷。有人將他的少年得志比為五四時期的胡適，有人將他喻為當代魯迅，更有不少人將他和八○後人氣最旺的青春作家韓寒並列。
因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宣揚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起著作全面遭禁。儘管如此，仍筆耕不輟，先後受邀到歐美及港台數十所大學和學術機構訪問，並曾獲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接見。近年來已在港台出版了十幾本政論集，成果豐碩，視野更廣。
2001年與劉曉波一起推動「獨立中文筆會」，成為中國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援助系獄作家的最重要的民間組織。
著有《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我無罪：劉曉波傳》、《香草山》、《生命書：聖經中的大智慧》、《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第1～3卷》、《泥足巨人：蘇聯解體看中國未來》、《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從德國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名人/編輯推薦

◎王丹、許知遠　專文推薦
「那是一九九八年，距離天安門事件將近十年，這也是一個『去政治化』與『去思想化』的十年，即使在北大，我期望的大學精神——它的批判意識、思想先鋒的角色，都像是陳年舊事，與現實生活沒什麼關係。但余杰似乎獨自一人打破了這一切，他讓人看到了業已消亡的批判精神，當青春與獨立、批判相逢時，它散發出無盡的光彩。」——許知遠

「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篇幅報道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余杰，因為發表評論性的文章而找不到工作的事，並介紹了余杰的觀點。進一步使得他成為揚名國際的中國異議知識分子。這一切，都是從《火與冰》開始的。這本社會評論與文化評論兼具的文集在當時，對一九八九年鎮壓學運之後沈悶的中國思想空氣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至今還有人會津津樂道與當年看到《火與冰》之後的興奮與衝動。」——王丹

王丹推薦序　殊途同歸的命運

一九九八年，余杰以一本《火與冰》的書而聲名鵲起。自此以後，他以每年至少一本的速度出書，以犀利的言論頻繁轟炸沉悶的中國知識界，以初生牛犢之勢令人刮目相看，顯示了在九十年代前期出現的自由知識份子斷層之後，八九一代青年學人開始展示實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篇幅報導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余杰，因為發表評論性的文章而找不到工作的事，並介紹了余杰的觀點。進一步使得他成為揚名國際的中國異議知識份子。
這一切，都是從《火與冰》開始的。這本社會評論與文化評論兼具的文集在當時，對一九八九年鎮壓學運之後沉悶的中國思想空氣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至今還有人會津津樂道當年看到《火與冰》之後的興奮與衝動。
當時的余杰秉持北大的民主自由學風，發揚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直言不諱地批評極權制度和中國文人的懦弱。他不會不知道自己的言論的危險，但始終未改初衷。於是當局終於忍耐不住了。他後來已經找不到工作，堂堂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卻被最專業對口的單位—— 現代文學館—— 拒絕接受。於是反抗也開始了。余杰在海外發表公開信，宣布與現行體制決裂，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從此感到畏懼的將不是我，而是那些藏在角落中的人。」
從懲罰到反抗，余杰已經從自由知識份子變成了異議知識份子。
經過幾年的與當局捉迷藏似的打「擦邊球」和「走鋼絲」等努力，余杰希望仍能與體制和平相處的願望落空了，他終於浮出海面，走上了無法妥協的不歸路。於是在之後的歲月中，余杰參與組建獨立中文筆會，開始用文字直接觸及社會現實和體制弊病，並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殘暴迫害，直至不堪忍受生命威脅而出走中國，開始了流亡生活。
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是無可迴避的命運。中國有那麽一些知識份子，喜歡津津樂道於妥協的藝術，千方百計地想靠自己的聰明與政府周旋，以求既能暢所欲言，又能平安無事，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余杰的事例表明，現行的極權專制體制從本質上講是與自由思想不相容的，指望它的寬容或開朗無異於與虎謀皮。
在某種特定的階段和環境中，它也會表現得似乎溫和，但這只是暫時的表象，如果拿這種暫時的表象作為與政府妥協的藉口，只能說是自己懦弱的擋箭牌。
余杰是我的北大學弟，當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為自由吶喊的時候，他還沒踏進北大的大門。他曾經說過，如果那時候他已經在北大，一定會參加那場學運，也很有可能踏上入獄，流亡的道路。然而，雖然他沒有參加那場學運，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入學求學，寫作與思考，但是最終，竟然也還是走上了流亡的道路，與我這位學長殊途同歸。我跟余杰的命運，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命運，我們的命運折射出了中國當代社會與政治發展的一些內在邏輯。我期待流亡一段時間之後的余杰，能夠在解析這樣的邏輯方面，繼續發揮他的思考能力。

序

臺灣版自序　一本處女作，帶來愛、信仰與流亡

窗外是綠意盎然的維吉尼亞的鄉村。連綿起伏的丘陵和山谷，肥沃的土壤和豐產的農莊，甘冽的山泉和寧靜的湖泊，其間還點綴著教堂高聳的尖頂。鹿群、野兔和松鼠在大地奔跑，紅雀、蒼鷹和大雁在藍天飛翔。出門漫步十多分鐘，就是南北戰爭時的一個重要戰場——奔牛河（Bull Run）。激戰之日炮口曾經滾燙的鋼鐵大炮在曠野中沈默，而無名戰士的青石墓碑經過雨打風吹之後斑駁陸離。
十五年前，我剛剛出版《火與冰》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這裡會是我的第二故鄉。一種天啟的力量，驅使我在《火與冰》中寫下自己命運的密碼，而我本人在那時尚且懵懂不知。
十五年後，我在案頭修訂《火與冰》，找出當年厚厚的手寫的文稿，以及出版社的編輯畫滿具有殺伐之氣的刪節符號的清樣，將被刪去的部分一一復原。好像考古工作者挖掘一座遠古遺址，好像美學家高爾泰在敦煌石窟中尋找一幅失蹤的壁畫。
十五年的光陰如灌木叢中奔跑的野兔一晃而過，即便是那些當年比我還年輕的讀者，也已步入中年。我所批判的對象，依然堅硬如石頭；曾經與我同行的很多人，一個接一個走上與我截然相反的回頭路。
我呢，雖然青春的心境不再，對自由的熱愛卻沒有熄滅。

一九九八年，《火與冰》能在北京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神跡，儘管在三審的過程中被編輯刪得傷痕累累。
我還記得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當時，經濟日報出版社害怕承擔風險，將要作出退稿的決定。出版商賀雄飛讓我給出版社的梁總編打電話，說梁總編是位女士，若使用「苦肉計」，講述一個青年學生在嘗試寫作的過程中，「頭懸樑、錐刺股」式的艱辛，也許可以喚起其同情心，「放這本書一馬」。
口吃的我，從來沒有演過戲，急中生智，找來小師弟許知遠，請他冒我的名打這通電話。小許是北京人，辯才無礙，一番聲淚俱下的陳說，終於讓對方的心腸軟下來，答應再刪去一些「敏感段落」，就可以讓這本書出版。
多年以後，許知遠已是兩岸三地風頭正勁的公共知識份子，不知他是否還記得在北大旁邊的小旅館裡幫我打那個「致命的電話」的故事？他是我的很多劍拔弩張的文章的第一讀者，也曾目睹我荒唐而失敗的初戀。當年，我們彼此分享青春的秘密與激情；如今，我們在不同的戰場上為自由而戰。
《火與冰》出版之後，果然引起中宣部的注意，梁總編因而遭到降職處分。我卻一直沒有找到機會與她見面，向她致歉。也許，人與人之間，與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火與冰》出版後的熱烈反響，是我始料未及的。不是這本書本身有多麼驚世駭俗，而是從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屠殺之後，這個國家萬馬齊瘖了差不多十年，人們太迫切聽春天的聲音，即便是從遙遠的冰層下傳來的魚兒無聲的呼喚。
於是，只是想成為〈皇帝的新裝〉中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那個孩子的我，忽然成了人們眼中的「英雄」。正如作家傅國湧在《脊樑——中國三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評傳》一書中評論的那樣：「少年余杰的橫空出世，在整個二十世紀恐怕只有五四時期的胡適先生、臺灣六十年代的李敖庶幾可以比擬。……在那麼多德高望重、聲名顯赫的名流學者都不敢說真話、不敢承認常識的時候，少年余杰直言皇帝無衣當然打動了千萬讀者的心靈。」
那段日子，雪片一樣的讀者來信飛向我的宿舍。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手寫的書信，仍然是身處不同地域的、孤獨中的人們唯一的交流方式。我很樂意閱讀這些來信，不是接受眾人的褒揚，而是發現這個世界上，居然有那麼多熱愛書籍、熱愛文學、熱愛真理的同伴，這本身讓我感到無比溫暖。
在成千上萬的來信中，有一封短短的來信深深打動了我。之後的故事，我都寫在長篇自傳體愛情小說《香草山》當中。故事的主題，不是老祖宗說的「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遺憾的是，很多比我更加年輕的讀者不相信《香草山》的情節，說這是過於美好的「成人的童話」。這只能說明他們已經老得失去了相信的能力。《香草山》確實是我和妻子之間真實發生的故事：我們的生命都因《火與冰》這本書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羅馬派駐耶路撒冷的總督彼拉多詢問囚徒耶穌：真理是什麼？
權勢熏天的彼拉多，真誠地承認自己不知道真理是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那麼多不知道什麼是真理的人，卻沒有彼拉多的那種坦白，滔滔不絕地把謬誤當作真理來言說；還有那麼多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奴在心者」，明明已經被關在動物莊園裡，卻以自由人自居。
在寫《火與冰》時，關於真理與自由，我也沒有最終的答案，我只是想袒露一段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心路歷程。沒有想到，有那麼多人，早已與我同行。不過，在無邊的黑暗中，若稍一喧囂，就聽不到彼此的呼吸了。
幸運的是，《火與冰》不僅帶給我以愛情和愛人，更帶給我以信仰。愛情如同脆弱的瓷器，人則如同渾身長滿刺的刺蝟。那麼，愛何以成為可能？
新婚、畢業、失業、封殺、拘押……「國家的敵人」的別樣生活紛至遝來，讓本想過安穩日子的我們天旋地轉。曾以為，像唐．吉訶德那樣推倒風車，前面的路便一馬平川，誰知道，更大的挑戰是那個無處不在的「無物之陣」。我們並沒有自我相像的那麼高貴和堅韌，魯迅小說〈傷逝〉的情節，差一點就要在我們身上重演。
就在山重水複之際，那道光照亮我們的小屋。

沒有哪個人的人生，會像童話故事裡的王子和公主那樣一直幸福快樂。更何況，我選擇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一條荊棘之路。
在那些被中國的蓋世太保非法軟禁在家的日子裡，我與妻子每天都要誦讀一段聖經《約伯記》。大一時，讀過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寫的《在約伯的天平上》，不太懂。沒有讀過《約伯記》，自然讀不懂《在約伯的天平上》。如今，《約伯記》中的每一句話，都像是上帝親口對我們說的：「我躺臥的時候便說，我何時起來，黑夜就過去呢？我盡是翻來覆去，直到天亮。」此刻，我才理解後半生流亡異域的舍斯托夫，為何一生都在努力召喚「耶路撒冷」重新歸來，他一如先知約伯一般，「在恐懼與顫慄的深淵裡，向上帝呼告」。
十五年來，可謂屢戰屢敗。一步一步地，中國不可遏止地滑向法西斯的煉獄。而我，不是《火與冰》剛出版時出版商包裝的「中國的李敖」，而是差一點成了「中國的陳文成」。死亡與我擦肩而過，我甚至看見了隱藏在黑暗最深處的死神那更黑暗的眼睛，也聞到了死神身上那讓人噁心的陰溝般的腥臭味道。我如約伯一樣，如舍斯托夫一樣，向上帝發出呼求。因為，我知道，若非上帝的許可，我的一根頭髮都不會掉下；若上帝要取走我的生命，我又豈能敝帚自珍？

上帝沒有取走我的生命。上帝帶領我出中國。
在《火與冰》中，有一篇並不特別顯眼的文章——〈流亡者〉。我寫到了英國的拜倫、法國的雨果、德國的海涅、俄國的赫爾岑，以及更多的流亡者。不過，我並沒有設想過，我自己也會成為流亡者中的一員。
離開之前，有少許的時間挑選一批藏書，先行運到美國的友人家中。一年後，我寫了一本名為《流亡者的書架》的新書。書寫好以後，很久都找不到好名字。友人吳介民以《流亡者的書架》為題作序，他寫道：「我揣想，以作者信仰之誠篤，文藝心靈之敏銳，他可能在書房中安置著基督受難的十字架，在深夜閱讀思索，遙想其祖國大地的清寂心境中，聆聽著巴哈的馬太受難曲。」於是，我便以此作為書名。
不過，對我而言，「流亡」是一個太過悲情的詞彙，我更願意使用主動的「出走」，而非被動的「流亡」。我離開被共產黨「自我殖民」的、全部淪陷的祖國，並不意味著失敗或放棄。離開邪惡，與之保持相當的距離，有時反倒可以看出其全貌，找到其死穴。
在修訂《火與冰》的過程中，讓我感到自豪的是，《火與冰》中固然存在若干錯誤和疏漏，卻沒有一句是謊言。不是這本書決定了我的命運，而是我選擇這本書作為自由之橋的奠基石。
在火與冰的擠壓與煎熬之中，我終將如傷花般怒放。
惟願每一位親愛的讀者，都能「因真理，得自由」。

二○一三年八月
維吉尼亞

第三輯黑暗深處的光
太監中國
優孟中國
失落的「五四」
向「牛筋」一樣的牛津致敬
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祭
流亡者
叛逆者
卡拉OK廳中的男人和女人們
嬰兒治國與老人治國
龍性豈能馴——寫給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
他們的世界——關於軍訓的記憶

第四輯自由的滋味
黑色閱讀
少年氣盛說文章
晚年悲情
玩知喪志
被錢穆美化的中國專制史
愚人治理愚人國——點評《榮慶日記》
天朝是怎樣崩潰的？
向死而生——關於詩人之死的沉思
從唯美到極權——讀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法西斯：未死的幽靈
走出「動物莊園」，告別「一九八四」
狗的幸福與人的自由——兩本書，兩把打開蘇俄帝國大門的鑰匙
望斷天涯路——民主化進程中的舊俄、臺灣知識份子比較
「勇敢者」遊戲——我看那些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對話的北大學生
孤獨的蔡元培

書摘/試閱

第一輯灰燼的風采——隨想與斷章

1
沒有噓聲的北大是殘疾的北大。
今天，北大最多的不是學生，也不是教授，而是柵欄。一個同學因發出噓聲而受到嚴厲的懲罰，而旁人不過發些「太不走運」的感想而已。然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一樣，是靠不住的。
齊克果：一個噓自己的人，一個以噓自己為樂的人。這正是齊克果的偉大之處。在噓別人之前，先噓自己，這是我想對朋友們說的話。

2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
所以我每次提起筆時，不禁心驚膽戰。

3
丹尼爾．莫伊尼漢說過：如果一個國家的報紙上都充滿了好消息，該國的監獄一定充滿善良的人。
我不看報紙已經很久了。

4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紀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裡，你一定會被捆在火堆上燒死。
我笑著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時，我大概已經墮落成為一名說謊者。

5
墮落。
這是一個朋友對當下大學生階層的精闢評價。我卻寧願使用這樣一組比喻：如果說當代人的墮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頭撞去的飛機裡，爆炸之後屍骨蕩然無存；那麼大學生的墮落則是從機艙裡跳出來後作自由落體運動，可得一副全屍。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過多了一把佈滿破洞的降落傘而已，照樣摔個半死不活。
墮落，程度的不同，僅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墮落，具有相同的性質。我們沒有資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經不是過去的「北大」。

6
「十一」是這個國家的「國慶節」，我騎車經過海澱路，一瞥之下，覺得那家金碧輝煌的「肯德基」快餐連鎖店有些異樣。走近了，原來門口掛出一幅紅色的標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下面，是那個美國肯德基老頭笑瞇瞇的肖像—桑德斯上校一身西裝，滿頭白髮及山羊鬍子的形象，全世界都一樣。
頓時覺得，老美倒還挺能入鄉隨俗的。

7
讀完《資治通鑒》，這才明白蹲在監獄裡的柏楊為什麼要費巨大的心血去翻譯它。
《資治通鑒》是本適合在監獄裡閱讀的書。愛國的青年最好不要讀，這裡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的論據。
「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明明白白地寫在中小學的課本裡。

8
海外學者回國來做報告，總喜歡激情澎湃地談「愛國主義」，談得聲淚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這樣的場面所感動，一次又一次誠誠懇懇地接受愛國主義教育。
終於有一次，我突然冒出異樣的想法：到底「愛國」的是誰？是在國內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的普通人，還是揚我國威、衣錦還鄉的海外同胞？誰更有資格談「愛國」的話題？
我絕對尊重海外遊子們純潔的感情。但我總認為，真正愛國的人都是不說「愛國」的。

9
老先生們津津樂道「乾嘉學統」，大師們的牌位重新被抬出來供奉起來。對我來說，卻只記得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乾嘉諸老的名字一個也記不得，也不願意去記。
所謂「漢學」空前絕後的輝煌，不過是文字獄最殘酷時代的一堆文字垃圾，我統統不懂，也不以之為恥。

10
薩達姆又當選伊拉克總統了。唯一的候選人，全票通過。
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說：「選舉是公正的。」

第二輯白衣飄飄的年代

會流血的樹
北京的街道，我最喜歡的是經常行走的白頤路，因為路上有樹。一路都是高大挺拔的白楊、梧桐，夏天綠蔭如傘。我騎自行車飛奔的時候，烈日都被樹蔭篩成點點星光，在車輪前閃耀著。這是唯一的騎車不會汗流浹背的街道。
有時，乘坐三三二公共汽車，總愛眺望窗外可愛的樹們，宛如一群行走的朋友，向我招手。因為有這些樹，街道才有幾分田園鄉村的詩意，令我想起久已不歸的故鄉。
一位西方哲人說過，最容易被毀滅的是美好的事物。今年夏天，白頤路拓寬，樹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一天我出門去，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淒慘的景象：昔日延綿十幾公里的悠悠綠蔭已蕩然無存，剩下的是一個接一個的樹樁。有關部門說，白頤路太窄，交通擁擠，不得不拓展。要進步，就會有犧牲，樹就只好消失了。確實，海澱區一帶堵車的情形令人頭痛，好幾次「打的」（再版註：「打的」是「搭『的士』（計程車TAXI）」的異化詞），一聽去海澱，司機都擺手不願去。然而，我仍然感到心頭像被砍了一刀般疼痛，為這些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被殺戮的樹。
屠殺的現場，還有蛛絲馬跡，不過很快連蛛絲馬跡都不復存在。漆黑的瀝青將迅速鋪到柔軟的泥土上，很多年以後的孩子們，不會知道瀝青下面，曾經是樹的根系。我最後一次走向樹的年輪，它散發著濃烈的香氣和潮氣。樹是不流血的，或許流的是一種比血更深的東西，滲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旁邊坐有幾個休息的工人，是他們揮起鋒利的電鋸，頃刻之間便將樹們砍殺？我知道，臨刑前你們不曾屈過膝，不曾呼過痛，你們像嵇康一樣，最後一次仰望已經不是蔚藍的天空，然後漸漸撲倒，聲如落髮。廣陵散響起來。
樹一生都沒有選擇過，記得一位研究文字學的老先生曾對我說，「樹」由「木」和「對」組成，因此「木」總是「對」的。災難會毀滅木，但毀滅不了木所代表的真理。又有一位紅學專家對我說，曹雪芹欣賞的是木石因緣，拒斥的是金玉良緣，木代表著人間正道。
我佩服兩位老先生的智慧和固執，他們揭示了人與樹之間純粹的關係：樹為人在提供詩意的棲居，背叛樹就意味著背叛自然、背叛歷史、背叛文明。
《詩經》和《楚辭》是中國文學的源頭。對這兩部詩集有千百種讀法。我有我的讀法；我把它們看作關於「生物」的著作，這裡的「生物」當然不是生物學意義上冷冰冰的「生物」；而是洋溢著生命氣息的、孕育著人類成長的「生物」。孔子說過，讀《詩經》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其中，木的比重最大。
那時的情人們都在樹下約會，樹下有花有草，隨手拔起一根初生的小草贈給心愛的男孩，「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樹下才能有令人心醉的單純樸素，樹下才能有心靈與心靈的直接碰撞。《詩經》中的名作《伐檀》，我視之為第一首關於「綠色和平」主題的作品。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漪。」砍樹人的痛苦與樹的痛苦交織在一起，砍樹人的命運也就是樹的命運。他們共同詛罵的是那些真正與樹為敵的人。
同樣，《楚辭》中的樹木種類更是五花八門；宿莽、辛夷、若木、桂樹、松柏、若蕙……許多樹的名字，我們已經陌生，儘管我們與它們共同生存在一個星球上。「風颯颯兮木蕭蕭」、「洞庭波兮木葉下」，樹上掛著屈原的心，樹葉飄零，屈原的心也感受到樹的疼痛。誰說現代人的感覺比古人敏銳和豐富？至少在對樹的態度上，現代人是極其遲鈍的。
各國的民間故事裡，幾乎都有老樹精這一角色。某些印第安部落認為，人死了以後，靈魂便寄居到樹裡，永遠不滅。一旦有什麼重大的決策，祭司便到森林裡去，聆聽樹的指示，也就是祖先的指示，這些行為並不代表愚昧與弱智，而是顯示著這樣的理念；樹是人類某種特定觀念標準的象徵和化身。
我在北京的國子監裡瞻仰過那棵千年的古柏。聖廟內是萬世師表的孔夫子，聖廟外是數人方能合抱的巨柏。這棵柏樹被稱作「辦奸柏」，據說奸相嚴嵩率領文武百官拜祭孔廟時，突然狂風大作，柏枝飛舞，將嚴嵩頭上的烏紗帽掃落塵埃。這是野史中的記載，我卻寧可信其有。
與人一樣，樹的生存是艱難的，因為有人間的刀斧和莫名的野火。莊子把自己喻為「樗」，這是一種「惡木」，用來修屋要朽，用來造舟要沉，它以自身的「無用」捍衛了生存的權利，儘管無奈，也不失悲壯。比起龔自珍筆下的「病梅」來，這種自由生長的可能畢竟值得珍惜。
聖經中記載，大洪水的時候，挪亞躲進方舟裡，他想知道外邊的情況如何，便放鴿子出去。到了晚上，鴿子回到方舟裡，嘴裡叼著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由此可知，樹是生命的象徵，是希望的象徵，樹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與樹為敵的後果是可怕的；有個指點江山的偉人偏偏不理解這一點，他把樹看作煉鋼的燃料，命令子民大肆砍伐。於是，這個民族將長久地承受沒有樹的災難。我行經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時，一整天沒有遇到一棵樹。那時，我只想哭。
在海澱白頤路旁，面對齊地的樹樁時，我的感覺也是想哭，我仰望著這些曾經很高的樹，它們的靈魂依然站立著，在風中沙沙作響。齊克果把自己比作一棵樅樹，卡繆也說自己是沙漠中那棵最寂寞的樹。他們都忍受著無形的殺戮。而今天，我卻在有形的殺戮的現場，身邊是車水馬龍，一輛車比一輛車更加豪華，這是一個愛車不愛樹的時代。情人們不再在樹下約會，而在香車裡做愛。就連泥土也睡著了，那吸收不到養分的根系還能支撐多久呢？樹怎麼也想像不到，那群當年在它們身上玩耍的猴子，會如此殘酷地對待他們昔日的恩人。沒有血泊比血泊更加可怕—自然給人類一個天堂，人類還自然半個地獄。
綠蔭消失了，根被拔起來。心中的綠蔭也消失了，人類自己的根也被拔起來。我與故鄉唯一的聯繫被斬斷了，我真的成了流浪兒。也許，若干年後，我的後代只有在公園裡，指著那些水泥做的堅硬而冰冷的樹樁問：「這就是樹嗎？」
不，這不是樹。樹是站著的魂魄。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寫道：如果一個年老的農民彌留之際請求他的兒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樹，老梨樹便不會被砍倒，只要他的兒子回憶父親時充滿著愛。
昆德拉是一位不輕易動感情的作家，這是他少數的最動感情的文字。是的，老梨樹會留在窗前，老梨樹會留在窗前，只要那位農民的兒子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