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共同體”的變遷與城市社區重建（簡體書）

本書將“地方性”這一變量引入“單位—社區”研究，將“單位理論”與“社區理論”結合起來，從“單位制度變遷”的研究視角出發，以老工業基地所在的超大型工業社區為研究個案，揭示“典型單位制”的形成及其表現形態，并進一步探討“典型單位制”對老工業基地城市社區發展的影響與制約，深刻認識“單位—社區”研究的深層內涵，以豐富發展“單位理論”，破解“單位社會終結”和社區建設等理論難題。

田毅鵬，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系主任，匡亞明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社會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委員，吉林省委決策咨詢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發展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等，已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出版《東亞新發展主義》等學術著作。
呂方，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組織社會學、發展社會學、比較政策相關研究。在《社會學研究》、《天津社會科學》等刊物公開發表論文十余篇，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社會學）》轉載。

本書將“地方性”這一變量引入“單位—社區”研究，將“單位理論”與“社區理論”結合起來，從“單位制度變遷”的研究視角出發，以老工業基地所在的超大型工業社區為研究個案，揭示“典型單位制”的形成及其表現形態，并進一步探討“典型單位制”對老工業基地城市社區發展的影響與制約，深刻認識“單位—社區”研究的深層內涵，以豐富發展“單位理論”，破解“單位社會終結”和社區建設等理論難題。
作者認為，該項研究對于深入理解1949年以來中國“單位社會”這一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當下正在發生的復雜的社會轉型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助于揭示當代中國發展變遷的“地方景觀”。人們談及“東北現象”，往往將其簡單地視為經濟現象，僅從“經濟視角”加以分析理解。作者認為，“東北現象”實際上與“典型單位制”背景下的“單位辦社會”的格局有著密切的關聯。
學界似乎已公認：“單位”已成為理解現代中國社會最為關鍵的研究領域，試圖研究中國建國后的社會情況，都無法回避“單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初期的中國社會，單位制不是一般性的組織和制度，而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建立的帶有總體性的組織制度設計，它決定了現代中國社會的總體結構和體制；同時也是因為單位研究恰好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同步；單位研究的展開的過程，也正是單位制度變遷以及走向解體的歷史時期。
“單位—社區研究”捕捉到了轉型期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社會體制的轉換問題。即在單位全能社會走向消解的過程中，新舊社會體制如何轉換。本稿試圖將單位制看作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特殊形態的共同體，從“單位共同體”的變遷及城市社區重建的視角展開研究。
當代中國城市社區建設和發展，與單位制聯系在一起，二者間有著復雜的互動關系。本稿將“地方性”變量引入“單位社區”研究，從“單位共同體”起源、形成及變遷的研究視角出發，以老工業基地若干超大型工業社區為研究個案，揭示單位體制變革背景下城市社區發展的模式與經驗，體認其深層內涵，以豐富中國語境下城市社區建設理論，解決“單位共同體”變遷背景下城市社區重建等理論難題，較好地完成“單位社會”的轉化過程。

導論“單位共同體”的變遷與城市社區重建導論如果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華爾德1986年推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一書作為單位研究起點的話，那么，到今天單位研究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話題的興起實際上還不到30年。但我們在盤點此領域的研究成果時，會發現，單位研究展開的時間雖然短暫，卻已取得了一些頗具影響的研究成果。學界似乎也已公認：“單位”已成為理解現代中國社會最為關鍵的研究領域，任何試圖對1949年后社會主義中國做出研究和解釋的著作，都無法回避和繞開“單位”。單位研究之所以獲得如此影響，主要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初期的中國社會，單位制不是一般性的組織和制度，而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建立的帶有總體性的組織制度設計，它決定了現代中國社會的總體結構和體制；同時也是因為單位研究恰好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同步，單位研究的發軔和展開的過程，也正是單位制度變遷以及走向解體的歷史時期，學術研究與現實的社會制度變革相激相蕩，自然會產生與一般學術研究所不同的社會反響。
迄今為止，單位研究主要是循著“組織研究”、“制度研究”、“統治—控制研究”等角度展開的。而從2000年前后開始，伴隨著單位制度的變遷和社區建設的勃興，學界出現了頗具特色的“單位—社區研究”。從總體上看，“單位—社區研究”捕捉到了轉型期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社會體制的轉換問題，即在單位全能社會走向消解的過程中，新舊社會體制如何轉換。本書即試圖將單位制看作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特殊形態的共同體，從“單位共同體”的變遷及城市社區重建的視角展開研究。談及當代中國城市社區建設和發展，人們常將其與單位制聯系在一起，強調二者間異常復雜的互動關系。但學術界一般都是將“單位制度”作為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的制度和體制納入研究視野的，很少將其置于不同空間和地域文化背景下，探討其具體的多元意義的變異，亦未關注研究單位不同類型的存在。鑒此，本研究將“地方性”變量引入“單位社區”研究，從“單位共同體”起源、形成及變遷的研究視角出發，以老工業基地若干超大型工業社區為研究個案，揭示單位體制變革背景下城市社區發展的模式與經驗，深刻體認其深層內涵，以豐富中國語境下城市社區建設理論，解決“單位共同體”變遷背景下城市社區重建等理論難題，較好地完成“單位社會”的轉化過程。
一、“共同體”、“社區”、“單位共同體”〖*2〗（一）共同體、社區理論的起源及發展譜系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共同體”(Gemejnschaft）是一個最富有闡釋空間的概念，其小可以是一個家庭、家族、群體，中可為階級、組織、利益群體，大可以為一個民族、國家甚至天下、世界。同時，共同體也是最容易被誤用的概念。“共同體有時是在一般的描述性意義上被使用，指某種人口集合或群體劃分；有時又是在特定的規范性意義上被使用，專門用于刻畫某種特殊的社會聯結方式和交往關系。而且即便同屬后者，在不同的語境中使用該術語，思考者所指稱的內容及其所表述的目的也各有側重。”李義天：《共同體與政治團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1頁。
雖然共同體理論的內涵及存在形態容易引起一些歧異，但仍然受到學界青睞，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共同體主義風行以來，更是備受關注。共同體概念之所以被學界如此看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20世紀晚期以來，步入后工業時代的人類社會正面臨“大分裂”和“社會原子化”的挑戰，而共同體恰恰是克服社會原子化社會的良藥。同時，共同體話語的指向非常寬泛，又具有極強的批判性，自然被廣泛運用。誠如加拿大學者布賴登所言：共同體“通常被視為知識的核心；控制與管理的場所；身份的來源和‘傳統’的貯存地；抗議、權力、權威、治理、問責的體現；政府操控的對象；抵抗與斗爭(社會運動和一種可能的關于發展的想象)的場所。因此，共同體是一個極難理解的社會對象，它很少遭遇到批判性的審視(特別是那些對其高唱贊歌的人，如后結構主義的批評家)。共同體經常被援用為整體的、無差別的且具有內在權力的事物，用同一種聲音與國家、跨國非政府組織或者國際法庭對話。共同體當然絕非如此”［加］布賴登、（加）科爾曼：《反思共同體多學科視角與全球語境》，嚴海波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頁。。
1.共同體理論的起源
在學界關于共同體的諸多界定和論爭中，19世紀8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毫無疑問是此話語最早的開拓者，其觀點也最為系統深刻，也是傳播最遠、影響最大的。在《共同體與社會》這部著作中，滕尼斯運用兩分法的分析范式，從人類結合的現實中，抽象概括出人類群體生活中的兩種結合類型——“共同體”與“社會”。在討論二者的區別時,滕尼斯著力強調以下幾個方面：共同體應該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4頁。“一切親密的、秘密的、單純的共同生活，被理解為在共同體里的生活。社會是公眾性的，是世界。人們在共同體里與同伙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人們走進社會就如同走進他鄉異國。青年人被告誡別上壞的社會的當。”［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2—53頁。“在共同體里，盡管有種種的分離，仍然保持著結合；在社會里，盡管有種種的結合，仍然保持著分離。”［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95頁。共同體還應擁有某種共同的價值觀，“精神共同體在同從前的各種共同體的結合中，可以被理解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體”。［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65頁。總之，正如后人所概括的那樣：在滕尼斯看來，“‘共同體’是自然形成的、整體本位的，而‘社會’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聯合，是個人本位的。‘共同體’是小范圍的，而‘社會’的整合范圍要大得多。‘共同體’是古老的、傳統的，而‘社會’則是新興的、現代的”秦暉：《共同體、社會大共同體：評滕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書屋》2002年第2期。。
從歷史上看，滕尼斯上述關于共同體的觀點只是對歐洲由傳統步入現代社會進程中諸多經驗事實的理論抽象概括，帶有一定的理想性和浪漫性，表現了其對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共同體缺失”的一種惆悵和焦慮。“在滕尼斯的著作中,對典型的共同體形態的理想化描述反映了一種對于田園般社會形態的憧憬,但僅僅列舉幾種明顯的社會現象并不能滿足對這一理論進行現實操作的條件。村社、鄰里僅僅成為一種故鄉的象征,而非對于特定社會現象的精確定義。”［英］羅杰?科特威爾：《共同體的概念》，《清華法學》第7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頁。由此，學界將滕氏的共同體理論視為“社區消失論”的代表性人物社區消失論觀點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爾凱姆、齊美爾和韋伯等古典社會學者對19世紀產業革命和城市化的社會意義的研究。盡管他們的思想存在許多重要差異,但其基本點仍是明顯的，即：在前工業社會，普遍存在小規模的、相互熟識的、同質性較強的人群,他們參加同類的工作并具有類似的興趣。由此，他們的思想和行為趨于一致，容易認同某種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與此相反，城市是經濟專門化和交通運輸技術創新的產物,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新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的影響。在城市化社會里,人們的相互接觸多了,但與家庭、朋友那樣緊密的首屬關系卻不容易獲得。同時,社會的分異產生了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抱負的差異,社會認同感將因此而削弱,其結果是使社區的存在失去應有的基礎。見程玉申、周敏：《國外有關城市社區的研究述評》，《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4期。。滕尼斯提出與“社會”相區分的“共同體”概念，主要目的在于強調人類基于傳統而形成的親密關系及對共同體的歸屬感、認同感，而未強調共同體的地域及組織制度要素。雖然如此，滕氏關于人類社會從“共同體”到“社會”的分析研究，卻給后人留下了一個理解社會變遷值得長久玩味的思想觀點和重要分析范式。
2.“社區”的再發現
到了20世紀30年代，以歐美社會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為背景，美國出現了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學派。該學派突出的學術貢獻在于，提出了關于城市社會的一系列新的觀念和論斷，認為“城市決不只是一種與人類無關的外在物，也不是住宅區的組合；相反，城市包含著人類的本質特征，它是人類通泛的表現形式，尤其是由空間分布特性而決定的人類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美］RE.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宋俊玲、鄭也夫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導言，第3頁。。與滕尼斯19世紀80年代開啟端緒的“共同體消失論”不同，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們在新興的大城市當中重新發現了新的城市共同體。不過，他們將滕尼斯使用的“gemeinschaft”譯為“community”，逐漸開始脫離滕尼斯“共同體”的本意，開啟了城市研究的新階段。
芝加哥學派對城市社區的再發現和再界定，具有突出重要的價值。首先，芝加哥學派強調了地域空間的作用。作為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帕克認為，所謂社區就是“占據在一塊被或多或少明確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匯集。但是一個社區還不止這些。一個社區不僅僅是人的匯集，也是組織制度的匯集。社區與其他社會群集的最終的、決定性的區別是組織制度，而不是人”［美］RE.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宋俊玲、鄭也夫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04頁。。這樣，芝加哥學派“通過增加地域特征和降低同質性要求，從而帶來了所謂的社區在現代社會的重新發現”馬西恒：《社區建設：理論的分立與實踐的貫通》，《浙江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
其次，芝加哥學派強調組織制度體系在社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這里所說的組織制度具體包括：生態體制，即人口和組織機構的地理分布；經濟組織，在勞動分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區中的職業體制；文化和政治體制，即建立在職業體制基礎之上的限制和約束社區成員、組織的規范系統。［美］RE.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宋俊玲、鄭也夫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05—106頁。這實際上就把現代社會的組織、制度要素納入了社區的研究和理解。
再次，對社區的不同類型尤其是工業社區的研究。芝加哥學派強調工業主義在城市社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認為“競爭過程迅即迫使新工業將其主要生產企業集中于一兩個社區范圍之內；然后，這些社區在發揮它的社會磁體的作用，從遠近各社區中將適合的人口吸引到自己周圍”［美］RE.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宋俊玲、鄭也夫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67頁。。并由此開辟了城市工業社區研究的傳統，如20世紀70年代，斯塔塞和費謝爾等人通過對工人階級社區和郊區社區的研究發現了不同城市社區在成因上的差異性。認為“對工人階級社區而言,永久性和非流動性是促進社區形成的重要因素。工人階級的個人流動、職業流動和居住流動頻次與范圍較小,這有助于強化親屬間的垂直聯系和朋友間的水平聯系；家庭成員和朋友間在居住方面的地域鄰接性不僅會增進親屬、朋友間的互動強度,而且會在強化親屬聯系中發揮重要作用；類似的社會經濟地位和不流動性往往使許多居民擁有共同的經歷并產生情感和目的方面的共鳴。這種共鳴是培育地方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社區精神的重要動力”程玉申、周敏：《國外有關城市社區的研究述評》，《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4期。。此后，雖然在歐美學術界中關于社區的定義和界定具有多元性，但由芝加哥學派開啟的社區定義傳統卻始終占據重要的地位如英國學者G.鄧肯?米切爾即認為社區一詞是指稱人們的集體，這些人占有一個地理區域，共同從事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基本上形成一個具有某些共同價值標準和相互從屬的心情的自治的社會單位，城市、城鎮、鄉村或教區就是例子。見［英］G.鄧肯?米切爾主編《新社會學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頁。。
3.中國學界社區研究模式的建立
中國正規學術意義上的社區研究肇始于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先后邀請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和英國功能主義人類學家布朗來華講學。吳文藻等在翻譯帕克的著作時，首次將英文的“Community”這個詞翻譯成中文的“社區”，是為社區概念傳入中國之始。在社區理論移入及研究展開的過程中，吳文藻、費孝通等人發揮了重要作用。1935年，吳文藻在《現代社區實地研究的意義和功用》一文中，即對社區概念的引入過程做了詳細的介紹：
“‘社區’一詞是英文Community的譯名。這是和‘社會’相對而稱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觀點，即是從社區著眼，來觀察社會，了解社會。因為要提出這個新觀點，所以不能不創造這個新名詞。這個譯名，在中國字匯里尚未見過，故需要較詳細的解釋。社會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復雜的社會關系全部體系之總稱。而社區乃是一地人民實際生活的具體表詞，它有物質的基礎，是可以觀察得到的。”《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頁。
同時期，費孝通在其研究中也強調，所謂社區就是“聯系著各個社會制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的坐落。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的一套社會結構，各制度配合的方式”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頁。。“社區是通過社會關系結合起來的群體，在這種人文世界里謀取生活的個人已不是空間的一個點，而是不斷在擴大中的一堆堆集體的成員，就是在幅員可伸可縮的一堆堆集體中游動的分子。”費孝通：《江村經濟》，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30頁。
吳文藻、費孝通等學人在與歐美學界的互動中開啟的中國社區研究傳統，成為民國時期社會學中國化進程最重要的標志性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是作為實體內容的社區研究，還是作為方法的社區研究，都被逐漸內化積淀為一種中國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并被學術共同體表述為：
“社區概念的界定必須將空間關系引入,在空間關系中分析社區才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的意義。社區是介于鄰里和區域之間的一個社會實體,是社會學的一個研究單位,在嚴格限定和選擇的基礎上,通過對這種研究單位的整體性描述、分析和解釋,以達到對某一社會類型和某一社會通則的理解,這正是社區研究的全部意義之所在。”丁元竹、江汛清：《社會學和人類學對“社區”的界定》，《社會學研究》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