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的骨頭（簡體書）

書生的骨頭
⊙詹谷豐
一
學貫中西的安徽人劉文典在1928年11月29日下午頂撞蔣介石的時候，他從肺腑里發出來的全是無法按捺的憤怒。在他的眼睛里，蔣介石只是一個不懂教育的軍閥，他的國民政府主席和陸海空三軍司令的領袖權威在安徽大學的校園里并不是一張自由的通行證。大學不是衙門，演講可以、訓話不行的軟性盾牌極大地傷害了一個國家領袖的自尊心，因此，那天下午見面的時候，蔣主席就給了劉文典代理校長一個下馬威。
“你就是劉文典嗎？”看到禮帽長衫毫無懼色昂首闊步走進來的書生，蔣介石明知故問，心中隱忍的怒氣一下就點燃了。
蔣介石安坐在椅子上沒有欠身，他的失禮瞬間就激怒了劉文典。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的稱呼，不是隨便誰都可以直呼的！”
從未遭過如此頂撞的蔣介石顯然缺少應對不利局面的準備，他惱怒地拍擊桌子，吼道：“你這個學霸！”
劉文典沒有被對方的威怒嚇倒，他憤怒地回擊道：“如果你說我是學霸，那你就是軍閥！”
有關一個書生頂撞國家最高領袖的描述，坊間有多個不同的版本。有一種說法，蔣介石氣急之下，打了劉文典幾個耳光。而劉文典則飛起一腳，踢中了蔣介石的要害。這個說法強調了事件的戲劇性，最為人津津樂道。所有的版本雖有情節和場景的差異，但一介文弱書生無視國家元首的尊嚴和權威，維護大學教育的規律，堅守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卻是共同的本質。所以這個事件成為了民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傲骨的一個經典。
這個時候的劉文典，還沒有與日后成為他終生偶像的清華國學院導師陳寅恪教授結緣，但是，他已經用獨特的個性把自己獨立和自由的傲骨放置在中國學術祭壇的最高點上了，他不怕以流血甚至犧牲來維護大學的尊嚴和獨立。
怒不可遏的蔣介石當即下令扣押了劉文典。即使劉文典被身陷囹圄，安徽大學學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權，立即釋放劉文典的口號浪潮般地傳到了耳里，蔣介石仍然憤怒不已。當過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說：“我也辦過教育，我的學生有十幾萬人。如果有一個劉叔雅這樣的人，我會下令就地槍決！”
“槍決”，這個讓人心驚膽戰的極端詞語，如今是和司法、審判緊密相連的一個因果，但是，在一個尸橫遍野，戰爭頻繁的亂世中，尤其是在軍人執掌政權決定個人命運的特定歷史時期，一個書生的生命猶如地上的一只螞蟻，槍決可以隨時降臨在他的頭上。
在蔣介石的命令下，安慶市公安局長王紹曾帶人押走了膽大包天的劉文典，將他關在省政府的“后樂軒”里。八十多年后，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劉文典當時的心情，也無法從當時的新聞中尋找到記錄當事人內心活動的任何蛛絲馬跡。只是聽到過化險為夷之后，劉文典同他的好友馮友蘭回憶當年的一段話。劉文典說，當失去自由的一刻，他就作好了殺身成仁的心理準備。
用個人的生命換取人類社會的理想，它讓我們看到了文字背后的鮮血，這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一種悲壯的情懷。因此當“殺身成仁”四個字出現在1928年的報刊上時，半個多世紀之后的我們還依稀遙望得到被囚禁在斗室中的劉文典的怒容，他那多天沒有修剪的黑髭荊棘一般地豎立起來，這是一種不屈的自然反應。劉文典絲毫沒有動搖拒絕蔣介石訓話的決心，在一個獨立和自由的大學校園里，演講是一種學術方式，訓話卻是一種強制手段。劉文典非常明白演講和訓話的本質區別，所以，他用演講這個溫和的動詞徹底激起了蔣介石的憤怒。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學生畢業典禮上訓話，他的直白讓每一個受訓的人終生難忘。“你們趕快的去死，你們死了，你們的靈魂見了先總理，一定會得到極大的安慰。你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們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
頂撞蔣介石事件并沒有因劉文典失去自由而平息，書生的憤怒在報紙上發酵。蔡元培致電蔣介石質問：“文人學士，理當優待。今先生拘叔雅，敢問何由？”胡適更是在《新月》雜志發表文章：“安徽大學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在下令釋放劉文典的時候，蔣介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尷尬。一個星期的時間，國家領袖就收回了自己的成命，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劉文典不肯被釋放，他要蔣介石還他一個清白。劉文典說：“我劉文典豈是說關就關，說放就放的？”
書生意氣，是要靠骨頭來支撐的！
二
一個渾身傲骨，目無權力的書生，他的內心卻是柔軟的，他的心中有無法動搖的偶像。
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的課堂上，劉文典不止一次地豎起大拇指，說這是陳先生，然后又翹起小指頭，對向自己，說這是劉某人。
劉文典說的陳先生，即是因頂撞蔣介石被迫離開安徽大學來到清華園任教之后認識的陳寅恪教授。如果不是這次驚險的遭遇，劉文典也許將會失去同陳寅恪結緣的機會。
岳南先生所著《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中有與此相關的記載：“劉氏出獄后，根據蔣介石‘必須滾出安徽’的釋放條件，受羅家倫之聘來到清華出任國文系主任，成了陳寅恪的同事兼上司，也成為在國學領域惟一可與陳寅恪過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級大師。盡管如此，劉文典對陳寅恪卻極為尊崇，不敢有半點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學問不及陳氏之萬一，并多次向他的學生們云：自己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萬分的敬佩’。”
如果不是碰到陳寅恪，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劉文典絕對就會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當他后來在西南聯大得知學校要晉升新文學作家沈從文為副教授時，頓時勃然大怒，破口大罵：“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可我不會給沈從文4毛錢！如果沈從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在一個講究學歷、學位、著作，論資排輩的大學里，只讀過小學的年輕小說家當然沒有同劉文典爭辯的資本，沈從文的沉默和回避也許就是保護自己最好的方法了。沈從文不可能不知道劉文典在安徽大學校園里頂撞國家最高領袖的出格行為，因此，一個弱勢的大學教師顯然是無法抵擋劉文典的鋒芒了。
在許多次斗爭中，劉文典總是勝利的一方。面對沈從文的落荒而逃，劉文典臉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清華園中和以后西南聯大時期的劉文典，對陳寅恪的敬佩不僅僅來自他“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淵博學識，陳寅恪獨立和自由的人格魅力，更是劉文典五體投地的根源。
1937年9月，日軍侵入北平。為了保持自己的名節和抗議外族的侵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絕食絕藥，用生命張揚了一個中國人的骨氣。這個瘦骨嶙峋的同光體詩歌領袖，讓他的后人深刻而疼痛地體驗了民族的危亡之痛和生命死亡的意義。劉文典在陳三立用生命之火熄滅宣示骨氣的莊嚴儀式中感受到了唇亡齒寒，聯想到10年前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陳寅恪應研究院同仁推舉為死者撰寫的碑文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閃光名言，劉文典瞬間就聽到了骨頭撞擊時的鏜鞳之聲。
三
因為當眾頂撞自己，蔣介石下令逮捕劉文典并指示槍斃的時候，沒有誰真的會認為劉文典小命休矣。蔣介石的一時之氣，為他帶來了持久的負面影響。從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等學界名流的表態中，蔣介石作為國民黨黨首領袖的形象顯然遭到了損害。
數十年過去，后人從蔣介石的日記中看到了他的反省和自責，他對自己暴躁的脾氣屢有檢討，但是，一個掌握著國家政黨和軍隊大權的獨裁者是不可能通過自我反思脫胎換骨的。
文人與軍人，對待相同的一件事情，自會有文化和人格上的巨大差異。劉文典終生都沒有忘記同蔣介石那次劍拔弩張的沖突，但是，對代表著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袖，他總是堅持一種客觀、公正的評價。一介書生的心中，總是有骨氣構筑的人格標準。
1931年，清華園里的劉文典接到了主政廣東的“南天王”陳濟棠的熱情邀請，約他到廣東小住休息。劉文典當然知道陳濟棠是擁兵自重、獨霸一方的軍閥，但是治理南粵時熱衷教育，善待知識分子的口碑卻讓劉文典產生了許多好感。劉文典心情大好，偕同夫人張秋華興致勃勃地來到廣州，住進了陳濟棠精心安排在小島上的一幢別墅，每天在專人伺候的吃喝游玩中流連。一段時間之后，劉文典知道了陳濟棠邀請他的目的是反蔣。劉文典當即拒絕了陳濟棠豐厚回報和官職利祿的許諾，他公開表示，蔣介石曾經是他的私敵，但日本侵略軍是全體中國人目前的公敵。
陳濟棠對劉文典的了解是符合情理和邏輯的。劉文典從內心厭惡蔣介石，但是，在“九一八”的槍聲驚醒了酣睡中的中國人，侵略軍的鐵蹄踐踏了東北國土，中國軍隊放棄抵抗的殘酷現實面前，劉文典已經沒有了私怨。陳濟棠錯誤判斷了一個書生在國家危亡面前的價值選擇，他對劉文典的了解實在太膚淺，他以為在他反對蔣介石的棋盤上，劉文典可以勝任一只勇往直前的卒子，卻不料劉文典是一個清醒的愛國主義者。
回京之后，劉文典毫不掩飾對陳濟棠的失望，他說：“正當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么能置大敵當前于不顧，搞什么軍閥混戰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劉文典的表述徹底擰去了掩藏隱飾的水分，每一個文字中只剩下了堅硬的骨頭。劉文典之后的言行和作為，成為他這段話的有力注釋。
劉文典多次遠渡扶桑，對于日本這個國家的現實和文化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洞察。他認為，“日本這個國家和世界的其他各國迥然不同，在明治維新以前固然是大將軍秉政，就是維新以后也還是軍閥總攬一切軍政的大權。”他斷言，日本的國策就是軍閥，軍事侵略是日本的必然選擇。
書生的睿智是一種文化的審時度勢。劉文典知道，在一個經濟落后，軍閥混戰的時代，國人對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洞察和審視，對亡國的危險麻木到了骨髓。在許多個不眠長夜之后，劉文典找到了一個文弱書生抵抗外族侵略的最佳選擇。
在許多人的疑惑和誤解之中，劉文典開始翻譯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告全日本國民書》，劉文典夜以繼日，他熬紅了的雙眼，透過近視鏡片，洞穿了日本的侵華野心。劉文典在譯者自序中說：“自從沈陽的事變發生以來，當局和民眾把日本誤認為一個歐美式的現代國家，以致應付無方，把國事敗壞到今天這樣，推原禍始，全是由于對日本的認識錯誤。然而從今天起痛自悔悟，也還不算過遲，所以我以一個學問知識思想都落伍的人，凜于‘僑將壓焉’之懼，把那些支離破碎的線裝書暫且束之高閣，來翻譯荒木貞夫的這部書。無論大家怎樣的不了解日本，不肯了解日本，我總要盡我的微力。”
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劉文典，目光穿透了未來的時間。幾年之后，日本侵略軍全面侵華，北平淪陷，沒有來得及轉移的劉文典身陷日軍恐怖之下。留學日本的經歷和精通日語的特長讓劉文典擔心和憂慮，果然，已經變節成為了漢奸的周作人找上門來，三番五次勸說劉文典為日軍服務。劉文典終于惱怒了，他義正詞嚴回絕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懂得愛惜自己的羽毛！”
日本人沒有料到劉文典是一個與周作人迥異的人，侵略者也不相信一個書生的骨頭比刺刀更硬。日本人派出了憲兵隊，兇神惡煞闖入劉文典住宅，將劉文典珍藏的名人字畫、珍貴典籍和私人信件一搶而空。劉文典身穿袈裟，毫無懼色，怒目而視。面對日本人的問話，劉文典不發一言。日本人走了，劉文典才用中國話表達一個書生的憤怒：“國難臨頭，我以發夷聲為恥！”
劉文典知道，晚清同光體詩歌領袖，他十二萬佩服的教授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老人，幾乎是與此同時，遭到了與他相同的利誘和威逼。陳三立老人怒罵上門游說他出任偽職的人，毅然絕食，用生命宣示了不同侵略者合作的信念和骨氣。
四
逃離北平，輾轉萬里之后，劉文典同陳寅恪在云南蒙自重逢。在西南聯大簡陋的校園里，兩個惺惺相惜的朋友百感交集。在日本侵略者的惡行面前，兩個學術巨人失去了許多許多。陳寅恪先生，更是失去了父親的生命。但是，他們保存了中國人的骨氣，他們骨頭里的鈣質，任何時候，都沒有一絲一毫的流失！
這是1938年5月的云南。西南聯大文法學院設在滇南重鎮蒙自。光緒十三年(1887年)，蒙自被辟為商埠，設有海關、法國銀行、法國領事館，風光一時。劉文典陳寅恪任教西南聯大時，蒙自經濟已經凋敝。根據學校安排，劉文典住進了已經歇業的歌臚士洋行。與劉文典同住一起的還有聞一多、陳寅恪、陳岱孫、陳序經等十幾個人。
劉文典沒有想到，與他同住一個屋檐下的聞一多教授，五年后竟不顧多方勸阻，絲毫不留情面地用一紙文書，解聘了恃才傲物的自己。
聞一多以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堅決辭退劉文典，不僅讓時人震驚，而且成為了西南聯大校史上的一個事件。其中原因，并非坊間流傳為金錢失節這么簡單。
劉文典的“二云居士”外號，是他除了當面頂撞蔣介石之外的知名因素之一。因為喜歡云南火腿和云南煙土，劉文典一直遭人詬病，被認為頹廢萎靡。喜歡云南火腿是人的正常飲食嗜好，無可非議，但留戀鴉片毒品，卻是為人不恥的惡習。沒有人會由于劉文典喪子之痛悲傷過度家人用鴉片助他消除痛苦而有所理解和同情。“二云居士”這個帶有明顯貶義的稱號無異于黥在劉文典臉上的標志，讓他的形象像暮色一樣黯淡。
聞一多堅辭劉文典，始終同一個磨黑的地名有關。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云南，由于戰亂，物價飛漲，貨幣貶值，西南聯大教授們的生活，已經陷入到了入不敷出典當度日的窘迫狀態，許多時候連基本的一日三餐都成了問題。
語言學家王力教授經常去出納組打聽什么時候發薪水，如果領了薪水，即召開家庭會議討論如何開支度日。王力的孩子目睹父母為一日三餐發愁，便表示不再用功讀書。西南聯大教授們的孩子只恨自己不生于街頭小販之家。西南聯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一個月的薪水只夠維持全家半月開支，餐桌上經常見不到任何菜肴，偶爾吃上菠菜豆腐湯，全家便像過年一樣高興。
在1942年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十一年度教員名冊》中，后人看到了國文系教授劉文典的月薪，470元，這是中文系教授的最高水平。劉文典的月薪水平同系主任羅常培、教授羅庸、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相同，比唐蘭、浦江清、王力等教授高出許多。即使這樣，劉文典的月薪也無法在飛漲的物價面前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劉文典夫人張秋華典當了娘家陪嫁的首飾和過去購買的貂皮大衣，也無法維持長久，依然陷入困境當中。
西南聯大教授養豬賣菜，已是見怪不怪。即使是以因錢失節的理由堅辭劉文典的聞一多教授，也未必生活得滋潤，一樣斯文掃地。1943年，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文培、陳雪屏、熊慶來、姜寅清、唐蘭、沈從文等十二位教授聯名撰寫《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為聞一多招攬生意：“牙章每字一千元，石章每字六百元，邊款每五字作一字計算，潤資先惠，七日取件。”以致陳寅恪作詩云：“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
這個時候，普洱磨黑的大鹽商張孟希派人送來書信，邀請劉文典去磨黑幫忙，一是為他已去世的母親作一墓志銘，二是為有“瘴氣”之惡名的普洱撰一游記正名。張孟希是云南聞名的富商，為人慷慨，為劉文典開出重金回報，許諾在磨黑期間，供應他所需要的煙土和全家三口人的生活費用，待回昆明時再送他五十兩煙土作為謝禮。
章玉政先生在《狂人劉文典》一書中解釋了劉文典磨黑之行的原因：“寫駢文是劉文典的拿手好戲，在云南期間，他曾多次應邀為他人先祖、當地名人、著名建筑撰寫碑記或銘文，文采飛揚，深得大名。這也是艱難時期劉文典‘為稻粱謀’的一個重要途徑。至于第二點，正好符合劉文典一直的學術主張，他曾多次提出唐朝人、宋朝人對瘴氣毒害的描寫過于夸張，‘實開發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辭而辟之’。于是，雙方一拍即合。”
劉文典就這樣踏上了前往普洱的漫長旅途。千里之外的磨黑，隱藏在哀牢山和無量山的結合處，沒有公路通行，除了馬幫的鈴聲，只有崎嶇曲折的山水，此時卻為劉文典展示了一幅衣食無憂的美好畫圖。
劉文典在磨黑的日子過得愜意悠閑，他在鴉片的吞云吐霧和飄飄欲仙中，慢慢淡忘了昆明的艱苦歲月。但就在此時，一封從昆明寄來的信件中斷了他的景致。
劉文典離開昆明不久，西南聯大開始按照慣例給教師頒發下半年的聘書。清華大學有關部門的聘書也插上了翅膀，飛越千山萬水到達了磨黑。
由于劉文典臨行前只向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培常請假，并未告知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聞一多，致使系里的課程受到了一些影響。清華大學未跟他溝通徑直給劉文典寄去了聘書，使早已滿腹埋怨的聞一多火上澆油，他堅決反對續聘劉文典，并要求學校立即停發劉文典的薪水。
劉文典的心情立刻如同經霜的秋葉。但是，他也沒有把事情的結果想象得無可挽回，因為磨黑之行前，他已經向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培常請過假，羅培常在請示蔣夢麟之后，囑咐劉文典安排好教學。然而，劉文典的希望在聞一多的來信中破滅了。聞一多信中的每一個漢字都充滿了怒氣，他表示，即使收到了聘書，也必須退還。聞一多用揶揄之言潑了劉文典一盆冰水：“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
聞一多的寥寥文字，如同銅墻鐵壁，最終堵死了劉文典回歸清華的道路。從1929年2月被羅加倫引進到如今的十四年光陰，劉文典見證了這所大學的成長，他無法理解聞一多為何如此絕情。
劉文典的清華同學王力教授的回憶，是后人窺視劉聞恩怨隱秘的一個管道。“系里一位老教授應滇南某上司的邀請為他做壽文，一去半年不返校。聞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們幾個同事去見聞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講情。我們說這位老教授于北京淪陷后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先生發怒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他終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聞一多解聘劉文典，當然有他的理由。但是，當我們回過頭來，設身處地想想，在當時基本生活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聞一多自己也刻印賣錢，連他兒子聞立鶴也質疑他“發國難財”，劉文典給鹽商的先人寫墓志銘，賺點生活費，也未必就有損人格，更無關失節。
讀王力先生這段回憶，我恍惚看到了聞一多教授怒發沖冠的神情。西南聯大時期知識分子的節操和人格，化為了劉聞矛盾的一個縮影。如果聞一多教授生在當代，不知他會對數十年來知識分子用報告文學獻媚討好權力和金錢的丑行甚至男性寫作者求富婆包養的劣跡會作何感想？
磨黑事件最終以劉文典離開清華，被云南大學文史系聘為教授結束。在這個令劉文典傷心的過程中，陳寅恪教授給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寫信推薦。而云南大學，則把劉文典視為特殊人才，給了他比云南大學校長、著名數學家熊慶來更高薪金的待遇。
磨黑事件中我們看到的聞一多是他堅持、倔犟和原則的一面，他的氣節和視死如歸的一面，六年之后才讓我們完整地看到和敬佩。由于對國家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公的憤怒，他直率地批判社會現實，并義無反顧地參加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活動。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紀念遭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李公樸大會上，聞一多慷慨陳詞：“我們不怕死，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五個小時之后，聞一多也倒在了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血泊中。他的骨頭，在卑鄙的槍聲中無比堅硬！
五
最堅硬的物質，往往被最柔軟的東西包裹。人體中最正直的骨頭，無一不處于皮膚和肌肉的遮蔽和掩藏中，藏在柔軟深處的骨頭，往往在特殊的場合下堅挺，閃爍它的硬度和光芒。
1940年3月3日，彈丸之地香港，見證了“五四元老”、“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父”、“學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的猝死。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候，國共兩黨共同表示了對這位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杰出學人的哀悼和痛惜。
中國學術的大樹倒下了，但一個民族的學術長河卻不能斷流。3月中旬，經國民政府批準，作為全國最高學術評審機構的評議會按照章程規定，召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評議員赴重慶開會，選舉新一屆院長。
接到通知的陳寅恪教授從昆明來到了陪都。這個終生厭惡政治的書生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他公開表示“本人不遠千里來重慶，只為了投胡適一票。”陳寅恪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中研院院長選舉的明爭暗斗已經像風暴來臨之時的大海，波浪洶涌，驚濤裂岸。
除了陳寅恪主張的胡適外，西南聯大常委、北大校長蔣夢麟、評議會秘書長翁文灝、前中研院總干事朱家驊、教育部長王世杰和中研院總干事任鴻雋等海歸大腕，都是呼聲甚高的人物。評議員們的心里，都在暗中比較權衡，挑選自己心儀的對象。
枝節橫生于權力的出現。3月16日，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秘書長翁文灝突然接到了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的信函，蔣委員長表示“盼以顧孟余為中研院院長”。最高領導人的手令火藥一般引爆了學者們心中的憤怒，向有“大炮”之稱的傅斯年強按怒火說：“我個人覺得孟余不錯，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識他，恐怕舉不出來。”蔣委員長的手令是陳寅恪最不能接受的政治強權，陳寅恪認為這樣的干預不僅違反了中研院的選舉條例，更是對自己一貫主張和宣示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侮辱，他明確表示：“要把孟余選出，適之也必須選出，給他們看看！”陳寅恪還在翁文灝、任鴻雋的宴席上大談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并堅持中研院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相當聲望，如學院之外國會員者。陳寅恪在憤怒中對傅斯年說：“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吧！”
第二天晚上，評議會集體宴會，陳寅恪沒有料到，國家的最高領袖會和書生們坐在一起。蔣介石和藹的笑容，依然沒有消除幾天前寫條子干涉選舉在陳寅恪心中留下的不滿。
宴會之后，陳寅恪當即作詩一首。在這首題為《重慶春暮夜宴歸有作》的詩中，他用輕薄的語言嘲諷了第一次相見的領袖：
頗恨平生未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
千里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這樣明目張膽對領袖不恭的詩，陳寅恪當然不會送給蔣介石，他只是抄了一份贈給了他的好友西南聯大教授吳宓。吳宓是陳寅恪終生的好友，他與陳寅恪心心相印。吳宓會心一笑，將詩收入了《吳宓詩集續集》中，并在附注中記載“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
陳寅恪作詩喜歡用典，今人閱讀頗有障礙。今日讀胡文輝先生《陳寅恪詩箋釋》，對胡著詮釋深以為然：蛤，蛤蜊，亦名蛤梨，有介殼的軟體動物，俗稱海蚌。食蛤典出《淮南子?道應訓》，謂盧敖游北海，見一士人“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自許“窮觀于六合之外”，表示愿與士人為友，士人斥其虛夸，入云中而去。又《南史?王融傳》：“……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湯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后用以表示輕視和嘲謔。陳詩即用《南史》之典，自謂不知天下事，實為反語，表示對國事不滿，尤其對掌握最高權力且最能知天下事的蔣介石不以為然。
陳寅恪的詩，其實就是一種表態，一種在是非曲直面前的選擇。陳寅恪此刻的態度，為他13年后拒絕北上的科學院事件埋下了伏筆。一根正直的藤，結不出兩種果實！
陳寅恪詩作墨跡未干，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就于第二天在重慶的蒙蒙細雨中開幕。30位評議員采用無記名方式投票，結果大出權力意料，翁文灝、朱家驊各得24票，胡適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鴻雋各4票，蔣介石下手令推薦的顧孟余僅得一票。按照選舉條例，評議員將得票最多的翁文灝、朱家驊、胡適三人名單呈報國民政府審批。
七十多年后，我們依然能夠想象得出第二天向蔣介石匯報選舉結果的王世杰忐忑不安的心情和緊張局促的神態，甚至還可以聯想得到1928年蔣介石在安徽大學校園責罵劉文典時的憤怒表情。然而，我們沒有料到的是，蔣介石只是笑了一下，眉宇間沒有烏云，臉色依然晴朗。他平靜地說：“他們既然要適之，就打電話叫他回來罷。”
中央研究院院長選舉最后以胡適在中國駐美大使任上責任重大不宜回國任職為由，最后由蔣介石指定朱家驊為代理院長而告終。以陳寅恪為代表的書生們，不畏權勢，張揚自由和民主，成為了惟一的贏家，在中華民國歷史上和學術史上留下了讓后人樂道的經典。
六
18年之后，劉文典同蔣介石的恩怨依然未斷。劉文典和蔣介石的關系不是平行的火車軌道，它們在蔣介石60大壽的時候毫無征兆地交集了。
抗戰前夕，劉文典曾參加過一次西北考察，親眼目睹了兵營將士的生活現狀和精神狀態。回來后，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真誠地流露了西北考察的感受和心情。劉文典說：“弟素來輕視軍政長官，認為將帥都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戰，專以克扣軍餉，搜刮民財為事的；文官都是侵盜國帑，詐害百姓為業的，要想中國強盛，非先把這班人鏟除干凈不可。這回在晉、綏境內留心觀察，和軍政當局晤談，才知道邊疆上的將士多半是忠勇奮發，文官也很埋頭苦干的。別省雖不知道是怎樣，晉、綏的將士官吏那種吃苦拼命的精神，真值得我們崇敬，如弟之躲在后方享福，真要慚愧死了。”
這段發自內心的認識和感受，為后來劉文典為蔣介石歌功頌德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
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保安司令兼軍事倡議院上將院長盧漢想在蔣介石60大壽的時候獻上一片心意，但在禮物的選擇上絞盡腦經，費盡心機，仍然找不到恰當的表達方式。后來盧漢靈光一閃，他想起了被人稱為國寶的劉文典教授。如果能請劉文典為蔣介石寫一篇文辭華麗的祝壽駢文，當會讓蔣介石歡喜萬分，這樣的禮物，勝過真金白銀千萬倍。
在云南，在中國文人中，劉文典寫賦的名聲就是豎在人們面前的口碑。許多人都以求得他為先人撰寫墓志銘感到有身份有光彩。劉文典的朋友吳宓教授，就在他的日記中多次記載別人求他作中間人，求劉文典的墓志壽文。那些求取的背后，都有重金的許諾，有的人甚至出價一篇三十萬元，其價高至讓人不敢想象。
想法雖好，但盧漢主席卻有許多顧慮和擔心。盧漢知道1928年劉文典同蔣介石的沖突，并且了解一個正直書生對權勢、暴力的怨恨和對蔣介石的鄙視。盧漢想，上門向劉文典求祝壽文，不僅達不到目的，很可能還會遭到劉文典的嘲諷，自討沒趣。
但是盧漢向蔣介石祝壽心切，而且也確實想不到比劉文典的祝壽駢文更好的禮物。思之再三，劉文典冒著碰壁的難堪，準備了豐厚的禮物，托省政府秘書長朱麗東和劉文典私交甚好的安徽同鄉李廣平登門拜訪。
大大出乎盧漢意料的是，劉文典竟然滿口答應了為蔣介石撰寫祝壽文的要求。大權在握的盧漢一時覺得很有面子，他左思右想，不解劉文典為何突然就忘了同蔣介石的恩怨與仇恨。
才過去幾天，盧漢就拿到了劉文典的文章。盧漢讀后，覺得字字珠璣，汪洋恣肆，蔣介石的一生功績和光榮，讓那些精彩華美的文字徹底照亮。祝壽駢文之好，超出了他的想象和預料。盧漢大喜過望，立即請了云南最好的書法家翰墨書寫，精心裝裱，作為別出心裁的厚禮送往南京。
由于時光久遠，我們已經無法看到那幅體現藝術匠心的藝術品，也難以讀到劉文典的溢美文字，但是，蔣介石看了之后掩飾不了興奮，將其掛在顯要位置的舉動說明了這件禮物從內容到形式的完美。
新中國成立之后，為蔣介石作祝壽文歌功頌德成了劉文典有罪的證明。在那個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掩蓋和洗刷舊社會痕跡的特殊時代，劉文典絲毫沒有否定他曾經的作為。他毫無隱瞞地對兒子劉平章承認寫過祝壽文，他說，1928年自己同蔣介石的矛盾沖突，是因為看不慣蔣介石在處理學潮時的蠻橫與武斷。而抗日戰爭的勝利，蔣介石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在國家與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個人的恩怨是無關緊要的。他之所以寫祝壽駢文，絕不僅僅是為了盧漢支付的豐厚潤筆。
劉文典不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為蔣介石寫祝壽駢文，是他骨頭另一種形式的堅硬。和1943年不同的是，此時的劉文典已經不需為稻粱謀了，這讓他的骨骼有了更多的鈣質。
七
在一個靠骨頭奠基用氣節建筑的精神世界中，恃才傲物目中無人的劉文典稱陳寅恪教授為他十二萬分佩服的教授之教授，除了學術的原因之外，寧折不彎的骨氣，更是他們精神溝通的內在聯系和必然結果。
中研院院長選舉13年后，陳寅恪更是以一種驚世駭俗的姿態拒絕了權力的重壓，這就是中國教育史和學術史上不朽的科學院事件。同劉文典頂撞蔣介石不同的是，此時歷史已經進入到了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示了兩個王朝的更替，表明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見證一個王朝覆滅，另一個王朝新生的人是不幸的，兩個王朝更替讓所有知識分子都必須作出艱難復雜痛苦的選擇。在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遷徙臺灣的混亂中，蔣介石搶救人才的名單上，陳寅恪和劉文典的名字赫然其中，他們只需前進一步，登上停在機場等候的飛機，從此之后的命運就會是另外一種結局。然而，他們拒絕了一個政權的“搶救”，他們深深留戀這片曾經用骨頭捍衛過的廣袤大陸。
陳寅恪與胡適握手告別，目送著前來搶運他的飛機失望地離開南京。在上海短暫休整之后，他便攜家人乘船南下，前往廣州，成為了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盼望已久的座上客。即使到達廣州，陳寅恪也沒有從國民黨搶運的目光中消失。教育部長杭立武和代理外交部長葉公超拉著財政部長徐堪，找到陳序經，用哀求的姿態表示，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馬上給他十萬港幣和新洋房。
杭立武、葉公超和徐堪都不知道，這個時候，任何條件都不可能動搖陳寅恪留在廣州的決心了。堅硬的骨頭，隱藏在皮膚和肌肉的深處，只有X光才能看出一個人的堅硬和剛強。不僅國民黨的杭立武、葉公超、徐堪沒有看清，后來共產黨的郭沫若、李四光、汪篯也幾近失明，致使他們的鋼釘在陳寅恪的骨頭上彎折。
科學院事件的起因首先在于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判斷失誤。在此之前的1949年，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訪問蘇聯，斯大林在會談中多次問到陳寅恪。毛澤東措手不及，回國后四處查找，終于在嶺南大學尋到了陳寅恪的下落，毛澤東指示廣州當局善待這個蘇聯最高領袖反復提到的大學教授。
四年之后，中共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羅列了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吳玉章、胡繩、杜國庠、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一批權威。后來有人發現，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名單中，缺少了一個政黨和政治范圍之外而又不能遺漏的名字：陳寅恪。
在郭沫若的學術布局中，陳寅恪是他領導的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長。郭沫若熱情招手，在旁人看來無疑是陳寅恪的喜訊和福音。所以，陳寅恪的得意門生，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就充當了南下的說客，郭沫若院長和李四光副院長的兩封親筆信，更是讓主動請纓的汪篯信心十足，躊躇滿志。
像過去學生時期一樣，汪篯一進康樂園就下榻在了老師家中。這個22歲便追隨恩師陳寅恪研究隋唐史并且成就卓著的學者，此時出現了嚴重的誤判，他沒有想到恩師聽了他的來意之后突然變色，勃然大怒，把他趕出了家門。
肩負了北京重托的汪篯極力挽救，陳寅恪卻氣節如鋼，絲毫不為所動。無奈之下，汪篯記錄了陳寅恪的一次談話，形成了后來著名的《對科學院的答復》。陳寅恪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后人已經無法想象汪篯回北京復命時郭沫若等人讀到這些堅硬的文字時的心情與態度。這種石破天驚的話語，對北京高層的震撼絕對是爆炸性的。見證這場驚世駭俗的談話的冼玉清和黃萱兩位陳寅恪的助手，都一致對陳寅恪的決斷和激烈態度提出了善意的勸說，但是陳寅恪已經是射出去了的箭矢，不可能回頭了。陳寅恪還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如果答應了我的條件，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余年而不變！”
陳寅恪親手關死了通往北京的那扇招賢的大門。關門這個動作看似輕而易舉，其實是非常沉重的。三年之后，陳寅恪就感覺到了后果和代價。在1958年全國高校批判“白專道路”、“拔白旗”運動中，郭沫若、范文瀾先后用文字開展對陳寅恪的討伐。范文瀾在《人民日報》發表《歷史研究必須厚古薄今》的文章：“胡適，經過我們近幾年來大規模的批判，一般的說，我們史學界已經看清楚了。但還有兩種人：一種是自覺的胡適門徒，直到今天還堅持學術獨立的看法，拒絕學術為政治服務，也就是拒絕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六億人民服務；也就是拒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運用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去。這種人是極少數，但是必須對他們開戰。”這種宣戰在郭沫若那里，表述得就更加直裸和激烈，硝煙味和殺氣就更濃烈了。郭沫若在他的《關于厚古薄今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的一封信》中說：“資產階級的史學家只偏重資料，我們對這樣的人不求全責備，只要他有一技之長，我們可以采用他的長處，但不希望他自滿，更不能把他作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實際上我們需要超過他。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話我就當著陳寅恪的面也可以說。‘當仁不讓于師’。陳寅恪辦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義的人為什么還辦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權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過他！這正是發展的規律。”
郭沫若點名道姓的批判立刻引來了中山大學校園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烈火燒朽骨，神醫割毒瘤”等血腥味彌漫的文字讓陳寅恪不寒而栗，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看到了他頭上懸著的政治利劍。但是，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沒有害怕和退讓，他用憤怒予以回擊。陳寅恪致書中大校長，表示：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校園，以不見為凈，不聞自安，自躲一處著書立說，以不見不聞了卻殘生。
八
文化大革命，是考驗一個人骨頭硬度純度的試金石，是精神的煉丹爐。
汪篯游說老師失敗，在回京的路上，他的心中充滿了失望，但是，他對陳寅恪卻沒有絲毫怨恨。作為一個頗有成就的歷史學家，汪篯心中有一種預感。
回到北京，汪篯遭到了比他年長的陳門弟子的埋怨甚至批評。師兄們認為他不該用官腔同恩師談話，更有人斥責他不知天高地厚。師兄們的批評，成了壓在汪篯心中的沉重石頭，多年之后，他一直沒有輕松過。在一次北京召開的全國通用教學大綱討論會上，汪筏見到了中山大學出席會議的劉節和陳錫祺。汪篯向他們表達了他對老師的內疚，并買了一包陳寅恪喜歡的食品，請陳錫祺帶給老師。
陳寅恪以一種高興愉快的心情，接受了學生的一片心意。文化大革命中，汪篯忍受不了非人的迫害和屈辱，用自殺作為對過去政治幼稚的內心反省和對“文革”的抗議，他比他的老師先行離開了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當他在另一個世界見到陳寅恪的時候，汪篯一定會反思自己的行為。
劉節是1926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作為導師，陳寅恪對他的影響不僅是學術上的，更是人格和氣節方面的。劉節常常以驚人之語向社會宣示，他的真話，每一個字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他的老師陳寅恪的影子。1957年的“大鳴大放”，劉節說：“過去帝王還有罪己詔，毛主席沒有作自我檢討還不如封建帝王。”大躍進中，劉節更是直言不諱：“什么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人人一起發瘋倒是真。”在課堂上，劉節經常公開宣揚：“考據學是求真之學，只要我們真的是求真，是可以殊途(指與馬列主義)而同歸的。”“現在我還不能用馬列主義來講課，只是將材料編起來，不一定要用馬列主義才能得到研究成績，這是從批判胡適開始以來的一股歪風，是要不得的。”
對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見解，劉節比一般的陳門弟子有著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陳寅恪這些閃耀著真理光輝的文字，深深地刻在王國維紀念碑上。而劉節，正是王國維沉湖之后極力請求陳寅恪作紀念碑文的學生。王國維紀念碑上的漢字，每一個都與氣節有關，每一個都留在了劉節的心上。所以，當十年后陳寅恪病入膏肓，滅絕人性的紅衛兵強行把陳寅恪抬去大禮堂批斗，拼命阻攔的陳寅恪夫人唐筼被紅衛兵推倒在地之時，劉節以極大的勇氣站了出來，自愿代替陳寅恪上臺接受批斗。那些本該由陳寅恪承受的拳腳無情地落在劉節身上，疼痛和恥辱沒有壓彎一個書生的骨頭。劉節昂首回答：“我能代替老師挨批斗，感到很光榮！”
在一個草菅人命的年代，并不是所有知識分子的骨頭都能敲擊出金屬的響聲，即使是陳門弟子，即使是在中山大學的校園里，在政治的高壓之下轉向，甚至向陳寅恪先生射出致命的冷箭，都折射了人性的另外一面。文化大革命中，熱衷政治，背離了學術良知，將批判的矛頭對準自己的老師陳寅恪，周一良和金應熙都讓陳寅恪憤怒和傷心。然而，歷史總會回歸主流，體現它真實的面目。在時間的照耀下，一些陳寅恪先生生前無法看到的人性會像自然界的野花一樣盛開在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紀念碑前。在陳寅恪誕辰110周年之時中山大學舉辦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周一良請人宣讀了《向陳寅恪先生請罪》的發言。這個良知復蘇卻無顏面見老師的老人說：“我相信我這個迷途知返的弟子，將來一旦見陳先生于地下，陳先生一定不會再以破門之罰來待我，而是像從前一樣……就如同在清華新西院、紐約布魯克林26號碼頭輪船上、嶺南大學東南區1號樓上那樣的和諧而溫馨。”“迷途知返”這個詞非常準確地表達了周一良的痛悔和內疚，對于周一良來說，這是一個在人性的辭典中遲到了的成語，但這四個字的份量，卻也是需要骨頭來支撐的。
我曾經許多次地想過，如果陳寅恪接受了北京的好意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他也未必就會放棄自己的學術主張，倒是會更加讓權力頭疼與難堪，其結局不會比他的學生汪篯更好。這讓我想起流傳甚廣的一段政治軼聞，即毛澤東回答別人提問，若魯迅現在活著，要不為新的政權歌功頌德，要不在監獄中失去自由而閉嘴。在國民黨政權面前，魯迅用辛辣尖刻的文章證實了自己骨頭的硬度，并從此成為了民族英雄和偉大旗手。
陳寅恪不是魯迅，這個與魯迅同學日本的書生，在魯迅得到政黨的青睞之后，立即就隱藏了他同魯迅的良好關系，他拒絕攀附別人給自己帶來榮耀。
民國時期公認的好人，被許多人引以為“朋友”的胡適，也是在權力的禮遇面前絲毫不亂，難以收買。
能夠給予胡適這樣的名人禮遇的當然不是一般的人，非權力炙手者無法對別人施以恩寵。在胡適那里，國家領袖蔣介石給予過他許多應當感恩戴德回報的禮遇。
在任何一個時代，封官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恩寵。在掌握了權力的政客那里，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法則。蔣介石多次邀請胡適當總統，自己做行政院長。至于以私誼的名義請胡適吃飯敘談，征求他對國事的看法，則更是蔣介石的一種日常行為了。但胡適從來沒有為當官所動。國民黨退守臺灣之后，蔣介石得知胡適想在南港找一塊地，蓋幾間小房，為他從美回國之后的寫作作安排之后，即表示要在中央研究院旁邊撥一塊地為胡適建房，也被胡適堅決拒絕了。
在1958年4月隆重舉行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暨第三屆院士會議上，蔣介石親自出席了會議并致詞。蔣介石親歷了抗戰時期在重慶選舉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那場讓他顏面盡失的風波，他對作為社會精英的中研院院士們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和了解，院士中的許多人甚至是他的親信和朋友。因此，蔣介石出現在學術界最莊嚴的場合中，無疑表示出他對于知識精英們的重視，還有對于他所看重的胡適的支持。
我在有關資料上看到過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同胡適的單獨合影。兩人坐在椅子上，表情輕松，神態自然。蔣介石身著中山裝，風紀肅然。胡適則是西裝革履，胸前佩有胸飾，照片給人一種和諧親密的假象，沒有人能夠看出照片背后胡適與蔣介石的對抗。
站在總統的立場上，蔣介石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認為中央研究院為學術最高機構，當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惟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終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蔣介石在致辭中還提到了“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等涉及到歷史運動評價的話題。
接下來的答謝辭，主角自然是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了。在所有人的理解中，答謝辭無疑是用感激、感謝以及責任等客套裝點的一種禮儀。但是，在1958年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這個隆重、莊嚴的儀式上，胡適給了蔣介石當頭一棒：“總統，你錯了！”這是胡適答謝的第一句話。就在蔣介石無比的錯愕和與會者的驚詫中，胡適又說：“對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總統是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
此時蔣介石的錯愕變成了憤怒，他勃然變色，拂袖起立。若不是隨員拉住衣角示意安撫，場面將不知如何收拾。
胡適似乎沒有把蔣介石的不滿和憤怒放在眼里，他對蔣介石的不敬還沒有畫上句號。第二年，蔣介石準備修改憲法，取消總統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為他繼續當選總統掃除障礙。胡適再一次不識時務，發表聲明，公開反對蔣介石違背憲法三次連任總統，并拒絕擔任即將召開的“國大”主席團主席！
胡適是一個心胸豁達的人，性格溫和，待人熱心，急公好義，一生中幫人無數，被許多人視為解救苦難的活菩薩，是民國時期公認的好人，所以“我的朋友胡適之”能夠成為一個時代的口頭禪和許多人的榮耀。然而，在學術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原則上，他卻是一個不知退讓的斗士。
九
自孔夫子提倡“學而優則仕”以來，當官入仕就成為了讀書人向往的一個目標。一頂烏紗，也就成了讀書人成功的一個標志。隋代確立科舉取士體制以后，在長達1300多年的漫長時間里，不知有多少讀書人為了一個官職投機鉆營，熬盡青絲。而真正皓首窮經，不為烏紗所動的文人可謂鳳毛麟角。
陳寅恪拒絕當官，是為了保證獨立人格和學術自由。這些與政治有關的原因，在他發自肺腑的《對科學院的答復》中表露無遺。半個多世紀之后，當我們用虛擬的方式研究歷史，推斷前人的時候，依然無法尋覓到陳寅恪順應時代潮流，屈就為官的任何可能，政治、經濟、氣候、生活，沒有任何因素比他一貫主張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更為重要。圣人孔夫子學而優則仕的古訓，在陳寅恪身上，卻是一條無效原則。
對于獨立知識分子來說，當官的代價是沉重的。任何時候，你必須無條件地聽命于權力，必須犧牲個人的尊嚴。陳寅恪無法在權力面前彎下自己的腰身，所以他選擇一種驚世駭俗的答辯方式。因此，悲劇來臨就是一種必然。
1917年開始的時候，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發表就職演說。他用慷慨激昂的語調表明了大學的性質，抨擊了種種不正常的教育現狀：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借此活動于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娛也。自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于當局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茍不于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提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愿乎？
近一個世紀的漫長光陰，絲毫沒有磨滅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光輝，這些簡短的文字歷經了日月的淘洗，如今像堅硬的礁石，露出了時間的水面。如果不是那些讓后人略感生疏的文言虛詞，我們一定會以為這些告誡和指弊針對的是當下的大學和如今的現實。
在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講的那個時代，官員并非是人人向往的職業。知識分子中，屢屢有人拒官躲官。
鄭天挺在西南聯大當教授的時候，正值困難，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水深火熱。鄭天挺夫人病逝，五個幼兒托付給弟弟，一個人的工薪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在他做夢都想到錢的時候，學校領導讓他出任聯大總務長。鄭天挺一口拒絕了校方的好意，此后又多次在湯用彤、黃子堅、查良釗、馮友蘭、楊振聲等校領導的勸說下不改初衷，多次表態，只愿專心教書做學問，不想當官入仕途。到了后來，只要看到校長梅貽琦的身影，鄭天挺就遠遠地躲避起來了。
鄭天挺雖然是個書生，只顧埋頭教書做學問，但是，他不會不知道大學總務長手中掌握的財權和物權。只是，一個人的尊嚴和骨氣讓他選擇了一條清貧的道路，這種信念是不能因為貧困而動搖更改的。在當年的西南聯大，抱持理想和信念的不止鄭天挺教授一人。鑒于西南聯大教授們在飛漲的物價面前生活困苦的現實，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給西南聯大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們特別辦公費。不料馮友蘭、張奚若、羅常培同聯大25位學院院長和系主任集體聯名上書，謝絕這份特殊照顧。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們的話說得擲地有聲：“同人等獻身教育，愿以研究學術啟迪后進為天職，于教課之外肩負一部分行政責任，并視為當然之義務，并不希冀任何權力。”
鄭天挺拒絕當官，拒絕當官帶來的一切利益，這是一種自覺。馮友蘭、張奚若們手中握有行政權力，卻拒絕政府給他們加薪的好處，這也是一種自覺。任何一個時代，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都是需要金錢的，西南聯大的書生們，他們的言行舉止，讓我們這些后人看到的是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象，看到了一種與如今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異端。
抗日戰爭爆發之后的1939年，李方桂從美國學成歸來，回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正在為史語所語言組主任一職空缺無人煩惱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心中一亮，即決定請李方桂出任史語所語言組主任。但是，傅斯年打錯了算盤，他的好意不僅遭到了李方桂的拒絕，而且還遇到了他的羞辱。
李方桂年輕時就立志以學術研究為畢生事業，對官場政客早有厭惡心理，對熱心政治的上司傅斯年頗有不屑。因此，當傅斯年提出請他擔任史語所語言組主任時，李方桂不但沒有感謝，反而冷語相譏：“在我看來，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愣住了，繼而臉紅耳赤。他沒有想到學富五車，被譽為“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的人，在手下的研究人員心中，竟是一個三流人才。脾氣暴躁，素有“大炮”之稱的傅斯年此時卻毫無脾氣，他掏出手巾擦干額上的汗水，躬身向李方桂作了一個長揖，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若干年之后，李方桂回憶起這段讓上司顏面盡失的往事時說：“傅斯年人挺好，在政治方面他頗是個人物。他是研究所所長，一度曾是什么參議員之類的政界人物……因此他太忙，而我這個人又對政界沒興趣，自然就同他無話可說。”李方桂這些解釋的背后，掩飾不住一個書生對官場官員的輕視和厭惡。
其實，被李方桂不屑的傅斯年也是一個學人，他當了官之后，也依然操持了一個書生的本色，他沒有把當官作為發財的手段。他運用個人的智慧和能力，為抗日戰爭亂世中的中華學術研究保留下了寶貴的火種，最后在臺灣大學校長崗位上突然去世，蔣介石親筆書寫“國失師表”表示哀悼，并親臨傅斯年追悼大會。1950年的臺灣海峽，是誰都無法突破的政治壁壘。整個中國大陸，只有同傅斯年相知相交的陳寅恪，冒著頭顱落地的危險，寫下了最沉痛最深刻的悼念文字：
不生不死最堪傷，就說扶馀海外王。
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在正義與獨立自由面前，身在官場的傅斯年也是一個風骨高揚的耿介之士。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在一次演講中用傅斯年的行為例舉獨立精神時說：1944年，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金公債中貪污舞弊，會后，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于是說：“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十
在一個生產力落后的時代，當官入仕幾乎是讀書人實現人生理想抱負的惟一途徑。所以孔夫子在學問和做官之間賦予了一種人生邏輯，即：“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而在一個經濟發達，社會分工明確而又細微的科學技術時代，人們實現理想抱負，證實自身價值的方式多種多樣，教育、國防、科技、工程、經商、金融、學術研究、行武、體育等任何一種職業，都可以讓人生價值放大，當官只是人生價值體現的一種選擇。一個社會如果人人向往當官，則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人性精神都已經嚴重異化了。官本位的實質是背離了服務的本能，讓個人的私欲和私利無限放大，置于社會之上。所以，在一個人人投機鉆營攀登官位的時代，當官最直接的好處就是無限地獲取常人得不到的利益，而喪失人格尊嚴，聽命于權力的代價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和我們如今所處的社會相比，中華民國絕對不是一個偉大和值得后人向往的時代。在中華民國38年的短暫歷史上，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政權腐朽，災害橫行，民不聊生。然而，這個長期被我們認為極端腐朽的時代，卻學人輩出，大師不窮，無論是面對異族入侵的刺刀還是政治政權的高壓，書生們的骨氣就像春天時萌芽的植物，蓬勃生長，他們的骨頭長成了最堅硬的巖石。
傅國涌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的一段話，似乎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注腳。“民國時代處于一個文化轉型期，舊的東西沒有斷，新的東西進來了，所以非常兼容。很多知識分子既有中國國學的根底，又能接受西方文化，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而且那個時代也能夠容忍這些知識分子個性的東西。那個時代雖有戰亂，軍閥割據，也有外敵入侵，時局動蕩，但知識分子是活得很有尊嚴，很有體面的。最關鍵的，那個時代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國家沒有把整個社會給吞沒了。百家爭鳴的時代往往出現在這個社會表面上比較亂的時候。最本質的原因，是那個時代沒有一個‘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的東西。社會還是多元的，知識分子還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長空間。正因為當下的環境存在各種問題，知識分子沒有辦法像那個時代的人那樣去做事情，自然就產生了懷舊的情緒。現在社會，干擾的東西特別多，誘惑也特別多，人很容易異化，整個社會非常躁動，不安靜，人們都為了外在的東西活動，那個時候的人本真得多。”
在陳寅恪、鄭天挺、李方桂那些拒絕當官的書生們心目中，學術是神圣的，是探求真理的工具。然而，在如今大學的知識分子眼里，學術是追逐權力的手段。如今的大學，不是以培養大師為榮，而是以能出幾個大官幾個大款為傲。傅國涌先生的表達溫和儒雅，其實大學知識分子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常常讓我產生一個病入膏肓的晚期癌癥病人的絕望聯想。張鳴教授描述說：“現在的(學校)部門一把手就是縣太爺，機關行政人員是六房胥吏，教師們是三班衙役，學生是百姓，完糧納稅還戰戰兢兢，老師們看起來還能呵護一下這些學生，其實自己在這個衙門里也屬于賤民一類。官老爺把持學校的一切，學校一評級別，那些最高一級的職稱都是官，他們掌握各種權力，決定學校里教師拿課題、評獎。”社會對官職的追逐，已經超越了人們的想象。南方某大學一個處長職位，竟有40個教授競爭。這個事例有力地證實官本位已經成為了社會的價值標準，大學的象牙塔已經倒塌，校園成為了一個散發著尸臭的名利場。
陳寅恪先生逝世43年后，中山大學為這個渾身傲骨的大師豎了一尊銅像。陳寅恪以一個書生的形象屹立在中山大學校園的時候，我們依稀遙望到了一個民族學術的堅硬。但是，每天每日在大學校園里上演的一幕幕丑聞，遮蓋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輝。如今的書生，不知有幾人還能記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訓，有誰的身上，還長著能夠敲擊出金屬聲響的瘦骨。
當學術成為一種晉級加爵的手段，官本位思維滲透進社會的肌體，逐漸擴散成為癌細胞的時候，大學校園里的行政權力，也墮落成了尋租的工具，由此衍生了中國教育史和大學史上前所未有的腐敗：大學合并，擴招，正名，升格，買官賣官，未評上教授而拳打評委，一身兼六家公司獨董，學術造假，論文剽竊，自封大師，權學交易，而大洋彼岸的美國，則用大學學術獨立的八項原則，昭示世人，規范學術：學術自由，并以職業安全保障學術自由；不允許商人學者或者學者商人存在；官員不能讀在職博士；不允許政府官員任兼職教授；不允許稱導師為領導；不允許給他人提包和開車門；去政府任職必須辭去教授職務；只給去政府任職的人保留三年教師資格。
三年前，當季羨林先生辭世的時候，引發了學術界對已經遠去了的一個時代的追憶和對當今這個物欲時代的反思。作為陳寅恪教授的學生，季羨林先生用深厚廣博的學術繼承了老師的衣缽，季羨林先生主動提出辭去的國學大師學術泰斗的稱譽，其實是當之無愧的，他雖然無法與陳寅恪并肩，但也達到了老師期待的某種學術高度。在季羨林先生最敬仰的前輩中，陳寅恪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適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梁漱溟用“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馬寅初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鳴而死，不默而去”影響了他漫長的人生，但是，在獨立與自由的人格高度上，季先生還是無法用骨頭來證明人性的堅硬。在鋪天蓋地的贊譽中，謝泳教授的一段評價寬容含蓄地表達了一種冷靜：“在他那代知識分子里面，他是一個和新時代比較少沖突的人。季先生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如果從體制的角度來說是相當高的。1955年，他才44歲左右，就是學部委員了，相當于現在的院士，是最高的學術地位。而錢鐘書等人那時都不是。季先生是個很聰明很大氣的人，有很高的智慧。在他那一代知識分子里，他不是最勇敢的，但應該說還是一個清醒的知識分子。他不輕易表達自己對時代的一些判斷，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后來也得到國家很多禮遇，所以有時候還是會說一些客氣的話。”所以，季羨林先生發自肺腑地說：“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過來人，如果不昧良心說句真心話，同陳師比較起來，只能說我們愚鈍，我們麻木，此外還有什么話好說？”
我愿意把季羨林先生的離去作為一個時代結束的標志。在一個真正的大師稀有而偽大師叢生的年代，終于有智者提出了一個尖銳而深刻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學校為什么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為什么優秀知識分子產生的土壤，如今會淪為一片荒漠？

1958年，在反右派斗爭中，云南大學教授劉文典受到了全校師生的激烈批判。7月15日，劉文典腦出血突然離世。
一個月后，遠在重慶的西南師范學院教授吳宓得知劉文典去世消息，悲痛地在日記中寫道：“嗚呼，今益服王靜安先生1927(年)之自沉，不僅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極，生榮死哀，不屈不辱。我輩殊恨死得太遲，并無陳寅恪兄高抗之氣節與沉默之智術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極。若澄若典以及光午(其他之友生宓尚未知)，今聞其死，宓豈特兔死狐悲而己哉！若碧柳之早歿，得正名而終，比王靜安先生為尤幸已……”八年后，吳宓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批斗，強制勞動改造。吳宓死時，左腿已折，饑寒交迫，仍不停呼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紀念死于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李公樸大會上，聞一多激昂陳詞：“我們不怕死，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五個小時后，聞一多倒在了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槍口下。這個在1943年磨黑事件中不留情面堅決辭退劉文典的書生，用自己的生命捍衛了聯大紀念碑上的文字：“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1966年6月11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汪篯在家中用劇毒農藥“敵敵畏”了結自己的生命，他用士可殺不可辱的精神傳統，對抗了紅衛兵對他的侮辱。這個曾經以革命使者身份南下勸說恩師陳寅恪北上任職的書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堅守住了一個人的心靈良知。
1969年10月7日，在無盡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中，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在生命的最后關頭，陳寅恪仍然不改氣節，將王國維紀念碑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字，化作了一個時代凄切的悲歌。

大師，一個一個走遠了，即使離我們最近的季羨林先生，距今天也有了三年的光陰。當大師們在黎明的天空中像星星一樣隱去時，多少人卻在太陽底下長出了一身軟骨，那些脆弱的骨頭無力支撐靈魂的重量，它們就像大雪之后的竹子，摧眉折腰。
現在，我終于明白，在一個物欲橫流的世界里，讀書人如何去仰望一根堅硬的骨頭。現在，我們的靈魂應該出場了，只有堅硬的骨頭，才能展示讀書人生命的真相。
（選自2012年5期《長安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