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三編：四川大學卷(全三冊)（簡體書）

這是繼《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之后又一批民國社會調查史料的匯集。本卷收集的是民國時期四川大學的前身華西協和大學等校社會學系學生的畢業論文，部分兼有指導教師的批注意見。論文內容主要涉及四川周邊的社會調查，共有88篇。這是一批尚未出版過的十分珍貴的史料，既能反映民國時期四川成都等地的社會狀況，又能反映那一時期高校學生的學術水平與學術風貌。 這是一批幫助我們認識和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國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的學術系譜的記錄，對現代學科、學術流派的興起史和現行教育都有著寶貴的參考價值。

主 編：何一民 男，1953年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教授，國家社科基金評委，中國古都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四川省社科學術期刊協會會長，成都市歷史學會會長。
姚樂野 男，1964年生，江蘇人，博士，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學科評審專家，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四川省學術及技術帶頭人。
副主編：袁學良 龔勝泉 四川大學圖書館研究員

1．本書是繼大型史料叢書《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之后的又一批民國史料匯集。《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自2005年出版以來，受到學術界的廣泛贊譽，已獲得北京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首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和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等獎項。
2．本書是民國時期華西協和大學等校學生畢業論文的最大規模的結集。既能反映民國時期的當時四川地區全面的社會狀況，又能反映四川大學在那一時期的學術風貌。
3．本書不僅僅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民國社會的鮮活材料，對我們研究和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還是中國現代社會科學諸如社會學、統計學、經濟學、人口學、民族學、法學、教育學、民俗學、邊政學等學科譜系源頭的記錄，對研究現代學科、學術流派的興起和現代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有著寶貴的參考價值。
大型民國社會調查史料匯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系列
◎民國社會學田野調查史料最完備匯集
◎民國社會生存圖景最全面客觀的記錄
◎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學術譜系構建的基礎
本書不僅僅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民國社會的鮮活材料，對我們研究和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還是中國現代社會科學興起學術系譜的記錄，對現代學科、學術流派的興起史和現行教育都有著寶貴的參考價值。
--張永欽（叢書策劃編輯）

浙閩義師，相具為唇齒，而閩之戰爭又劇于浙，滿族政府則設總督于其地以控制之。福建反滿最烈，其受殺戮亦最深，故其仇滿之心因之而最切。于是洪門之秘密團體組織--天地會--則出于其間也。此節參考陶成章《教會流源考》之教會發源地及其蔓延區域。
因浙閩相聯合，故洪門之傳布，由閩而先入于浙。浙人廣為傳布，以達江蘇，遂及于江西。康熙中葉有張念一者，別稱念一和尚，以浙東之大嵐山為根據地，聯絡浙西天目山及太湖之黨徒，與鄱陽之戈陳，不幸中途失敗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認為，"史料為史之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所以，古往今來，但凡史家，務必講求史料之完善與準確，甚至達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境界。中國歷來的各種歷史著述大都強調"征實"之重要性。司馬遷訪各地遺跡而后作千古史書，蘇軾親歷石鐘山而解其聲響之故，徐霞客察百川而留地理游記……清末世變，經世致用的傳統得到弘揚，士大夫越發以親身體驗的方式關注一個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康紀行》等便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作。縱觀各朝斷代史，尤以近代史之史料最為豐富。一因年代距離今較近，文字器物均易于保存；二來許多年邁老者亦可做口述記憶。現代史家大都將這些史料分為檔案、報刊、方志、日記、回憶錄、碑刻、口述資料等多種類別，歷史研究者自然亦遵照此類別去搜尋資料，并希圖從中獲得新的例證。梁啟超在談到"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時指出："蓋此前臆測之詞，忽獲新證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西人科林伍德也說："歷史知識的擴大，主要就是通過尋求如何使用迄今被歷史學家們一直認為是無用的這種或那種可知覺的事實作為證據而實現的。"可見新史料的占有對于歷史研究之重要性。故除了追求立意的創新外，研究近代史的學人大都重視對這些保存相對完好的史料進行新的發掘和運用。然而，作為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史料類別，社會調查材料往往被忽略。民國時期，部分大學和研究機構為了社會改良、社會服務或學術研究的目的，針對某種社會事實、社會現象或者是某個區域的社會概況，有意識地采用詢問、實地觀察或征集問卷等途徑，從事相關資料、信息的搜集和整理、研究工作。應當說，社會調查從不同側面以實地求證的方式揭示了一個時代的變遷。因此，社會調查及其論文報告在史料價值上的優越性并不亞于其他文獻。
清季，在經世致用思潮的推動下，近代意義的社會調查已經出現。1902年，浙江留日學生成立的同鄉會調查部被學界認為是國人為從事現代社會調查建立的第一個組織。此后，各地社會調查機構紛紛設立，各類社會調查蔚然成風。隨著近代社會科學的傳入以及教育方法的改進，社會調查越來越受到社會精英的重視。
民國時期，中國社會處在一個急劇變遷、動蕩不安的時代，國人對現實感懷的強烈欲望也前所未有。此時的社會調查也不僅僅存在于少數調查機構中，還為各大教育機構團體所運用，儼然成為一種潮流。這些社會調查往往根據改良的動機或者學科的需要來進行，因此其涉及面非常廣泛，為我們當今更好地開展近代史，特別是近代社會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然而，長期以來，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都疏于整理，僅僅是沉積在各地圖書館或檔案館。有鑒于此，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李文海先生率夏明方、黃興濤等史學界新銳主編出版了《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已經出版的兩輯，包括人口、婚姻家庭、鄉村社會、城市生活、少數民族、底邊社會、文教事業、社會組織、社會保障、宗教民俗等。編纂者通過對民國時期社會調查資料的整理，多角度地呈現出民國時期的社會面貌。不過，這僅僅是浩如煙海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資料的一部分，當時由中外學者主持并用中外文寫成的社會調查報告，以及現在仍不易見到的關于中國城鄉社會田野考察的人類學作品還有很多；與此同時，由當時在校大學生完成的諸多調查報告或論文也有相當一部分存于現相應各大高校圖書館。因此，李文海先生決定發動相關高校學人共襄此舉。
四川大學作為具有110多年歷史的高等學府，見證了近代中國大半個世紀的興衰榮辱，她也因此保存了相當豐富的近代史料。特別要指出的是，20世紀30~40年代，四川大學、華西協合大學以及抗戰時期遷川高校的社會學系、歷史系等在教學理念上注重理論與實際結合，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實踐。有相當部分的老師和學生深入到城市、農村的工廠、學校、醫院、市政機關、福利單位、各類組織進行實地查訪和研究，撰寫了大量的調查報告，有的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科研論文或者畢業論文。這些調查報告和論文較好地反映了當時四川地區，特別是成都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和變遷，為今天進行相關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現存四川大學圖書館的這批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總共200余份，涉及市政與法制、城鄉經濟、社會組織、人口家庭、市民生活、醫療衛生、婦幼保健、教育文化、社會風俗等各方面。因此，將這些史料進行整理、研究和出版，既能夠達到更好地保存它們的目的，更能為我們今天的研究在史料上提供十分必要的補充。四川大學圖書館的歷任館長對這批資料的保存和整理十分重視，2007年，時任四川大學圖書館館長的姚樂野教授為此組織了專門的課題組從事館藏民國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的普查、整理、校勘以及選編工作。由于這些調查報告已經歷大半個世紀，紙質極差。為了對這些具有文物價值的資料進行保護，相關工作人員只能在館中錄入文字并進行校對，整個整理工作歷時一年多，其間還經歷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大的地震災害，四川大學所在的成都也受到影響，但相關人員仍然堅持工作，在此，我們代表今后所有使用這些資料的讀者對他們的辛勤勞動表示感謝。即將出版的調查報告和論文只有88份，這些只占四川大學保存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的一小部分，盡管數量不多，但內容也是相當豐富，大致勾勒出了當時成都城鄉經濟、社會生活復雜多變的世態景象。下面分類對相關資料略作簡介。
一、市政與法制
在本次整理和出版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中，以市政與法制為題材的共7篇，但內容涉及廣泛。其中，將成都市政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的有1篇，以參議會、社會科以及社會治安為題材的共有6篇。《成都市政》是一篇論文報告，較為系統地介紹了民國時期成都的市政沿革，并分別就市政府、市參議會、市政相關問題以及建設新成都計劃等內容做了說明，為我們勾勒出了當時成都市政建設一個較為明晰的輪廓，其中部分資料為檔案所未記載。《成都市參議會之過去與未來》則是對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成立臨時參議會后成都臨時參議會的來源及其演變做了比較詳細的闡述。《成都市社會行政》是專門針對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以當時的社會科為對象進行的調查，分別就民眾組訓、福利救濟、工商管理等進行了介紹，為我們較清晰地描繪了當時成都政府社會工作的畫面。另外4篇調查報告都是以成都社會治安和法制建設為題材的，它們分別是《四川成都監獄調查》、《成都35年36年度成都地方法院刑事犯罪案件分析》、《解放前之犯罪調查》和《成都百個罪犯的研究》。這些調查報告涉及對成都監獄以及一些犯罪案件介紹，是我們了解當時成都的社會治安狀況和民眾的生活環境以及人們對犯罪問題乃至法制建設的認知的重要素材。應該說，民國時期社會治安問題依舊是目前史學界研究的薄弱環節，而此次整理出的犯罪調查報告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社會治安的一些典型案例。總的看來，此次整理和出版的這7篇關于市政與法制建設方面的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涉及面較廣，不僅概述了我們關注較多的民國時期成都的市政組織和工程建設情況，還分別就當時參議工作、社會服務工作以及治安和法制建設等問題做了深入的探究。
二、城鄉經濟與社會
關于城鄉經濟與社會方面的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共13篇。這些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涉及民國時期成都城市經濟狀況的有4篇，其余均以成都（或四川）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為題材。其中，《成都市金融之研究》探討了1930年代末成都銀行、錢莊的運作情況。在營業稅方面，《成都市營業稅之研究》介紹了營業稅征收的歷史、成都營業稅局的成立，概述了當時成都地區營業稅的種類、收取等各項工作，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民國時期營業稅問題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看點。而目前關于民國時期商業與集市的研究大都偏重于江南這一區域，《成都市幾個商業市場之研究》強調了商業與成都城市發展的重要關系，并介紹了成都的百貨和油米市場。除此之外，《成都市青羊場集市研究》專門討論了城郊集市的地理位置、交易種類以及物價管理等，并對人們利用集市所進行的娛樂、迷信和哥老組織活動做了分析。
在涉及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四川農村借貸之研究》、《崇慶縣大劃鄉農家經濟狀況調查》和《四川成都五十戶農民副業之調查》分別就民國時期四川地區農村借貸、家庭收支以及各類產業做了計量分析。《郫縣犀和鎮農村社會之調查》和《成都茶店子農村社會概況調查》兩篇報告分別介紹了犀和鎮、茶店子兩個農村地區的家庭、街市、宗祠、信仰和疾病衛生等社會生活狀況。《四川農村合作之檢討》、《成都市合作事業概況調查》、《成都附近各縣合會之研究》、《石羊鄉農村組織與鄉村建設》談到了農村各種經濟組織的構成及其運作形式，并分析了這些經濟組織在促進農村建設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具體作用。
三、社會組織與社會事業
關于社會組織與社會事業的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內容主要涉及四川袍哥和城市慈善組織等。在以往人們對近代四川社會組織的研究中，哥老會是備受關注的內容之一。作為一種幫會組織，哥老會在近代四川社會變革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早在1980年代末，隗瀛濤先生主編的《四川近代史稿》，就談到了四川哥老會問題的特殊性。此次收錄的《"哥老"組織之研究》是民國時期社會學專業學生的一篇畢業論文。文章參考了清時期遺留的介紹哥老會組織和術語的《海底》手抄本，并走訪了當時的幾位哥老會成員，詳細闡述了哥老會的起源、沿革、組織紀律以及各種術語，同時分析了哥老會組織對社會的影響。應該說，《"哥老"組織之研究》是一篇較為全面介紹哥老會這一社會組織的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近代以來，成都和四川各地的社會救濟與慈善事業有較大的發展，但相關研究不多。有鑒于此，我們專門整理了幾篇對民國時期成都社會救濟與慈善組織的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成都市慈善團體的調查》完成于1935年，該文選取了中國士人所辦之慈惠堂、西人所辦之盲啞學校和中西組合慈善會三個慈善團體，對其歷史、組織、運作以及各慈善事項做了詳細闡述。《成都市慈善機關之概況調查》則將成都慈善機關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對其發展歷程、性質、組織和人事結構進行了宏觀的考察，并對當時成都一些主要的慈善機構做了簡略的介紹。《成都市院內救濟機關研究》專門針對四川省社會處社會科所管理之救濟組織進行了調查。而《成都市救濟院概況調查》則是對1947年成都救濟院之各項工作事項所做的考察，其中還對被救濟人員的家庭背景、個人現狀等進行了詳細闡述。《洪雅社會救濟事業之研究》重點對洪雅縣慈善救濟事業發展的背景、現狀以及其組織的機構設置和運作方式進行了較為翔實的研究。另外，《成都市女青年會征屬福利工作調查》講述的對象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慈善救濟組織，但作為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下設組織的征屬福利站，從事民眾教育、家庭福利以及衛生保健等工作，仍舊具備社會救濟的功能。
四、人口、家庭與社會生活
人是社會的主體，人口、家庭、社會生活三者相互關聯。因此，本書將有關人口、家庭和社會生活的調查報告放在一起，以凸顯民國時期成都和四川人口、家庭的變遷和社會群體的日常生活樣態。這類調查報告共計28篇，約占總量的32％。其中，直接反映人口變化的有《成都市人口統計分析》和《抗戰中成都人口的變遷》2篇。前者以四川省會警察局戶政室與成都市政府統計室的各類數據為資料來源，對1945年成都市的人口戶數、性別比例、密度、死亡率做了概述，并就當時成都的婚姻狀況、職業分配、教育程度進行了統計分析。與《成都市人口統計分析》不同的是，《抗戰中成都人口的變遷》著重考察了抗戰中成都人口數量的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影響。除了人口問題外，與之相關的家庭問題也頗為值得關注。因此，此次特別收錄了7篇反映當時成都和四川其他地區的家庭關系和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成都市34年度離婚的研究》和《四川離婚案的研究》對當時成都（或四川）的離婚狀況做了統計，分析了其社會原因，并敘述了其社會影響。《四川華陽縣涂家堰之農村家庭》、《華西壩百個勞工家庭生活之研究》、《成都市小學校之職業家庭婦女生活》、《96個中學女生家庭人口與生活費用調查》和《一個過渡時代的家庭》就家庭成員關系、日常收支、家庭教育等進行了細微考察。《成都市小學校之職業家庭婦女生活》分析了作為"家庭的婦女"和"社會的婦女"之區別。《一個過渡時代的家庭》則對處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家庭婚姻、女性地位做了深入的探討。
此次收錄的社會調查與論文報告中，與學生生活相關的有《華西大學學生生活之研討》、《華大女生生活態度之研究》、《成都市私立高中學生課外生活》、《成都市中等學校女生課外活動與少女工作》等。這些調查報告以獨特的視角觀察了還未走向社會的人群及其日常生活。以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關于學生日常生活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因此，這類調查報告對于學界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在反映大眾群體生活方面，《成都皮鞋手工業學徒生活調查》、《成都市成衣業學徒生活狀況之研究》、《成都市100個人力車夫生活調查》等對民國時期成都普通勞工階層的來源構成、工作環境、教育狀況做了統計分析。《成都市之乞丐》、《一個貧民窟的社會生活》講述了成都社會最底層人群的生存樣態；而《成都娼妓問題之研究》、《成都市150個知識界婦女生活調查》、《成都市女傭生活調查》、《蓉港火柴女工生活》、《成都市職業婦女生活之調查》等調查報告著重描繪了民國時期成都女性的日常生活；《成都復興工廠童工生活概況調查》和《成都100個勞動兒童調查》對當時成都童工的形成根源、收入狀況、心理健康以及教育等做了細致的考察。五、醫療衛生與婦幼保健
醫療衛生與婦幼保健通常被近現代史的研究者當作一個相互區別但又關聯的話題。事實上，無論是醫療史還是婦女兒童事業史，都已成為當前史學研究的重要范疇。此次整理和出版的以"醫療衛生與婦幼保健"為題材的報告共17篇，其中直接涉及醫療史的有3篇。《死亡之分析--根據華西大學協和醫院1948年病歷記錄》以個案的形式對死者的性別、年齡、職業、籍貫及其死亡的原因做了調查分析。《四川省立醫院社會服務部個案工作研究》和《華西大學醫院社會服務部1948年個案之分析》，對當時醫院的社會服務部這一特殊機構之工作進行了詳細說明，并分析了身體疾病之外的社會疾病問題。
近代以來，婦女與兒童問題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因而關于婦女、兒童有關的報告數量較多，本資料集共選擇了其中的部分。《成都鄉村婦女撫育兒童的研究》、《成都外南嬰兒的生育與死亡》等從婦女知識水平、嬰兒死亡率以及教育狀況多方面描述了當時成都農村嬰兒撫育的情形；《成都市慈惠堂育嬰所》、《成都市勞工托兒所兒童之研究》、《成都市托兒事業之研究》、《成都市第二保嬰事務所37年度住院產婦生育情形與嬰兒存亡關系》、《新津保育院兒童生活之研究》、《兒童福利實驗所服務工作與兒童生活》等則以探討育嬰社會組織來分析當時成都地區的社會救助以及兒童的基本生存狀況。其中，《兒童福利實驗所服務工作與兒童生活》為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一篇社會調查，該文涉及民國時期的相當多資料，特別是對兒童福利實驗所的形成、沿革、組織以及社會功能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分析了被撫育兒童的籍貫來源、年齡性別、家庭構成、身體健康狀況等，并提出發展兒童福利站的一些建議。另外，《學齡兒童機關教養與家庭教養之比較》、《貧富兒童家庭環境與生活狀況研究》等的共同點在于分析了兒童的成長與家庭環境，包括家庭經濟、父母職業、父母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關系。而《保姆功能之比較》則對成都慈善堂育嬰堂的服務主體--保姆的來源、構成、工作方法、家庭狀況等做了說明，并介紹了保姆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培訓，還在管理方式和訓練技巧上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六、教育文化與社會風俗
此次收錄的社會調查報告與論文中以"教育文化和社會風俗"為主題的有16篇，其中反映教育文化的有6篇，反映社會風俗的有10篇。《成都市社會教育的設施》就當時成都的圖書館、科學館、講演會、娛樂室、體育會、民眾教育館、民眾體育場等社會教育的載體進行了詳細的說明。《成都市盲殘教養機關調查》側重對盲殘特殊教育的考察，闡述了成都盲殘教育的發展歷程、發展現狀以及學生和工作人員的日常生活。《成都市電影業之社會地位》和《從川戲看四川社會》則為我們展現了電影和戲曲的社會功能。《成都教會大學學生之宗教團體與信仰狀況》反映了當時教會學校學生的文化心理。另外，《成都市民間讀物之研究》通過介紹民間讀物的產生、種類、社會功能等深刻挖掘了當時成都民間的倫理、政治、經濟、宗教思想以及由此產生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成都舊式婚姻之研究》、《成都喪禮之研究》、《成都婚喪禮俗之研究》、《五屯嘉戎之婚喪儀禮季節活動》等，分別對成都地區的婚喪風俗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以第一手的調查資料，對成都地區家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活動以及人物關系中的禁忌進行詳細講述，探討了其來歷以及各種解釋，從而彌補了檔案、報刊、地方志等記述的不足。《成都節令風俗之研究》對成都地區一年中的重要節令，比如過年、除夕、上九、元宵、端午、觀音會、財神會、中秋、九皇會、牛王會、冬至等相關的社會風俗習慣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并考察了這些節令風俗的社會功能與歷史價值。《成都覡師的研究》采用直接獲取巫師口述材料的方式，講述了巫師的源流、發展及其職能，同時分析了成都巫師群體的構成、分布、道統、術語、法事活動及其社會影響。《成都祠堂之研究》和《四川民社》反映了成都或四川地區宗族的祭祀活動；不同的是，前者討論了對家族先祖的祭拜，后者則揭示了人們對土地的尊崇。《四川省華陽縣客家民族之研究》以當時的華陽縣為個案，介紹了這一地區客家民族遷徙的經過，并考察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風俗習慣。
以上，對本書的內容進行了簡單介紹，這只是一個引導而已。整理和出版此類調查報告和論文，無論是從史料的保護還是利用上來講，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不可小視。
民國時期的各種調查報告和論文大都散存于各地圖書館或檔案館，出于保護的需要，目前大多數并未對一般讀者和研究者開放。對這些紙質史料進行保護是必要的，但如果藏之書館，一方面紙質資料會出現物理性老化，另一方面也無疑讓這些寶貴的史料失去了其本身應有的利用價值。誠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史料室之所以建立保存、整理歷史文件的管理體制，其目的就是使史料的信息價值無論任何人、任何年代都能科學地加以利用。"而紙質史料保護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根據原始史料的原始形態復制出光盤、縮微膠卷、印刷出版物等替代品。因此，通過相關工作人員對這些民國時期的調查報告和論文進行梳理和出版，既能達到更好地保護這些史料的目的，也能使讀者廣泛地使用這些史料。
本書所整理出版的調查報告和論文的作者大多是學生，也有少量的教師，他們都受過較為嚴格的訓練，故而所撰寫的報告和論文，其資料除了來自親身的社會調查外，還較為廣泛地引用了當時的多種文獻，這無異于"二重證據"。也正因為如此，這些調查報告和論文與我們通常利用的檔案和報刊史料有所區別，一方面，它們增強了史料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從史料的相互關系上看，它們又彌補了一般檔案和報刊史料的不足，可以為研究者提供新的佐證或反證。當然，調查報告也有其局限，也有不全面的地方，這就需要讀者通過對各種史料進行比較來鑒別。
此次整理和出版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報告涉及市政與法制、城鄉經濟、社會組織、人口家庭、市民生活、醫療衛生、婦幼保健、教育文化、社會風俗等，十分廣泛。除了一些研究的熱點外，此次還特別注意整理過去研究薄弱的問題的資料，如關于鄉村社會、家庭婚姻、婦女生活、兒童保育等方面的調查，這類調查報告占據了大量篇幅。據此，希望此書能為研究者提供一些急需的史料素材。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史學界對上海、天津、漢口、重慶、廣州、北京等城市研究蓬勃興起，但對有如成都的內陸城市的研究還不夠深入。事實上，對民國時期的成都進行研究仍然有其典型意義。首先，成都是一個傳統的內陸型平原城市，在近代受西化的沖擊較小，因此，成都是我們在探討城市現代化過程中重新審視傳統因素的一個理想案例。其次，抗戰時期，成都是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的重要聚散地，其城市地位十分重要，這也是成都城市發展和社會變遷較為快速的階段。因此，與其他城市相比，成都無疑具有歷史和環境上雙重的特殊性。從這個意義上看，上述調查報告和論文在推動我們進一步開展對成都這一典型城市的研究上的作用就顯得愈加重要了，這也符合當前史學在區域研究上的取向與要求。
總之，史料是治史的最基本根據。相比史學的其他專業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無疑更加豐富，其要求也更加精細。毫無疑問，此次整理出版的四川大學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報告和論文既是對文物資料的保護，也是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需史料的一種擴充。我們希望這批精心梳理的史料不僅能夠對當前相關的史學研究有所裨益，而且能夠推動此后相關史料的繼續整理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