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簡體書）

王齊洲編寫的《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精)》是採用“歷史文化語義學”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概念的一部專著，作者將文學概念放在其所發生的整個社會歷史中進行動態考察，來清理中國文學觀念建構的過程、原因和機制，是按照“發生學”的要求去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生，來構建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本稿運用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藝術學、文化人類學等諸多學科的研究方法，視角新穎，觀點獨到，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概念的一部厚重的學術專著。

序一　王先霈
序二　馮天瑜
緒論：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研究
　一、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
　二、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研究的歷史維度
　三、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　“觀乎天文”：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濫觴
　第一節　中國古代關於文學發生的認識
　第二節　中國古代關於文學觀念發生的論述
　第三節　“通天”之術：上古“天文”之學的核心內涵
　第四節　“觀乎天文”：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濫觴
第二章　從“觀乎天文”到“觀乎人文”：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視角轉換
　第一節　“觀乎天文”：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統治者的文化傳承
　第二節　“觀乎人文”：中國文學觀念的視角轉變
　第三節　“史鑒”與“民鑒”：“觀乎人文”的兩個視點
　第四節　文學在“史鑒”、“民鑒”政教活動中的發育與成長
第三章　功用與價值：春秋時期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展
　第一節　衛武公“自儆”與禮樂制度的解構
　第二節　尹吉甫“作誦”與詩歌功能的蛻變
　第三節　叔孫豹的“不朽”觀與文學價值的新變
　第四節　政治主體的遷移與文學觀念的發展
第四章　“詩言志”：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的一個標本
　第一節　“詩言志”與原始樂教
　第二節　“獻詩陳志”與西周禮教
　第三節　“賦詩言志”與春秋詩教
　第四節　“詩言志”與中國早期文學觀念發生的路徑
第五章　文治教化：孔子的文學觀念
　第一節　孔子“四教”與孔門“四科”
　第二節　文治教化：孔子文學觀念的核心
　第三節　“志、據、依、游”與文學的學術路徑
　第四節　“興、觀、群、怨”與文學的社會功能
第六章　“威儀”與“氣志”：孔子《詩》教的人格取向
　第一節　“五至”、“三無”、“五起”與孔子《詩》教
　第二節　“威儀”與君子人格的呈現
　第三節　“氣志”與君子人格的養成
　第四節　孔子《詩》教的文學思想史意義
第七章　“修辭立其誠”：孔子的修辭觀念
　第一節　孔子對《周易》的認識及其論傳
　第二節　“修辭”與政教變化和辭令發展
　第三節　“立誠”與職業操守和文化心態
第八章　文學即人學：孔子後學的文學觀念
　第一節　子游、子夏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實踐
　第二節　子游、子夏對孔子文學觀念的分解
　第三節　“存心”、“養性”與孟子的文學觀念
　第四節　“積文學”、“隆禮法”與荀子的文學觀念
　第五節　文學的人化與人的文學化：儒家後學殊途同歸
第九章　“為文學出言談”：墨子的文學觀念
　第一節　墨子對孔子文學觀念的繼承
　第二節　墨子對孔子文學觀念的修正
　第三節　墨子文學觀念的內涵
　第四節　孔、墨文學觀念的異同
第十章　“絕學無憂”與“精誠動人”：道家的文學觀念
　第一節　“清靜”“無為”：老子的政治理論
　第二節　“絕學無憂”：老子的文學觀念
　第三節　“逍遙遊”：莊子的精神自由
　第四節　“精誠動人”：莊子的文學觀念
　第五節　道家文學觀念的影響
第十一章　“息文學而明法度”：法家的文學觀念
　第一節　商鞅與前期法家的文學觀念
　第二節　韓非的文學思想和觀念
　第三節　韓非文學觀念的影響
第十二章　庠序學校：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教育基礎
　第一節　“學”與中國古代教育的符號遺存
　第二節　西周的文化教育與文學發展
　第三節　春秋時期的教育改革與文學勃興
　第四節　文化主體變遷與文學觀念的發生
第十三章　“君子謀道”：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主體意識
　第一節　“士”與“儒”：中國早期知識份子的身份來歷
　第二節　“祀”與“教”：中國早期知識份子的職業操守
　第三節　“樂道忘勢”：中國早期知識份子的文化精神
　第四節　“君子謀道”：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主體意識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第一章“觀乎天文”：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濫觴
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於何時？要回答這個問題，確定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時點，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因為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生與古代文學的發生相伴，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國古代文學形態與古代文學觀念形態也一直處於發展變動之中，難以用統一的標準去衡量。人們討論這一問題時，常常站在各自的立場，選取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方法，自然難以形成一致的意見。由於受傳統思維的局限，人們總希望這種討論應該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或者為古代文學觀念下一個精確的定義，使它“放之四海而皆準”，這便更增加了討論的困難和研究者的壓力。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的問題不能研究，而是提醒我們注意克服本質主義的先驗論思維模式，從宏觀的角度用發展的眼光來對這一問題作動態描述，這種描述也許更接近歷史事實本身。中國古代文學家、文論家、史學家們對於中國文學的發生和中國文學觀念的發生，提出過頗有理論意義和參考價值的描述，他們的思想成果或許會對我們有所啟發。循著他們的提示，我們可以對中國文學觀念的發生提出一種新的解釋。
第一節中國古代關於文學發生的認識
常識告訴我們，文學觀念的發生與文學的發生是密不可分的，而文學的發生過程，就呈現在文學的活動之中。有了文學的活動，就一定會有對於這種活動的某種觀念，不論這種觀念是模糊的還是清晰的；不然，這種活動就不可能有計劃合目的地進行。反之，有了文學的觀念，才能有意識地開展文學的活動，不論這種活動是幼稚的還是成熟的；不然，這種觀念就無所附麗而失去存在的價值。那麼，究竟是先有了文學的活動，然後才有文學的觀念，還是先有了文學的觀念，然後才有文學的活動，這是理論家們誰也說不清的問題。正如“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始終是一個悖論，我們可以不去管它。不過，討論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生，卻不可以不與中國古代文學的發生相聯繫，因為二者如影隨形，相依相伴，誰也離不開誰。因此，瞭解人們關於中國古代文學發生的認識，是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文學發生於何時？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古代有兩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可以提供我們參考。
一日文學開始於生民之初。南朝學者沈約(441-513)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
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①
這裡雖然沒有使用文學這一概念，但作者顯然是把歌詠當作文學來看待的。在沈約看來，歌詠是情志的表達，而人類誕生之初即“稟氣懷靈”，富有情志，故“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也即文學誕生於生民之初。然而，這一結論是靠類比推理得出來的，論者自己也承認沒有客觀事實做依據，因為“虞夏以前，遺文不睹”，他只能以現有常識來判斷。而以文明人的常識來推斷野蠻人的行為，不懂得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又艱難的過程，其結論的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況且，沈約在論證中所談到的“五常之德”以及“六義”、“四始”等人文觀念，也都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絕非生民之初即已發生的，這就使其結論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