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反對是為了生存，
公民覺醒是為了守護得來不易的民主；
上街頭是為了爭取更有尊嚴的未來！

李茂生（台大法律系教授）、何明修（台大社會系教授）、陳俊宏（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孫窮理（苦勞網祕書長）
專文導讀

李惠仁（紀錄片導演）、何穎怡（商周出版選書顧問）、吳叡仁（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哲斌（媒體工作者）聯手推薦

「投入這（社會運動）那麼久，你會有點忘記自己還有可能會贏。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辦遊行、群眾大會……假如只有四十五人現身，你會很沮喪。如果三百人到場，你會很高興。結果，有一天，來了五十萬人。你反而難以置信：某種程度上，你早已停止去想那有沒有可能發生了。」

原本只是一則刊登在雜誌上的廣告，邀請大家在 2011年9月17日一起上街頭，占領華爾街；這樣單純的籲請，如何演變成全球矚目的公民運動，且其影響力至今還在持續延燒呢？

大衛. 格雷伯以「占領華爾街」發起人之一的角度，翔實觀察了華爾街占領行動的始末，並分析了這場行動之所以引發的原因，及其獲致成功的諸多因素。

身為一個相對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格雷伯重新耙梳了民主的定義：民主不是只彰顯在投票的那一刻，群體決策亦非粗糙之多數決；它源於一種相信人人在根本上平等的信念，允許人們以充分且平等參與的方式，運用各種有利的手段去決定集體的事務。

延續著這樣的信念，格雷伯也以資深社運人士的經驗，分享了在公民行動中群體取得共識決的操作原則，以及如何「占領」及「解放」各種公共空間，並在既有的權威之外，建立起基於共識、平等、廣泛參與的自治生活。

所謂革命、行動與公民不服從，從來就不會有固定的形式，其所激盪出的思想轉換卻是永久的。我們所要做的，不是顛覆掉眼前的一切，而是不斷擴展自由的範圍，直到其成為生活中的終極價值。

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1961年生於美國，左傾而激進的人類學家。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助理教授；現任倫敦政經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人類學教授。二○○六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演講，被譽為「型塑文化本質論述的傑出人類學家」。二○一一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年度百大風雲人物之一。

二○一一年出版的《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中文版由商周出版）一書，榮獲「文化人類學學會」（Society for Cultural Anthropology）二○一二年最佳專書獎。

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美國商業週刊》稱他為華爾街占領運動的重要領袖。他的論述將這場被視為擾人的街頭抗爭，變成全球矚目的抗議運動。格雷伯共同發表的運動口號：「我們是99％。」（We are the 99 percent），撼動了長期由極富人口壟斷社會資源的美國。

譯者簡介
湯淑君

翻譯工作者，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譯有《同學，上課了！》、《甩掉壞情緒》、《哪裡出了錯？》、《深海潛航》、《比爾蓋茲開講》等書。

李尚遠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譯有《帝國》（合譯）、《我們只有一個世界：全球化的倫理學》、《理論之後：文化理論的當下與未來 》、《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散步在華爾街的馬克思》。

陳雅馨

台大社會所畢。譯有《愛情的正常性混亂》（立緒）、《未來的性》（麥田）、《路西法效應》（合譯）、《REPLAY重播》、《意識究竟從何而來？》、《危險療程：心理學大師榮格、佛洛伊德，與她的故事》（合譯）（商周）等書。

導言（章名頁）
引言
當人們擁抱民主時，他們腦子裡所想的，一定是比單純參與選舉更為廣大而且深刻的事情；那必定是個人自由的理想，與某種迄今未曾實現的觀念的結合。而那個觀念就是，自由的人必須能夠像講理的成年人一同坐下來談，並且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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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約三十名占領華爾街運動（OWS；Occupy Wall Street）的活躍分子聚集在紐約聯邦廳（Federal Hall）的台階，對街就是紐約證券交易所。
我們已努力了一個多月，設法在曼哈頓下城區重新建立據點，以取代我們六個月前被逐出的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營地。我們希望，就算無法搭起新的營地，至少也要找個地方，讓我們能定期舉行集會，並且設置圖書館和廚房。祖科提公園的一大優點，是凡是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有興趣的人，都知道他們來到此處總是能找到我們、打聽即將進行什麼行動，或純粹聊聊政治；如今少了這樣的場地，也造成了層出不窮的問題。然而，市府當局已經決定，不讓我們再去占領另一個祖科提。不論我們在何處找到可以合法開張的地點，他們都只會改變法規並把我們趕走。當我們試著在聯合廣場（Union Square）落腳，市府當局就更改公園管理法規。當一群占領者依據一項明言公民有權睡在紐約街道上進行政治抗議的法院判決，並開始睡在華爾街的人行道上時，市府就把曼哈頓下城的那個區域視為「安全管制特區」，這意味著該區不適用那條法律。
最後，我們在聯邦廳的台階上安頓下來。往寬闊的大理石階梯走上去，有座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雕像鎮守在這棟建築物的門口，兩百二十三年前美國《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就是在這裡簽署的。這些台階不在市政府的管轄範圍之內，而是屬於聯邦土地，歸國家公園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所管。美國公園警察的代表之前已經告訴我們，只要沒有人真的睡在那裡，他們不反對我們占據台階，或許他們也明白，那整片空間都被認定是公民自由紀念碑的範圍。聯邦廳的台階夠寬敞，可以輕易容納兩百個人，起初，大約也就是這麼多人現身。但不久之後市府介入，說服公園管理局的人讓他們實質接管：他們在周邊豎起鋼製的圍欄，另外還用一些柵欄把台階分隔成兩個區域，我們馬上將之稱為「自由牢籠」。入口旁有一群特殊武器戰術小組（SWAT）隊員就定位，一位身穿白衫的指揮官仔細檢視每個想要進來的人，並告知他們，為了安全起見，任一邊的牢籠最多只能同時容許二十人進入。儘管如此，還是有一小撮意志堅定的人堅持到底。他們輪流值班，維持全天二十四小時在場留守，白天舉辦討論會，與工作煩悶、趁休息時間閒晃過來的華爾街交易員進行即興辯論；晚上則繼續在大理石台階上守夜。沒有多久，大型告示牌遭到禁止。緊接著，任何用厚紙板做成的東西也被禁用。之後則是隨機逮捕。那位警察指揮官希望我們搞清楚，他雖然不能把我們統統都抓起來，但卻絕對可以逮捕我們其中任何一人，不論在什麼時間、用什麼理由。單單在那一天，我就目睹一名活躍分子被銬上手銬帶走，理由是他不斷喊口號構成了「噪音違規」；另一個人是伊拉克戰爭的老兵，因為演說時罵了三字經而被指控公然猥褻，也許是因為我們把這個活動宣傳為一場「大鳴大放」吧。那位指揮官似乎在強調：即使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誕生地，他也有權僅以從事政治演說為由就逮捕我們。
我有個朋友名叫羅比（Lopi），出了名地常常騎著一輛巨型三輪車參加遊行，車上用五彩繽紛的海報點綴，上面寫著「週年慶！」。這場活動就是他辦的，文宣是「說出對於華爾街的不滿：一場在聯邦國家紀念堂台階上舉行的和平集會，這是人權法案的誕生地，現在卻被『百分之一』（the one percent）的軍隊給封鎖。」至於我呢，我向來不是個煽動民眾的人士。在參與占領活動的整個期間內，我從來沒有發表過演講。我只希望能以見證人的身分在場，提供精神和活動安排上的支持。在這場活動開頭的半小時，一個接一個的占領者朝著牢籠前方移動，當著一排臨時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攝影機前，開口談論戰爭、生態浩劫、政府腐敗。我則在場邊漫步，試著與警察閒聊。
「所以，你是特警隊的一員囉，」我對手持大型突擊步槍駐守在牢籠入口、一臉嚴肅的年輕男子說：「嘿，SWAT代表什麼意思？全名是『特殊武器……』」
「……與戰術。」他很快就接話，不讓我有說出特警隊原始的名稱——也就是特殊武器突擊隊（Special Weapons Assault Team）——的機會。
「了解。不過我很好奇，你們的指揮官認為，要用哪種特殊武器，來對付三十個手無寸鐵、在聯邦台階上參加和平集會的公民呢？」
「這只是預防措施而已。」他回答，神情顯得很不安。

當權者從不會自願放棄任何權力

我已經推掉兩次上台演講的邀請，但羅比還是很堅持，所以到最後，我想我還是說些話，再怎麼簡短也好。我在攝影機前就位，抬頭看了紐約證券交易所上空的華盛頓銅像一眼，然後開始即席演說。
「我認為，今天，我們在當年簽署《人權法案》的同一棟建築的台階上集會，是非常合適的。有趣的是，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全世界最偉大的民主政體。他們覺得，是開國元老納入我們憲法中的權利與自由，將我們定義為一個國家，也讓我們能做真實的自己——甚至，如果你聽信政治人物所說的，這多少也賦予我們能夠隨心所欲入侵其他國家的權利。但實際上，你們知道嗎，當年起草憲法的人，他們並不想把人權法案納入憲法之中。這說明了人權法案為何是憲法修正案，而不是包含在原始文件之中。那些有關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的響亮字句，最後之所以會出現在憲法裡，唯一的原因是因為反聯邦黨人（anti-Federalists），例如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和帕提克‧亨利（Patrick Henry）見到正式草稿後勃然大怒，於是開始動員抵制簽署憲法，除非修改內文，改成包含從事這類民眾動員等活動的權利。這可嚇壞了聯邦黨，因為打從一開始他們召集制憲大會（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理由之一，就是為了阻止他們所預見出現更多激進民眾運動所導致的危險，這些運動一直呼籲促進金融的民主化，甚至是註銷債務。如同他們在美國革命期間所目睹的，大規模公眾集會以及公共辯論的爆發是他們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所以，最後，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集合了一長串、總計超過兩百項的提案，並據此撰寫出我們現在稱之為《人權法案》的本文。
「當權者從來不會自願放棄任何權力。就我們擁有的各種自由而言，那不是因為一些偉大、明智的制憲元勛把它們授與我們，而是因為像我們這樣的民眾，在任何人願意承認人民擁有那些自由之前，就堅持要行使那些自由，從事與我們此時此地所做的同樣的事。
「在《獨立宣言》或憲法本文中，沒有一處明文敘述有關美國是個民主國家這件事。這其來有自。連華盛頓這樣的人物，都公開反對民主。這聽起來有點詭異，畢竟此時我們正站在他的雕像之下。但這個說法對他們全體來說卻全都屬實：不論是麥迪遜（James Madison）、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亞當斯（John Adams）都一樣，他們撰文表明，正設法建立一套能夠阻止並控制民主所帶來危險的制度，即使當初掀起革命把他們送上權力寶座的人民確實想要民主。而且，我們來到此地，大多數當然是因為不論是從哪一種意義來解釋，我們至今還是不認為自己生活在民主的體制下。我的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從特警隊布署在那邊，你就什麼都明白了。我們的政府已經演變成一種不比制度化賄賂系統高明多少的體系，光是這麼說，你就可能會被拖進監牢。大致上來說，目前他們一次還只能把我們關在牢裡一、兩天，但他們勢將盡其所能地改變這種情況。然而，他們若不是明白我們所說的是真話，根本也就不用把我們給圍堵起來了。沒有什麼比爆發民主浪潮的展望，更讓美國的統治者膽顫心驚的了。而如果這種展望有可能發生，如果願意走上街頭要求制定《人權法案》的先賢後繼有人，那麼我們幾乎可以說是捨我其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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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比推我上台的那一刻之前，我其實並沒有真的想過，占領華爾街是源自於美國歷史上的任何宏大傳統。我更有興趣談論它在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女性主義（feminism），乃至於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根源。但現在回過頭來思考，我那時所說的也的確是事實。畢竟，說來奇怪，我們被教導關於美國民主的思考方式，其實有些前後矛盾。一方面，我們不斷被告知，民主只是選舉政治人物出來管理政府的事；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大多數美國人都熱愛民主、厭惡政客，並且對政府的概念抱持懷疑的態度。這些怎麼可能全部為真呢？顯然，當美國人擁抱民主時，他們腦子裡所想的，一定是比單純參與選舉（其中有一半的人根本就懶得去投票）更為廣大而且深刻的事情；那必定是個人自由的理想，與某種迄今未曾實現的觀念的結合。而那個觀念就是，自由的人必須能夠像講理的成年人一同坐下來談，並且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若是如此，當前美國的統治者對於民主運動如此懼怕，就一點也不令人訝異了。再延伸到最終的結論，民主的衝動（democratic impulse）只會導致統治者變得完全多餘。
談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反對，認為這即使是真的，大多數美國人對此想必也會有所猶豫，不會讓民主衝動無限上綱到逼近終極結論的地步。他們的看法無疑是有道理的。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再怎麼宣稱厭惡政府，或在許多情況下厭惡政府的概念，但是真正會支持廢除政府的，還是少之又少。但這或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取而代之。事實上，大多數美國人從小到大的政治視野被教導的極為有限，對人類潛能的認識也極為狹隘。對其中大多數人來說，民主終究是抽象之物，是一種理想，而不是某種他們曾經練習或體驗過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當他們初次開始參加全體大會，以及參與我們在占領運動中所採取的其他橫向決策方式時，會覺得自己對政治可能性的認知好像在一夕之間全盤改觀，而我在二○○○年於紐約首次參與直接行動網路（Direct Action Network）時的感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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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書所談論的不只是占領運動，也談論美國民主的可能性；此外更談到了占領運動所啟發的大膽想像力。
我們只需要比較占領運動最初幾個月所激起的普遍熱情，與一年後總統大選季節期間的氣氛。今年（2013）秋季，只見兩名候選人——其中一個是現任的總統，民主黨基層覺得他常常背叛他們，卻又因為木已成舟而被迫接受他為候選人；另一位憑龐大的財力強渡關山，強迫共和黨基層接受，基層則表明寧可選擇除了他之外的任何人——耗費大部分的精力對億萬富翁獻殷勤，民眾偶爾透過電視就可以察覺。除非他們恰好是住在搖擺州（swing state）約百分之二十五的美國人，否則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選票改變局勢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即使對握有攸關大局選票的人來說，一般認定，僅有的選擇，只是在兩黨之間選哪一個在敲定削減人民的退休金、美國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福利的協議上，扮演主導的角色。因為犧牲勢在必行，而權力的現實又是如此，以至於沒有人考慮過那些犧牲可不可能由富人來承擔。
在最近《君子雜誌》（Esquire）的一篇文章中，查理‧皮爾斯（Charles Pierce）指出，電視權威評論者在這個選舉周期的表現，似乎只是藉著施虐—受虐狂的角色扮演，替全民無力感找尋苦中作樂的出口，這類似於真人實境電視節目中，我們喜歡看著跋扈的上司對部屬頤指氣使：

我們放任自己陷入寡頭政治（oligarchy）的習慣，好像沒有別種政治可行似的，即使在一般認為是自我治理的共和國也一樣，而隱忍順從是其中最明顯的習慣之一。我們逼自己適應接受政治人物擺布的習慣，而不是堅持要他們聽令於我們。電視明星告訴我們，政治明星要砍他們的「大協議」（Grand Bargain），而「我們」屆時將為他們代表我們做出「艱難的選擇」而為其喝彩。要在政治共同體中灌輸寡頭政治習慣，你必須使用以下方式。首先，你要去除人們對「政府是政治共同體的終極體現」的觀念。接下來，再消除或削弱任何可能獨立於你壓制勢力之外而存在的權力中心，比方說，像是勞工團體（organized labor）。然後，你要讓他們充分明白是誰在掌權：我是老闆，設法習慣吧。
 
當人們拋棄民主確實有可能的觀念時，就只剩下這種政治型態了。但這也只是暫時的現象。我們最好記得，二○一一年夏天，同樣的談話也發生過，當時政治階級所能談論的，只是一場人為製造的危機，爭議焦點是「舉債上限」（debt ceiling），以及無可避免將尾隨而來的「大協議」（又要削減聯邦醫療保險與社會安全支出）。緊接著在那年九月，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了，數百個名副其實的政治論壇隨之應運而生，讓一般美國民眾能有談論切身實際顧慮與問題的去處——於是，傳統的權威評論者談話突然靜止下來。那不是因為占領者對政治人物提出什麼特定的要求與建議；相反地，他們只是讓各界一窺真正的民主可能是什麼模樣，就足以在整個體系掀起一場正當性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
當然，自從二○一一年十一月遭到強制驅逐後，占領華爾街運動就被同一批權威評論者宣告死亡。但他們不懂的是，一旦人民的政治視野拓寬，改變就是永久的。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民（當然不只是美國人，還有希臘人、西班牙人和突尼西亞人）如今具有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和人類團結（human solidarity）的直接經驗。這使得人們幾乎不可能回頭再去過原先的那種生活，看待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樣了。在全球金融與政治精英盲目地滑向下一個二○○八年金融海嘯級的危機時，我們會持續暫時或永久地占領大樓、農場、法拍屋以及工作場所；籌辦集體拒付租金、座談會和債務人大會，藉此奠定真正民主文化的基礎；並且引介技術、習慣和經驗，催生全新的政治觀念。伴隨而來的，是傳統觀點早就宣告死亡的革命想像之復興。
每個參與者都體認到，創造民主的文化必定是一個長期過程。畢竟我們談的是一場徹底的道德觀轉變（moral transformation）。但我們也明白，這種事情以前也發生過。美國過去也經歷過社會運動，引發深遠的道德觀轉變——馬上聯想到的是廢止奴隸制度和女性主義——但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和占領運動一樣，這些運動大致也在正規政治體制之外運作，運用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與直接行動，而且絕對不會妄想在短短一年內就會達成目標。顯然另有許多人試圖促成同樣深遠的道德觀轉變，但卻以失敗收場。話雖如此，我們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國社會的本質正發生根本上的改變——當初就是因為有這些改變，占領運動才能如此迅速起飛——足以提供真正的機會，讓民主計畫的長期復興能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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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提出的社會論點相當簡單。目前被稱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這個情勢，只會加速這場已進行數十年之久的美國階級體系徹底轉型。請思考下列兩項數據：在我寫下這段文字的同時，每七個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遭到討債公司追捕；同時，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美國人自認是「中產階級」，這個比率首度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我們很難想像這兩個事實毫無關聯。最近關於美國中產階級萎縮的討論很多，但大部分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基本上從來不是一種經濟範疇（economic category）。它總是與穩定和安全的感覺息息相關，那種感覺來自於能夠簡單明瞭地假定，日常機構像是警察局、教育體系、醫療診所乃至於授信機構等等，無論你對政治人物的看法如何，基本上都會站在你這邊。若是如此，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眼睜睜看著自家房子遭某個違法簽名機器人（robo-signer，此處指房貸公司員工）查封的人，在親身經歷過這樣的遭遇之後，還會特別認為自己是個中產階級。不論他們的所得級距或教育程度為何，都是一樣。

金融化的真正意義

部分的美國民眾愈來愈覺得周遭的制度性組織（institutional structures）其實並不是為了協助他們而設立的，甚至還成為具有敵意的惡勢力，這是資本主義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的直接後果。這看起來或許是很奇怪的聲明，因為我們已習於認為金融與這些日常生活的顧慮相差十萬八千里遠。大多數民眾發覺，絕大多數的華爾街獲利不再是來自工業或貿易的果實，而是純粹投機以及複雜金融工具下的產物。不過，常見的批評是，這不過是投機罷了，或者可說是精心設計的魔術詭計，只是藉由宣稱它的價值確實存在，就能迅速地將財富給變出來。事實上，「金融化」真正的意思是政府與金融機構串通，好讓比例愈來愈高的公民在債務堆裡愈陷愈深。這發生在各個階層之中。新的學歷要求被引進製藥、看護這類工作，迫使凡是想在這類行業中謀職的人，都不得不申辦由政府擔保的學生貸款，這確保他們未來所賺的工資會有一大部分直接進入銀行的口袋。華爾街金融顧問與地方政治人物的勾結，則逼得市政機關陷入破產或瀕臨破產，於是當地警察奉命大舉對屋主加強執行草坪、垃圾和修繕等法規，如此一來，罰金源源不斷的產生，就可增加市府用來償還銀行債務的收入。在每個案例中，一部分的收益透過遊說人士和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回饋給政治人物。由於地方政府的每個職務幾乎都變成金融壓榨（financial extraction）的機制，而聯邦政府已表明，把維持股價上漲和資金流入金融工具持有人手中視為其首要之務（更別提保證不會讓任一家大型金融機構倒閉，無論它們的行為如何），金融權力（financial power）與國家權力（state power）之間的差別究竟是什麼，也就變得愈來愈模糊了。
我們最初決定自稱為「百分之九十九」（ninety-nine percent）時，所要批判的當然就是這件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做到了幾乎可說是史無前例的事。我們設法讓不僅是階級的議題，也包括階級權力的議題，重返美國政治辯論的中心。根據我的猜測，這之所以變得可能，是因為經濟體制的本質——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我們日益開始稱之為「黑手黨資本主義」（mafia capitalism）——正在逐漸改變，這讓我們無法想像美國政府與「人民意志」（popular will）、或甚至「人民同意」（popular consent）會有任何關聯。在這樣的時代，民主衝動一旦覺醒，就只可能演變成一股強烈的革命驅動力。

在街頭實踐民主
陳俊宏
自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以來，「占領X」已經成為全球各地社會運動常見的抗爭劇碼，這個X可以是公園、廣場、法院、國會，甚至是情人節。占領運動如何成為一股席捲全球的社運風潮，絕對不能不談及二〇一一年在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而本書所談論的，不只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點滴紀實，更是探索占領運動所啟發的種種想像力，以及其後續所帶動的意識革命。
本書作者大衛‧格雷柏，被視為當代最重要的公共人類學家之一，無政府主義的倡議者，二〇一一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百代風雲人物。他的名著《債的歷史》，更獲得美國文化人類學會「最佳專書獎」的殊榮。在遭遇被耶魯大學不續聘，並在美國尋求教職處處碰壁，而剛在英國倫敦大學的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落腳之際，因緣際會的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重要成員。而他與其他同伴集體構思的口號：「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We are the 99 percent），深刻打動人心，召喚了廣大的人民走上街頭，表達市井小民無法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憤怒。這場運動無疑向世人揭露：凡是有益於華爾街的東西，絕對不利於整個美國，甚至整個世界，它更真實的凸顯出美國的代議政治已經淪為金融菁英們的附庸。不久之後，各式的占領運動從美國一路蔓延到歐亞，引起全球各地兩千七百多個城市響應。
「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號之所以引起全球的共鳴，正因為全球化導致的不平等已經成為全球普遍的現象。近二十年來新自由主義所倡議的市場、競爭與發展掛帥等概念已經出現嚴重的危機。這類觀點的邏輯，假設經濟一旦有所成長，發展「理當」會點滴下滲（trickle down），所以分配的問題根本無須擔慮。然而現實已經清楚地回答，全球財富日益收斂成「窮」與「富」兩個大集團，集團內部相互收斂，但是集團之間差距卻日益擴大。聯合國發展署曾經以香檳杯圖像，來形容全球分配不均的慘況。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前百分之二〇富人擁有全世界百分之八〇的財富，而最赤貧百分之二〇窮人總和則僅有百分之一‧四的全球財富。而這個差距比例在當前的發展趨勢中更加惡化。根據《二〇一三年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全球財富有百分之八十六掌握在百分之一〇的人手裡，僅百分之一的頂級財富持有者就占據了全球財產的百分之四十六，而底層人群所占有的財富僅為百分之一。《二十一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三年就曾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者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研究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九八年美國收入不均的情形，並關注最富裕的百分之一階層的收入情况。他們詳細揭示美國國民收入絕大部分是落入了這些高收入者之手，據說占領華爾街運動也深受這項研究的啟發，進而喊出了「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這個深植人心的口號。
然而作為一位無政府主義的倡議者，格雷伯對改造資本主義並不抱希望。他的立場可以和皮凱提的巨著《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作一個有趣的對比。皮凱提也指出資本主義存在根本的缺陷，自然地會使社會愈來愈不平等，也就是會產生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危機。因此皮凱提主張以「加稅」作為解決之道，例如，要求政府推行增稅政策（對百分之一的富人課徵百分之八○的所得稅率與百分之五○到六○的遺產稅）以及金融管制等政策。然而格雷伯對於資本主義的改革，似乎沒有皮凱提那麼樂觀。對格雷伯來說，皮凱提顯然無意反對資本主義，而只是期待透過矯正的方案，或許可以減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副作用。格雷柏認為，這些看似基進的政策最終將徒勞無功，因為那些居於百分之一頂端的菁英不可能剝奪自己的財富，同時他們對媒體與政治場域所打造的銅牆鐵壁，早已排除任何人能透過選舉撼動他們利益的可能性。皮凱提的改革方案，就好比將資本主義想像為一個巨大的真空吸塵器，將財富吸入極少數的菁英手裡，但卻仍堅持不去拔掉插頭，而只想以一個小型的真空吸塵器來取代。因此，對他來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想像，努力思考如何找出一個先拔除插頭，徹底調整機器功能再重新啟動的模式。這兩位學者對資本主義的診斷，非常值得進一步追蹤觀察。
除了挑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公平，在這本新書中，格雷伯也挑戰一般美國人對民主的理解。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民主」一詞等於在描述現狀。然而對格雷伯來說，無論過去或是現在，民主從來沒有真正在美國實現過，不論《獨立宣言》還是美國《憲法》都沒有體現它們應當體現的民主價值。而當前的政治體系之所以犧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權益來保障百分之一人的利益也絕非偶然，因為現實的政治早已將職業政客與金融資本主義（fiance capitalism）融為一體，透過金錢與權力掐住了百分之九十九人的生活，當前所謂的民主根本只是個幻象。當政治已經成為經濟和金融利益的附庸，抗議者的目標就不在於如何與現存的體制尋求協商妥協或任何可能的讓步。「如果我們打算生活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當中，我們就不得不從頭開始」。 因此占領華爾街不只是要改變這個眼前不公平的經濟體制，更在創造一個真正的民主。而這種民主模式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得到完美的實現。
這是一種由所有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下形成共識的直接民主模式。有別於常見的由上而下的垂直式組織形式，這種直接民主的特色包括: 強調分享「水平性權力」（horizontal power，即所有人參與共同決策），採取「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即無需他人代表，個人自動自發的參與）的方式，並採用「共識決」的模式來決定行動策略。整個過程沒有領導人，只有共識引導者（Facilitator）負責協助整個流程，以便群眾找到共識，做出決策。每個人都有機會啟用人民麥克風（People’s Microphone）發言或公布自己的提議；每個人都可以「否決」某個提議；或是選擇成為旁觀者角色，也就是「即使我不參與行動，但我不會阻止他人如此行動」。共識決的模式不同於以多數決的投票表決體系，不以壓抑少數意見來進行決策，而是對提案進行充分討論，從而形成共識。
這種採取去中心化、水平性組織、共識決的直接民主方式，肯定會挑戰我們的直覺，特別是習慣於國家、政府或企業以「由上而下」的垂直性權力結構運作的人，很難想像這樣的實踐如何可能。這個實踐必然面臨幾個嚴肅的問題：例如沒有領導人的組織要如何運作？決策該如何產生？七○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學者喬‧弗利曼（Jo Freeman）在〈無架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中，就曾經質疑這種去中心化的組織及決策模式未必能達成組織成員平等參與的目標，反而容易讓權力更加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同時還無法要求菁英為決策負責；因此，沒有明文規定的組織架構以及可辨識的決策者，反而成為「權力遮掩的面具」。然而格雷柏認為，他所倡議的「共識程序」，可以解決弗利曼所提出的挑戰。
因此，占領運動展示一種對於政治共同體的另類想像。當運動過程中面臨主流媒體批評這場運動缺乏具體的目標與訴求時，格雷伯反駁，「占領」本身就是目標，它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展現。透過「占領」讓所有被壓迫者可以平等的、公開的抒發對於當前貪婪不義體制的不滿；另一方面，則是向公眾展示一種真正自由、平等、有創意的民主圖像如何可能。格雷伯認為，我們必須徹底拋棄「目的正確等於手段正當」的邏輯，因此「社運團體採取的組織形式，必須具體呈現出我們所希望創造的那一種社會」。換言之，若要推翻資本主義就不應複製資本主義的邏輯，同樣的，社運團體要成就民主的目標，就不應以「不民主」的手段來達成。這是一種「預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亦即對未來社會和政治圖像的真實預演。「占領」本身就形成一場對體制反思的展演，揭示政府統治機制的本質，並實踐一個直接參與並深具包容性的自治模式。因此他說︰「我們或許永遠不可能透過邏輯來證明直接民主、自由以及立基於人類團結的社會是可能存在的，我們只能透過行動來體現這些規則。」儘管占領運動過後，沒有任何具體訴求被實現，但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格雷伯並不從這個角度來評價占領運動的成敗。正如華勒斯坦所說，革命首先是由政治常識的變遷所組成的。儘管祖科提公園早已被淨空，然而「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號仍在世界各地獲得迴響，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繼續上演占領的抗爭劇碼，因此這是一場意識覺醒的革命，當革命想像力一旦甦醒，改變就會不斷地持續下去。
過去幾年，台灣版的「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的戰爭」處處可見，特別是跨海峽資本所形成的政商聯盟已成為台灣的百分之一，壟斷政策制定過程，使得台灣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受到嚴重威脅。而代議民主制度的嚴重失靈，導致公民唯有透過街頭抗爭，才能撼動分贓政治的權力遊戲。二○一四年三月因立法院草率通過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學生和公民團體的抗爭，展開為期三週的國會占領運動。對許多參與此場運動的青年學子而言，此場台灣近年來最具規模的公民運動，像是一場嚴肅又深刻的「公民成年禮」，讓他們對於未來該如何扮演積極的公民，有了清楚的體認。歷經「324占領行政院」行動中慘遭警察強力鎮壓的公民，更是真實的體驗血淋淋的國家暴力。而在占領運動期間，許多在占領華爾街運動常見的策略與參與形式，也不時出現在議場內外。由學生和公民團體一起舉行的草根會議中，更援引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採行的會議手勢，讓近千名參與者能夠即時進行溝通，並達成具體共識。而在街頭公民審議（D-Street）會議中，一群公民團體與學者更發展出七種以上在街頭進行民主審議與對話的形式。當然，如果沒有一個足夠蹣頇無能的政府，所有這一切還真是很難想像。
不論你是否曾經參與街頭運動，本書絕對值得一讀。對於不熟悉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讀者，本書提供豐富的資料，讓讀者可以了解運動的發展歷程。對於關心如何在街頭實踐民主的讀者，本書第四章提供讀者一窺當年街頭共識決模式的民主實踐過程，絕對值得每位政治行動者參考。而對於參與社會運動過程，經常遭遇的嚴肅問題，例如如何思考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 如何思考國家暴力的本質？ 如何判斷公民不服從是否「是」非暴力的？都可以在本書中找到線索。重點不在於是否被格雷伯的主張所說服，而是書中不斷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想法，並用具體行動激發我們探索民主實踐的各種可能，本書確實開拓了我們對另類政治實踐的想像空間。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