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謀：《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管理（簡體書）

本書從思想、實踐、制度三個方面敘述了孫子兵法的智慧在現代管理中的應用、管理主張和管理模式，以求為管理者解決實際管理問題提供理論和工具兩方面的幫助。如何在經營中取勝，有效管理是關鍵，最有實際應用性的辦法盡在本書中。本書語言精彩絕妙，視角獨特，案例新鮮典型，分析引人入勝。行文之中，在絕處逢生處閃現著智慧的光芒，是高學術水平與超強可讀性相結合的典范。

夏增民，華中科技大學社會性別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電視臺公共頻道特約評論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國學和社會性別。號稱“華科第一殺手”。曾在湖北省檢察院、湖北省婦聯、武漢消防局等機關事業單位，以及湖北電力公司、武漢地鐵等大型企業開展國學講座。被媒體稱為“麻辣教師”。

采用中國的兵法思想指導企業經營管理，比美國的企業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日本企業家大橋武夫
《孫子兵法》一書中揭示的許多原理原則，迄今猶屬顛撲不破，仍有其運用價值。——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霍吉茲
我成功的法寶是《孫子兵法》。——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汽車公司老板史密斯

寫在前面的話：講故事的《孫子兵法》“闡釋學”
《孫子兵法》作為中國的傳統軍事名著，一直享有盛譽，甚至不大識字的人，也對此書敬而仰之。我最早接觸《孫子兵法》，大約是中學的時候——以前肯定聽說過，但那是第一次親見。
那是在一個同學的家里，他家頗有藏書，其中就有《孫子兵法》。具體是《孫子兵法》的哪個版本，我早已忘卻，只是清晰地記得，我把這本書借回家，用方格稿紙，認真地抄寫了一遍。這個手抄本，應該還壓在哪個箱子的底下，那是青春年少時渴望知識的印記。
想來我大約總共就抄過兩本書，都是古籍，另一本關于《論語》的。那時候雖然已讀大學，但買書不易，于是便坐在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的自習室里，每天傍晚抄一段，硬是把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抄了一遍。
當然，抄這兩本書，一是出于興趣，另一個原因則很現實，那就是這兩本書字數都很少，《論語》只有15000余字，而《孫子兵法》不過6000余字而已。如果換成大部頭，那恐怕很難操作了。雖然以后再也沒有抄過書，但不料想，以后會把先秦諸子當成吃飯的本錢，看來真是命中注定的了。
古往今來，注解《孫子兵法》的人已經很多了，坊間也有不少通俗讀本，如今再來解讀《孫子兵法》實在是太艱難。注讀古籍，應該說有兩種基本方法，一種是訓詁之學，考訂文字、注疏詞義；另一種則是義理之學，不唯從“小學”即文獻本身入手，而是重在闡釋文獻所呈現的思想和價值。這一思路跟訓詁的傳統同樣久遠。比如說孔夫子“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孔老先生晚年喜歡讀《易經》，當時是竹簡本，“冊子”是用熟牛皮做的帶子綴連起來的，那冊《易經》翻閱得太多太頻繁，以至于把結實的帶子翻斷了三回。聽起來可能感覺有些夸張，但卻說明了孔子對《易經》用功之深。孔子注《易經》，可不是將其拿來占卜算命，他是要闡發其中的義理。
訓詁難，闡發義理也不易。
對于《孫子兵法》一書，就文獻功夫而言，北京大學的李零先生所做的系列工作可以說已達到難以企及的高峰，一般人難以置喙，只能聽而從之，本書也從中借取良多。
經過前輩學者的反復研究，《孫子兵法》，哪怕是普通的讀者來閱讀，在字、詞、句方面都不存在很大的障礙。但是，在《孫子兵法》的思想、內容、價值的闡釋方面，由于人們的經歷、視角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尚還有值得一說的余地。
所以，我們現在研讀《孫子兵法》，只是給廣大讀者提供一種輔助理解的工具。我們都知道，中國先秦古籍，大多言簡而意豐。《孫子兵法》堪稱其中的代表，短短一句話，可以引申出極豐富的內涵。漢代的時候，學者們解讀儒家經典，“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一部儒家經典的解釋著作，其字數可達百余萬字。后世對此多持貶斥的態度，認為注經煩瑣，實際上，這也正反映了經典著作的寓意豐厚。
現在，很多人讀《孫子兵法》的時候，似乎不存在讀不通的問題，甚至可以有自己的解釋。但是，能讀通是一回事，能靈活運用則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歷史上的趙括，熟讀兵書戰策，但囿于兵書而不知戰場環境的變化，后世稱之“紙上談兵”。《三國演義》中的馬謖，同樣如此，正是拘泥于兵書上的作戰原則，不知根據實際戰況加以變通，結果導致失敗。這兩個“優秀”的軍事理論家，最終兵破身死，為天下笑，誠可嘆也。
怎么樣才能給讀者提供一個參照系，使他們在閱讀《孫子兵法》的時候，能有正面和反面的案例作參考，以加深對該書的理解呢？
我想，可以試試“講故事”的辦法。
第一個理由是，現在大家都很忙，下班路上或休息時間再讀些艱深的東西，估計大多數就跟戰國初期那位魏文侯一樣，聽音樂，“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一聽高雅的廟堂音樂就想睡覺，一聽通俗的民間音樂就興味十足。讀書大概也是如此，太學術化的書，估計一摸就要犯困了。通俗一點，有點兒小故事，淺顯易懂；如果再能增長一些學問、見識，那就稱得上輕松閱讀了。
第二個理由是，《孫子兵法》文字雖簡短，但內涵極為豐富，可以說思路萬端，面面俱到，從這個角度上說，很多人都難以駕馭。正是如此，我則從中抽取出若干原理、原則，不是從孫武的思路來論證，也不是用邏輯推理來驗證它的正確，而是選取一些歷史上著名或非著名的戰爭實例，以及商戰中的經營案例，來說明它、解釋它。我把這個辦法叫講故事的《孫子兵法》“闡釋學”，實際上也是另一種類型的案例教學。成功與否，當然要取決于讀者的評判了。
用這個辦法來詮釋《孫子兵法》，是我從長期課堂教學實踐中獲取的經驗。我在華中科技大學主要承擔面向全校的公共選修課的教學，選修的學生不僅來自五湖四海，也來自全校各個院系、不同年級，理工農醫文法藝術，可謂“三教九流”。上過大學的人都知道，在校大學生在每個學年里心態都是不同的，一般說來，越是高年級，就越“挑剔”——我想用“挑剔”二字比較合適吧，因為挑剔，不到堂、不聽講就有合理的理由。因此，我往往面對的是一個背景不同、基礎各異的群體。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才能產生相對好的教學效果，也就是說，讓大多數人滿意？
我的體會是，要尋找所有人的共同點。這個共同點就是通俗、輕松、有趣，在此基礎上，再對一些重大問題謀求深度探研，以達到通俗性和學術性的結合。
事實證明，這樣的辦法是成功的。
因此，我推而廣之，將此法沿用到專業課的教學中，發現同樣奏效。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教學方法。
除了課堂教學之外，我也會被邀請做各種講座，包括在一些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舉辦的講座。在這些場合中用這套辦法，效果也比較好。
我講課和做講座的內容范圍較廣，其中包括關于《孫子兵法》的解讀。因此，我想將講課和做講座的內容和形式轉借過來，完成這本書；甚至本書有些部分，正是根據以前在某些地方做講座時的講稿或錄音整理而來。因此，本書有些部分的語言風格略顯口語化，但我的目的是便于讀者接受。
也有一些朋友，有的甚至讀過MBA，他們經常從實踐的角度來質疑企業管理學的相關課程教育，通俗地說，就是有個疑問：職業經理人、企業家是不是學校培養出來的？是不是讀書讀出來的？
的確，管理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問。有的人天生就是管理專家，對管理活動悟性極高，他們可能沒有讀過管理學專業，甚至沒有上過幾天學，但是卻能從實踐中總結出一套適合自己的管理辦法。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天才”，那么，剩下的這大多數人的管理學知識、學問和才能就只能通過教育來獲得。另外，中國企業的發展已經走過了草莽時代，經營活動日益規范，而企業經營活動的規范性，除了走法治化道路之外，還必須有一整套成熟的概念、理論、體系來供人們學習，在學習的基礎上進行企業經營的實踐，然后在實踐中有所創新。這個任務，就需要由管理學的相關課程教育來完成。所以管理學教育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很有必要。
有的朋友又有疑問了：如果說管理學可教可學，這容易理解，那么，國學與企業管理又有什么關系呢？莫非是附庸風雅？
這是個大問題，概而言之：第一，做企業，先做人。國學是一種素養，它關涉的是做人的道理。第二，國學是一種智慧，但它又不是一種“實用”的智慧，如果你想讀一遍《論語》就能讓企業利潤率上升，這基本上屬于“黃粱美夢”。國學的作用，可以用“潤物細無聲”來形容，就是一種潛移默化，老子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無用之用，才是大用。在美國的一些一流大學，管理學是沒有本科的，只有研究生教育，為什么？管理活動需要多元的、豐富的知識背景，那么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必要的管理學專業訓練，才有可能培養出更高端的管理人才。
一個不讀書的人可能會賺些大錢，但是一個不讀書的人，肯定經營不出一個優秀的企業。最近網絡上流行一個段子：坐飛機，在機場的頭等公務艙候機廳里，閱讀的人較多，而普通候機廳里，玩手機的更多；頭等艙的很多在看書，公務艙的很多在看雜志或用電腦辦公，經濟艙的看報紙、看電影、玩游戲、聊天的較多。不是你的位置決定你的行為，而是你的行為決定你的位置。
總之，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讓讀者對《孫子兵法》有個概括性的了解，同時也希望讀者能學會或者更加精通于將《孫子兵法》靈活運用于經營人生和經營企業之中；或者能了解一些軍事歷史知識和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想必也是極好的。
本書借鑒了很多專家的觀點，也援引了一些專家的案例，在此深致謝意。

夏增民2013年秋于紅安似馬山



文摘
決策的多元思維
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在做決策的時候，應該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具有一種多元思維。
《孫子兵法》開篇即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孫武首先肯定了軍事斗爭對于國家的重要性，指出要想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必須估計、核實、明了五種情況，這五種情況分別是道義、天時、地利、將領和法規。對這五種條件了然于胸，必有勝算。
道義，其實是指政治條件。軍事斗爭一定是為政治服務的，這是中國自古至今的傳統思維。從來沒有什么單純的軍事行動，軍事行動是政治斗爭尖銳化的結果。在孫武的眼里，軍事中的政治，就是使民眾與國君同心同德，使民眾愿與國君同生共死，絕不違背國君的意志。
天時是指氣候條件。在古代冷兵器時代，戰爭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全天候作戰，而是深受氣候條件的影響，由氣候條件支配。巧妙運用天氣的變化，退可使自己免于損失，進可以大有斬獲。這里的天時，具體是指陰陽向背、天氣冷暖和四時變換。
地利是指地形條件。地形對戰爭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現代軍事科學已經發展出一門專門的學問：軍事地形學。古時對軍事地形的考量，主要包括地形的遠近、險夷、寬窄、死生。
將領，是指人的條件，尤其是指揮員的素質。中國的軍事理論向來重視人的力量，把人當作活的、能動的因素，甚至認為人的作用大于武器的作用。在孫武看來，指揮員的素質應該包括智慧、誠信、仁慈、勇敢和嚴明。
法規，是指制度條件。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尤其是在人數眾多的戰斗組織中，沒有成文的、嚴格的管理辦法，就形成不了戰斗力。中國的軍事思想，從一開始就高度重視軍隊的制度建設。《孫子兵法》中所指軍隊的制度，其內容還比較狹窄，主要是指隊形編制、官吏委派和財務管理。
孫武認為，凡此五項條件，作為將領不可不詳知。懂得就能勝利，不知道的就會失敗。開戰之前，將領一定要弄明白：哪一方的國君有道義？哪一方能掌握天時地利？哪一方的軍隊更強大？哪一方的將領有才能？哪一方的士兵更精銳？哪一方更能嚴格執行法規號令？哪一方賞罰更嚴明？清楚了這些，就可以判斷勝負。這也是“知己知彼”所要了解的核心內容。
關于這些條件，我們會在后文具體分析。在這里，我們強調的是，決策時一定要充分分析各方面的因素，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不能只考慮到符合自己想象的因素；更不能掩耳盜鈴。總之一句話，要全面，要實事求是，要辯證分析。
二
我們用實例來說明。大家非常熟悉的赤壁之戰中的孫權、劉備一方就是如此，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曹操在打敗袁紹和烏桓以后，基本上統一了北方。此后，他又率大軍南下，企圖統一中國。為此，他曾在政治上、軍事上做了充分的準備。
曹操是中國歷史上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他每次出擊，都經過深思熟慮。他手下一班謀士，也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能給他提供一流的決策參考。
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曹操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八月，荊州牧劉表病逝。虎視眈眈已久的曹操軍隊見時機已到，抄捷徑輕裝前進，快速推進至南陽盆地，幾乎兵臨襄陽、樊城城下。
劉表的兒子劉琮沒有抵抗就投降了曹操。駐扎在樊城的曹操的老對手劉備被迫南退。
曹操控制襄陽以后，派出虎豹騎5000追擊劉備，大敗劉備于長坂(今湖北當陽)。曹軍進而占據江陵(今湖北荊州)。這樣，江漢平原基本上全被曹操占據。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擁有政治上的優勢。另外，曹軍挾新勝之勇，可謂銳不可當。同時，曹軍在數量上也占有絕對優勢，總共有20余萬兵力，而孫權、劉備再加上原荊州劉琦的部隊，也不過三四萬。在這樣的態勢下，孫劉聯軍能否取勝，的確是個費思量的問題，因此在孫吳內部出現投降的聲音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是不是孫權和劉備就沒有機會了？
當然不是。
諸葛亮、周瑜和魯肅仔細分析了影響雙方勝負的各種因素，從而得出結論，孫劉聯軍可以與曹操一戰。
諸葛亮向孫權分析了曹軍的劣勢：首先，曹操勞師遠征，士卒疲憊；第二，北人不習水戰；第三，荊州民眾尚未心服曹操。諸葛亮進一步指出，如果孫劉聯手，可致天下三分。
孫權本無意降曹，只是對曹軍之強大存有疑懼，諸葛亮的分析初步堅定了孫權抗曹的決心。但是，孫權無法說服內部的主和派，而且對是否真的能打敗曹軍，仍沒有把握。
魯肅則從孫權的心理角度替他做出了分析。
魯肅說，孫權手下官員投降曹操，也許可以官至州郡，但是曹操能容得下曾為一方之主的孫權嗎？江東之地為孫氏占據，到孫權已歷三代，父兄基業又怎么可以輕易地拱手送人？
魯肅的一番言辭可以說基本上打消了孫權想與曹操和談或投降的念頭。他馬上招來周瑜商議對策。
周瑜乃是主戰派，早就力主抗曹。他進一步分析了曹操軍隊的不足：第一，曹軍連續征戰，疲憊不堪，初到南方水鄉，已染疫病；第二，時值初冬，天氣苦寒，馬無藁草，給養困難；第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曹操的后患；第四，曹軍擅長步兵和騎兵作戰，不習水戰，現在他們舍棄鞍馬，根本不能發揮自己的優勢。周瑜分析了曹軍的實際兵力，認為曹操號稱大軍八十萬南下，乃是虛張聲勢，不足為懼。從中原南下的曹軍不過十五六萬，荊州新降軍隊也只有七八萬人而已，而且，荊州降兵降將的人心并不向曹。兵心浮動，焉能取勝！
赤壁水戰的斗艦
采自蔡薇等：《〈中國造船史〉課程師生互動復原古船教學方法的實踐與研究》，《教學教育論壇》，2012年第11期。諸葛亮、魯肅和周瑜三人對戰場形勢的分析，終于使孫權下定了抗曹的決心。而身經百戰的曹操，卻又恰恰被一連串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嚴重低估了孫權的實力，認定他會投降，認定他不會容留劉備；同時，曹操也沒有分析孫權與劉備聯合以后的形勢發展，更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軍隊的弱點。
曹操對形勢的錯誤估計，致使他在赤壁之戰中失利，從而喪失了統一中國的機會，天下由此一分為三。可見戰前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各種因素對于戰爭的勝負是多么重要。

凡是決定性的大戰、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都需要如赤壁之戰一樣的多角度分析。
比如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論斷。毛澤東認為，抗日戰爭一定是持久戰。
為什么？
他就是從日本、中國和整個世界形勢三個方面，幾乎考慮到了所有影響中日戰局的各種因素。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四個特點：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一方面，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這一力量對比決定了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國，發動的是退步的、野蠻的侵略戰爭，在國際上失道寡助；而中國是大國，進行的是進步的、正義的反侵略戰爭，在國際上得道多助，最后勝利必將是屬于中國的。據此，毛澤東科學地預測了抗日戰爭勢必會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其中，戰略相持階段，是中國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關鍵階段。堅持持久抗戰方針，中國將在這個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乃至最后取勝。
早期版本的《論持久戰》歷史的發展完全印證了毛澤東的預測和論斷，甚至連毛澤東判定抗日戰爭要持續8年之久，都得到了證實。可見，對敵我雙方進行全方位的思考和分析，是戰前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莽撞、冒失，輕率出兵，是對民族、國家，是對士兵、民眾的不負責，也是對指揮員自己的不負責。
三
企業經營同樣如此。
我們來舉個企業選址的例子。
企業選址的重要性在于，它影響著企業的競爭力，影響著企業的發展，影響著運營成本并決定著運營管理的難度。所以，企業選在什么地方，對以后自身的發展、壯大有直接的關系。很多投資人熱衷于享受某一地方政府開出的各種優惠政策，因此去投資設廠，結果產品銷售不出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企業領導人只考慮到了政府的扶持、優惠的稅收，可能還有廉價的勞動力等因素。不可否認，這些因素是投資設廠必須要考慮的，但是僅僅考慮這些又是遠遠不夠的。

一般來說，工業企業選址有著共同特征，應著重分析、考慮一些基本要求。
第一，應充分考慮產品的原料、市場、能源和技術等因素來確定工業企業的地點。例如，多數農副產品、礦產品的初步加工工業，由于原材料失重很大，且在運輸、儲藏過程中損失很大，一般都趨向于接近原材料產地；如原材料失重甚小，甚至增重，成品不便運輸，或運輸周轉過程中損失大，或不便利用管道等廉價運輸方式的工廠，一般多靠近消費地點建廠；許多大耗電、大耗水的工業，建廠地點一般選擇在動力基地，或江河沿岸，特別是能提供廉價電能的大型水電站附近；各種精密儀表、電子計算機等所謂“知識密集型”工業，則要更多地考慮技術協作條件，一般多選在教育和科學技術中心。
第二，應選擇建設條件較為優越的地點。建設地點的“三通一平”要符合工業的要求。所謂“三通一平”，是指基本建設項目開工的前提條件，具體是指“水通”、“電通”、“路通”和“場地平整”。比如工業企業一般應靠近鐵路、水運航道及公路干線等交通運輸方便的地點，運量特大的工業企業更要盡可能接近車站、碼頭；耗電大的工業應盡可能接近能源中心；應考慮地方建筑材料的供應與施工技術條件，以便充分利用當地技術力量，就地取材，避免長途運輸等。
第三，應盡可能利用現有城鎮居民點，以便充分利用現有設施，減少近期投資，加快建設進度。
第四，在進行工業選址的同時，應相應考慮城鎮或職工生活區的位置，使兩者有良好的關系，且不影響今后的相互發展。
總的來說，要充分考慮到物流的因素，靠近市場、靠近原材料產地、靠近交通運輸條件好的地區；考慮勞動力資源；考慮與外協廠家的相對位置；考慮特殊的基礎設施條件。

在這個一般性的選址規律基礎上，不同的企業又有著自己的個性化的要求。我們以汽車企業為例，先看看奔馳公司一家工廠廠址選擇的案例。
德國奔馳公司總是不惜成本地追求汽車的完美性，其結果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它的生產成本比日本和美國的汽車制造企業要高出30％。銷售價格的高企，嚴重影響了奔馳汽車的市場競爭力。
為了重塑市場形象，奔馳公司針對美國市場開發了一個多用途豪華車項目。
從勞動力、運輸和零配件的綜合成本考慮，肯定是將廠址放在美國。然而，美國那么大，工廠建在哪里最優呢？
奔馳考察了美國35個州的100多個地方，最后將選擇范圍縮小到阿拉巴馬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而最終公司董事會決定將廠址定在阿拉巴馬州的萬斯市。
為什么？
奔馳認為，阿拉巴馬州濃厚的商業氣息對于建廠是很重要的。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有利條件：
第一，靠近州際高速公路、鐵路和港口，運輸成本很低。
第二，州政府提供了一系列十分優惠的政策，包括總額約為2.53億美元的讓利；低價提供了966英畝的地皮；配套一個外國貿易區和一個員工培訓中心；擴建了水、氣和下水管道，并提供其他基礎設施；出資培訓奔馳員工；稅收減免等。
第三，有充足的勞動力。
第四，擁有優越的生活質量。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那就是：廠址周圍的森林和連綿的山脈讓德國人想起了他們的總部所在地。
事實證明，奔馳的選址是成功的。
四
但是，我們另一家比較熟悉的汽車廠商在選址問題上則走了彎路。
它就是東風汽車公司。

1952年，毛澤東提出要建設“第二汽車制造廠”，就是后來的東風汽車制造廠。一開始確定二汽廠址設在武漢。應該說，二汽選址武漢是比較占優的。
從經濟條件上講，武漢城市利用率大，投資較為節省；又位于全國中心，產品好銷好運。但從國防條件上看，武漢卻又有不利之處。武漢離海岸線約800公里，工廠比較集中，萬一發生戰爭，正處于敵人的空襲圈內。原定的廠址選在今沙湖與東湖之間，空中目標明顯。因此，在那個國際環境比較緊張的年代，武漢被否決。
后來，相關方面又相繼考察了內蒙古、陜西和四川的一些地區。1955年，國家計委正式決定二汽廠址由武漢遷至四川成都東郊，甚至還建了近2萬平方米的宿舍。但是限于當時國家財力有限，1957年，二汽暫時下馬。
“二五”期間，為了解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轉業問題，第二汽車制造廠的建設又被重新提了出來，根據毛澤東和李富春的建議，廠址定在湖南。但由于國家當時正處于經濟困難時期，計劃并未實施。
1964年，毛澤東提出“三線建設”的方針，即靠山、分散、隱蔽，其中包括建設新的汽車廠。二汽于是再度上馬。
這次選址圍繞川漢鐵路進行，相關單位考察了黔北川南、湘西鄂西、川北陜南等地，最后提出湘西方案。但由于川漢鐵路改為襄渝線，遂確定二汽廠址選在即將興建的襄渝線附近。
當時的想法是：我們正準備打大仗，要找一個既有鐵路又有水運，廠址打不爛、運輸炸不斷的地方，因此要從最困難的地方著眼。
于是，二汽選址便向著大山的縱深發展，最后決定設在武當山北麓的十堰。
十堰處于叢山之中，南靠神農架林區，東依軍事重鎮襄陽，十分符合“三線建設”的要求。
但是，在這里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大工廠相當困難。當時的十堰，只是個百人小鎮，沒有任何可以憑借的建廠基礎設施。二汽在這里不僅要建設一個工廠，還要從無到有地建設一個城市。經過二汽人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奮斗，十堰成為一個東西32公里、南北8.5公里的汽車城，號稱百里廠區。
二汽項目從1952年起，“兩下三上”，前后經歷17年的波折，主要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等到20世紀60年代確定上馬的時候，又深受“三線建設”路線的嚴重支配。
當然，二汽選址深山之中，除了國防的考慮，也考慮到了交通的條件。當時正在上馬襄渝鐵路，十堰正好在襄渝鐵路沿線，可以說，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遵照了工業企業選址的基本規律，只是在客觀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其他基本條件不能實現。
但是，從地理和建設環境上說，十堰根本不具備任何建廠的條件，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二汽24個專業廠分布在20多條山溝內，廠區一般間隔2至5公里，同時信息閉塞，這些都嚴重制約了企業的良性發展。
從經濟效益和企業經營的角度看，二汽的選擇是失誤的。二汽1975年投產，次年就全年虧損5066萬元。1978年，二汽生產汽車2000輛，政策性虧損3200萬元，是當時一機部(第一機械工業部)和湖北省最大的虧損企業。1979年下半年，國家財政困難，國民經濟開始調整，國務院將二汽列為“停建、緩建項目”。好在當時的廠長黃正夏提出“不要國家投資，只要國家政策”，制定了“自籌資金，量入為出，分期續建”的方案。1980年3月，國務院下發“關于批準二汽續建”的文件，從此二汽開始走上了一條依靠自己努力，走內涵發展的艱苦道路。
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東風領導人開始改變二汽在選址上的被動局面，為了更好的發展，開始把二汽生產布局拓展到襄陽和武漢，把幾十公里的廠區拉長到500公里，湖北省稱之為“千里汽車工業走廊”。經過30余年的建設和發展，東風公司相繼建成了十堰、襄陽、武漢三大汽車開發、生產基地，形成了重、中、輕、轎等寬系列多品種的產品格局，終于扭轉了選址失誤的被動局面，成為中國重要的汽車制造企業。
東風汽車公司由選址引發的痛苦轉型，以及它以后的發展，稱得上是綜合決策的一個好的教學案例。